2010年8月8日 星期日

天文台長﹕一周兩黑雨不尋常

天文台長﹕一周兩黑雨不尋常


明報


2010年8月8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不少港人趁暑假飛往外地旅遊,惟世界自然基金會 分析5855名港人的碳足印,指每人每年平均碳排放量高達13.44噸,其中逾半來自航空飛行,而二氧化碳正是令氣候變化的元兇之一。早前本港暴雨連連,天文台 台長指自有黑雨警報以來,首次一周內兩發黑雨,形容氣候變化令氣溫上升及降雨量不穩定,到本世紀中,香港50年一遇的颱風將加密至每9年發生一次,呼籲港人實踐低碳生活。

天文台長李本瀅博士指出,氣候變化令本港經常發出酷熱警告,又指上月22日及28日均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是首次一周內兩發警告。他表示,香港海水水位過去50年上升約14厘米,而海水溫度亦上升0.5℃。

氣候倘續變 大颱風趨頻

李本瀅續稱,2008年造成大澳嚴重水浸的八號風球黑格比,以往是50年才一遇的天災,至今個世紀中期將每9年發生一次,他警告如氣候持續變化,世紀末時更會是每兩年一次,影響遍及沿海的珠江三角洲。他指出,水位上升,潮漲時即使不刮風亦會水浸,呼籲港人現在便要改變生活模式,實踐低碳生活。

調查﹕港人均碳排13.44噸

二氧化碳是導致全球暖化 的主要溫室氣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指分析所得個人每平均碳排放量達13.44噸,較政府公布的6.7噸多,主要因為政府沒有計算航空飛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氣候項目主管余遠騁博士表示,由香港來回倫敦 的航班碳排放量達5噸。調查亦顯示年齡愈大,碳排放量愈高,居於中西區、南區、灣仔等及從事市場推廣、廣告及公共關係的人碳排放量亦較高。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200名「正能量大使」,參與計劃後個人平均每年碳排放量由9.03噸減少超過兩噸。其中一名大使李燕霞表示會用手洗衣服,洗衣水再用以清潔 其他地方,又教家庭主婦可一邊煲湯、一邊蒸餸菜;另一名任職市場推廣的大使蔡詩慧則每天會「順手」幫其他同事關掉電腦屏幕,又指每星期有2至3次回家時,會由灣仔走路到跑馬地。

2010年8月6日 星期五

脆弱的法治

湯家驊﹕脆弱的法治


《明報》,2010年8月6日




【明報專訊】終審法院常任大法官包致金侄女一案令全城嘩然,以致特區本已脆弱的法治再一次面臨嚴峻挑戰。被告背負極高的法政背景,任何人均應了解到她的敏感身分,然而整件案的處理竟然如此粗疏,實在難怪社會質疑執法者及司法機構有否偏袒權貴。回顧整個司法程序,無論從提出檢控、審訊過程,以至判刑從輕發落,皆有只許州官放火之嫌。

只許州官放火之嫌

先談檢控。被告逆線行車,釀成意外,沒有造成死傷已算是非常幸運。根據法院過往判例,理應因危險駕駛被檢控,但被告卻只被檢控為不小心駕駛,已是令人覺得執法者標準不一,引來不必要之猜疑。至於襲警行為,原先控方提出兩項檢控:一為在現場掌摑男警員,二為被告在帶返警署後再襲擊一名女警。這是兩項不同的犯罪行為,而因後者更不能單以情緒激動或醉酒作為解釋,表面上是較為嚴重的襲警行為。然而,在提出檢控時,控方卻只引用刑罰較輕的《警隊條例》 提出檢控,亦是引起猜疑的導火線。

到審訊期間,代表律政司的檢控官更在毫無解釋情下,放棄警署襲警的檢控,再一次引起偏幫權貴之懷疑。到主審法官罔顧先前兩次襲警及案情嚴重之事實而從輕發落,更將整件事件推至廣犯眾怒的層面。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警方、檢控官或主審法官有偏幫權貴或試求媚上之私心,亦無事實基礎去推測整件事是否出於自我審查。但事實是,案件已引發社會異口同聲質疑特區法律前是否人人平等、法治是否已面臨崩潰?從最表面的角度看,此案件最少突顯了執法人員及主審法官對維護法治原則之敏感度極之不足。不是說權貴之輩犯法應被加倍嚴懲,而是法治的精神是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彰顯公義更必須有目共睹。面對如此社會敏感人物,卻似乎每一步均行差踏錯,致令特區司法制度蒙羞,實在令人感到極為痛心。

社會對法治失去信心

判案後第2日,另一位富家子因偷車無牌醉駕、缺乏第三保險等5罪,亦被輕判150小時服務令,更即時引起社會強烈反彈,認定這是法律偏袒權貴之鐵證。面對如此嚴重之法治問題,焦點已不再單單是包大法官之侄女應得到什麼懲罰那麼簡單。律政司的當前責任,是盡快就本案提出上訴,給高級法庭一個機會去釋除社會之猜疑,為同類案件訂定清晰名確的原則和指引,令市民對法制重拾信心而非但求以簡易覆核程序草草了事。

當社會公開質疑司法制度之公正性,對法治失去信心,甚至失去尊重時,特區的法治便正面臨最嚴峻的考驗。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好好捍衛特區最為重要之核心價值,反而對之掉以輕心?整件事件之責任,又應由誰來負起?

   

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商界爆八達通擁用戶購物詳細清單

商界爆八達通擁用戶購物詳細清單


《明報》,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八達通因被揭發出賣客戶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被炮轟,但本報發現,它能出賣更尷尬的私隱資料。有商界人士爆料,指八達通曾在部分零售商同意下,取得用戶購物詳細清單作市場分析,故市民曾用八達通買藥物甚至避孕套的私隱,都有可能落入八達通手中。

學者﹕避壟斷應學星洲

八達通對質疑昨未有回應。城大電子工程系副教授鄭利明擔憂,由單一公司發行數百萬張個人八達通卡,不單是壟斷,亦是私隱危機,他呼籲盡快對違私隱者引入刑事檢控,以及仿效新加坡引入多張付款智能卡,以免全港市民衣食住行私隱,全集中在一間公司。

八達通日日賞泄用戶資料引起軒然大波,一名曾與八達通有商務合作的商界人士向本報爆料,稱八達通可提供數據,絕不限於日日賞購物積分紀錄及用戶姓名電話,而是數以百萬持個人八達通市民的生活習慣及消費模式。

分析用戶消費模式

該人士表示,有八達通職員披露,可在徵得合作商戶同意下,把客戶在連鎖零售店的購物清單與八達通個人資料背景結合,以找出哪類客戶習慣購買哪些快銷商品,這類深度分析遠較一般客戶消費調查更準確。該八達通職員亦說,由於港鐵管理的屋苑多要求住戶使用個人八達通出入,加上公共交通也用八達通,故八達通公司可以掌握到港鐵屋苑居民起居作息時間和出入模式。

敏感交易宜用現金

鄭利明指出,若八達通真的能向商戶及屋苑取得購物清單及用戶出入紀錄,便是嚴重私隱問題,因若八達通擁有的卡主個人資料與商戶購物資料一旦結合,意味八達通可掌握市民購物私隱及上下班時間。他舉例說,市民在藥房購買什麼貨品(如藥物、避孕套)的資料若外泄,私隱問題尤其嚴重,他建議市民改用現金作敏感交易。

八達通可紀錄的私隱數量驚人,除了乘搭港鐵、巴士難逃八達通監察外,全港逾3000間商戶(食肆、超市及便利店)、180間學校、600個停車場的八達通系統,幾乎24小時監察用者起居行止。記者還發現,由於每部八達通讀卡機都有獨立編號,故若市民以八達通支付醫院或診所費用,八達通即可憑讀卡機位置,得悉用戶曾在哪裏看病的私隱。

港鐵﹕住戶資料不交八達通

對於早前有業主不滿部分港鐵屋苑的門禁系統,疑強制居民要用個人八達通卡出入,質疑是否涉私隱外泄。港鐵昨回應時堅稱,旗下23個使用八達通卡出入的屋苑,均容許住客使用非個人八達通卡,港鐵亦否認住戶出入資料會被傳送到八達通公司。

明報記者 陳志偉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明報》,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向政府提案,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用普通話廣播,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大規模捍衛粵語運動。數以千計年輕人(有說逾2萬人),湧到地鐵江南西站出口集會,力挺廣州話;而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甚至廣州電視台高層,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州話。廣州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這場廣州的保衛粵語運動,實與香港近年連串保育事件,密不可分。

語言文字具有社會控制功能

語言文字,從來都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對政權而言,它具有重要的社會控制功能,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組成。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有言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欲滅其國,先其史。」民間稍作改動,變成「欲滅其國,必先其史;欲誅其族,必先去其文化」。無論「史」,還是「文化」,都是一個族群集體回憶的主要載具,是其身分認同的泉源。因此,語言文字有深刻的政治烙印。香港70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中文運動」,就被詮釋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

建立政權後,推出新語言、新文化,同時重新修撰史書經典,目的不外乎再樹正統,炫耀新政權的蓋世功績、宣揚統治理念,並將各族群的集體記憶抹掉,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明朝修撰《永樂大典》、清朝花費大量精力編制《四庫全書》,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全面推廣國語,封殺台語等,都有這方面的需要。當然,統一文字語言,對政令通行大有助益,還可大量減省施政成本。

中共建政後,同樣制訂了標準普通話,以及簡體漢字,並在全國推廣。不過,這種「推廣」,是帶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其效率或殺傷力,非常驚人。過去幾十年,全國「推普」,除了講普通話的人口激增,其強烈的排他性也成就了它的「纍纍碩果」。

少數民族語言瀕危

年前,國內40多名語言學家,聯名緊急呼籲保護瀕危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因為全國56個民族中,已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多種,但每一到兩年就消失一種。2007年中,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曾表示:「目前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到100人!」滿族逾千萬人口,只有不足100人會說滿語,能書寫滿文者,全國更不足20人。百年前的滿清皇朝,滿文滿語還是官方文字語言,今天竟淪落至此!這些民族語言的衰落、消失,雖有環境、語言本身生命力等因素,但北京當局的語言政策,也該有一份「功勞」。

80年代是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寬鬆時期,當時對新疆、西藏的宗教打壓力度最少,對少數民族的母語也比較寬容。而且,當時粵語隨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曲而大舉北伐,打下大片江山,當局對此也能容忍,而非今天那樣,連電視主持也禁講港台腔。近年,隨疆獨、藏獨轉趨活躍,北京的推普力度也不斷加強,甚至成為各級官員的政治任務。

廣州人深明,當局以政治力量去強推普通話的結果,意味粵語的生存空間很快會萎縮,最後變成「滿語」的翻版。他們對北京行政命令的威力,比香港人的體會深刻得多,危機感也大很多。而且,如果只是單純在廣州推廣普通話,大可增加一至多個普通話台,讓廣州電視台保留粵語頻道,這豈非兩全其美?但紀可光建議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則令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今日是廣州電視台,他朝會也可以「推普」為名,禁止電子傳媒使用粵語,屆時粵語的消忘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這份擔憂,促成捍衛粵語運動。

當然,廣州市民反應如此激烈,還有更切身的現實因素。廣州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到處都是新大樓、新屋苑,而舊建築早被拆得七七八八,舊社區也被得差不多了,今年初展開的廣州史上最大規模舊城改造,連最後一片集體記憶的淨土「西關一帶」,也不能倖免。大拆大建之後,廣州還是廣州嗎?廣州還剩下什麼呢?類似的拷問,香港的80後年輕人也曾悲鳴吶喊,更走上街頭,保衛天星碼頭、保護菜園村。

留住廣州文化 守護集體回憶

廣州城的消逝已無可挽回,而粵語也就成了留住廣州文化、守護集體回憶的孤燈殘燭、最後堡壘。此時此刻還不挺身而出?這種使命感、危機感,驅使廣州市民在強大專政壓力下,也不惜飛蛾撲火,燃燒自己去照亮南粵的大地,傳遞守衛粵語文化、傳承集體回憶的決心!

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明報》,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在7月17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 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70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等。70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 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

2010年7月23日 星期五

大浪西灣容僅冰山一角 發展保育平衡須全面審視

大浪西灣容僅冰山一角 發展保育平衡須全面審視


《明報》,2010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獲漁護署選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大浪西灣,被挖掘工程搞得滿目瘡痍,最使人氣憤者,是政府官員擺出一副無法可依的束手無策樣子。我們要求政府公開宣示大浪西灣是否值得保育,若認為不值得,現在官員的觀望取態,可以理解;若認為值得保育,則官員應該想辦法保護大浪西灣,使地主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知難而退,使這片市民至愛的後花園,不致再遭更多毒手而無法挽回。

若大浪西灣值得保育

政府應即出手勿蹉跎

大浪西灣榮膺十大勝景之首,其自然美景本來為700萬市民共有共享,魯連城先生以約2000萬元買入土地,然後大興土木,不但先破壞優美環境,就算正如村長所描述,魯先生不會在該處建豪宅,只會闢為高爾夫球場、建泳池、設置直升機坪、復修或重建6至7間祖屋作為私人度假屋或居所等。但本來是全港市民的後花園,卻成為富豪的玩樂場,所以,從保育以至公義而言,官員目前仰承鼻息的被動取態,不能接受。

魯連城先生購入的大浪西灣土地,確實並無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等法定圖則,就算有違例發展,因為無法可代,政府也無從制止,只能以《建築物條例》規管,阻止魯先生建屋。設若魯先生並不在該處興建豪宅,繼續現行工程,政府也無可奈何,他暫停工程是放棄開發該處、抑或緩兵之計?看來是後者居多,因為他已邀請環保人士會面,「希望可達至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面對魯先生的企圖心,政府應該怎樣應對?

13年前,港英政府管治香港還剩下不到3個月,鑑於有地產商欲發展大浪灣,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保護大浪灣美景,指示城規會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涵蓋約50公頃土地,把大部分土地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發展」,只留下約7公頃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魯先生買入的,相信就是這7公頃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當日由彭定康拍板到刊憲,需時22日。(有關情,見今日本報A31「觀點版」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的文章)

近日,政府官員論及大浪西灣事態時,只強調因為未納入地區圖,以至無法可依的困境;但是據環保人士說,法例賦予政府緊急發布地區圖的權力,也有先例。2004年時的西貢深涌,亦不受地區圖規管,有傳發展商有意建高爾夫球場和低密度住宅,政府於2006年2月為該區的地區圖刊憲。政府官員對此權力,是否知之?若原本不知,現在知道了,政府會否據之以保護大浪西灣?

有政府官員認為,若現在提出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業主或許會與政府鬥快,在土地上造成更多既定事實,以逃避規管,換言之,或會使土地遭到更多破壞,使日後更難執法。官員的擔憂,不能說全無理據,但是政府現在宛如「束手待斃」,若魯先生一意孤行,還是可以「製造現有用途」。我們認為,若政府認為大浪西灣美景值得保護,應該一方面提出地區圖議案,交由城規會緊急討論通過刊憲;另一方面則以行政措施,禁止工程車進出西灣沙灘,避免出現西灣再遭破壞的局面。

另外,漁護署今年6月得知該處有發展,曾派員到場了解樹木被砍伐情,然後轉告地政總署,古蹟辦曾在該處作考古調查,按既定機制,當局應該把情立即通報古蹟辦,但是據知古蹟辦當時並未收到通報。由於涉及保護考古遺址,制止西灣的工程,顯得更為必要。關於此事,我們認為並無空間讓政府及官員繼續觀望、蹉跎,只有採取果斷手段,把大浪西灣全面保護起來的迫切。

全面審視鄉郊私人土地

徹底尋求發展保育平衡

近年,新界許多土地,與大浪西灣命運相似,不少原來風景優美地區,成為傾倒泥頭之地,或是橫七豎八地擺放貨櫃,有些植物則被「杜死」,使得原本蒼翠青的新界,顯得雜亂無章,其中南生圍原來的漁米寶地,現在泥頭處處,其「溶溶爛爛」慘狀,使人慘不忍睹。

現在全港郊野公園內、或「邊皮」鄉郊私人土地,約佔全港土地面積1%至2%,都不受發展審批地區圖規管,政府難以執法。這是政策失誤的結果,政府難辭其咎。有建議以公帑全部收購這些土地,是否恰當,值得商榷;但是政府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該全面審視這些土地,哪些可以發展,哪些不能發展,必須保育,開列清單,把情攤在陽光下,讓大家知所遵行,才是徹底解決問題之道,也才真正體現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的精髓,而非被官員就「發展不力,保育不嚴」的卸責開脫借口。

2010年7月21日 星期三

父母溺愛 港童多患公主病 中學生需家人助洗頭

父母溺愛 港童多患公主病 中學生需家人助洗頭



《明報》,2010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時下港人太重視物質生活,導致不少港童患上「公主病」、「王子病」,要人服侍和不能自理,有心理學家更接觸一個學生個案,甚至到升中學時仍不懂得自己洗頭,需要家人幫忙。她認為香港「小公主」愈來愈多,當中多歸咎於現今家長過分愛惜,令小朋友未能學習自理,凡事找人幫忙。

低自理能力EQ抗逆能力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表示,她沒有客觀統計,但憑其經驗估計約三成小朋友有「公主病」特徵,包括「三低」特徵,包括自理能力低、情緒商數(EQ)低及抗逆能力低。

鄒凱詩表示,曾有一名升中學生不懂得自己洗頭,每次都要父親幫忙,「若碰上父親離境工作,他寧願這段期間不洗頭」。她認為,家長若希望改善小孩的「公主病」,要先調教自己的思想,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不能凡事幫小朋友,放手讓他們試,「適當時亦要吩咐他們做家務,讓他們從中學習,才能得以成長」。

香港持續培訓中心兒童培訓高級總監梁鍾秀惠則建議家長,嘗試不要聘請工人,讓小孩學懂獨立:「工人不會幫你訓練他們獨立,我寧願調校好時間,與另一半輪流看管小孩。」

梁太有一名4歲兒子,她表示,兒子一次向丈夫說「我好激氣,我嬲到就爆啦」,她坦言覺得小朋友用「爆」字很粗俗,但她沒有為此責罵兒子,「我反而會耐心向他解釋,這樣跟爸爸說話沒禮貌」。她認為,家長不糾正小朋友的言行,往往導致小孩愈來愈無禮。

專家籲勿請工人

她說,即使小朋友做錯事,亦不要責罵,要有耐性地跟他講道理,而家長亦要以身作則,適當處理情緒,作為小朋友的榜樣。她建議家長與小朋友一起上管理情緒課堂,學習管理自己情緒,遇有不開心就要互相分享。

今年12歲的呂安兒將升讀中一,個子小小的不像中學生,其外婆張太形容她為名副其實的「公主」:「她最喜歡在家玩公主遊戲,經常要求工人為她斟茶遞水,又不懂打領帶和綁鞋帶。」張太認為,小朋友應該學懂自己綁鞋帶,但直言「連工人也懶得綁,所以買黏貼鞋」。

2010年7月20日 星期二

最低工資後遺 公屋綜援爭放寬

最低工資後遺 公屋綜援爭放寬


《經濟日報》,2010年7月20日



【經濟日報專訊】實施最低工資影響深遠,有學者分析,若工資水平定於33元,兩夫妻的工作月入已超出公屋2人及3人家庭的申請上限;即使定在30元,也超過二人家庭的申請資格。

據悉,房委會已關注問題。學者預料爭取放寬公屋申請、低收入綜援 ,及書簿費津貼等補助的申請資格,勢成基層團體下一個爭取目標。

最低工資料明年上半年實施,除了下月底提交的最低工資平成焦點外,實施後的影響亦開始帶出討論。

書簿津貼 基層下一目標

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劉國裕表示,假設每人每月工作25天、每天工作8小時,如以最低工資定於33元計算,每月薪金便有6,600元,如兩夫婦收入相若,便合共月入13,200元,超出二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的11,660元,亦稍高於3人家庭入息上限的13,130元。

若最低工資定於30元,二人家庭入息合共約12,000元,亦高於申請公屋入息上限;若定於28元,二人家庭月入約11,200,才不超過入息上限(見表)。劉預料,很多團體會因而要求政府放寬公屋申請資格。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表示,除了公屋申請限額一直被壓縮外,低收入綜援及書簿費津貼等亦多年未有調整,如因工資上調而令基層人士失去領取津貼的資格,並非最低工資的立法目的。他認為政府應及早檢討,放寬申領資格。「即使(申請人)超越申請限額少少,仍然是窮,仍需不同程度的補助津貼。」黃洪說。

公屋聯會 擬晤房屋署 長

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近月一直關注最低工資對申請公屋是否有連鎖反應:「如要爭取勞工有保障,卻令基層失去住屋權益,是天大笑話。」王坤透露,正準備約見房屋署署長,要求公屋申請資格應按最低工資水平作出調整。

房署 發言人回應稱,公屋申請入息限額每年檢討一次,主要以住屋及非住屋開支計算,確保照顧有需要者。

職工盟議員李卓人 表示,不會爭取純粹放寬綜援申領資格去解決基層人士養家問題,會繼續爭取設立低收入生活津貼;至於公屋申請及書簿津貼限制,他認為需一併檢討。「如目前要領取全數的書簿津貼,一家四口月入要在8,300元以下才符合資格,政府多年來都未有檢討,實施最低工資後,我們更有理據去爭取政府放寬公屋及書簿津貼等申請資格,不會因立法而令基層有得不償失的問題!」李卓人說。

社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施麗珊亦稱,即使無最低工資,都有一些基層人士申請不到公屋及書簿津貼,促政府檢討。勞工及福利局 發言人回應稱,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仍未就首個最低工資水平作出建議,當局會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及影響。

2010年7月17日 星期六

豪宅幻想紀行

文︰張彧暋
《明報》,201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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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不談正事,輕鬆一點,改談個人「旅遊」經歷。

話說最近某新樓盤落成,部分每呎賣上一萬

元,反正免費參觀,筆者就走去看看示範單位。

如果按照香港人平均工資每月1 萬多計算的話,那麼工作40 年,可能只買到400 呎。樓盤裏面究竟是什麼樣子呢?筆者嘗試模仿中學生描寫文作法,撰文一篇,僅供讀者娛樂。

我撇掉一大班地產經紀之後,噢,迎面而來的是悠揚天籟,你會聽到流行歌劇的主題曲,而且還有陣陣清潔浴室消毒液的芳香刺激鼻孔,在眼神倦怠與充滿怨念(大概還沒有最低工資保證)但態度卻相當專業的員工陪同下,進入一個恍如仙境(可幸我還沒死)的模型室,觀賞不比IMAX大電影效果差的3D 舞台演出。據從事建築的朋友說,這個模型花費可能要花上百萬呢!看完模型,登上扶手電梯,未看示範單位,已經覺得「寺門尚遠花光來,漫天錦繡連雲開」。

恍如仙境的示範單位

進入示範單位,假得有一種hyper-real 的頭暈感覺,其病理跟你去玩3D 遊戲時覺得目眩一樣。除了清潔消毒液的味道、同胞與經紀的耳語,還有示範浴室與示範廚房的迷你電視在重複又重複的播放剛才的3D 示範大電影,可謂「四廂花影怒於潮」, 「四山花影下如潮」──眼花耳聾也。我特別留意廚房旁的工人房,感覺如同狗居。朋友說,反正日間沒有人在,其實這種豪宅大部分時間都是給工人享受嘛,工人房只是做樣子的。示範單位給我最大的感覺,是把酒店的那套設計搬到自己居所。每天住在這種房間,會不會以為自己每天旅行呢?住在這種高層海景大樓,與雲兒做朋友,簡直就是夢想飛行呢。

最神奇的是,除了那些消失了的牆壁與走廊貼上「這個範圍不是交樓standard」紅色警告的走廊之外,是有關公司好似會預見這些未來的豪宅住戶不用看書,除了幾本不知道哪裏執來的二手英文書,沒有書房。這令我對比到自己年前到東京建築物博物園參觀日本大正時代的「文化住宅」時候,總得設有書房的佈局,似乎香港「富豪」的所謂「文化」感覺,只局限幾個玻璃櫃show off一下各種名牌手袋鞋子衣物(show 給外傭與寵物看?)。

好好好,看官不要咒罵,這篇描寫文,只是我這些飽受家中書本無處容身的爛鬼書生的惡毒咒怨。因此我看完示範單位,諷刺過後就受到報應,覺得頭痛。事後略懂佛法的朋友說,那麼多不義之財所鑄成的空間,吸收眾生之怨念,不頭痛才怪。喜歡看火影忍者Naruto、研究房屋政策的朋友則認為,這些不就是結界封印之術?

地產商只是販賣夢想

最近大家喜歡談論地產霸權的問題,尤其針對政府高地價政策與地產商種種行徑。我同意這種說法,但我又必須指出,如果只是一兩個犯人,不會搞壞一個社會,客觀制度原因之外,必須指出,這些地產商所販賣的,只是一種夢想、意念、誘惑。如果一個家庭一起努力買這個單位,他們希望得到的,是用空間來證明他們的婚姻、家庭、個人成功,不只是一個虛構的夢幻泡影,而是用資本購買一個永遠存續的真實。人們的集體理念與制度,需要空間來具體化。因此,我們要研究的,不單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與地產商的經營,我們要問的,是這些示範單位背後所販賣的,是一種對社會關係的怎麼樣的理解?我們因為什麼樣子的家庭理念,才會令我們甘之如飴,會受到這些示範單位的誘惑?是我們對階級、教育、公義與何謂成功有什麼理解,令我們社會容忍這些高地價政策與超乎常識的樓價?換句話說,在政策與資本流動的背後,這些示範單位所帶出的,是我們對落地生根的重視,也就是家與家庭的理念背後,親密關係及感覺的變容。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些住宅背後,如何反映出我們如何組織顯現我們的社會關係,尤其是親密關係。欠缺這層空間的社會學想像,香港故事將不能完整。

2010年7月16日 星期五

回歸十三年

回歸前,中央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回歸十三年的今天,什麼「變」了,什麼還「不變」?

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經歷了回歸之後,由金融風暴、沙士、五十萬人遊行到近期的反高鐵,香港人會如何重看這些承諾?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hkcc&d=2010-07-04&p=858&e=&m=episode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基層勞工什麼也沒有 只剩下最低工資

黃碩紅﹕基層勞工什麼也沒有 只剩下最低工資



《明報》,2010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立法最低工資已進行最後關鍵階段,數位議員提出的修訂都提及考慮水平時須包括「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因素在內,政府一直也以非國際慣例及偏離原訂目標(即防止工資無止境下滑)為理由,迴避此訴求。

國際經驗:較低最低工資水平,必有周全收入補助政策補底

誠然,若看各國有關最低工資的法例內容,無疑不多包括工人家庭需要的章節,而水平亦較低,但不能忽視的是,英、美等國在基礎的最低工資之上,同時有一籃子保障在職貧窮家庭的措施,當中不少是由稅務機構執行。例如在2008年底,英國 最低工資雖只佔平均工資的38%,但有600萬個家庭,當中包括990萬名兒童,透過不同形式的稅務補助(包括工作或兒童稅務補助、全民育兒津貼等)得到保障;同時亦針對零散工(每周工作時數在16小時以下)需要,提供「入息支援計劃」,在最低工資制度下額外為這批邊緣勞工提供現金援助;另外,為鼓勵單親家長從事受薪工作,在工作獲得的薪金之上,額外給予為期一年的每星期40鎊津貼,並提供優質而廉價的託管服務。

同樣,美國 的聯邦最低工資僅佔平均工資的25%,但直至2009年底,有660萬人,當中包括330萬兒童,亦透過不同形式的稅務補助令其家庭收入脫離貧窮線。總括而言,保障在職貧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各國施政的最終目標,若最低工資水平較低,就必有其他較高水平的就業收入補貼,反之亦然。反觀香港,除了綜援 及限於4區的跨區交通津貼以外,並不如其他國家有整全政策照顧在職貧窮家庭。在2009年,竟有147,000個在職家庭每月收入低於綜援水平,但諷刺的是,只有一成有領取綜援,其餘近九成也礙於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應或繁瑣審核申請要求沒有提出申請,相信特首那個以「綜援為後著」去補底的如意算盤,實難以打響。

時薪27元等於綜援水平 意義不大

對於30多萬在職貧窮家庭來說,除非政府已有一套周全的收入補助政策,否則最低工資就是他們最後的希望。根據2009年的統計數據,香港住戶的平均人數是2.9人,每戶平均有1.5個勞動力,即是一般就業人士出外工作賺錢,需供養連同自己合共二人,若以上述考慮去計算顧及養家需要的綜援水平,根據社署 數字,2009年3人綜援家庭平均金額為8409元(這水平已低於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為定義的貧窮線),那若最低工資訂在27元(8409元1.526日8小時)的水平就已等同於綜援水平,這不但不能推動更多正領取援助的市民投入勞動市場,對於現時苦拼的基層工友也無大意義。

社會已有共識 只欠決策者的決心

根據本會早前委託港大做的一項民意調查,近七成人期望最低工資應以「工作可養家」為目標,超過八成人更認為釐定水平應考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因素,超過六成人認為水平應訂在30元以上,誠然,社會已有明確共識,只要決策者下定決心,立法最低工資即可使30多萬工人及其家庭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不單可扭轉以往「重經濟輕民生」的形象,更令整體社會也可持續地發展。

作者是樂施會 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2010年7月12日 星期一

左右政改的兩場飯局

左右政改的兩場飯局 林天悟




《信報》,2010年7月12日


政治就是請客吃飯!歷史是從無數偶然堆砌出來,人生則是由吃喝拉撒組成。

中央電視台製作的讀書節目《子午書簡》,於今年三月播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幾場飯局》系列,開宗明義說出:「中國歷代興衰都與飯局有關,看似普通的一頓飯吃得劍拔弩張、刀光劍影、勾心鬥角。每一個飯局,其實都是人與人之間的較量。」歷史的轉捩點,就在舉杯起箸間拐了個彎。正如《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所言,中國人就是擺脫不了口腔化,大小事情都愛擺上飯桌解決,邊吃邊談的確加倍順利。

歷史長河悠悠然來到今天,以上節目的宣傳句子竟巧合地適用於今天特區政府的政治形勢,如能抖出所有資料,大概可以開拍一套「香港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幾場飯局」紀錄片,劇情肯定較什麼明星飯局更吸引。而在政改方案中兩場至為重要的飯局,竟然都是由傳媒人牽引,內情可謂峰迴路轉,當然惹來行內人議論紛紛。

都已是公開的事實了,只要在網上搜索一下,誰都能看到詳情,所以隱晦代號也就免了。從媒體報道資料可知,首場飯局設於去年九月,請客者是壹傳媒老闆黎智英,他在豪宅家中設宴款待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自由黨前主席李鵬飛以及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晚飯的主題是「五區總辭」。

製造或報道新聞

事隔兩個多月,司徒華去年十一月底突然在電台節目中「踢爆」飯局詳情,並指其餘四人在席間不斷游說他支持「五區總辭」,但遭到當場拒絕,司徒華更質疑李柱銘「政治智慧不足」。事件成為頭條新聞,司徒華更破天荒登上左派報紙的頭版,有行家當時戲稱這簡直是「破冰壯舉」。

「智英飯局」被踢爆後,不少報道均形容司徒華以外的四人為「幕為黑手」,處處都是陰謀論,又質疑傳媒老闆設宴「挾持」泛民議員辭職,有違傳媒中立原則,指摘壹傳媒是「製造新聞,而不是報道新聞」。

事隔大半年,由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政改方案終於通過了,該黨被質疑轉軚及誠信有問題之際,決定公開與中央談判過程,卻因而帶出另一場由傳媒人牽引的飯局。

根據《明報》總編輯張建波在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的電話訪問表示,他與執行總編輯馮成章在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做東設下十場飯局,目的是「以傳媒人身份了解各方對政改的看法」,其中十二月二十二日,兩人相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民主黨的何俊仁及張文光,一同到中環鏞記吃午飯。

張建波堅稱「這些飯局不作報道,沒有見報,僅僅用作了解情況」、「對我們來說,那是做記者的平常事」;何俊人亦對節目主持人表示,赴會時不設任何期望,甚至把梁愛詩形容為「已退休人士,沒有任何身份」,不覺得飯局有什麼特別目的。

影響政治形勢深遠

張建波在電台強調,「news and view 要嚴格區分,做得到就是專業新聞工作者」,即社論可以有觀點,處理新聞時則要客觀,容得下不同意見,而《明報》社論的立場一向支持政改,故安排飯局多作了解,是沒有問題。他堅拒透露其餘飯局的客人名單,又否認曾游說客人支持政改方案,表示席間只是討論和交換意見。

兩場飯局,一場可說是促成了「五區總辭」,更有說法是間接使中央接受了民主黨的方案,結果令泛民間的矛盾加劇,甚至促成了今天「疑似撕裂」的局面,個別黨派與政府及「溫和泛民」難再「和平理性」共事,對香港政治形勢影響深遠。另一場則為民主黨搭通與中央首次溝通之道,可說是促成通過政改方案的「功臣」。

總結來說,香港的政治生態就在這兩場飯局中產生了微妙變化,論重要性,後者取得的突破點較大,理論上應被看得更重。

無論設宴的主人家原意為何,兩家傳媒要員終究成為新聞製造者。事件曝光後,「智英飯局」連日來佔了極多報道篇幅,還有大量評論員文章,用詞極具批評狠辣,還翻來過往鼓動市民上街的種種「劣迹」;而「波張飯局」則未有在媒體中掀起太大波濤,事隔一天便已滅聲。就以《明報》為例,去年的飯局做了頭條新聞,而日前的飯局則排在第八版的大半篇幅,顯示未有受到「同等重視」。

對於出現報道篇幅上的輕重差異,有行家分析後歸究為「合理預期」的不同。即傳媒機構是有其定位和立場,例如當左派的報章支持國家政策,那當然不是新聞;假若大事報道六四燭光集會,就會全城哄動。而公信報的立場一般趨向溫和,許多報道予人「各打五十大板」之感,高層人員與左中右的大人物都「有計傾」,故飯局客人名單相信缺乏爆炸性,新聞價值也減低。同行更說,如果這次做東的是民主報老闆,產生的效果將激烈一百倍。

行內人怎樣看那兩場飯局呢?記得去年司徒華在電台發聲後,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民主大報仿似被「踢爆」什麼似的,往後幾天處理新聞時,有點縛手縛腳的感覺。反觀有些其他傳媒的行家卻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人更指出該機構老闆一向與民主派友好,晚宴的名單根本是同一陣營的人,最多是「路線相同,觀點相異」,屬於無事都可相聚吃飯的友好。

至於日前曝光的飯局,一般資深行家並不覺得太驚訝,認為報館高層與社會上的重要人物吃飯聚會,某程度上是「工作範圍」之一。只是,基於瓜田李下的嫌疑,過去傳媒人較少設下議題後做東請客,皆因報館工作十分繁忙,高層人員一般是無寶不落,加上會見的客人背景是如此敏感,故此猜想頻繁的飯局背後,相信是隱藏了特定議程(agenda)。

請客吃飯失去中立﹖

資歷較淺的記者反應較激烈,還以學院派的理論去看事件進程,認為傳媒人請客吃飯就是失去中立,若存心做媒人更是偏離傳媒該有的角色,「絕對是新聞製造者」。年輕行家表示,過去亦曾與高層人員出席各種飯局,「吃是次要,發問才是主菜,與工作無關根本不會去,席間內容總有些成為新聞,最多以『知情人士』、『政府消息人士』去發布。」他們嘲諷道:「第一次聽到有人請食十餐飯,付鈔找數後都不用寫稿!

沒有人願意看見「新聞就是請客食飯」,傳媒的操守和角色是否飯局間改變了?這種改變是好是壞呢?值得同行深思。 傳媒工作者

2010年7月11日 星期日

寫遺書 瞓棺材 見證撒骨灰

寫遺書 瞓棺材 見證撒骨灰


彭美芳 《明報》,2010-07-06




「死亡」一直被中國人視為忌諱而拒絕多談,但卻是新高中通識科的「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單元中,須學習理解的課程內容。有社工和學校舉辦殯儀導賞,讓高中生展開一天的「死亡之旅」,包括親身躺於密封棺材及見證撒骨灰儀式,助學生了解生命意義。


明報記者彭美芳




聖雅各福群會聯同方舟生命教育館,昨日與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通識科合辦「吾生悟死」生命探索之旅,讓30 多名中四學生親身體會「死亡」。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高級經理李玉芝坦言,這類活動不受歡迎,找學校推廣生死教育不容易。今次與友好學校合作後會再檢討,望強化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明白要珍惜生命。




學生對死亡改觀


學生的一整天「死亡之旅」,首先早上到文武廟參觀長生祿位,在長生店了解中西棺木特色和新款西式高級靈車等。中午往柴灣歌連臣角墳場參加一名獨居老翁的撒骨灰儀式。下午往馬灣「寫遺書」及「試瞓棺材」,中四生程子津昨經歷7 小時的死亡旅程,表示心中對死亡有莫名的恐懼, 自從祖母逝世後,每逢走過長生店、遇見靈車等會驚慌。去年11 月祖父因病離世,籌備喪禮令她逐漸了解死亡。程子津說: 「以前我覺得死了,靈魂永遠被困在靈位中。但今次活動讓我了解撒骨灰於海上或花園,可隨風飄散。爺爺在病痛中離世,我想在通識科獨立專題研習中,以人離世前及死亡為題,中六寫成專題報告。」


副校「瞓棺材」爭家長信任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副校長劉崇詩表示,為了爭取家長信任, 她身先士卒「試瞓棺材」,為讓家長了解,更先後發出兩封家長信解釋活動目的。


她又指出,本來可安排學生嘗試為先人撒骨灰,但最終因家長忌諱而作罷。


今年9 月將是新高中實施第二年,該批學生在9 月升讀中五後,便須在畢業前完成專題探究一份1500 至3000 字的報告。劉崇詩表示, 今次「吾生悟死」活動按通識科中個人成長(欣賞生命)及人際關係(珍惜生命中最重的人)課程內容而設,該校同時為學生舉行其他禁毒和歷史建築等可作為專題探究的題材,以供學生自由選擇。

2010年7月1日 星期四

莊耀洸﹕就普選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

莊耀洸﹕就普選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



《明報》,2010年7月1日


【明報專訊】目前政改爭論關鍵之一是普選終點有無保證,早前劉兆佳表示,香港政制只能按照《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及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設計,不能引用國際人權公約,這是公然與聯合國 唱反調,亦意味著所謂終極普選,亦不會合乎國際人權標準。

2006年3月30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的審議結論建議:「香港特區應採取一切措施,使立法會 經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並確保對《基本法》作出的所有解釋(包括涉及選舉及公共事務的解釋)符合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過往,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重申,公約第25(丑)條有關普選規定因保留條款而不適用於香港。然而,聯合國自1995年對香港的審議結論,已申明有關保留條款無效,因立法局在1985年已引入選舉。此後,聯合國在1999年及2006年重申此立場,並指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符公約第25、2(1)及26條。

亞洲價值污染普選定義

劉兆佳又指選舉權不同於提名權,他認為《基本法》亦蘊含了提名權無必要符合平等要求。換言之,《基本法》容許於提名機制存在歧視性安排。

據《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選舉必須公平,任何措施有礙人民自由意志表達之效,即違反宣言。此外,選舉法律與程序必須防止偏袒支持政府的候選人(聯合國1994《人權與選舉》第63及107段)。最重要的是,公約第25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2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或經由自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參與政事」當然包括提名權,故提名亦需體現平等原則。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喬曉陽早前以「個人意見」表示,普選定義可因「國情」而有所不同。每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發展需要均有所不同,假如普選因而可以有不同定義,所謂國際標準便名存實亡。

喬曉陽說普選定義可因地而異,實有違普世人權的原則,似是亞洲價值的幽靈作祟。其實普選定義只有一個,落實普選的辦法儘管不同,但都不得有違公約。

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約第25條的解釋:「儘管公約不強迫實行任何特定選舉制度,但締約國的任何選舉制度必須與第25條保護的權利相符,並必須保證和落實選舉人自由表達的意願,必須執行一人一票的原則,在每一國家選舉制度的框架內,投票人所投下的票值應一律平等,劃分選區和分配選票的辦法不應歪曲投票人的分配或歧視任何群體,不應無理排除或限制公民自由選擇其代表的權利。」(「第25號一般性意見」(1996)第21段)由此可見,對提名權的任何歧視性安排和功能組別選舉均屬無理限制,都有違公約第25條。

作者是香港人權監察主席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立會大懶蟲 功能組包辦 會議出席率最低 民政委員會霍震霆零出席

立會大懶蟲 功能組包辦 會議出席率最低 民政委員會霍震霆零出席


《明報》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05:10


【明報專訊】功能組別存廢向來是政改問題的核心,支持保留人士常常強調,功能組別議員可提供業界專業知識,不應將之妖魔化。不過,今屆立法會 會期屆滿前夕,本報翻查議員出席率,發現功能組別依然有不少「大懶蟲」,最過分的是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在相關事務委員會出席率都不及格,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震霆 ,竟然在與他最切身的民政事務委員會,一次會議都沒有出席過。

本報綜合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由去年10月14日至今的議員出席率資料,18個事務委員會中,功能組別議員在其中12個委員會的出席率都是包尾大幡。立法會大會的出席率則不俗,有29名議員的出席率達100%,大部分為直選議員,僅得兩名議員的大會出席率不足90%,他們分別是霍震霆和金融界李國寶 ,出席率分別為69%及86%。當中霍震霆更「包辦」立法會大會、內務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3個最重要會議的出席率最低議員,因此被冠以「大懶蟲」稱號(見表)。

功能組別議員每次談及界別存廢時,都聲稱自己貢獻良多,可為立法會提供專業意見。但本報發現,至少有4名功能議員在所屬的事務委員會上出席率都不過半,屬不及格水平。

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代表霍震霆,在相關民政事務委員會出席率竟然是0%,即缺席了全部11次會議。換言之去年底東亞運舉行期間,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得沸沸揚揚之時,本身亦是港協暨奧委會主席的霍震霆根本「不在其位」;委員會討論全港球迷密切注視的足運問題時,身兼足總 會長的霍震霆亦都「無影」。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亦有類似情况,如多年來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出任立法會商界議員的黃宜弘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的出席率僅為33%;身為地產商「代言人」的地產及建造界石禮謙,在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出席率亦只有45%;「賓架」代表、金融界李國寶在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出席率只有40%。

石禮謙:會議多撞期

霍震霆李國寶不在港

石禮謙解釋,由於房屋事務委員會經常與其他會議撞期,令他無法出席,又指自己在立法會參加多個委員會,不怕被指偷懶,「我拎個心出來做事,不怕被人說閒話。」而霍震霆和李國寶身在國外,未能回應,黃宜弘則在截稿前未能聯絡得上。

「長期壟斷議席 有恃無恐」

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指出,上述出席率低的功能組別議員,是「出名」在立法會表現差,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長期壟斷議席,選舉「不用打硬仗」,因此有恃無恐,「他們最終會因表現惡劣而埋葬自己,不可以再怨天怨地」。蔡子強又認為,近兩年公民覺醒,開始出現狙擊功能組別運動,這些低出席率的議員將為運動提供好素材。

2010年6月29日 星期二

高 院 判 「 申 綜 援 居 港 期 」 違 法

高 院 判 「 申 綜 援 居 港 期 」 違 法



  (星島日報報道)社會福利署要求香港巿民在申請綜援前一年,不得離港超過五十六日的限制,高等法院昨裁定此規定不合法並歧視回流人,難以界定身在外地的港人對港沒有貢獻,亦違反港人自由出入境的基本權利;另社會福利署即時暫停執行「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並會研究判詞和有關理據。

  一名在內地工作的六十六歲港人游文輝被裁後,回港申請綜援遭社署以他申請前一年離港逾五十六天,拒絕其申請,游文輝早前申請司法覆核,昨獲勝訴,法官張舉能下令社署要撤銷不批准他領取綜援的決定。審訊期間一直靠朋友接濟的游文輝對對獲勝感到高興,認為還他一個公道,相信獲批綜援後,生活將大幅改善。協助他的律師指,判決並無追溯令,只適用於日後的申請。

  社署發言人指,因應判決,社署由即日起接獲綜援申請時,包括新個案及重新申請個案,會暫停執行「連續居港一年」規定,仍在處理中的個案,社署會主動通知有關申請人,並按相同安排處理。

  社署透露,○七年六月一日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四千八百三十九宗申請不符合不得離港逾五十六天的規定,最終獲酌情權批綜援,另有一百二十宗申請因不符合規定而不獲批。

  社署又指除綜援外,傷殘津貼亦同樣有申請前一年離港限制的規定,生果金則沒有申請前離港規定,但申領後每年離港不可多於二百四十天。

  法官張舉能在判詞中指出,○七至○八年綜援支出達一百八十億元,未符合居港一年的領援申請者,僅佔整體申請極少數,不會對有限的資源構成沉重壓力,政府在聆訊中未能合理解釋五十六天的規定,對回流港人與非回流港人有不同待遇是否有真實需要,亦不能界定離港較長人士是否對本港貢獻較少。

  法官舉例如港人每逢周未和假期返內地和家人團聚或在內地就醫,不應界定為「長時間離港」,若他們因此被評為不符合申領資格,更屬「無辜」。此外,港人為避免申請綜援受到延誤,只可限制離港的日數在五十六天內,法官認為亦明顯會妨礙港人出入境權利。


  是次申請人游文輝多年間從事服裝業,於○六年間到內地廣東工作,兩年後被裁,之後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八年和去年兩次申請綜援,但都以不符居港一年的規定被拒。他在入稟狀更聲稱銀行戶口僅餘下十九元。在此政策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估計約三萬名從內地和澳門失業回流人士受影響。案件編號:憲法及行政訴訟六九——二○○九。


《星島日報》,2010-06-22

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燭光晚會現場調查的一些啟示



《明報》,2010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去年20萬香港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證了港人未能忘懷六四,一旦遇到特別的紀念年份,很多在其他年份並不時常參加晚會的市民都會出席。高潮過後,多數人預期今年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數會回復常態,但結果卻出人意表,參加人數與去年相若。

晚會人數固然可能跟六四前一個星期所發生的有關新民主女神像的爭議相關,但同時也反映出六四平反運動後繼有人,一浪推一浪。根據我們在現場針對15歲或以上參加者的抽樣調查所得,27%的被訪者是在20歲或以下的年輕人,另外有27%介乎21和29歲之間。前一組別的參與者在六四事件發生時仍未出生,而後一群參與者在八九年的時候亦最多不過8歲而已。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晚會參與人士根本沒有親身經歷事件,或在當年對事件未必有很充足的了解。從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六四紀念活動大概可以正式宣告已經成功地做到「薪火相傳」了。

薪火相傳的成功要素

下一代能夠成功接棒,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第一,上一代香港人久久未能忘懷六四,本身就是年輕一代成功接棒的條件之一,如果連親歷六四的香港人都一早不再關注六四問題的話,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讓下一代接棒。而香港人長期以來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則首先是因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集體烙印,加上由於香港要回歸中國,六四事件透過如支聯會會否在回歸後被取締,以至近年香港傳媒有否在六四問題上進行自我審查等問題和爭議,早已成為一個「本土議題」。在這社會脈絡中,社運組織(尤其是支聯會)、政府,和傳媒的互動,鞏固了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記憶(對於六四集體記憶如何在香港生成及延續的更詳盡的分析,可見我們在今年4月號的台灣學術期刊《新聞學研究》中所發表的文章)。

第二,支聯會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以「薪火相傳」作為晚會和其他紀念活動的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遠見的策略。就晚會所見,不只是一般參加者,若計算在維園四周負責派發物品或維持秩序的支聯會工作人員和義工的話,年輕人的比例應該更高。社運組織自己有沒有意識及實際行動去吸納新血,是社運能否「傳宗接代」的關鍵。

第三,六四晚會的實際內容的確有其觸動人心的地方。以作者的個人感覺和經歷而言,隨着時間的過濾,今時今日的晚會比1990年代初的晚會少了點憤怒和激情,多了點沉穩和成熟的感覺。正如馬傑偉等早前的文章所分析,六四晚會已經沉澱出一套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歌曲有如聖詩、青年人接棒儀式有如洗禮、民運人士的發言就是見證、華叔猶如精神領袖,這些晚會的儀式和成分,對建構、傳達,和強化參與者的價值觀念和身分認同非常有效。

六四教化的渠道

我們相信以上的解釋尚不充分。我們想進一步知道在較具體的層次上,青年人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的呢?我們在今年六四晚會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了現場調查。我們希望藉此報告一些跟以上問題相關的調查結果。

對當年仍未出生的六四晚會參與者來說,他們是從什麼渠道首次得知六四事件的呢?現場調查問及這批參與者六種不同的渠道對他們「初次認識六四事件有幾重要」。結果發現(見表一),對青年人初次認識最重要的是學校和互聯網,認為兩者重要的百分比分別為73%和75%。互聯網是今天的年輕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主要渠道,它能令新一代認識過去,並不出奇。事實上,只有1%的年輕參與者認為互聯網不重要。不過,如果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他們亦不會主動到網上搜尋資訊,從這角度看,學校和老師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認為老師和互聯網重要的比例均高於認為大眾傳媒重要的比例。同時,雖然每年六四晚會後,傳媒報道往往都會選擇一兩個帶着子女去參加晚會的父母來接受訪問,但若論整體比例,家庭比學校所起的六四承傳作用其實較少。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每位孩子都只有一對父母,如果父母本身不是對六四有所堅持的話,他們亦很可能不會跟孩子提及甚至討論事件。相反,一位年輕人從小到大會遇上很多老師,而其中有一些較為關心國是的老師在學生面前討論事件,並不出奇。

不過,我們不應因表一的百分比貶低家庭的重要性,雖然通過家庭而認識六四事件的青年人的比例較低,但青年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始終較長,如果一位青年人是在家人引領下認識六四的話,他對六四的認識可能會更深刻。事實上,在該些認為家人對自己初識六四事件重要的年輕人中,有93%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關心中國,同時92%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珍惜自由。而在認為學校和老師重要的年輕人中,同意這兩種說法的百分比的確稍低,兩個百分比均為86%。

認識六四的進階

在初次認識六四事件之後,什麼渠道的資訊對深化燭光晚會參與者對事件的認識起最大的作用呢?由於曾親歷六四事件的市民也可以在後來的時間對事件加深了解,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渠道對不同年齡的市民的重要性。表二總結了一些相關的調查發現。簡單地說,年齡在30歲或以上的市民,傾向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和支聯會發放的資訊對他們深入了解六四事件較為重要。而對年輕的一代來說,包括89年未出世的一批及89時已經出生但尚年幼的一批,較為重要的則是電子傳媒和互聯網。不過,如果我們比較15至20歲的參與者和21至29歲的參與者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跟家人討論外,21至29歲的參與者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其他5種渠道的重要性都有較高的評價。我們認為這反映的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可能自覺對當年的事件的了解仍未算很深入,所以在表面上來看,他們對大部分渠道的重要性的評價都會較低。

從這點可以引伸出的是,年輕人仍然主要是以一種跟隨者的身分多於以一種帶領者的身分去參加晚會。我們的調查問及被訪者是否跟別人一起參加晚會,若是,我們再問他們是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是別人先提出,還是大家不分先後有共同的想法。在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55%指是大家不分先後,而只有19%指是別人首先提出的。在21至29歲的參與者中,指不分先後的有47%,而指是別人先提出的有23%。在15至20歲的參與者中,兩個相應的百分比為37%及31%。這些百分比顯示,青年一代未必可以即時在自己的社會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們較少有跟別人不分先後想到要參加晚會的感覺。同時,因應友人的號召而參加晚會的青年人比例亦較高。

集體記憶在逆境中有效傳承

誠然,以上的數據只是為年輕人如何接觸和了解六四事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資料。總括而言,我們發現,傳統在青少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會制度,如學校和家庭,對六四記憶的薪火相傳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回歸之後,教科書如何處理六四事件不時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在大部分教科書出版機構避談六四的情况下,學校卻仍然是很多六四晚會新參與者初次認識事件的渠道。教科書其實也是一種大眾傳媒。我們可見,大眾傳媒避談六四,阻止不了相關資訊和觀點在民間的傳播,民間甚至會因為相關資訊受到打壓而談得更多。但在近年,政府在中小學界大力推行國民/國情教育,這對學校作為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渠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互聯網的作用是另一個調查發現的重點。互聯網對年輕人參與及認識政治的重要性,已經愈來愈受到社會確認及關注。不過,表二顯示21至29歲的晚會參與者比更年輕的晚會參與者更認同互聯網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這亦間接指出了互聯網上的傳播與溝通行為是不能脫離使用者本身的社會網絡和背景來理解的。20來歲的青年人比十來歲的青年人對六四應有較多的認識,他們亦應有更多同樣認識六四事件的朋友,所以互聯網對加深他們認識六四事件的作用可以更大。

廣義地說,我們認為,六四記憶之所以可以薪火相傳,除了因為文章開首部分提到的社會因素和支聯會的策略外,也是因為過去20年來香港社會上依然存有一個穩建而有力的,由學校、家庭、大眾傳媒,以及互聯網這等新媒體所組成的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基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至於這個傳播基建的組成部分是如何的「分工合作」?它們各自擔當的是什麼角色?這些問題則超越了本文和現場調查所能處理的範圍,有待未來繼續觀察和探討。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鍾庭耀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李立峰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2010年6月28日 星期一

編輯由誰自主?

編輯由誰自主?

林天悟 《信報》,2010年6月28日

過去十天以來,特區政壇風雲色變,議會內各自歸邊,印證了「政治一天都嫌多」的至理名言。這一課除了該寫進香港的政壇歷史,亦為本地傳媒添上新一頁。

政改方案表決前夕,行家留意到全港社論口徑統一,對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方案全面唱好,同行「慨嘆」(絕不是喜悅)這大概是繼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屈指可數的罕見景象。對於這種難得一見的「和諧」場面,有記者在網上貼出當年《文匯報》「痛心疾首!」的天窗社論,以表達沉重的心情。

報章社論一面倒

那股沉重的氣氛不是源自反對或贊成政改方案,而是這個議題直到表決一刻,社會上仍存在極大爭議,立法會內亦有不同聲音。但作為輿論喉舌之一的報章社論,觀點卻是如此一面倒。行家們恐懼的是失去多元化的表達渠道,令最寶貴的言論自由淪落。

因為政改,近日行內的撕裂情況也和議會內差不多激烈。民間智慧都說,有兩種話題最易令人反目,一是追捧明星偶像,你的?模和他的港姐,因價值觀和品味不同就會吵至臉紅耳熱;另一種當然是政治話題,不同政見者碰面,說多幾句就會擦出真火花。

上周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期間,會場內外聚集了數十名記者,大家不免要為政改表態,支持者仿如官員及民主黨員上身,發表「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要講數才能起錨」的論調;反對者則痛斥民主黨「轉軚叩頭跪低,出賣選民」,結果愈吵愈激,甚至不歡而散。

據知,不少政治組記者都傾向支持民主黨方案,因為覺得以理想主義抗爭下去,只會永遠陷入僵局,倒不如破釜沈舟博一鋪,先走一步再算。政治記者與許多議員熟稔,有較多時間了解他們的想法,加上那個圈子必須靠關係「收風」採訪,行家之間對政治取態反而較開放,很少因政見不同而鬧翻,較容易接受妥協方案。反觀其他組別的記者則反應更激烈,而且大部分都反對政改方案,有人更特意下班後到立法會支持反政改行動。

幸好,分歧意見因為世界盃和民主大報「轉軚」事件而得到緩衝,大家終於找到共同話題。是的,上周行內焦點依然落在民主大報身上,大家對當中謎團作極多揣測,但均莫衷一是。最弔詭的是,同一集團的周刊竟公然報道民主大報「轉軚」,更刊出幾篇不同口徑的社論作對比,又向報社的總編輯追問反應,結果是「拒絕回應」。

周刊大報做法添疑竇

行內眾所周知,該周刊一向以狠辣觀點見稱,原有總編輯數月前因病退下,肥老闆遂請來前總編輯「沙膽虹」出山坐鎮,並即時採用「強政勵治」的手法重手整頓,更大開殺戒解僱了一些記者,一時間令編輯部風聲鶴唳。

該周刊與民主大報屬獨立運作,雙方關係與其說是「兄弟」,倒不如形容作「對手」更貼切。由於行內流傳民主大報是受到最高層指示而改變方向,理論上周刊亦應受到同樣「照顧」,但那篇報道卻造成「左手打右手」的效果,令事件更添疑竇。行家都說,如果碰到肥老闆,一定要當面問個明白。

無論起錨、拋錨還是轉軚,船上人必然最受影響。傳媒機構常說「編輯自主」,到底是誰在自主呢?當面對傳媒機構取向改變,或與自己的價值觀不同時,記者可以怎樣呢?這段日子裏,再次聽前輩說及「亞視六君子」事件,或許可以作為時空交錯的借鑑。

八九年六四事件永遠是上一代傳媒人的傷口,因為慘劇尚未平反,傷處至今仍在淌血。亞視新聞部當年和全港傳媒一樣,對六四是鐵板一樣般硬淨,不少記者採訪時均身穿黑衣或在臂上縛上黑紗以示悼念。但事隔五年,即一九九四年,亞視購入西班牙電視台拍攝的《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紀錄片,卻遭管理層禁播,新聞部六名資深員工憤而辭職。

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亞視管理層最終讓步准許播出有關片段,但六人堅持離開,該四男兩女前輩,自此被新聞界尊稱為「六君子」。對於辭職的理由,六君子曾對傳媒說過:「若香港傳媒沒有編輯自主,就沒法捍衛新聞自由,恐怕對社會不好。」事隔多年,《明報》於○五年訪問了「六君子」之一、已經退休的潘福炎,行文間懷緬舊時壯志,潘福炎沒有後悔離開亞視的決定,卻以老記者的敏銳眼光察覺到社會價值觀早已轉變。他談及以當時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反應,新聞工作者面對大是大非時,辭職是很自然的事,「那時社會氣氛、經濟情況不同,我肯定會找到工作。如果換了今日,辭職三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會後悔!」他表示,離開亞視後,即有六份工作爭着聘用他,更有老闆表示欣賞其勇氣。但換了時勢,潘福炎亦明白熱血的衝動雖然激壯,但並不是最好的做法,當年如果嘗試向管理層作進一步爭取,更可能締造雙贏局面;而換了今天,若有記者因為六四觀點不同而辭職,「恐怕沒有老闆敢聘用你」。

要向祖國「起錨」

說白了吧?明白了嗎?當年亞視管理層之所以退讓,是要顧及電視台的公信力和公眾形象,當外界壓力夠大才能迫出這一步。原來編輯自主權最終是在老闆手中,而不是員工的骨氣裏。六四的時勢迫出了六君子,但今天縱使再有六君子的高尚情操,集體職辭亦不會有那種氣勢,結果應驗的不是「捍衛了新聞自由」,而是「三年也找不到工作」,成本大高,風險太大,還是悶聲發小財吧﹗經此一役,遂明白到這不能說誰不夠勇氣或者誰的錯,當社會不再欣賞理想主義的抗爭,當高官林瑞麟在政改「贏到開巷」(鄭家富語),仍不忘以仇恨態度挑釁反政改的議員和公眾人士時,當曾蔭權、高官和親政府人士忘我地高呼「勝利」時,正好顯示出政府正帶頭失格,各大小老闆自然要緊隨,傳媒隨之而行就是生存之道。

畢竟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在十三億中國人民心目中,「搵食權」永遠排在第一位。啊,經過這十天,香港傳媒終於要向祖國「起錨」了!

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軒尼詩道空氣最差 污染物濃度高標準六成

軒尼詩道空氣最差 污染物濃度高標準六成



《明報》,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05:10


電影《月滿軒尼詩》為軒尼詩道增添浪漫色彩,但科大最新研究發現,現實的軒尼詩道成為全港空氣質素最差的街道,汽車污染物二氧化氮最高濃度較法定標準高出六成。科大人員駕駛流動空氣監測車輛,行遍全港18區繁忙街道,發現一些環保署 未有設立空氣監測站的地區,區內道路污染程度同樣嚴重,例如告士打道、英皇道及馬頭圍道等。

組織「健康空氣行動」促請政府在勾勒低排放區的界線時,應考慮保障市民健康,減低對路邊學校及醫院的滋擾。該組織以科大研究結果推算,繁忙街道沿線共有逾百間學校及醫院,估計受路邊空氣污染影響的學童及病人約有10萬人。

英皇道馬頭圍道亦嚴重

這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單一研究,利用裝有空氣監測裝置的車輛行走繁忙街道,蒐集空氣質素數據,然後在地圖上劃出空氣污染的軌迹。研究於去年9月開始,科大人員駕駛「大氣監測走航平台」,每星期行走一個地區,包括其中4日在不同時段行走擬訂路段。以灣仔為例,每日沿告士打道、怡和街、軒尼斯道及分域街如循環線反覆行駛,然後在第5日由科大出發,走遍本港各區,以便調整各區在不同季節蒐集數據出現的差異,令18區數據可以用作比較。

監測車輛行走了1.5萬公里後,得出二氧化氮濃度最高的道路分別是軒尼詩道、德輔道中及彌敦道等(見地圖)。由於車輛持續行走,得出每段路的平均數據,不能直接與官方空氣質素指標的1小時平均數比較,但可作為參考。例如軒尼詩道最高錄得每立方米479微克,較空氣質素指數1小時平均數的300微克高出六成。

車流高大廈成峽谷 污染物難擴散

二氧化氮主要來自汽車廢氣,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分析,軒尼詩道每日逾4萬架次車輛行走,不單車流高,巴士站亦多,經常交通擠塞,汽車不斷排放廢氣,加上道路兩旁高樓形成峽谷效應,污染物不易擴散,因此濃度特別高。

那麼道路中哪一段最嚴重?陳澤強說,幾乎整條軒尼詩道的空氣質素都非常差,要到維園 才稍為回落,因為維園地方空曠,污染物可以擴散。監測車輛亦有量度氮氧化物濃度,軒尼詩道亦是全港最高的街道,每立方米1316微克。氮氧化物包括各種氧化氮,都是來自汽車的廢氣。

空氣質素欠佳的道路,大部分集中在市區,研究人員發現,葵涌 貨櫃碼頭南路,除了二氧化氮高企,鄰近的荔景山路亦曾錄得二氧化硫 飈升最高約6倍,估計與貨櫃碼頭船隻使用含硫量較高的柴油有關。

環保署表示,路邊監測站設於道路旁邊,能夠反映大多數行人在市區繁忙街道旁所吸入的空氣,是國際採用的做法,與科大的流動空氣監測車各有所長。

2010年6月22日 星期二

教協:三成通識教師壓力瀕「爆燈」

教協:三成通識教師壓力瀕「爆燈」


《明報》,2010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中學推行新高中接近一年,新增的通識主修科成為教師及學生面對的首要難題。教協在今年初訪問逾600名通識科教師,並以1至10分評價教學壓力,發現有32%人的壓力評級達9分和10分,壓力瀕「爆燈」。近九成受訪教師每周額外備課8.5小時,等於每周多工作一天,犧牲私人生活。

每周額外備課8.5小時

教協估計全港約有2000名通識科教師,協會在今年1至5月間,以問卷訪問672名中學通識教師,讓他們自我評價任教通識科構成的壓力,結果平均壓力評分達7.7分。

此外,教師在調查中反映通識教學面對「九大關」,首三位是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預備新教材及教授學生批判能力。26%受訪教師指學校以大班教通識,未有分小組討論;86%人指備課時間長達每周8.5小時,即每周多做一天,犧牲家庭及個人生活,要求政府增加人手。

教育局回應指出,學校可利用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為通識科作小班教學,05年至今,當局已為8823名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支援,下學年會集中培訓第二梯隊教師,包括備課、處理課程內容及教學法等。

2010年6月21日 星期一

社論有沒有個人意志?

社論有沒有個人意志?

林天悟


《信報》,2010年6月11日


民主大報上周二刊出一篇社論,開宗明義指民主黨及普選聯提出的修訂政改方案可取,認為把新增的五個區議會議席開放予三百多萬選民,可「稍稍減輕政制的特權成分」,較特區政府原來的方案進步,亦有助「政制向前走」,值得支持。該篇社論的論點如今已是左中泛民各團體的「共識」,既然特首曾蔭權已把新方案提交中央,外界預期特區政府今天會公布採納建議,然後周三在立法會內以大比數通過。

民主黨及普選聯的方案其實早已有之,但與民主大報爭取「真普選」的一貫立場有原則性差異,過去非但從來沒得到支持,在處理日常報道時更偶爾存在嘲諷意味,故該篇「變調」的社論激起千重浪,在泛民支持者、議員學者、網民、社運界,以至員工及行家之間引起震動,紛紛認為是「急轉軚」、「靠左走」。往後幾天,該報的社論仍在同一論調上打轉,有網民猜度香港會否增加一份強調「政治中立」或「追求和諧」的報紙?讀者只能拭目以待。

「眉毛」喻社論

本文要旨不在論政,何況上周六《信報》社評對區議會方案已有精闢論述,在此當然寧可藏拙。但事件卻令人反思社論的作用,為什麼報紙要有社論存在呢?台灣著名文化及傳媒人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曾經說過:「社論就像人的眉毛,一個人沒有眉毛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但有了眉毛卻又不知道有什麼用。」江春男是華文傳媒界的傳奇人物,在台灣戒嚴時期出版《八十年代》雜誌,其後再創辦《新新聞》等多本刊物及擔任總編輯,早已是寫社論的「熟手技工」,並曾替台灣《蘋果日報》撰寫「蘋論」和短評,更在台灣《壹週刊》撰寫「壹觀點」。台灣前統編陳水扁兩度當選後的就職演說稿,亦是出自其手筆;但他與政界中人混得太熟了,部份文章的觀點難免被質疑偏頗或另有用意。

江春男以「眉毛論」比喻社論,其實相當有趣貼切,但眉毛絕非無用,在生理上來說,眉毛可阻擋雨和汗流進眼睛,濃密稀疏亦能反映健康狀況;而掌相理論上,眉會影響人的命格運勢,「愁眉」造出「苦臉」,衰相則帶來噩運。眉毛又像大門上的牌匾,生得好壞影響外觀與氣質,而近年男女都盛行修眉,「美眉」已是一盤大生意,循此看來,社論與眉毛還真有許多共通處。

社論是整間報館的辦報理念,讀者一看而知其立場和價值觀,在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報紙社論等於政府的傳聲筒,充滿八股氣息,一般來說不為民眾重視,但在重要時刻卻能起到關鍵作用。在華文社會來說,歷史上最重要的社論肯定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該篇《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顯示中國共產黨將學運定性為「動亂」,間接引發後來的六四慘劇。

關乎報館尊嚴

同年的五月十九日,中共宣布北京實施戒嚴,代表當局正為血腥鎮壓作好準備;翌日,香港報界史上最悲壯的社論刊出了,親中的《文滙報》在頭版社論位置開天窗,僅以「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表達心聲,並觸動全港市民心靈,不久即有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成為本港報壇最震撼事件之一。當年的《文滙報》總編輯金堯如和社長李子誦,至今仍被報界同仁視為職業典範,這個故事仍會傳頌下去。金堯如先生現已作古,而報界去年成立了「金堯如新聞基金」,以表揚對新聞自由有貢獻的報道,上月首次頒獎,得獎者分別是《明報》的《電盈種票疑雲系列報道》和香港有線電視製作的《癌症村》。

社論關乎報館的尊嚴,茲事體大,當然不能馬虎了事。一般來說,社論主要由總編輯或聘用專人撰寫,但無論是否具名,那千餘字的地盤不是普通專欄,並不容許「個人意志」存在。報館多會先舉行「社評會議」,由高層和主筆商議社論的主調,遇有分歧時可能進行激烈爭論,但當題目敲定後,執筆者就要按照定好的主線去寫文,然後經由多重審閱才能出街,所以某程度上算是「集體負責制」。有撰寫社論的前輩坦言整個過程壓力很大:「寧可報道出錯都不容社論有錯,因為那是災難性的後果,所以每一個字都要盯得很緊。」親中報紙要緊跟中央立場,社論觀點反而有迹可尋;其他報紙始終是商業產物,最終亦要看老闆的臉色。過往不少報社都堅持編輯自主,對於老闆的一些「特別要求」會作出抵抗,由於懼怕事件張揚有損機構的公信力,老闆大都不敢明目張膽干預社論或報道內容。

但近年報紙的賺錢能力下降,加上許多腰板挺直的報人退休或轉行,資金勢力逐漸坐大,編採人員在生活壓力下,不少人只能低頭認命,令到社論滲入更多的老闆意志。有行家更稱只能抱着「做好呢份工」的心態去上班,「一是寫,一是走,風骨不能當飯吃」(此論調適用於所有新聞從業員)。

同行認為事件反映報界最後一道防線失守,預示了多元言論空間正自我閹割。然而光環只是外界給予的,放眼世界,同樣情況在任何地區國家都正在進行中,當傳媒之間失去了「忠誠的反對派」,得益的會是誰?受苦的會是誰?在日漸加劇的貧富懸殊現象中,似乎已提供了答案。

中央認可的「普選」

上周三特首曾蔭權和立法會議員余若薇進行辯論期間,所有傳媒機構仿如暫停辦公,行家都圍在一起觀看這場「人類史上最懸殊的政治辯論」(馬嶽用語)。當特首提及制訂政改方案的難處時,叫對手必須顧及政治現實,卻不慎「漏了口風」,暗示取消功能組別的方案不會被建制派議員接受,即無法在立法會內通過。

有政治觸覺的行家分折,政府一旦採納了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令每位市民有兩票在手,這種「一人兩票」的方式,恐怕就是為喬曉陽或中央認可那種「普及、平等,符合香港特殊政治體制,又能兼及各階層利益」的普選形式。反觀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情況,個別議席僅得三數百名選民,而區議會方案新增議席,選民基數則以百萬計。如此情況,難免令人想到奧威爾名著《動物農莊》的名言,那是對「平等」的解讀:「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看來,提出方案的民主黨成員,很有機會成為建構政治動物農莊的「歷史功臣」。

2010年6月17日 星期四

港夜景成國際光污染代表 登權威天文雜誌封面

港夜景成國際光污染代表 登權威天文雜誌封面


《明報》,2010年6月17日


【明報專訊】繼空氣污染問題後,香港的嚴重光污染現象亦傳遍國際,維港兩岸璀璨的燈火,成為美國 權威天文雜誌SKY & TELESCOPE 的5月號封面,直指香港是光污染反面教材。據悉,政府早已完成規管過度戶外照明的研究,但至今未提出建議,地球之友 促政府盡快正視,並建議分區管制戶外照明裝置、限制戶外照明不能向天照射和直射入屋等。

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表示,SKY & TELESCOPE是天文愛好者必讀的雜誌,每月出版,全球銷量數以十萬計。據他所知,該雜誌首次使用香港夜景作封面,反映香港光污染的嚴重程度已達「國際級」。

該雜誌5月號封面照片從山頂取景,維港兩岸璀璨景色一覽無遺,標題是「Bring Back the NIGHT」(將夜晚帶回來),內裏以大篇幅報道全球數十年間光污染趨勢,以及各國近年規管光污染的方式,例如規管戶外照明裝置,以及改善街燈設計,令光線集中向下照射。

雜誌編輯:夜景美麗 非針對香港

該雜誌總編輯Robert Naeye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選取香港夜景作為光污染的反面教材,出於藝術總監及市場部門的主意,認為是一幅很美麗的夜景照片。他認為,每個已發展的大城市都有嚴重光污染問題,他們並非針對香港,又認為選用這張相片會吸引讀者關注光污染問題。

地球之友促立法規管

地球之友環境事務主任鄭思翎表示,他們參考外國法規和學術研究,再根據本港實際情况,擬定光污染的立法建議,監管對象以戶外燈光為主,再根據土地用途分區管制,由規管最嚴的天文觀測區,到最寬鬆的商業區,各有不同熄燈時間、光度及燈光角度限制(見表)。

她認為,本港光污染投訴數字有上升趨勢,但環保署 只是「無牙老虎」,地球之友接獲多宗光污染投訴,轉介環保署跟進,經該署多番勸喻仍無改善,反映立法的重要(見另稿)。

環署:短期完成光污染研究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正就過度使用戶外燈光裝置可能引起能源浪費的課題進行研究,顧問正整理蒐集所得的資料及研究結果,整個研究料於短期內完成。環境局會因應研究的結果考慮下一步計劃,並提出處理戶外燈光相關事宜的建議。

發言人續稱,該署於2009年接獲有關燈光投訴的總數為213宗,較08年的82宗急增1.6倍。機電署的數字亦顯示,全港耗電量由1997年至07年上升了27%,其中照明部分佔整體耗電量的16%,過去10年亦增加了13%,反映這個城市愈來愈光。

明報記者 馬耀森

2010年6月12日 星期六

宣傳

宣傳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高呼叫賣,今稱硬銷,是最直接的宣傳法。早已結業的平霸電業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廣告,最為經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合家歡節目《歡樂今宵》播出,藝員鄧英敏讀過平霸標語「唔係最平,唔敢稱霸」之後,提高聲調高呼:「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聲嘶力竭,近乎氣絕。 平霸廣告將高呼術用到極致,後無來者。

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宣傳

宣傳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高呼叫賣,今稱硬銷,是最直接的宣傳法。早已結業的平霸電業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廣告,最為經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合家歡節目《歡樂今宵》播出,藝員鄧英敏讀過平霸標語「唔係最平,唔敢稱霸」之後,提高聲調高呼:「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聲嘶力竭,近乎氣絕。 平霸廣告將高呼術用到極致,後無來者。

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星島》,2010年6月10日


(星島日報 報道)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昨日再度就政改方案向中央施壓,指中央若堅持不讓步,香港可能隨時有騷動。他引述浸大戴高禮在今天發表的民調表示,不滿政改的人數極多,「如果唔想收拾騷動,(政府)係咪要咁硬呢?」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指政改方案已回應了泛民在○五年時的訴求,只是泛民不斷提高叫價。記者:曾善璘 梁斯詠

  何俊仁昨日透露,民主黨在前晚召開了政制小組會議,有個別成員認為民主黨走溝通路線成效不彰。何俊仁承認今次與中央溝通的確沒有成果,但民主黨主流意見仍堅持要繼續與中央保持對話。

  引民調 指香港「極危險」

  何俊仁又指,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將在今天發表政改民調,結果顯示只有四成人支持政改,市民對政改非常不滿,當中又以男士特別憤怒,現在「香港極危險」,隨時有騷動可能,「我口地斯文嘅就喺立法會 內提不信任動議;激動嘅,就衝擊立法會」。他強調現在修改政改方案的主導權在特首曾蔭權 手上,民主黨只會等待政府出招再回應。

  除了提出「社會騷動論」要求政府就政改讓步,何俊仁昨日亦在立法會探討,特首是否需因政改再度被否決而引咎辭職或解散立法會來還擊政府。何俊仁提出質詢指,現屆政府已是第二次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若政改方案再被否決,這顯示政府「上不能說服中央,畀有具體進步嘅終極普選 方案給市民;下不能取信於市民」,要求特首像有風度的政治家,如日本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般引咎辭職,承擔政治責任。

  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時指,方案無論通過與否,市民都會認同特首及政府對推動民主向前所作出努力。

  泛民被指不斷提價

  林瑞麟其後回應關於政改的動議辦論時再向民主派 反擊,指政府與泛民談判時,並非對政改方案鐵價不二,而是泛民的叫價不斷提高。

  他表示泛民在○五年討論政改時,要求中央提供普選時間表、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及讓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其後中央及政府已在○七年人大常委 決定及今次政改方案一一回應泛民要求,但泛民並不滿足,「我感覺和觀察到,泛民有不同的叫價,現在大家要求更多更大。」

  林瑞麟再次呼籲,二○一二年是香港政制通往民主化的中轉站,政府把《基本法 》及○七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之框架下的空間全部用盡,呼籲泛民不爭朝夕,通過方案,如政改方案再被否決,對中央與香港間的互信及建立共識並無幫助,「香港今後的民主路將更難行。」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明報專訊】政府自4月發表政改方案以來,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上月尾政府更推出「起錨」行動,密集式硬銷政改方案。政府在回覆議員質詢時,承認在短短兩個月花掉900萬元宣傳費。這筆費用遠遠超過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宣傳,就連2003年SARS 席捲全港導致300人死亡,政府也只花費320萬元,提醒市民預防疫症。

所費遠超「三三四 」SARS宣傳

現時法例規定政府支出凡超過1000萬元,便要經過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審批,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質疑,政改宣傳費剛好訂在900萬元,令人懷疑是否有心繞過財委會,做法不光彩。財委會主席劉慧卿 則表示,因無證據,難斷定政府是否刻意避開立法會,但她指出,政府近年多個項目都「巧合地」訂在900萬元,做法惹人懷疑。

電視電台宣傳花330萬

公民黨 陳淑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要求政府交代近期大規模政改宣傳及推廣活動的開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 回應指出,政府預留900萬元作政改宣傳,當中單是電視、電台的宣傳短片和聲帶就花了330萬元,報章和網頁廣告用了250萬元,公共交通工具廣告則花150萬元(見表)。

佔大氣電波宣傳 拒反政改廣告

由於政府是在4月中才公布政改方案,預期本月23日表決,換言之在這兩個月,每月平均花去450萬元。

本報比較政府近年各項重要政策的宣傳費,03年政府撥給政府新聞處 、旨在提高市民預防疫症意識的宣傳費,也只花掉320萬元;國民教育則平均月花100萬元;影響全港學生的三三四新學制,每月宣傳費也只是55萬元。

除了花費龐大,陳淑莊亦質疑政府透過大氣電波宣傳政改,屬政治廣告,同時又不允許政黨賣「反政改廣告」,做法不恰當。她又質疑,政府幾乎用了大部分的免費公共資訊時段(即API),會影響其他重要政策宣傳,例如日趨嚴重的腸病毒疫情等。

林瑞麟:宣傳政策 非政治廣告

民主黨 李華明 亦指出:「API時段是無價的,全用在宣傳政改,精神病康復、吸毒這些重要的民生議題都被擠走了。」

林瑞麟反駁說,政改屬政府政策,宣傳性質與政治廣告截然不同,做法如同推廣防SARS、反吸煙、禁毒般,使用電子媒體發牌時承諾提供的廣播時段。

法院淪為鎮壓工具 社會能穩國家可安?

法院淪為鎮壓工具 社會能穩國家可安?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四川 維權人士譚作人因為追查地震豆腐渣工程被捕,法院卻以他發表的六四 事件文章判罪,以內地的政治環境,譚作人上訴推翻一審判決的機會,本就不大。不過,就二審審理判決所見,四川法院連起碼的司法程序也未嚴格遵守,有違公開審訊及公開宣判原則,情况不但使判決進一步遭到質疑,更挫損了法院的形象,使法院坐實了淪為政治鎮壓工具的污名。

譚作人案上訴審理

有違公開審訊宣判原則

譚作人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文章,在2007年5月發表,指他以「獻血為名」紀念六四事件,則在08年6月,這段時間無事發生。譚作人積極追查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於2009年3月接受傳媒訪問,披露他所取得的豆腐渣工程資料之後,公安於3月28日拘留他。據譚作人的律師透露,起訴書曾提及豆腐渣工程,並指控譚作人藉此「詆毁政府的形象」。因此,有理由相信,譚作人被投獄,與豆腐渣工程有關;當局以六四事件治他以罪,旨在轉移視線,避免挑起地震死難學生家長的情緒。

譚作人一審時,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入獄5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昨日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譚作人案政治性質濃厚,其上訴判決很難想像不受政治影響,所以,各方對推翻一審原判的機會,本就不樂觀,故二審判決結果不使人意外。不過,根據二審判決和譚作人代表律師浦志強所披露,二審程序一些不尋常之處,性質與法院未遵守公開審訊和公開宣判原則有關。

首先,審訊雖云公開,但是可以到庭聽審者都由當局安排,記者和其他人等無緣入內,譚作人的妻子雖然獲准旁聽,但是被安排坐在最後一排,舉手與丈夫打招呼,則被法警按下,至於譚作人的兩名女兒,則不能到法庭內看一下父親。至於到場了解情况的美國 和德國 外交人員,當然也不准進入法庭旁聽了。所以,這是一場嚴格控制之下的「公開審訊」。

另外,雖云公開審訊,整個過程並無公開審訊實質。二審判決書表示,「本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評議並作出決定,現已審理終結」。另外,據浦志強透露,他曾在法庭內舉手要求發言,但是法官看了他一眼,並無理會。也就是說,所謂二審,其實都在法庭以外進行,到真正開庭時,被告和辯護律師並無發言機會,法庭內只有聽到法官的一面之詞,聽不到譚作人自辯和律師辯護。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後,組成了合議庭(由3位法官組成),但是昨日開庭,這3位法官並無露面,法院委託一審法官宣判。浦志強對這個安排,不以為然。他認為「既然兩級法院都在成都,譚作人也羈押在成都,本案不存在異地因素,何以高院會委託一審宣判。由於本人沒有見過組成二審合議庭的3位法官,我很好奇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浦志強的質疑,揭露了一個情况,就是判決書所說「合議庭……聽取辯護人的意見」,究何所指。浦志強就是譚作人的辯護人,他說沒有見過合議庭的法官,然則合議庭聽取了什麼辯護人的意見?

公義最後堡壘淪陷

盛世榮景隱憂重重

我們認為,無論當局如何判處譚作人,都要符合司法程序,二審判決,應該由二審合議庭宣判,但是合議庭法官並未露面,卻由一審法官主持大局,這個做法是否恰當?事涉公開宣判原則,值得斟酌。

以內地由中國共產黨 總攬一切的情况,要求法院不受黨的影響,完全司法獨立,不切實際,內地法庭成為國家專政機器的一部分,大家都心裏有數。但是,就算把法庭塑造成鎮壓工具,都要講一點規矩和禮數,譚作人案,當局脫序而行,罔顧觀瞻,不但削弱了裁決的權威和公信力,對於法院的形象也構成很大傷害。

近期,內地仇官情結普遍,法官更成為衆矢之的,較早前湖南有人持衝鋒槍衝入法院,槍殺3名法官;前日,廣西梧州6名法官處理一宗貨款糾紛時,被潑硫酸,6人同被灼傷。這些事件中的法官遭遇不幸,理應獲得同情,但是從內地網民反應所見,大多數竟然同情殺死和傷害法官的人,在湖南槍殺3名法官的兇手,更被民衆視為英雄。在正常社會,法院被視為公義的最後堡壘,法官則被視為公義的最後守門人,但是在中國大陸,民衆對法院和法官角色的認知,顯然並非如此。

內地法官形象沉降,肯定與經常傳出的法官貪污腐敗有關,這是中國現行體制的產物,我們要指出的是:當法院和法官愈來愈不隱瞞其鎮壓工具的角色和功能,而且罔顧程序,以我行我素的方式體現,民衆看在眼裏,會怎麼理解?這樣的社會可以穩定?這樣的國家可以長治久安?這是盛世榮景之下使人焦慮和擔憂之處。

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關懷控制」型的家長

「關懷控制」型的家長


《明報》,2010年6月9日





心理學家Diana Baumrind曾對西方家長管教的方式做過一些研究,並指出可從「冷漠-關懷」和「放縱-控制」兩維度作分析,構成4個組合。

「冷漠放縱」型家長對子女無要求、無期望,本身亦可能無時間管教孩子,有時間亦不會放在家庭子女身上。他們不是自私就是感到絕望而撒手不理。結果是子女無法學懂自我控制,動輒發生情緒行為。

「關懷放縱」型家長非常被動,對子女有求必應,處處呵護,結果是子女去不掉襁褓期自我中心的習慣,處處要人遷就,視規矩如無物,不知道要承擔行為的後果,結果也是不懂自我控制,和難與人相處。

「冷漠控制」型家長專制,他們替子女的行為定下鐵一般的規則,要求順從,反抗只帶來懲罰,既不歡迎發問,問也不願意回答。結果是子女到達青少年時期,不是過分反叛就是過分被動,難成大器。

「關懷控制」型家長帶多少權威性。雖然權力仍在父母手上,但他們願意聆聽、討論、歡迎子女發問、跟他們講道理。在這情景下長大的子女,較能融入社會、友善、快樂、合作、負責任。亦有研究指出這些孩子道德思考力較強,甚至有較高的學業成就。

隨著社會的進步,今天香港的家長不乏「關懷控制」型。然而,這些家長必須緊記,要適可而止。過度的關懷控制,會變成一種監視和「心理操控」,即無論大小事務,全由家長安排,令孩子活在「圈套」裡,因而缺乏發自內心的追求,喪失青春的自由。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盧子健


《明報》,2010年6月9日



自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政府和建制派把民主派標籤為「反對派」,以為用這個稱號就能貶損民主派的形象。


反對派長期取得六成選票


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其實政府和建制派(以下籠統統稱為當權者)應該細心想想﹕如果反對派長期在選舉中取得60%左右的選票,這個政府又哪有民意授權?這個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六四」事件過去21年。當權者要求香港市民忘記「六四」,但每年維園追悼晚會的燭光依然燦爛。今年,政府加強打壓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但「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創下歷史新高。


長期以來,民意調查亦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在這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當權者又是站在大多數市民的對立面。


民主政制和「六四」事件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觸及人心的基本價值觀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當權者長期與大多數市民對立,怎可能不形成政治僵局?


在政治問題方面政府沒有認受性,那在社會問題方面又如何呢?


貧富懸殊在回歸後不斷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除此之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發展指數調查顯示,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發展指數增長一直減速,近年更停滯不前。


把上述情况聯繫到政府社會政策近年所出現的問題就毫不出奇﹕在大專教育方面,資助學位學額十多年來無寸進,與「知識型社會」、「創新科技」等口號背道而馳;在醫療融資改革停滯不前的同時,公共醫療系統愈來愈不足以應付社會需求;在以「一筆過撥款」作為對社會福利承擔封頂的同時,無法應付新興的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青少年吸毒等;在人口急促老化的同時,老人的院舍和社區服務追不上形勢……


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令市民積聚大量怨氣。在民主社會,人民可以撤換政府,可以消消氣。亦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人民比較着重政府的能力、着重政府的政策與自己利益的關係,認受性很少是一個問題。


認受性不足 政策頻失誤


釀成「民望大折扣」雞尾酒


在香港,由於政府認受性不足,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市民對立面,如果再有社會政策的失誤,這就有如一杯「民望大折扣」雞尾酒。政府的政策失誤就被歸因於沒有民主,而因為沒有民主,市民會先驗性相信政府只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如果政府夠膽挑戰既得利益者,充其量不過是屈服於人民力量,甚至仍然做得不夠。在這個弔詭邏輯下,政府根本沒有贏的機會。


政府民望低,如果市民選擇忍氣吞聲,社會還是可以穩定的。


在港英管治香港的150多年間,最初一個世紀中國處於動亂之中,香港是一個難民和移民社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世紀50和60年代分別發生過大型的騷動和暴動,但都是以台灣或者內地為根源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力量所發動。直至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冒起,推動社會爭權益運動,才有真真正正的紮根於香港本土的社會運動。


最初,港英對這個新興社會運動也是採取高壓手段,包括輿論追擊、封殺集會遊行、拘捕運動人士、監視跟蹤目標團體等等。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或者出於為了消弭社會矛盾,或者是為撤退出香港作部署,港英政府開始吸納異見人士並局部開放政制。


今天民主派的不少前台人物,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當時的年紀便是跟現在的「80後」相若。他們當時年輕熱情,不計較個人得失,為社會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當年港英作出懷柔、妥協、吸納的回應亦是明智的。否則以港英只餘下20年左右的政治壽命,難以在社會充滿矛盾的情况下維持民望、安然撤退。


社會穩定使當年香港人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個人事業。縱有香港前途談判的不明朗和回歸過渡期後期中英爭拗的衝擊,在回歸前香港經歷了20多年的黃金發展時期。


昔日當年社會運動的中堅今日已成民主派的老將。由於年齡和崗位的轉變,他們不會再像當年一往無前。但他們至今也不會願意對當權者忍氣吞聲。


與此同時,新一代社會運動正在逐漸成形。回歸以來,長期不公的政治制度和失誤的社會政策,為新一批社會運動的年輕闖將提供了培育的土壤。他們的出現對當權者的衝擊,就有如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的出現一樣。當權者的即時反應是這些人是激進的極少數,是愛好搞破壞的一群,當權者的本能回應策略是高壓。


但一個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在道德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在社會政策上有諸多失誤的政府,倘若對社會運動採取高壓政策,會有什麼後果呢?社會穩定還能夠維持嗎?


當權者也不要以為「激進」的只是少數、只是局限於30歲以下的青年人。其實香港也有無數的憤怒成年、中年以至老年人。他們不會去圍中聯辦、禮賓府或者立法會,但他們就是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他們就是在上星期五前往維園支持司徒華、支聯會、民主派和中大學生的善良普通市民。當這些市民也無法忍受這個政府時,管治危機就在面前。


政府民望低已經是一個問題,後來多了一個「弱勢政府」的問題,好像小小一件事政府也要九牛二虎才能做好。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究竟香港還能否有效管治?香港會否變成Ungovernable?也許上述是我的杞人之憂,但如果憂慮變成事實,我們悔之晚矣。


過去兩個星期,特區政府官員空群而出「宣傳」政改,搞什麼「起錨」運動。但想深一層,政制問題只是關乎政制那麼簡單嗎?香港的管治危機猶如房間中的大象。當權者視而不見,徒費精力去搞什麼「起錨」。此情此景,我唯有說一句﹕夫復何言!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星島日報》,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06:30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管治班子,為促進政制發展「起錨」,兵分三路落區宣傳,兩路受到反對政改方案者「圍攻」,熱鬧非常。一些平時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市民,也都產生了好奇。

  政府定於今天向立法會 提交下屆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案,支持和反對方案的宣傳戰近日白熱化。雖然溫和民主派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有「破冰」之會,但是雙方立場距離仍大,不同的政治團體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要妥協出共識,使政制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難度極高,連曾蔭權昨日也公開不表樂觀。不過,他也表明,只要有一線希望,政府絕對不會放棄。

  政府很大程度把這線希望寄託在「民意牌」。愈多市民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議員否決起來就要付出愈大的民望和選票代價。

  粗暴狙擊 易變擾民

  立法會五區「變相公投」補選冷清落幕後,政府即展開龐大的政改宣傳攻勢。曾蔭權向大力反對方案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下電視辯論戰書,文字和電子媒介廣告層出不窮。管治團隊落區派傳單 襟章,與市民面對面交流,是宣傳戰中與社會沉默大多數互動性較強的環節。

  問責班子還計畫日內「洗樓」,恍如打一場選戰,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已經顯示自己在推動政改方面盡了全力,不少未經選舉洗禮的問責官員,亦可以接受一次走入群眾的「在職訓練」。

  管治團隊落區宣傳,招來部分激進民主派人士現場狙擊。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受到反對人士和採訪記者重重包圍,與市民直接交流的機會大打折扣。期間產生的一些混亂場面,部分市民可能覺得「擾民」,同時有違公民社會互相尊重人人有平等發言機會,表達意見自由的原則。

  文明表達 以理服人

  假如要從干擾混亂中找出一些好處的話,這些吵鬧場面,比官員順利而「沉悶」地派傳單,大增宣傳活動的曝光率,勾起平時對政治冷感的市民的好奇心,希望了解今次政改爭議是甚麼一回事,為政制辯論網羅更廣泛多元的聽眾。

  不認同政府官員落區宣傳,反對政改方案人士,可以用文明一點的方法回應,譬如同場另起爐灶,陳述自己的主張,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各說各有理,正好讓市民自己選擇,這是對市民自由的真正尊重。粗暴的狙擊行動,干擾效果很大,但以理服人的效果很弱,以聲浪和謾罵滋擾,令在場市民無法聽到官員的說話,反而令自己失分。

  民主不應該是一個靠鬥大聲壓倒對方的制度。成功推行民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容許異議者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理據,供人民參考,作出抉擇。這個容許別人發聲的原則,執政者應該遵從,在野者同樣應該尊重,才算公平,也避免了言論獨裁。大家在追求民主政制時,如果能夠在民主實踐方面,以身作則,保持風度,是為促進本港社會民主進步作出貢獻。

2010年6月4日 星期五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信報》,6 月4日


從八九年開始,每年六四我們都會以社評作悼念,從最初的譴責、要求平反,到近年轉而探討中國應該如何走向法治和民主、揚棄專制獨裁;我們能夠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我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年復一年的悼念、聲援和支持,為天安門死難同胞發聲討回公道,對內地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若干衝擊,令北京知道仍然有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年發生的慘劇,也有一批中國人至今還堅持官方要為這宗慘劇平反,要向死難者家屬道歉賠罪。每年六四前後來香港旅遊觀光的內地同胞,對於香港人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許不方便公開參與或支持,但耳聞目睹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對內地應會發揮細水長流的影響。

不過,近年悼念六四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支聯會和悼念團體的「鬥爭對象」從北京轉向了特區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包括在示威集會時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對集會作過多的無謂限制而生的抗爭,以至今年——也許最嚴重的一次,沒收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警方在沒收民主女神像不足二十四小時就發還給支聯會負責人,而且不附任何條件,比起當天扣押民主女神像時的強勢手法以及要求支聯會必須作出各式承諾,警方態度明顯是來了一次大轉彎,箇中原因,相信是警方明知執法無據、拘押失當,才在匆匆之間無條件退讓。香港是法治之地,處理悼念六四活動也非始於今時今日,難道警隊會在完全沒有諮詢律政司的情況下貿然扣押民主女神像,然後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又立刻改變態度?我們懷疑,是否警隊之上有更高層的壓力,要求執法部門要處事從嚴,不得手軟,而在強大的壓力底下,警方惟有勉強執法,卻在群情洶湧飽受質疑之後徹底「投降」;如此作為,既向「更高層」作了交代,「盡了本分」 ,但卻可顯示出這種打壓手法在香港的法治社會根本行不通,於法無據,也不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上純屬我們的「揣測」,但假如與事實不符,那是否反映香港警隊執法水平竟下降至如斯劣拙的地步?相反,如果我們的「揣測」距離事實不遠,那麼這股高層勢力——應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是否有意要向特區政府施壓,把內地的政治標準強加諸香港身上?


同樣令我們不明白的,是中大校方為何在前天竟會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學生會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政治中立,是指大學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但把民主女神像移入中大擺放,與政治立場又有什麼關係?中文大學曾經邀請過不少被中國官方列入黑名單的政治異見分子往大學講學、做研究,這些邀請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但公眾不會因此而質疑中大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偏向。大學是尋真理、求學問、修品格的地方,自由開放的環境、廣納百川的胸襟,才能夠造就一流的學者、高質素的學生,一個民主女神像,竟然把大學高層嚇得方寸大亂,言不由衷,這又豈能向學生展現大學自由自主、獨立思考的學風?

政府施政、警隊執法和大學決策,如果都不所感出發考慮,不按港情港法辦事,必定會招來民情反彈、民意躁動;大陸的改革開放,幸好有香港這個窗口提供示範和協助,令國家現代化避免走多了冤枉路,同樣道理,在八九六四之後,幸好有香港這個緩衝區,令大批內地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能夠取道外移,為歷史為民族繼續見證、繼續發聲,令國家避過了又一次陷入萬馬齊瘖的災難。保護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包容,才是對中國邁向另一階段現代化的最大貢獻,明乎此,對悼念六四活動又何須如此緊張兮兮,防之惟恐不及?

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平機會關注煽動種族仇恨行為

平機會關注煽動種族仇恨行為

《星島日報》,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12:52


平等機會委員會對於近日互聯網上有人發表對某些種族群體的一些侮辱性言詞深表關注。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對事件表達意見時指出,在互聯網上張貼帶有種族貶義的言詞,是種族歧視和中傷的行為。平機會非常關注這些帶有辱罵、威嚇性的言詞可能令某些少數族裔處於不利,並因而破壞香港社會的種族和諧。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騷擾或中傷該人,即屬違法。種族中傷是指基於某人的種族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任何涉及威脅損害某人的身體或其財產或處所的種族煽動行為,均可能構成嚴重中傷,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罪款100,000元及兩年監禁。

平機會已聯絡有關網誌的網主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告知他們可能的法律責任。他們亦已促請網站公司移除該等侮辱性的內容,及提供個別博客的資料。

2010年6月1日 星期二

補選之後

公民黨及社民連兩黨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動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但五一六補選的投票率僅有百分之十七,創出新低,達不到預期效果。大部分評論形容「五區公投」運動失敗,但公社兩黨指自己並沒有全輸,為甚麼?

http://programme.tvb.com/news/newsmagazine/episode/20100520/#page-1

新聞透視︰最低工資

輾轉討論超過十年的最低工資立法,終於來到最後階段,早前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發表「廿蚊殺傷力不大」言論,將整個討論推到高點。臨時最低工資委員的諮詢期已經結束,由商界提出的時薪二十四元,到工會的三十三元,各自提出不同數據。有人做民意調查、有人引述政府統計處數據、有人參考外國例如英、美經驗,得出不同結論,這一集《新聞透視》將解讀這些數字及經驗,揭開一些事實真象。歸根究柢,最低工資是為誰而設?

記者: 許少芬

http://programme.tvb.com/news/newsmagazine/episode/20100527/

2010年5月31日 星期一

重慶大廈 美食戰破隔膜

重慶大廈 美食戰破隔膜
周年共融會 團結各族商戶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重慶大廈看似「烏煙瘴氣」,其實大廈鄰居雖膚色不同,卻人情味十足。3年前被《時代》周刊選為全球一體化範例、一年有來自逾120國家人士出入的「小聯合國」重慶大廈,上周五舉辦「共融周年大會」,逾250參加者中,華人及外籍人士各佔一半,除唱歌、跳舞,還有大廈內13間南亞特色食店參加「美食爭霸戰」。不分種族的男女老幼打成一片,體現了和諧共融的「重慶精神」。

規模歷年最大 最多南亞裔出席

「以前大家都築起城牆,現在關係可以變得更親密!」舞台上音樂一響起,無論跳中國舞還是印度舞,台下總有人跟開懷歡呼,甚至跟跳;喜歡的可學南亞人用右手吃羊髀、印度咖喱配烤薄餅,也可以筷子、刀叉吃炒飯炒菜。4小時聯歡晚會,人人打破文化隔膜,一同盡興。

今年重慶大廈舉辦的第4屆「共融周年大會」,是歷年來規模最大、南亞裔參加比例最高的,擔任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10多年的「林大姐」林惠龍說,大廈內共有920戶,七成業主為華人,三成為外籍人士,多年前曾因大廈內有南亞裔滋事分子聚集,出現不少衝突,「一直失去好多共融的機會,因為大家互相不認識」。

3年前酒樓首辦 「食乳豬有人不高興」

為了促進不同種族居民及商戶的溝通及了解,3年前法團決定舉辦首屆「共融周年大會」,希望藉聯誼活動睦鄰,重慶大廈高級經理梁錦華憶述,可惜當年選址出錯,在中式酒樓舉辦,擺了10圍,因南亞人要訂不同菜單,最後僅一成南亞人士出席,根本難以達成共融,「這邊有人食乳豬,另一邊可能見到又不高興」。

翌年他們改以自助餐形式舉行晚會,加入南亞特色「美食爭霸戰」,吸引更多少數族裔人士參加,結果出席的非華裔人士不斷增加,今年約有150人,而參加「爭霸戰」的商戶亦由最初6家增至13家,梁對活動一年比一年受歡迎感到高興,「大家有機會溝通認識,了解其他人的文化背景,如飲食、生活習慣,自然減少摩擦」。

法團主席:望港人明白重慶精神

業主立案法團在大廈內安裝230部閉路電視作監察,又加強保安巡邏,一洗重慶大廈「九反之地」形象,林惠龍表示,這些只求加強外人對大廈的信心,其實大家一直相處和諧。她說,記得1979年自己來港咬緊牙關,一日打3份工,掙夠錢在大廈內開賓館,只為謀生,與現時大廈內營商的南亞人士抱同一心態,「大家在這裏都是以掙錢為目的,方向一致」。

林惠龍希望港人能明白「重慶精神」,和諧共處,以減少社會衝突,「我們有來自130個國家(的人)都可以相處,點解大家都是香港人要成日嗌交?」她笑說,每次行出行入,好開心聽到印巴籍人士叫她「媽媽」,現時14人的法團內,更有兩名外籍人士擔任委員。「我一條心要將這裏搞好,大家明白、了解,現在就好似一家人。」

明報記者 謝凱瑩




落成40年 獲譽全球化範例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位於尖沙嘴彌敦道36至44號的重慶大廈,於1961年落成,理論上為住宅大廈,事實現已成為一混合型大廈,擁有很多廉價賓館、商店、食肆、外幣兌換店、電訊及其他服務行業等,共約有920業戶,4000名住客,七成業權為華人,其餘三成則為外籍人士,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裔人士,以及來自非洲國家的人士最多。

2007年重慶大廈被《時代》評選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範例」,因為有中大教授作出的專門研究指出,大廈1年有逾120個國籍的人士出入,除一般的住客,還有旅客、逾期居留者及營商者等,大家和平共處,充分反映民族的平等。

1年逾120國籍人士出入

另外,1994年由王家衛執導、梁朝偉及王菲主演的《重慶森林》,曾以大廈作背景拍攝。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日前公開指普選聯的6個區議會議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質疑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簡單來說,李主任的意思,是懷疑由這種改良辦法產生的議席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為功能組別議席。假如不是的話,便違反了「決定」要求在2012年立法會中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各佔一半的原則。

終極普選聯盟的有關建議,具體是區議會功能組別由10名區議員提名,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者。各候選人獲提名後,便交由區議會界別全港300多萬名選民投票產生。市民一旦登記為此功能組別的選民,便必須放棄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而選舉辦法則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進行。

誠然,這種改動大大擴闊了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令全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投票,但上述安排與分區直選仍存有明顯差別。第一,提名權由區議員所壟斷;第二,參選人本身必須為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人士(這種安排也是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所容許的)。故此,與參與權、提名權及投票權均是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相比,這種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普選成分明顯不足。

界定功能組別4原則

追溯港英的官方文獻,在1988年發表的《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中,曾對功能組別作過以下清晰的定義。政府界定功能組別,主要考慮4個原則:

1. 功能組別應該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

2. 任何新的功能組別都應清楚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3. 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教為根據;

4. 任何組織或團體不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清楚看到這4個原則,均沒有提到組別代表的產生辦法。換言之,代表的選舉辦法與選民基礎並非決定功能組別性質的關鍵因素。

選舉辦法選民基礎非關鍵

事實上,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是按各團體本身的特性各師各法,當中有個人票、有公司票、有團體票,也有公司加個人票,不一而足,也因此沒有一個充分理據可支持假如擴大選民基礎、容許界別內選民直接選出代表便是違背了功能組別原意的講法。

政治現實上,界定功能組別資格的最重要原則只有一條,就是如何決定誰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這裏最關鍵的是,政府不可動搖「操盤」角色,可以按自身的判斷去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賦予不同的社會力量功能團體的身分,以分配政治權力並收平衡之效。

1980年代中期,港英要發展代議政制擴大民主,但又要保住工商界既得利益,功能組別自然全面向工商專業界傾斜。但政治需要往往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政治形勢有變化便會提出新的要求。前途談判中鄉事勢力成為各方爭取對象,鄉議局也因而成功地於1991年取得功能團體資格,有權推選議員進入立法局。細看鄉議局的性質與產生辦法,正好有力地回應了「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由屬於特定的專業、行業組織的選民」的觀點。

鄉議局並不是工商團體,也非專業組織。鄉議局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界區的諮詢及協商團體,並代表新界居民的意見。鄉議局的組成,也是由相當數目的新界居民選舉所產生:700多條鄉村居民投票選出的村代表產生27個鄉事委員會,再由此產生鄉議局。鄉議局這個以地域利益為基礎入局的例子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並非只限於工商專業界。事實上,基本法早已將區議會定性為功能組別,這也再次印證功能組別制度概念的靈活彈性,而中央政府在設計特區政制時也並無抱泥於有些人所謂的功能組別創制原意。

再想深一層,雖然不少人只眼於人大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但整個決議關鍵重點實際上是在普選時間表,當中清楚說明特區政制最快可於2020年實施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我們也應引入改革逐步向這個終點邁進。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去年提出政改方案時,清楚說明目前的功能組別安排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換句話說,要符合人大07決議精神要以循序漸進精神邁向全面普選,我們既然不能在2012年馬上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們便只能採取有別於現行功能組別組成辦法的思路去作制度創新,以求加快全面普選的進程。

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

普選聯一直尋求在基本法及人大決議的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以求循序漸進達至全面普選。功能組別如何退場,是政改關鍵所在。現時政府方案,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幅太小,民主含量也太低,根本不能符合民眾對民主進程的合理期望。普選聯一直堅持這個合情合理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非因為形勢改變而「得寸進尺」或「臨時加碼」。政改已到關鍵臨界點,坊間早已形成共識,民心求變。溝通對話自然重要,但交出普選路線圖與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是突破當前困局的真正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終極普選聯盟成員

2010年5月30日 星期日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明報》,2010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廣泛民意基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李嘉誠﹕功能組貢獻大不能抹煞

李嘉誠﹕功能組貢獻大不能抹煞
梁愛詩范太看淡「普選區議會」方案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下月表決前夕,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開腔為功能組別護航。他讚揚功能組別的專業團體對香港貢獻很大,不能夠以一句話便抹煞它,「要從實際方面小心研究」。另一邊廂,政壇重量級人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雙雙向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范太認為中央接納的機會極微,梁氏更直指是違反人大2007年「決定」。

李嘉誠昨在長實股東大會上被記者問及政制問題時,早有準備看着講稿說﹕「今日功能組別,專業團體實對香港的貢獻很大,大家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在實際方面小心研究……不可以一句說話就抹煞它,這是不行的……我自己來說,在54個國家都做生意,多數是民主國家,我自己看到人家的長處,亦看到人家的短處,任何事大家都以大局(為重),以對香港人好(的方面)來着想。」


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可參考

梁愛詩昨出席廠商會晚宴時亦特別就政改發表演講,她指出,雖然現行功能組別制度不符合普選要求,「但不等於不可改善,或沒有存在餘地。如果不充分改善就廢除的話,是否有點鹵莽?」她又重提「新九組」建議,指回歸前因為新九組不能與現實接軌,因此提出反對,但今時今日看來,新九組模式可以參考。雖然梁愛詩力撐新九組這個更具民主成分的方案,但她對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卻認為不能接受。「這條件是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這是違反人大常委的決定,因為一人一票便是直選,這個建議會令功能組別與直選議席比例不平均!」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提出,任何在職人士均會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全港106萬在職人員可一人一票,分別在所屬組別選出代表議員。

她又逐點反駁泛民其他建議,包括要求中央承諾普選路線圖,是不合情理、沒禮貌的表現;至於廢除功能組別,社會對此亦沒共識。但梁愛詩強調,泛民與中央之間的談判未破裂,「當年中英聯合聲明也傾了兩年,現時怎可能一次便成功?」但她相信2012政改方案要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並不容易。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向「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指中央讓步的可能非常低,亦不可能再就論述「普選」的意思作承諾,但她指即使中央現階段不採納方案,將來亦可再考慮。

張文光﹕方案是解決死局活門

民主黨張文光形容,早前前港區人代吳康民方案吹「熱風」,現時范太則是吹「和風」,梁愛詩吹「淡風」,但無論如何,區議會方案是解決政制死局的一道活門,他寄語中央不要放棄,現時是凝聚香港共識、令政制和解的黃金機會。

至於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建議,張文光認為若中央連這個方案都可接受,為何不接受區議會這個更保守的方案?至於李嘉誠指功能組別貢獻良多,張文光反駁稱時代在不斷發展,現時已是「民主時代」,功能組別需要「循序漸退」,成為歷史一部分,由普選制度慢慢取代。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 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况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 )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脗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 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 。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 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 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知識增益︰五區補選(公投)有關名詞

公民黨

‧公民黨的宗旨在於推動民主政制及社會公義

‧深信必須與民間社團携手合作

‧公民黨以「執政黨」為志向

社民連

‧重視基層、平等

‧挑戰權威,反專制獨裁

‧被視為較「激」

‧堅決要求政府取消功能組別


五區請辭、變相公投

‧公民黨及社民連推動

‧5 位不同地區的立法會議員辭職,然後要特區政府按慣例一人一票補選立法會議員

‧不是選人,選議題

‧議題為「 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投票率

累 積 投 票 人 數 / 登 記 選 民 人 數 

立法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由60人組成,其中30位議員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30位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

‧主要職能包括

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商台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13:04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很高興五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接受邀請,與他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人員會與余若薇商量細節。被問到為何不開放給現場觀眾參與,曾蔭權說,七百萬人都可以參與。特首辦後來澄清,曾蔭權意思是市民可以看電視來參與。

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說,曾蔭權昨日親自致電給他,解釋為何只邀請余若薇辯論,但何俊仁不滿意答覆。他又說,民主黨已去信特首辦,要求出席辯論,期望下星期收到回覆,他認為,辯論安排不會分化泛民主派 。另外,余若薇說,曾蔭權向她發出邀請,可能有很多目的,相信對方已作好部署及有策略,而對她自己來說,有機會在政改問題上與曾蔭權辯論,目的已達到,她希望真理越辯越明。

女師控學校 規定穿裙歧視

女師控學校 規定穿裙歧視



《星島》,2010年5月21日


(星島日報 報道)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被指規定女教師穿裙,一名○七年入職的女教師堅持穿褲,換來校長的一周召見三次及出言勸退,她有感在學生面前飽受羞辱,教師尊嚴受損,要由社工輔導,她捱了第一個月即遞上辭職信,日前透過平等機會委員會 入稟區院指校方違反性別歧視。是次乃平機會 首次就投訴服裝守則入稟的案件。記者:蔡小慧、何鳳儀

  原告鄺皓凝日前入稟,控告辦學團體香港中國婦女會及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孫莉華博士,要求聲明學校規定女教師穿連身裙、半截裙、西褲連襯衣或恤衫的要求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要求下令終止上述規定,兼要兩答辯人作書面道歉及賠償等。

  平機會同類案首起訴

  平機會發言人指,自一九九六年成立以來,牽涉服裝規定的投訴不足十宗,當中涉及學校及其他私人公司,而今次是第一宗正式入稟的案件,並希望就有關在工作間向兩性施加服飾要求的個案確立案例。另香港中國婦女會及涉案學校未有回應,指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

  入稟狀中指,原告鄺皓凝於○七年七月接獲馮堯敬紀念中學的聘書,八月二十七日在學校首次職員會議上,校長孫莉華已公布女教師須穿裙的規定,但鄺認為穿裙不方便,在開學日以針織上衣搭西褲的打扮上班,她自問穿得整潔得體,符合教師嚴肅的專業形象,但當日中午即遭校長接見,而同樣召見檢查服裝更是接二連三,鄺指校長一方面同意可穿西褲套裝,但另一方面批評其西褲的款式及質料,並叫她遵從穿裙規定。

  入職一個月 難忍請辭

  九月四日,校長更搬出文件,表示如果雙方合作不愉快,鄺大可提出請辭:「咁我依家唔可以炒你(炒唔到你),視乎你嚟緊嘅performance啦,依兩日都未正式上堂,我未知你performance住,咁咪睇吓你performance點落。」校長更於九月十、十一日連續兩天,在早會時當著眾師生面對召見鄺,同事及學生的目光都落在鄺身上,令她倍感尷尬及受羞辱,作為教師的尊嚴也受損。

  鄺於入稟狀指出,她感到無助及焦慮,既擔心工作表現評估變得主觀,又怕飯碗不保,開始失眠及有壓力,連教學及士氣都受影響,於○七年九月五日即開課第三天,她更要向學校社工尋求輔導。

  入稟狀指出,除不准穿T恤及牛仔褲,馮堯敬紀念中學容許男教師穿任何服飾,鄺認為自己作為女性受到較差的待遇,指出校方及校長涉性別歧視,而她亦有感自己難以再留在該校,於○七年十月二日即提出辭職。

  案件編號:平等機會訴訟三——二○一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張宇人﹕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張宇人﹕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早前以〈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為題,提及飲食業經營數字,並引述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部分數據,試圖指出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影響有限,實際卻是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惟怕人云亦云,巿民對飲食業誤解愈來愈深,故今撰文以正視聽。


引用錯誤 以致作出錯誤結論

梁先生提及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比例,指「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 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並以此作其主要論據基礎,正是一切錯誤的根源。首先,資方所指30%,是飲食業薪酬佔「總收入」比例,而不是薪酬佔「總開支」比例。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

那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若干呢?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網頁,統計處準備了許多參考數據,其中在《相關數據資料》表4「2008年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况」指出,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尤以中式酒樓菜館及港式茶餐廳所佔的比例更重,分別為54.3%及53.9%。換言之,薪酬才是普遍食肆最大部分的支出,而不是租金。

薪酬是最大支出 不是租金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數字純是統計性質,統計處不可能有錯,那梁先生引述工聯會指僅佔15%是何解呢?我未看過工聯會調查的詳細內容,還請梁先生向工聯會問過明白。

至於梁先生是否基於工聯會數據,以致達至以下這個錯誤結論:「我們姑且用20%(薪酬佔總開支比例)。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我不想就此多作揣測,但以其專業背景,應不易作出此一謬誤,我只可說感到遺憾。

梁先生又進一步引述《報告》數據推論指:「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薪酬開支增加)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這當然是錯上加錯,梁先生好明顯沒有細閱《報告》內容或斷章取義,以致混淆了薪酬增幅佔開支與佔收入比例的數字。

事實上,《報告》是在說以薪酬佔總收入比例及薪酬開支增加幅度,計算盈利下降幅度(盈利耗損),不是梁所說對經營總開支的影響。假設以盈利抵消所有薪酬增幅,從《報告》樣本的平均數來看,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元,總食肆類別薪酬開支增加8.7%,盈利率則下降約2.3%,若訂於時薪28元薪酬開支增加16.6%,盈利率則下降約4.5%,這才至為關鍵。

約兩成食肆長期虧蝕

根據統計處2008年數字,飲食業的盈利率一般只有單位數字,約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當中還未扣除稅後及一般3至8%的折舊率。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盈利一向偏低。統計處指,全港一半中式食肆的盈利率在6.6%或以下,一半茶餐廳的盈利率在3.7%或以下。所以,莫說時薪28元,即使高過時薪24元,盈利率便會下跌3至4%,也足以令此兩類食肆陷入危機。

所以,對於梁先生曾公開說,飲食業只要賺錢少些,最低工資時薪33元也沒有問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不看《報告》,統計處也早已指出,32.7元為飲食業時薪中位數,故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元,即是飲食業50%(約9萬人)僱員也要加薪,還未計入漣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絕大部分食肆都不會有錢賺,還可以賺少些?!

有工會人士批評我把租金拖垮食肆的主因,轉移到僱員薪酬身上。首先,我從來沒有否定,租金是飲食業沉重的負擔之一,但不可因此而說,薪酬對飲食業影響不大,尤其因為香港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中在中下級,而且分有很多不同工種,薪酬結構是逐級而上,故可預期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但話說回頭,正正因為食肆往往受長期租約束縛,中途離場要錢賠給業主,過去投資在店舖裝修 的大筆金錢亦會化為烏有,故許多長期虧蝕的食肆,寧靠現金流支撐下去,但求期間覓得買家出售業務。所以,一旦最低工資來得過急及過高,不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盈利,亦令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更深,現金流大為緊縮,倒閉潮一觸即發。

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

當然,大部分食肆會先採取措施,以不同方式抵消人工上漲的壓力。但梁先生卻聲言「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此說法也是大有商榷餘地。外國經驗已告訴我們,對依靠低技術勞工的行業,最低工資會帶來工種壓縮。的確,如要保留香港傳統多款菜式選擇的飲食模式,是不可能削減人手,但如果簡化菜單,步向西方以連鎖式統一菜單的經營模式發展,那又如何?當中所引伸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以致《報告》已經詳述,在此不贅。

《報告》是在有限資源及時間裏,盡量蒐集客觀數據,以衡量飲食業最低工資可承受水平。雖然報告逾百頁,也望各界花點時間消化。

只怕,有人一邊說請用數字說服我,但一邊卻選擇性引用數據,連政府統計處 的數字也不看,究竟是不被說服,還是不想被人說服?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不過,但就希望大家以「講事實、擺道理」的精神,探討最低工資對各行業的影響,切勿張冠李戴。

作者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

時薪22元 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時薪22元 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78歲李婆婆 臨退休不再啞忍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李萍結婆婆過去11年當公廁清潔 工,先後簽過6份清潔合約,現在時薪是22.4元。78歲的她獨居板間房,長期彎腰清潔,腰痛、腳痛日增,只能無奈退休。李婆婆不懂最低工資是什麼,但對以22.4元時薪如何生活有深刻體會,啞忍多年的她在退休前夕忍不住要炮轟老闆﹕「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下午做6個鐘到夜深,無時間食飯亦要啞忍……」

蝸居板間房 不欲靠子女

李婆婆的板間房僅60平方呎,5年前開始獨個兒蝸居於油麻地,廚房有老鼠,廁所臭氣熏天,「這裏的大小像我大陸屋企個廁所」。她說,丈夫為了與她團聚,12年前申請她來港,但丈夫不幸在數年前身故。育有兩子一女的她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搬出來自力更生,由67歲當公廁清潔工至今。

1999年,李婆婆在尖沙嘴 上班,每天做8.5小時,時薪10.9元,沒年假沒例假,「那時高血壓差點暈倒,想請病假,公司說找不到人頂替,只好繼續返工」。其後外判公司易手,她於2001年至今的工作時薪徘徊於20.3元至22.4元之間﹕「廁格有好多白粉針,唔小心會被刺傷,好驚,去醫院花100蚊睇醫生,醫藥費也無得賠。」

11年苦幹 沒膳食時間 沒錢治病

李婆婆說,從沒要求子女一分一毫,「一個人住就好,但這裏月租要1100蚊,另加100蚊水電費,以前有朋友送我電視機,都變賣了」。環顧四周,她說房內木櫃和電器都是友人轉贈,電飯煲內一小碟豆豉蒸蛋夠她吃兩餐,「很久沒吃水果,有果欄工人認識我,間中說有些菜賣不去,叫我揀些未壞的」。

腳部風濕痛的她身體長了膿瘡,醫生建議她做手術,但她說不痛,不想花錢。06年,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她任職力新清潔,每天由下午5時工作至晚上11時,一星期工作6天,時薪是22.4元(月薪3500元),後來08年5月外判合約轉了另一公司,她的時薪竟下降至21.6元(月薪3366元),合約今年5月1日更新,平均時薪才回復至22.4元,不過仍然沒有膳食時間。

將來願望:就係拎綜援

由67歲當清潔女工至78歲,李婆婆說,健康轉差,要無奈辭職,對於在外判公司的待遇,她退休前終忍不住炮轟﹕「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我不敢話老闆孤寒,以前就話怕畀人炒,每日慳住使都不夠應付,應該月薪至少要有5500元,每天做8小時……將來願望?願望就係拎綜援啦!」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現時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他認為若定得過低,例如是時薪22元,根據李婆婆的個案,根本保障不了全港普遍的清潔工。食環署 回應說,會定期及隨機抽樣與工人會面,查詢僱傭工資、強積金 供款和勞工假等福利,沒有履行僱傭責任的服務承辦商會被記分,5年內其標書不會被政府考慮,但暫未有違反合約的服務承辦商統計數目。

明報記者 彭碧珊

葉蔭聰﹕和昌大押的真實與仿真

葉蔭聰﹕和昌大押的真實與仿真



《明報》,2009年4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和昌大押那個跟大眾「若即若離」的天台,提醒了我,有必要重新閱讀香港這個城市。

從前,在市區坐公車望向窗外,大部分空置了的老房子,很快便會消失,換來新大樓,速度之快,令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這是資本快速流動的空間見證,締造了全世界拆卸大樓速度最快的都會。所以,有人說,香港城市特點就是(資本)效率,就是歷史文化痕迹的消褪。有人批評Norman Foster設計的赤鱲角機場大樓太冰冷,沒有地方或歷史感,我記得當時有人為他辯護:這就是香港特色。

近年(或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最不愛歷史的城市,終於有幸多一點歷史氣息。拆房子的速度大概不會減慢太多,但車窗外的風景還是有點不一樣,因為,一幢一幢老房子換了新裝,例如最近多人談起石硤尾的美荷樓、北九龍裁判法院與灣仔的和昌大押等等。

老房子換新裝仍有點不真實

不過,不知為何,換了新裝的老房子,仍然讓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

建築物剛刷過油漆,有些加了電梯(如美荷樓),也換了住客,不管是薩凡納設計學院還是青年旅舍,還是和昌大押那家叫「PAWN」的餐廳,歷史的感覺不是沒有,但總覺得怪怪的。更有趣的是,在嗅到油漆味之前,在光顧這些餐飲業與教育產業前,媒體宣傳已一擁而上。上星期在港台 節目《緣來有段故》中,我的目光跟着攝影機鏡頭,除了一睹那個我還捨不得花錢去光顧的和昌大押露台外,還讓我們神遊台山開平的騎樓,發思古之幽情。真實經驗還沒有開始,歷史真實的感覺已洶湧襲來。

真正侵襲過來的不是真實,而是仿真(simulation),是已故後現代理論大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著名觀念。在重重媒體中介覆蓋下,真實早已隱退消逝。不過,剩下的不是假象,而是無法區分真假的模仿真實,即「超真實」(hyperreality)。你即使掀去層層表象,可以看到的還是表象。和昌大押在復修前露台被封死,掀去附加物後不是還原成當舖,也不是老灣仔,而是高級餐廳的歷史主題。

不知下一代香港人會否把和昌大押與新中環 天星碼頭 混為一談?也許,我們的歷史建築還沒有糟到淪為假古董,不過,它的「真實」,既是直逼眼前的,但卻同時是離我們而去的。有人問,保下來的美荷樓成為青年旅舍後,與石硤尾、深水埗街坊有什麼關係?傳說和昌大押有一個餐廳老闆大發慈悲讓市民可以去「天台」,至於北裁呢?負責審批的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 說得妙,薩凡納學院願意拿出9000萬作建築修復,香港人應該放心。保護歷史建築的工作,就讓他們去做吧!言下之意,我們管那麼多不是有點多餘麼?

布希亞的理論讀起來太宏觀,他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到底「仿真」是如何及為何做出來的?這是個大課題,換一個說法,即城市空間「主題化」(thematization)的趨勢是怎樣跑出來的呢?要解釋它,即使是香港這樣的小地方也不容易。不過,近幾年出現的幾個案例,倒讓我們看到一些端倪。

若單單看發展局這短短不足兩年的歷史,你會看到文化保育工作多少是「逼出來」的,沒有天星皇后碼頭 的抗爭,沒有利東街以至其他社區的運動,很難相信政府的回應會加快,保育工作也不會轉到林鄭月娥 主持的發展局,更不會有陳智思;如果我們接受這叫「進步」,我也無從否認。不過,這裏有一個沒有改變的事實:城市空間,不管是土地或公共建築,仍然牢牢握在政府手上。而過去的運動與抗爭,還沒有根本改變這種權力關係,例如以前的「古物監督」是民政事務局 長何志平 ,今天是林鄭月娥女士。而一切的根本,是要維持以至增進土地及地產價值或潛力(簡稱「地租」)。所以,政府不會隨意把指定古蹟的權力下放,而「活化計劃」亦只會給予政府信得過的機構(連「八和會館」也太冒險),而多年來要求城規會、市建局 的架構,甚至是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民主化,也幾乎毫無寸進。

政府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

民間批評政府勾結商賈,官員總感到很冤枉,因為,他們還是要在沒有大改的制度下辦事,不能威脅地租利益。但他們撫心自問,自己是真心回應公眾對文化保育的期望,兩種不協調的要求如何是好呢?唯一辦法是吸納、挪用積聚了幾十年對本土文化及歷史的意象,清除掉社會或社區活生生的歷史脈絡,在政府設下的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製造仿真,而這樣也可能最容易讓製造歷史價值,來兌換成地租的增值。所以和昌大押旁有賣得很貴的嘉薈軒 ;至於最經典的莫過於利東街,當日反對拆卸重建的居民,以「啞鈴方案」,即街道兩端建高樓但保存中間唐樓,保育「喜帖街」,但遭城規會及市建局否決。可是,當市建局把房子全推倒後(原來的真實消失了),卻說要在未來的商廈旁,搞個名為「姻園」的主題購物區,這不是仿真是什麼?

未來,除迪士尼 樂園與海洋公園 ,會有大量主題式消閒娛樂(theme entertainment);和昌大押外,有快將完工的尖沙嘴 水警總部,有接踵而來的「活化計劃」。陸續有來的歷史「超真實」,脫離在地市民的經驗,擺脫社區環境脈絡,它們錯落在仍然急速流動的香港都會,成為香港另一種風景,我無以名之,急需另一套語言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政府全速開展爭取民意支持政改的工作,昨日更推出廣告攻勢。有學者質疑政府如今要爭取的,是泛民選民的支持,而這些選民要求的是泛民與中央談判有成果,否則政府無論做多少公關宣傳工作,最多只能增加幾個百分點支持,不能左右大局。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宣傳短片旨在要求港人信任中央,但現時核心問題,不是雙方是否有信任,而是會面務必要有成果。「泛民支持者不會理會這些電視、高官派街招等公關攻勢,這些最多只能爭取多幾個百分點的支持,無助政府爭取到六、七成民意」。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如果3司12局當真紆尊降貴落街派傳單,是史無前例,證明政府是高度重視政改,這可能對爭取普遍民意有幫助。但他提醒,「派傳單」定必惹來一班激進年輕人如「紅衫軍」(即社民連成員)包圍,甚至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可能會令政府尷尬。

網民:裙子寓路線圖 「貨不對辦」

另外,網民昨日熱烈討論政府宣傳片,有人批評是浪費公帑,有人揶揄以為政府宣傳「和諧家庭」;有「心水清」網民更指出,宣傳片中女兒設計了晚裝的款式(寓意泛民設計了普選路線圖),但最終母親剪裁好的裙子,並不一樣,證明即使母女間有信任,但最終仍是「貨不對辦」。

「智力」的迷思

「智力」的迷思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相信,「智力」(intelligence)是決定「學業成績」(achievement)的重要因素,而智力是天生的,即上天給你多少,是沒法改變的事實,可以做的只是「將勤補拙」。新聞報道亦常提及,某某因意外傷及腦部,自此智力衰退,因此相信「智力」跟人腦的大小和內部結構有關。

腦袋的運作固然影響人的思維表現,可是,環境因素亦可以刺激大腦思維能力的發展。有人曾以老鼠作分組實驗,發現那些終日碰撞到玩具、阻礙物,在「複雜環境」(complex environments)長大的老鼠,比那些只關在小籠裡的老鼠,腦部視覺皮層細胞的「突觸形成」(synapse formation)次數多出25%,跑迷宮的成功率亦高出很多。

科學雖發展迅速,但至今仍未能解釋腦部結構和教育、學習、認知等活動的關係。然而,可相信的是,讓孩子處身於「要用腦」的學習環境,多接觸事物,在學業上經常得到「回饋」,有助「能力」的發展和提升。

不少學者(如Gardner、Sternberg)亦曾提出所謂「智力」亦非「單元」,人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優勢(如運動、音樂等)。雖然如此,學校裡要「教」學生的東西大部分其實都是很「基本」的,都可以「學」得來的。只有在極度強調「天賦」和「競爭」的環境裡,例如幼稚園和小一竟要考「入學試」,又或像香港高考般把課程定在超高難度水平,人才會以為「智力」凌駕一切,並把失敗歸因於「生來愚魯,雖努力亦徒然」。其實上天並沒有給人愚蠢的腦袋,「以為自己很蠢」才是學習的最大心理障礙。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功能組別議員強調具代表性

功能組別議員強調具代表性



《星島》,2010年5月18日



立法會政改小組委員會討論2012政改方案,功能組別多位議員認為,雖然功能組別議員並非直選產生,但是仍具一定代表性。

代表航運交通界的自由黨劉健儀指出,即使直選產生的議員也不能夠代表全港巿民。而功能組別議員也不只為業界服務,而是為整體社會。

旅遊界謝偉俊說,經常接獲巿民投訴,不滿泛民刻意醜化功能組別議員。

代表法律界的公民黨吳靄儀認為,功能組別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問責性,若巿民不滿功能組別議員的工作,也難以選擇其他議員。她更擔心近來社會討論傾向永久保留功組別的趨勢。

民主黨的劉慧卿指出,政府數據顯示每個立法會議席相對人口比例約11萬人,是不能反映事實的,因為一半議席屬功能組別,代表性跟直選議員不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全體議席相對人口比例是客觀數據,香港將邁向普選 。

民主黨張文光表示,中央政府曾經代香港向聯合國提交報告,表明功能組別最終將過度至普選,是一個不可動搖承諾,因此香港最終應該取消功能組別,否則中央將失信於國際社會。

公民黨的余若薇補充,他們只是批評功能組別的制度,並非針對個別議員,同時保存直選與功能組別兩套制度,只會引起分化及不信任。

2010年5月14日 星期五

Spin 真人 Show

Spin 真人 Show

林天悟 May 10, 2010 信報 P14



身為傳媒人,看到日前發生的「雙曾羅生門」事件不禁會心微笑,皆因所有情節都似曾相識,那不就是在傳媒界每天都發生的「Spin真人Show」嗎?據報章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十名泛民議員會面期間,雙方在「互不引述」下,曾鈺成「自爆」特首曾蔭權曾游說他投票支持政改,並指不用辭去立法會主席職務,其中《明報》強調有四名泛民議員證實有關說法,但「雙曾」事後卻強烈否認,而李卓人則公開堅稱「無聽錯」,令事件謎團重重。

「羅生門」故事中總有人說謊,到底是兩位姓曾的人士是在狡辯,抑或是泛民議員聽覺有問題,真相留待各方考究。僅在此提醒各方,兩位曾先生都是玩文字遊戲的超級高手,一定明白「游說」與「施壓」是兩種意思;「明暗」跟「暗示」亦完全不同;至於「討論」和「勸說」又是兩碼子的事。所以各位同業發問時,記着要跟主角們咬文嚼字,把一切弄個清楚。

操控翌日見報內容

如果爆料的泛民議員所說屬實,再把事作套進傳媒的日常運作中,情況就如政府要推銷政策,於是派高官或要員相約友好記者相聚,閒談間說到一些「不可具名引述」的言論,然後讓記者在媒體中發表。這是一種退可攻、退可守的spin形式,既能測試市民反應,一旦民意反彈,官方的說法是:「有關傳言毫無事實根據,我們深表遺憾。」有行家甚至遇過一種情況,某高官在聚會上「親切」引導報章記者的「思考方向」,到晚上還向他或其上司來個「溫馨提示」的來電,務求能操控翌日見報的內容。

假如報道效果與官方預測相差太遠,同一位高官就站到鏡頭前,聲色俱厲地把傳媒的說法完全否認,變臉技巧之高超令人佩服。這時候一般記者都會選擇啞忍,因為就算揭穿了「資料來源」,讀者都未必會相信,反而質疑為何不作具名報道?是不是甘願變成官方的傳聲筒?最嚴重的後結更會賠上機構的公信力。

另外,能出席聚會的行家多是與官方關係良好,這種事件被視為是「忠誠度」測試,啞忍者將他朝大有機會受到「放料」厚待。何況政府無論承認抑或否認,事隔一天又是另一樁新聞了。因此,部分行家看着兩位「德高望重」的曾先生在「否認再否認」,再想到平日自己的遭遇,心裏隱隱然有一種快感。

傳媒容易退讓

近日浸淫於英國大選的行家語不驚人死不休:「政府官員或政黨行spin政策,其實是好事。」他解釋,只有在有新聞自由的地區或國家,才有spin媒體這回事,若出版及廣播事業受到政府控制,官方只會實施「行政指令」等強硬政策,毋須派人與傳媒打交道。但是,香港這種近乎赤裸裸地左右報道方向的spin方式,仍屬於極低層次,亦顯示傳媒容易在專業操守中退讓,逐漸成為親政府、親權貴的一方。

在英美德等西方國家,政府機構或政黨亦會對媒體進行游說及打關係等工作,但無論是總統、首相抑或皇室,任何人都不敢明目強瞻地左右媒體的報道內容,否則其行為反而會成為頭條新聞。其中美國的《權利法案》第一條,即憲法的第一修正案開宗明義去保障國民的言論自由,歷史上曾有總統或有勢力人士想挑戰此法案,均沒有好下場。最著名的例子是前總統尼克遜無法阻止《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水門事件」系列,還被揭發一連串不恰當事件,最終宣布辭職。

在真正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媒體毋須「顧全大局」(最新說法是「顧全大陸」),最重要是專注新聞是否屬實,正如一位資深前輩說:「如何收拾殘局,那是政府的事。」以這個標準來看,香港有些傳媒機構似乎遠未達標,而內地的媒體更是全面受到政府監控,禁忌的界線也愈來愈多,作為新聞從業員,實在不無可悲。

內地新聞界其中一個禁忌密碼就是「災難寶寶」,還有兩天就是汶川大地震兩周年,而昨天則是母親節,許多行家憶起那些淒慘孩子都戚戚然:毒奶粉、毒疫苗、豆腐渣工程……把一批批未來社會棟樑摧毁了。

近年,紅爆內地網絡的作家韓寒在博客貼出文章《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內容觸及界線而迅速被「河蟹」掉,但網民已瘋狂轉貼,再也禁不住了。文中談及近期國內發生五宗校園兇案,「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

內地官方壓媒體

韓寒發現,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發生後,當地報章的頭版是大字標題的「泰州近日三喜臨門」,滿心歡喜地介紹地方的成就,而慘劇消息就被壓住,「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韓寒總結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七步曲奏出和諧的歌舞昇平景象,背後卻滿是血和淚的控訴,只是聲音永不能外傳。

去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各大傳媒均早早派記者到當地做特備節目,焦點集中於災後重建進度和豆腐渣問題,做出不少具深度的系列報道。當時行家已被政府人員監視,採訪車長期被跟蹤,受訪者遭受打壓,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連發言的權利都被剝奪。

過去一年,調查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紛紛被捕、判刑或迫害,本港媒體則對川震紀念興趣大減,而當地政府則嚴防境外記者到來採訪,除了一些官方安排活動外,記者當然千方百計與地震死亡的學童家長會面。

但是,地震周年前夕,地方官員以一對一方式,一邊利誘威迫恐嚇,另邊全天候「陪伴」不聽話的學童家庭,以免他們接受採訪。而家長之間亦有「無間道」,暗裏向當局通報記者的行蹤。喪親家庭受到斯對待,天國的孩子看到這種情境,會希望父母堅持抗爭抑或做個活得舒適的順民呢?請國家領導來解答。

2010年5月13日 星期四

廢除功能組別與道德保育

關啟文、麥沛泉﹕廢除功能組別與道德保育


《明報》,2010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近年就着涉及道德的社會政策有不少激烈爭議,如賭波合法化、性傾向歧視立法和家暴條例修訂,關心道德的社會人士在這些爭論中積極介入,可稱他們為「道德保育」人士。(「道德塔利班」的標籤並不恰當,且有侮辱之嫌。)

政府最近有關2012年選舉的方案,沒有回應民間強烈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令人非常遺憾。本文指出從道德保育角度也有理由贊成廢除功能組別。

賭波合法化為例

有關廢除功能組別的討論對於道德議題少有討論。2003年政府為增加收入,不顧賭風加劇而將賭波合化法。當時數十個社福界、教育界、家長界及基督教團體,均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賭波合化法會助長賭風,容易令學生染上賭博惡習。最後賭波合化法在30票贊成下通過——22票屬功能組別。賭波合法化在功能組別護航下通過,令受賭博禍害的市民大幅增加。監察賭風聯盟在2004年發現,賭波合法化後中學生賭波人數增加了五成。

提供戒賭服務的明愛展晴中心發現,參與賭博的市民大多為基層,近八成月入低於1.5萬元,其中低過1萬元的有五成,難怪有人說合法賭博等於開徵「窮人稅」!明愛今年初也發現,25歲以下的賭波賭徒超過一成,是其他類型賭徒的5倍。七成受訪者20歲前已開始賭博,反映大部分人求學時便開始賭錢。近兩成半人因賭波欠債10至20萬元,超過三成半人更欠債達20至60萬元或以上。據政府調查,香港約有11萬病態賭徒,以及16萬問題賭徒。以一個賭徒影響4位親友而言,超過百萬港人受賭博問題影響,如問題賭徒的配偶承受巨大壓力,有一成曾有自殺念頭及要定期看精神科醫生。

地區直選的議員需要向市民問責,功能組別的議員卻非由一般市民選出,較多照顧業界及政府利益,也較傾向支持文化保育人士詬病的中環價值,以及經濟發展至上的思想,往往認為社會道德不值一哂,這點道德保育人士不得不察。

道德保育和文化/環境保育同樣重要,經濟掛帥主義破壞道德生態,不單不利社會健全發展和青少年成長,也有違社會公義,就如為了庫房收入把賭波合法化,令本已弱勢的低下層加倍受害。

廢除功能組別的信仰原因

道德保育人士中有不少宗教人士,基於信仰對人平等尊嚴的肯定,和對人性墮落容易導致的權力腐敗,亦應對功能組別制度有嚴重的質疑。筆者和400多個基督徒團體及個人在2月19日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已清晰表達這立場。

道德保育人士或在政治立場上不盡相同,但道德保育不等同「保皇」。道德保育人士主要關心政府政策對道德的影響,不會為反對而反對,也毋須為政府護航。如家暴條例修訂,道德保育人士不反對修例以保障同性同居者,但認為要正名,甚或再進一步擴大保護範圍。這立場是反政府的(反而同運和部分民主派大力支持政府) ,在賭波合法化和性傾向歧視立法上,道德保育團體都是反政府的,這是「保皇」嗎?

我們認為道德保育人士同樣需要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努力為我們下一代建立民主政制,使政府更積極聽取民意,這與保衛良好社會風氣並行不悖。

作者關啟文是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麥沛泉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

自製定時炸彈 政府愚不可及

中國評論﹕自製定時炸彈 政府愚不可及


《明報》,2010年5月13日



又是一場血腥的校園屠殺,又是一次嚴密的新聞封鎖,只是昨天陝西南鄭幼稚園殺童案的相關留言刪除,較以往同類事件做得更加乾淨利落,連百度漢中吧網民都發出怒吼:「連說說都不行,還讓不讓人活呀!」

又一血案 又一次新聞封鎖

也許有人說,這種消息被封閉是正確的,不然模仿跟風的更多,但其實,如果說都不能說,出問題的人會更多:正是因為報道被關注,才能引起社會的警醒,正像有網民所說,個人、社會都有問題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孩子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一個精神正常的人,無論有什麼不幸,都沒有理由把屠刀指向無辜的兒童。但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氣,以及少數國人內心深處無藥可救的惡質人性,竟令這種冷血的恐怖戲碼頻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兇殘程度連美國校園血案的槍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覺無希望就去毁滅其他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毁滅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會不公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loser),卻是值得社會每一個成員深思的。

如果說城市的激烈競爭易讓人產生偏執狂之類的精神病的話,廣大農村基層黑惡勢力與警匪勾結,生活的窘困,更能讓人產生無助感。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打壓上訪、限制言論,正是在製造更多這類潛在的「定時炸彈」。當川震受打壓家長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藥與槍」,豈不令人不寒而慄嗎?
心理健康 社會公義的反映

國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觀之,社會的公平正義也關乎國家的安全,而像打壓受害者、封鎖慘案消息,只會讓人們將原本集中在對無良奸商、冷血殺手的仇恨,轉移到政府頭上,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孫嘉業

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明報專訊】公民教育,的確可以提升學生對時事的關心。兩個初中生聊天,談起最近的熱門話題:「星期日5月16日,你爸爸媽媽會唔會投票?」「會,佢哋每次都投,仲帶埋我去,佢哋話,係最好嘅公民教育喎。你呢?」「佢哋唔會去。爸爸話,曾特首講過,投票浪費公帑,所以佢哋話唔去……」說到這裏,上課鐘聲響起,同學急步回班房去。


誰說官員再沒有影響力?誰說曾蔭權的說話沒人聽?當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透過傳媒放大,就變成入心入肺的真理,叫人深信不疑。


曾幾何時,當社民連諸君提出5區議員辭職舉行變相公投的時候,建制派包括政府官員,表面大肆抨擊,無不嗤之以鼻,但喜悅之情,卻溢於言表,建制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現形隱形左派,個個都摩拳擦掌,自由黨更擬定了參選名單,希望進佔一個半個議席,以壯聲勢。甚至主管政制的特區官員,明示暗示,游說動員自己友參選。建制派最大的盤算,就是盡贏4席,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如果能夠盡入囊中,就可一勞永逸,從此安枕無憂。


保皇黨所以如此積極進取,當然不敢自己拿主意。政圈流傳,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就是這種「投入選戰搶奪議席」的思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


豈料,形勢峰迴路轉,打大仗的方針一夜間叫停,緊貼中央政策的保皇黨,突然煞車急轉,集體杯葛選舉,特區官員也奉命全面冷處理,死命令是:要使5區公投,零星寥落,奄奄一息。也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但方向不同而已。


選民甘心被牽着鼻子走嗎?


特區政府雖然不敢公然違法,取消補選,也按照法律,撥款進行,但大動作和小動作,卻沒有一刻停止過。街板不拆,呼籲不做,選舉通知書也遲遲未能收到,特首更態度曖昧,帶頭拒絕投票,在投票不投票的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向公務員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試想想,如果當初「搶奪議席」的方針仍然有效,浪費公帑違法違憲,甚至上綱上線到搞港獨的指摘,還會出現嗎?「積極參選,踴躍投票」的密集宣傳,可能就會鋪天蓋地,響遍大街小巷。


獨立思考的香港選民,甘心被這種一時一樣的政治謀略,似是而非的鸚鵡學舌牽着鼻子走嗎?如果5‧16的投票率,真的低到一個不堪的水平,給阿爺的政治信息是什麼?「港人對什麼時候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根本毫不着緊。」如果5‧16投票寥落冷清,要求溝通的溫和普選聯,還會有談判的基礎和後盾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1000公里的香港有真正的選舉,13億中國人民,只有香港的700萬人才有機會憑藉手中的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力量仍然微弱,但,你甘心就這樣放棄嗎?

2010年5月10日 星期一

五區公投還有 6日

五區公投還有 6日
股壇長毛力撐 5.16投票:功能組別阻香港發達



《蘋果日報》2010年05月10日



David Webb,一個連中文名也沒有的「鬼佬」,在香港傳媒的曝光率卻奇高。

他經常踢爆企業管治問題甚至上市公司醜聞,儼如小股民權益代言人,被冠以「股壇長毛」之名,但跟「政壇長毛」的經濟理念南轅北轍。

你以為只有草根左翼的梁國雄才反對功能組別?信奉自由市場的 Webb告訴你,功能組別其實阻香港發達,所以他跟政壇長毛一樣,反對到底。 記者:陳沛敏

香港民主,等你一票!

在香港,阻人發達是很嚴重的指控。在香港一些財團大亨眼中, David Webb也阻人發達。不幸被他踢中的上市公司,輕則股價暴跌,重則清盤收場;近年經典戰績,還包括率先揭露電盈私有化種票疑雲,踢爆中信泰富炒燶外滙中榮智健女兒的角色。

Webb卻認為,阻香港發達的,其實是造成官商利益千絲萬縷愛恨交纏的畸形政治制度。他指出,香港的定位是國際金融中心,但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領導的政府,卻因為受到商界壓力,市場改革舉步維艱,像延長董事股份禁售期的措施近乎胎死腹中,像引入上市公司季度報告的建議遲遲未能落實,長遠削弱香港市場的競爭力。


功能組別…阻撓公平競爭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利益問題更加赤裸。例如,大財團壟斷市場,公平競爭法卻一直無法出台,就是因為功能組別議員千方百計阻撓。 Webb指出,香港的大財團地產商可以同時透過把持零售界、酒店界、地產界的選票,發揮極大影響力,左右政策,影響市場的公平性。

親北京陣營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的其中一個謬論,是 30個功能組別議席代表的 28個界別,貢獻香港 90%本地生產總值( GDP)。反駁謬論,對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智商極高(他是智商最高的 2%人類才能入會的 Mensa會員兼香港分會前主席)的 Webb來說,易如反掌,「這是絕對錯誤的,大部份功能組別是公司團體票,而有份貢獻香港 GDP的,是在那些公司工作、令那些公司賺錢的人。」那些打工的人,大部份沒有功能組別的投票權。


Webb批評,政府的政改方案最令他無法接受的,是完全沒有處理功能組別公司團體票的問題,完全沒有試圖擴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他認為,若政府是真心逐步取消功能組別,讓香港政制最終達致真普選,那即使 2012年仍保留功能組別,也應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而非增加五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功能組別。


2020年…香港優勢將盡失

他舉例,現在香港的建築工人、股票經紀、保險經紀、地產代理等等都要向專業團體或特定機構登記或領牌,讓他們變成 2012年功能組別的選民沒有半點難度,「但政府不想那樣,它想保留現有功能組別,明顯是為了大商家的利益。」「北京想保留功能組別,因為想繼續操控香港的管治。」

北京和建制派常稱功能組別有利經濟發展,但 Webb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一日不改革,長此以往,香港繁榮安定勢將不保,「若不解決現在的政制問題,一旦人民幣可以完全自由兌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一定減退……屆時有上海,那些公司還來成本較高的香港幹甚麼?」 Webb認為,除非香港實現真普選,實現更公平、透明和良好管治的市場制度,才能維持優勢。

中國國務院已揚言,上海要在 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論者視此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香港卻至今未有真普選的時間表;到 2020年,香港的「普選」可能仍然存在功能組別。到時候,香港將一無所有。


09年功能界別選民分佈
金融界 團體: 132 個人:- 總數: 132
保險界 團體: 141 個人:- 總數: 141
鄉議局 團體:- 個人: 155 總數: 155
漁農界 團體: 160 個人:- 總數: 160
航運交通界 團體: 178 個人:- 總數: 178
區議會 團體:- 個人: 425 總數: 425
金融服務界 團體: 578 個人:- 總數: 578
勞工界※ 團體: 597 個人:- 總數: 597
工業界(第一) 團體: 715 個人:- 總數: 715
地產及建造界 團體: 441 個人: 286 總數: 727
工業界(第二) 團體: 805 個人:- 總數: 805
商界(第一) 團體: 1,040 個人:- 總數: 1,040
旅遊界 團體: 1,236 個人:- 總數: 1,236
進出口界 團體: 875 個人: 619 總數: 1,494
商界(第二) 團體: 748 個人: 1,066 總數: 1,814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團體: 2,060 個人: 155 總數: 2,215
紡織及製衣界 團體: 3,579 個人: 130 總數: 3,709
資訊科技界 團體: 364 個人: 5,383 總數: 5,747
批發及零售界 團體: 1,829 個人: 4,168 總數: 5,997
法律界 團體:- 個人: 6,022 總數: 6,022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團體:- 個人: 6,117 總數: 6,117
飲食界 團體: 582 個人: 7,414 總數: 7,996
工程界 團體:- 個人: 8,261 總數: 8,261
醫學界 團體:- 個人: 10,493 總數: 10,493
社會福利界 團體:- 個人: 12,293 總數: 12,293
會計界 團體:- 個人: 22,089 總數: 22,089
衞生服務界 團體:- 個人: 36,491 總數: 36,491
教育界 團體:- 個人: 88,964 總數: 88,964
總數 團體: 16,060 個人: 210,531 總數: 226,591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明報》,2010年5月6日





【明報專訊】有學校表示,學期考試中通識科不合格的學生達15%,令人憂慮。教育局發言人的回應是,這情況可能是由於老師期望過高或過於急進,出卷過深,故建議學校多出填充和選擇題,並應由較淺的卷一入手。

對學生來說,填充和選擇題可能較容易,這是由於這些考核方式考「識別」 能力多於「組織表達」能力。然而老師和學生憂慮的,正在於如何由「識別」過渡至「表達」。多用填充和選擇題這建議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押後,學生不會因此變得善於「表達」。

局方提出要「由淺入深」相信沒有人反對,問題只在於甚麼叫「淺」?甚麼叫「深」?某道題目學生不懂回答,或錯多對少,我們會認為題目很「深」,但細心研究下,又可能發現該題目只涉及瑣事或背誦,與深度無關。通識科號稱「跨學科」,對深度的描述卻只粗疏地限於「羅列概念資料」、「明白意見分歧」、「反省判斷」等一般性概念,對如何實際應用在要求嚴謹的擬題和閱卷方面,卻付諸闕如,這實欠說服力。

另一例子是上周某官員教學生如何「讀好通識」:多閱讀、溫故知新、有判斷力、掌握理據就可以了,但不要「吹水」,若只懂「吹水」,一定會低分甚至「肥佬」。官員們不喜歡「通識科」被評為「吹水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其「讀好通識」的建議內容看,豈不正是該科只要求「吹水」的明證和給預備「吹水者」的最佳建議嗎?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世博Party與中國「爬梯」

歐陽五﹕世博Party與中國「爬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史上規模最大」、「獨一無二」、「空前」等極致表述,這些天被外國媒體毫不吝嗇地用來評論剛剛開幕的上海世博會。中國在奧運會和世博會兩大全球盛會接連舉辦同時,也完成了一個新興大國的隆重登台儀式。

專家翻出史料舉證說明,這兩大世界級party歷來是國勢走強的試金石,中國從此也將走上未來世界領潮人的大路。如今外媒眾口一詞地讚美上海世博,這在兩年前的北京奧運幾乎難以想像,經過奧運,特別是金融海嘯,世界對中國走強的接受度在世博開幕之際似乎達到高峰。然而,這只是中國躋身國際party、來到一個新高度、作為一個被期待的新興國家的邁步之始。

內地網民戲稱世博為全球大「爬梯」(party的諧音),因此,2010「中國世博年」可以被演繹成「中國爬梯年」。溫家寶總理將2010年定義為「經濟最複雜的一年」,是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走向良性發展軌道的關鍵一年,是名副其實的爬梯年。

GDP之不能

年初的全國兩會,中央政府降低經濟增速預期,為調結構留下充裕空間,然而GDP崇拜了幾十年的慣性卻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慮症,一時間搶奪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墳,甚至恢復裸體縴夫的變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應地,民間也充滿浮躁和盲目膨脹,炫富、審醜、民粹情緒、網絡暴力隨處可見。這兩大頑疾將糾纏束縛中國的發展,為中國爬梯過坎增加坡度。

最新出版的中共理論刊物《求是》刊發了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文章,大談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會進步」。這樣的言論不禁令筆者聯想起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時的著名演講:「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品質,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清廉。它既沒有衡量我們的勇氣、智慧,也沒有衡量對祖國的熱愛。簡言之,它衡量一切,但並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這兩段內涵相同的話,卻恰恰反映了最大的差距,那就是1968與2010之間橫亙的42年時間距離。

世博其實就像一個GDP指標,既給了中國重新審視世界的一個高度,又讓中國在新的視界裏看到更多的差距。中國文化講究的是「在巔峰知不足」的境界,因此,世博年無疑是一個中國內查不足、外找差距的最佳時機。而後世博的中國能否更加謙虛、勤勉,將是中國順利爬梯的關鍵。

路邊空氣質素急惡化 商業車輛是禍源

路邊空氣質素急惡化 商業車輛是禍源/

文﹕李先知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在環球金融圈子極之有影響力的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昨日向全球客戶發出如下的一條新聞標題﹕「香港空氣污染情過去兩季錄得歷來最差紀錄」。對於戮力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曾班子來說,這是很大的打擊,因為彭博通訊社的終端機遍佈全球的金融機構,而用戶又多是金融機構的決策者。試想想,看罷上述標題後,這群高薪厚祿的金融巨擘還會願意來港構建金融總部嗎?

彭博通訊社的報道是援引環保署每季公布的路邊監測站空氣污染超標時段比例。數字顯示,過去兩個季度(即去年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的超標時段比例,均遠遠超過去11年的同期情,亦即標誌本港鬧市的空氣質素迅速惡化。

以去年第四季為例,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時段,路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污染指數是高逾100的。按照環保署的演繹,這個水平代表「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的人士,宜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11年前的第四季,超標時段只佔3.6%(詳見附圖)!換言之,在這11年裏,香港鬧市(指銅鑼灣、中環及旺角)路邊空氣質素十分惡劣的時段增加了5.6倍。

良好的空氣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所以空氣質素持續惡化,其重要程度已不單是能否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問題,而是直接影響到700多萬港人健康的頭號大事。

官場中人直言,政府十分明白此事的重要,但市民及議會必須全面配合,事情才能有轉機。三年前,政府利用兩電專營權的續約談判,成功迫使電廠大幅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如今要處理路邊空氣質素,便要觸及很多商業車輛排放污染物的問題,其政治難度很大。以停車熄匙為例,政府已有決心做,但當法案提交議會審議時,政黨由於想討好職業車司機,隨時會打倒昨日「支持熄匙的我」。

此外,月前曾班子想鼓勵巴士公司加快淘汰舊型巴士,以及希望透過路線重組來減少鬧市的巴士數目,進而降低巴士在鬧市的排污量。不過,官場中人透風謂,與巴士公司的談判至今仍然未有明顯進展,因為巴士公司的專營權不在環境局手裏,而是在房屋及運輸局,以致環境局長邱騰華不能重施對付兩電的故技。更糟的是,連政府想巴士公司幫忙做研究,以確定若然在巴士死氣喉系統加裝「催化器」,能否減少巴士排出的污染物,巴士公司也「托手」。如今政府己準備改用一些屋巴士或復康巴士等商用車輛來作試驗,情之難,可見一斑。

不過,就在官員有滿口烏氣要吐之際,議會中人也正準備就此摩拳擦掌。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甘乃威明日將於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有關空氣質素的議案,重點要求政府把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目標,並促請政府推行有針對性的措施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他認為「最能一步到位」的措施是更換全港約4000部舊型號柴油巴士,涉及公帑約130億元,可收立竿見影之效,「政府就是不願做,但就願意投資數以百億元計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項目,例如高鐵」。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余若薇則準備提出,要透過城市規劃來改善空氣質素,例如立法強制樓宇須符合空氣流通指引,以及在新市鎮採用區域水冷空調系統。

李先知

歡迎回應

鄭汝樺:建居屋無助抑樓價

鄭汝樺:建居屋無助抑樓價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15:10


運輸及房屋局 長鄭汝樺 在報章撰文指出,復建居屋未能平抑樓價,無法解決目前住屋問題。

她在《信報》撰文指出,政府有責任令市民居者有其所,但要政府提出政策和資源,促成市民置業,必須基於強力理據和廣泛共識。現時國際金融波動,隨時影響本港的資金流動和利息走向,迅速影響樓價走勢,置業意味增加個人或家庭的負擔和風險,個人及政府都要慎而重之,不宜妄動搖擺。

她指出,政府明白市民置業或有助社會建立歸屬感,但不適宜由政府提供誘因。她舉例說,確實不時有報道指出,一些收入不太高的市民,包括一些畢業二、三年的年輕人,月賺約一萬元,無法「上車」,購置一個200萬元的居住單位。但她指出,置業向來都是人生大事,是要經過多年辛勤工作,努力儲蓄到足夠的首期,才可實現願望。

鄭汝樺指出,居屋在升市時對整體樓價未能起平抑作用,復建後引起的問題卻不少。她認為,政府現時增加土地供應及提高市場透明度等措施,能令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才合乎市民基本利益。

(即時新聞)

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健吾﹕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我嗓門夠大的,雖然也算響,但偶爾會被聽眾嫌聲線太尖。所以,我借林夕語:「如果我的嗓門夠大夠響,也會很大聲的說: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

但是,這次贊助節目的事件,於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借商業二台《你睇我唔到》節目主持陳強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刊物《大學線》的訪問一用。他說,他朝有一日他關注弱勢社群的節目做不下去:「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而是商業決定。」

有所為 有所不為

商業電台,名字也夠白:商業和電台。電台的營運方針,就是要把大氣電波就變成錢。我有份參與的晚間節目,都是因為聽眾喜歡,顧客垂青,才可以繼續下去。節目一年到晚只談格魯吉亞、鳩山由紀夫、奧巴馬、齊白石或傅抱石,我們也會擔心「趕客」。有時候,請一個港女談港男,加多個會說「發女」的港男談港女,談日本AV女優引發中國網民翻牆熱……皆因聽眾喜歡。一個節目沒有聽眾或客人支持,會自然被淘汰。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七個字吧?

這就是香港,香港是商業社會。所有的話語權,都在有錢人手中。大家眼睜睜的看着只有商人辦報、商人辦媒體,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們選擇看商人提供的白癡電視節目,讀商人提供的娛樂化平面化易消化的新聞,而放棄思考,放棄深入,放棄複雜。結果,形成了林奕華先生說香港人的特質「頭腦簡單,心理複雜」。

這是香港「大論述」出現的問題。某些政黨的主席就只會看細眉細眼的小事,洋洋得意的等,等節目主持沉不住氣,在大氣電波中大聲夾惡的說:「係咪見錢開眼?係咪見錢開眼?」我覺得很有趣。商業機構,見錢就應該開眼。至少,他們見到錢,也得把眼睜得大大的,看真那些是什麼錢。那政黨主席質疑商業機構的從業員見錢開眼,跟質疑阿媽是女人一樣。他們論點是這樣的:有錢的政黨,有多點資源使用媒體,對沒有錢的政黨「不公平」。狀况就像幼稚園的學生,一個有一支新鉛筆,沒有新鉛筆的人說:「你為什麼你有一支鉛筆?這樣不公平!」

5月2日《星期日明報》有作者說:「現在聽說竟然連時評節目都放棄獨立,暗地收錢開講!」至少我從2007年4月,我在商台做時評節目至今,沒有收過任何一個機構一.分.一.毫,要我去幫任何機構開講。廣告的信息跟節目內容口徑不同的例子,在我做節目的時候,比比皆是。我們在面紅耳熱的談本地政治話題,曾經有過充滿鼻鼾的安眠枕頭廣告;談反高鐵的那一陣子,市區重建局就下廣告說他們很盡力的去令香港變得更好;談當代中國局勢現象之時,就有軟性宣傳電影《建國大業》的5分鐘廣告。廣告跟節目內容不一致,才是節目珍貴的價值。

我很敬重的前輩潘小濤先生於《明報》和《蘋果日報》發表同一份文章,指「電台接受政黨廣告和購買節目,是引入魔鬼」。我同意,十分同意。但讀完文章後,我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小濤先生在《信報》林天悟先生筆下,是「勇敢」,「女細老婆嫩」的中年傳媒人,他擁有比我這一代傳媒新秀多的江湖地位。換轉了,如果我是泰山或是余宜發,我被安排要做這個節目,我會說不嗎?問心,幸好,我不在其位。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

我只覺得,如果香港是有錢人買什麼都可以,有政黨打傳媒戰,我希望那些爭取公道的人,都會捋起衫袖狠狠的去打一場。那位政黨的主席用紅衛兵式的口氣、手勢、表情、姿態要求一個商業機構改變一些商業決定,是商業社會中合理的行為嗎?借林夕語,以不公道的方法爭取回來的所謂「公義」,又是不是公義?如果政府決定幫有錢的政黨忙,要修改廣播條例,容許政黨在傳媒賣廣告。沒有錢的政黨扯破嗓門說賣東西的「不合理」,壓根兒就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做法。他們應該處理的,是為什麼有錢的政黨會變得有錢。他們要開拓的,是水源,而不是眼紅別人為什麼有錢。例子證明:有些80後的論政組織有左派資金,有些80後主理的網上電視台有支持他們廣播理念的外國資金。在香港,政黨雖然不可以直接收取獻金,但一定有代理人可以處理法例的束縛。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真實的「香港精神」。如果你覺得這不合理嗎?美國同志電視劇《同志亦凡人》主角Brian面對他的小男友Justin找了一個窮得很新男友,Brian很不高興。Justin認為新男友「有夢想,有理想,有生命」。Brian最後按捺不住,對Justin說:「窮,不是什麼高尚的事。(It's nothing noble to be poor.)」我想很多「中產80後」都會認同這件事。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跟錢鬥。風骨,不可以供樓,也不可以當飯吃。各位看倌,你說電台做得不好,決定公祭什麼人,請什麼人食蛇羹,我倒希望各位忠實聽眾,問一問自己,你如何改變香港人只看錢的核心價值?

2010年5月2日 星期日

從教師自殺事件到「生活素質」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
——從教師自殺事件到「生活素質」

《明報》,2010年5月2日





【明報專訊】黃志強由物理科老師轉型教通識,

是個實踐型的理想主義者﹕「我知道理想是什麼。」

或者說,他知道政府推行通識教育背後的理想,是要擴闊學生視野。

曾有將要考公開試的學生,蹺了其他課,為了聽他講課;

近年黃志強又應課程發展處的邀請,擔任借調教師,執行通識教育教師培訓計劃。

回顧25年教學生涯,有這成果,理應是值得鼓舞的。

提起這些事,可以微笑一下吧。

只見他面不改容,冷靜地說﹕「然而,學生成績,是會搖醒你的。」

可見他所追求的層次,不限於教育的藝術效果。

1993年,黃志強擔任香港華仁書院物理教師﹕「理科要的是絕對答案,教學模式當然也是相對單向的。」

1994年,政府開始推廣高補通識教育,邀請學校自願開科。

1996年,副校長向他提起這事,他認同。「在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這次轉型是個重大挑戰。這科目確是對學生好的,可提早接觸社會層面的事。」課程要求學校六選二﹕「人際關係」、「香港研究」、「今日中國」、「現代世界」、「環境教育」、「科學、科技與環境」。

「這與我以往所教的科目、所採用的教學法,剛好相反。它(課程)要求學生多發表意見。」這倒不難理解﹕我們不會期待一名教物理的教師,在實驗室裏要求學生觀察一壺快要煮沸的水然後提出有關水溫的意見。

冰島火山與美國牛排

畢竟,物理是自然科學,通識教育是社會科學。當年選教這個科目的學校少,政府投放資源方面自然少,互聯網又未普及,他也樂意鑽研課程,探索合適的教學法。他學過「輔導」,試過用生命教育來教通識的「人際關係」科,發現不行,「生命教育是協助學生認知自我,想想如何改變自己。通識科要求的是考生分析能力,用第三者角度判斷事情……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教訓你的。它會告訴我﹕老師,你錯了。始終成績會影響學生入大學的機會。那麼,我必須面對自己的良知……」他一度打算返回物理教師的崗位,曾想過放棄﹕「……那是害了學生的,我總不能……」幸而最終走對了路。於他而言,資源匱乏不是問題,反而教學方面的考慮更難﹕「學生思維的確明顯提高,可是成績卻不算穩定。我知道我將要調整教學方法。」

面對新學制的教師,問題將更複雜。

我充滿好奇﹕到底這是怎麼樣的教學方式?他是怎樣上課的?他根據新學制通識課程的單元名目,提到冰島火山爆發與美國牛排的關係(全球化)、北韓與伊朗核試(能源科技與環境)如何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部分國家願意將國寶放在上海世博展覽(現代中國)……議題既緊貼時事,又具創意,確是相當厲害的逆向思維。

我想到早前有教師自殺的事件。事件令人特別沉重,議員促請政府關注教師工作量問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則新聞看來比較敏感?如果做教材的話……」他考慮了一會,看來想到了什麼﹕「最重要是(那則時事)有沒有緊扣通識的概念,並有探討的價值。例如『生活技能』,便可緊扣『人際關係』,探討當事人面對什麼壓力,自我形象如何,遇到生活困難時,能如何解決。如果是『生活素質』,我們可以分析﹕這名老師的生活,是香港老師的典型生活嗎?到底現職教師的生活素質如何?他們所過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素質可分為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交的……這可緊扣『今日香港』。在香港這繁忙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到底犧牲了什麼生活素質?不過,這材料是否合適,讓我們可全面地探討香港生活素質?這就要由施教者自行判斷了。」

教師自殺與「公共衛生」

我還以為他會拒絕回答的,不料他竟可在轉瞬間便為時事教材歸類,並且再為它扣緊課程中的「公共衛生」。我忍不住反問﹕「公共衛生?」「據報道,死者曾接受精神治療,我們可以探討香港醫療制度。香港對這類(專業人士)的照顧是怎樣的呢?」我仍在摸索他的思路。「當然,這要看看(傳媒)資料是否足夠。如果真要根據有限的材料來分析,至少我們可將這宗時事列入那些單元。這未必可全面分析,至少你給我這道議題,施教者要立即『登』一聲﹕這議題可怎樣配合哪個單元。」可惜,時至截稿為止,我們暫時只能根據當事人丈夫單方面的說法為基礎,全部真相未明;要成為切實的教材,看來仍需一段時間。

教師有由學院及機構協助教育局編寫的教材示例、課程發展處安排的教師培訓等,支援非常充足。可是,為什麼仍有教師認為政府在資源分配方面可做更多?「通識是新高中的必修科之一,其實應可如中文科一樣,有獨立名義的津貼資助,不過因為現在奉行的『一筆過撥款』政策,通識沒有獨立名義,影響資源的多寡。而且,各校有自己的特殊環境,校內管理層怎樣分配,都有各自的決定。」為什麼通識教師希望獲得更多資源?「這牽涉通識科比較獨特的、探討議題的方向。例如用足球來探討『全球化』——這議題有趣,它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各科教師在授課前,都會為這議題蒐集資料;教育局示例不是沒有用處,坊間的通識教科書水平亦相當高,不過,要令學生提起興趣,都須經教師篩選和增補新材料。」如何篩選和增補材料以施教,恰是教師的專業之一。

發揮專業技能是需要時間的。通識科內容預計270課時,看似充足,卻可能仍未包括陸運會、主題講座、書展參觀之類佔據課時的活動。「中學的生態就是這樣。結果,我們可能只有230課時。備課時間呢?不是每間學校都能安排備課節。」我們可以推想﹕轉型施教通識的教師,既要兼顧本科新舊學制,又要理解和掌握通識課程,構思議題、篩選教材……「以我校為例﹕定一道測驗議題,也要花4個教節。」沒安排備課節的教師,則要運用其他時間備課。

漣漪效應

他回憶當時為這科目所花的精神和時間,覺得辛苦,覺得自己仍未掌握。「教高中的教師,通常都是高中舊制的經驗教師。我們較少調動新教師教高中通識,因為新學制需要累積成果,而合約制教師流動較大,因此大部分經驗教師,在高中既要照顧本科,為末代會考生的公開試作準備;又要應付本科新學制中的新課程,為新制考生文憑試作準備。令教師感到最痛苦的是,兼顧新舊制之餘,更要教通識。尚未把班主任、課外活動領隊等工作計算在內。」通識教師在(今日香港)生活素質欠缺什麼?犧牲什麼?我們可以從課室談起﹕教師安排學生分組討論議題——議題擬定需要備課時間——備課前需要篩選材料(包括時事、教育局示例或教科書資料)——材料篩選需要時間。可惜,學校未必為通識科安排備課時間;如果沒有備課時間,那麼幾個通識教師怎樣備課?他們幾時才會聚在一起?小息?午膳?放學?如果需要在這些「公餘」時間跟進學生紀律問題,這幾位教師幾時才可開會?晚飯?星期日?如果星期日是家長日或舊生日……我們可以想像﹕成為家庭支柱的教師,壓力有多大。

「現在,評改通識有點像評改作文。」每個學生也可根據已有知識發表個人意見,是很理想的。不過,新學制變相增加了每級學生人數,如果不增加教師人手的話,教師又怎樣評改學生的「作文功課」?教師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公民生活。「今日香港」,容易抑鬱的人,真的不適宜擔任教職。如果你是個男子,願意與一名容易抑鬱的女子結為夫婦,大概不會忍心讓她如此工作十多年。這不是通識議題,而是夫婦之道。至於黃志強剛才提到全球化「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新學制何嘗又不是。香港前程似錦,還是前程似咁,還看教師「生活素質」何時才有提升的一天。

答﹕黃志強

任教香港華仁書院。回歸前,轉型為通識教師。刻苦奮鬥,三省吾身,鑽研通識教學逾十年,終於打通全身經脈,每天wisenews破萬卷。雖已告別自然科學,卻仍保持與大自然之間的聯繫﹕行山。

問﹕袁兆昌

千禧年高考生,曾挑戰高級補充程度會考(AS)的通識科,贏得視野,輸了成績。畢業後將勤補拙,寫滿一書通識事﹕《大近視》(點出版,2009)。現職﹕教科書編輯,兼任﹕寫作班導師。

文 袁兆昌

勞動者獨白:最低工資是最後希望

世紀.五一.勞動節﹕勞動者獨白:最低工資是最後希望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最低工資政策辯論沸沸揚揚,33元尊嚴之戰。我們還會願意聆聽看似重複的勞動者哀歌嗎?對於社會階級的道德與權利想像又是如何?樂施會的黃碩紅跟一位清潔工婦女進行訪談——既是互動對話,也是清潔工人自身才嘗見的一切而呈示的獨白。

只為一家安好

亞芳(化名)是一名清潔工人,如一般香港人一樣,辛勞工作,都是想為家人帶來安好的生活,她的家有一對年幼兒女及丈夫,單靠從事清潔工作的丈夫每月掙得幾千的收入,根本不夠餬口,為了一家的生活,亞芳經朋友介紹下,也找上一份掃街的工作。

如一般上一代婦女一樣,亞芳有的是勤奮及不怕捱的性格,無的卻是被社會認可的學歷,當時又碰上經濟不景,找工作很艱難,所以找到掃街這份工,亞芳已經十分滿足。 亞芳的崗位是「替位」,即是若其他工作崗位不夠人或有人請假,她就作為後補,所以亞芳每天的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也不同,什麼倒垃圾、洗垃圾桶、掃街、洗街……每天工作內容地點也是之前一天才知道,總之開工時間是清早六點半,所以亞芳每天天未光時就要出門,前往指定的地點工作,有時安排不了居住地點附近的地區,她就要再早一點出發。

她憶述最辛苦是要適應惡劣天氣變化。寒風凜凜時,亞芳會凍得雙手也僵硬,連掃把也拿不穩,炎熱高溫天氣時,她有幾次差點焗暈,她的辛勞換來只有五千大元,化作時薪即只有$21,她沒有怨言,她知道再辛苦也要捱下去!年多後,經同事輾轉介紹下,找到了一份她認為「比掃街不錯」的工作,那是在屋當清潔:「雖然人工一樣是五千,但起碼不用日曬雨淋……」這就是亞芳認為「較佳」的理由,亞芳每天平均要清洗七層樓,也要負責屋外圍洗地和倒垃圾的工作,雖說不用日曬雨淋,但不停從事體力工作,怎說也拉不上「舒適」二字,亞芳說每天下班時身上的衣服都會被汗水浸透,所以她每天也必須帶備多一套衣服替換,工作順利的話,她便可在下午五時收工,趕得及往附近的街市買一些簡單的,盡可能不超出$30的預算。如何在這有限數額內變化出既經濟又(盡量)有營養的菜式,亞芳是高手,她會一次過將蛋和肉用鹵水來延長食物的壽命,她又會將平價魚風乾後儲存在冰箱,待要食的時候再蒸熟等,這是因貧窮而被逼出來的智慧,無論如何費思量,亞芳想的都是為家人好好的準備飯餐,與家人圍在一起食晚飯是她最珍惜的時間,也是她辛勤工作的理由。

每天十五小時的辛勞年月

「話就話$5,000,扣除強積金後,只有$4,750,要應付租金、水電、老父醫藥、子女學習等生活開支,一份工怎夠呢?」亞芳在夜晚再找來一份在住宅大廈俗稱「倒樓」的工作,即是倒垃圾及清洗樓層,她做的那幢大廈沒有升降機,亞芳洗樓便要提一大桶水及清潔工具,一級一級攀上最高的樓層,由頂層開始倒垃圾及清潔的工作,坦白說,日間屋清潔工作已將亞芳的體力消耗得所剩無幾,晚上這份工對她來說是有點勉強,但生活逼人叫亞芳不得不咬緊牙關捱下去,擦洗樓層一級又一級的階梯,地板一塊又一塊的階磚,清理一袋又一袋的垃圾,每個動作每晚也會重複幾百次,而她之前換過的衣服又再次被汗水浸透,順利時可在晚上十時半完工,若碰上大時節,甚至要做至午夜,亞芳的汗水只可為一家換來每月僅多千餘元的收入,幹清潔這種粗活的,垃圾的氣味是會滲進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拖倦透的軀殼回家,亞芳無論有多倦,也要洗一下自已的身體才睡,她說一躺下便即時可呼呼入睡,因她知道要把握這不夠五句鐘的睡眠時間盡快令自己恢復體力過來,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一副不到八十磅的身軀還可承受多少?

幾年後,亞芳日間又轉往商廈幹清潔,晚上就在當公廁的清潔工,亞芳說,轉往商廈雖說人工跟之前的差不多,但起碼大廈內有升降機、有冷機,對亞芳來說已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因那商廈除一般辦公室外,還有食肆,所以亞芳除了清理一般辦公室垃圾外,還要清理幾百斤重的食肆廚餘,這份工作收工時間是四時半,但接的廁所工就要由下午五時半開始,直至晚上十一時半,初初開始做時月薪只有$3,100,雖然最近加了$200,時薪仍只有$21,亞芳形容自己與時間競賽,每天也爭取最多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掙最多的錢,但她的生命也在快速地消磨,長期操勞不但令原來超過一百磅的她消減至不到八十磅,更令她手腳關節嚴重勞損,但她沒太理會自己身體的痛症,痛到真的忍受不了時,頂多只會自行敷跌打藥膏片或塗抹藥油,所以在亞芳家中會找到上十種不同種類的藥酒,她不會花錢去看醫生,寧可多留一點給家人。

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 最低工資作為最後希望

香港過去十年的整體財富是不斷增加,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999年162,485元上升至2009年的$229,329(已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升幅達41.1%。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香港同時是全球已發展經濟體系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堅尼系數達43.4,根據統計處數據,在2009年最富有的一成家庭,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25倍,包括亞芳在內,在職貧窮人數已超過36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11.2%,即是每九個就業人士當中,便有多於一個是在職貧窮人士,有工做,但仍貧窮。

經濟繁榮對亞芳來說沒甚意義,過去近十個年頭,經濟好景逆境,她的工資也沒大改變,始終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常常掛在她口角的一句:「辛勞工作,無非想為一家帶來較安好的生活」,最低工資是亞芳最後的希望,她期望最低工資可達$30以上,她會與其他工友在五月一日勞動節今天參與遊行,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也是很認為應該做的事。

黃碩紅--樂施會 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撤退空氣專家狂轟﹕ 政務官掌環保署不專業

撤退空氣專家狂轟﹕ 政務官掌環保署不專業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星期六 05:10


【明報專訊】因抵受不住香港空氣污染嚴重、選擇退休離港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系講座教授賀達理(Anthony Hedley),今早起航返回他闊別22年的英國 蘇格蘭 老家。臨行前,賀達理批評港府作風較回歸前封閉,主事環保和健康政策的話事人都是政務官,缺乏專業科學認知,導致政策推行一拖再拖。

賀達理接受本報專訪,以他過去20多年接觸環保署 經驗為例,批評近年主事高官都不是環保專才。「我不是針對任何人,只是不滿現行管治制度。我不明白,為何應由獨立學術人才負責的範疇,政府卻交由政務官控制。」

他質疑政府排除學者的晉升機會:「環保署主事的都是政務官,但他們不熟悉環境科學。90年代的環保署長聶德(Stuart Reed)和他的副手博修賢(John Boxall),他們不僅熟悉科學,而且懂得危機處理。」

政府作風較港英時代封閉

「不單是我,很多人都覺得,對比港英時代,今日的特區政府 作風較封閉。」賀達理舉例,80年代末,葵青區議會 主動向他尋求改善該區空氣污染,尤其關注學童健康。他於是從葵青區二氧化硫 排放量入手研究,計劃獲政府撥款100萬元,「如今,政府資助我們的學術研究,上限只為50萬」。

空氣污染指數 脫離世衛標準

他當年完成研究後,政府隨即配合限制出入該區的貨櫃車司機使用低硫柴油,結果錄得空氣二氧化硫含量於短時間內大減八成,區內小學生呼吸疾病明顯改善。

他又不滿政府的空氣污染指數量度準則,「完全脫離世衛標準,低估了嚴重性,誤導公眾」。政府早前就更新指數諮詢公眾,但賀達理炮轟,諮詢文件的建議並非百分之百跟足世衛,「在政府眼中,設立指標目的是『容易達標』,並非推動減排」。

他在2008年推出「達理指數」,計算空氣污染對港人的健康及金錢損失影響,「指數會繼續存在,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消失,稍後會加入能見度等更多資訊」。

環保署回應時表示,環境局及環保署的政務及專業職系員工緊密合作,並無人才流失。

明報記者 盧曼思

2010年4月30日 星期五

傳媒自律與自由

「電視已死」或者很多人不再喜歡看電視這說法,在文化評論界,已討論了整整二十年。幾個月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就兩家免費電視台的表現 , 進行中期檢討 , 結果 , 在三場公聽會中 , 充滿著巿民對電視台不滿的聲音。

七、八十年代是本地電視業起飛的年代 , 資深電視製作人透露她們當年如何發揮創意 , 不過 , 在一台獨大及慣性收視下 , 電視台從商業角度考慮 , 創作人開始面對不少限制。由於運作模式不變 , ?? 有培育新一代 , 本地電視業發展至今 , 危機重重。

有學者分析香港媒體的發展,一直沿用殖民地的做法,任由商營電視發展,卻沒有容許真正獨立公營廣播體制的出現。回歸後,公民意識愈來愈強,反觀商營電視在商業考慮下,節目走向單元及保守 , 佔用大氣電波的媒體 , 未能完全發揮社會內部溝通的作用。究竟公共廣播的核心特徵是甚麼 ? 政府的回應又如何 ?

編導:鄺翠娟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d=2009-11-08&p=858&e=99009&m=episode

物累

物累 陳雲

《信報》,2010年4月30日




即使在匱乏中成長,老一輩也難免亂購物,事後追悔莫及。今日的小孩,暴露在各式貨品及廣告之中,物慾熾熱,然而並無珍惜物質的生活經驗,也許不會落入老一輩的負疚之中,少些苦惱。四年前,寄養家中的小孩七歲,看中標價九十九元的玩具,我說:「這是幻覺定價。」他幽幽地回應一句:「唔係好貴啫!」如是者揀了幾件同類的汽車模型,才知道這是他購物的口頭禪,難怪店員待他特別殷勤,以為他出身富貴。嘮叨了一會,買了給他,他嬌嗔地說﹕「哼,買咗都唔開心!」此語一出,令我恍然大悟,買了也不開心,是消費社會的真相。

奇妙因緣

又有一回,我在百貨公司的散貨場千挑萬選,買了個日本小型五格抽屜杉木箱回家,確是價廉物美,於是躊躇滿志,打趣問小兒:「抽屜套盒如此精緻,不知可否用作藥箱呢?」小兒回話﹕「唔知道用途你都買?」 哎,平日我牙尖嘴利,小兒耳濡目染,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孩也另有購物的絕招,就是與他琢磨良久,議定購買何物之後,到了櫃枱付款的一刻,他便猶疑起來,忽然自貨架掏出貴價貨品,好像發現寶物一樣:「這個更好,是吧?」有時兩者揀一,爭論不休的時候,也會兩件一齊買的。幸好他語言天真,只是說買,不會說大減價、優惠、回贈之類,「掃貨」更不會說了。掃貨,像是協助公司清理存貨一般,花錢得來太委屈了。粵語片中,少奶奶購物不講「買」,而是輕淡一句:「你同我包起佢啦。」好像從不愁付錢似的。豈有今日的人說「血拼」、「喪拼」的粗魯,購物都緊張兮兮的。

如是者,他的玩具我的書,堆滿一屋,只好將辦公室影印房的空紙箱帶回家,最初還興高采烈,教他玩分類和編碼,後來卻發現物件入箱之後,看不見,再買同類的物品回來,負疚感不大了。於是便換了透明的小膠箱,不過放久了,一樣視而不見。有時入箱的快感還高於購物的樂趣,儲存癖與購買慾原來是共生的,就如我與小兒,不知是苦是樂。

有一日在書房地上午睡,醒來時,他對我說:「三千年與你再見!」然後在房內繼續玩耍。當時小兒五歲,奇哉怪也。

長毛象與劍齒虎

曾經有朋友建議租用迷你倉,說全日開放,又有空氣調節,用來放鞋帽衣裳,不會發霉。思前想後,始終忍手不租。迷你倉能小能大,制約購物的能力不及蝸居斗室,遲早會愈租愈大的,而且物品放入迷你倉之後根本看不見,會買得更多。以往在政府做事的時候,也曾經將文件存入「皇家倉」(政府倉庫)。老同事告誡,物件一入皇家倉,千秋萬載,直至退休也不會再見到的了。

紓解熾烈的物慾,中產階級都嚮往簡約主義的家居擺設。然而,現代生活需要的物品實在太多,單是衣物和護理品便是一大堆。實踐簡約家居,首先要買很多日本的貯存系統,收納物件,用抽屜牆和素色簾遮遮掩掩,在家中營造第二、第三堵牆,室中有室,機關重重,看起來簡約罷了。收納系統又不是家居物品管理,物品藏好了,便難找出來,有時去買比去找還容易。

忘記也會成了樂事。一次小兒無意翻弄紙箱,層層舊物之中,發現三四歲在嬰兒床上的音樂掛鈴,有如考古學家挖出的長毛象和劍齒虎。掛鈴旋緊發條之後,仍可奏出舒曼的《童夢》 ,掛鈴下的月亮星辰隨之轉動。 我便叫小兒躺在地板上,說要與他玩懷舊遊戲,便提起掛鈴,播出音樂。他乖乖安躺地上,如嬰兒一般捲曲手足,捉踢月亮星辰。

清貧生活

核心家庭,少親戚朋友分享,加上琳瑯物品,家居又狹窄,就有物累之患。「屋是用來住人的,不是用來放物的,當物件不再是自我的延伸,應將之送走或丟棄。」前幾年覺悟過來,始知道古人說的物累。《莊子.天道》曰:「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物累亦稱物役,為外物所役使也。前人在戰亂長大,做人只求兩餐一宿,一句「有骨落地,有瓦遮頭」,總結了現世福樂。溫飽之後,物質再豐富,帶來的快樂很少。拼命追求金錢和物慾,只是政府和財閥將整個社會弄得充滿不安全感,於是拼命賺錢。弄得精神緊張之後,又用購物來減壓與發洩,然則高地價政策之下,家居狹小,不堪物品負荷,弄得生活更緊迫了。看以前的皇帝貴族寢室,便是清雅空靈,物品堆塞,即使是貴價物,也是貧民家。

前幾年聽朋友介紹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說的就是不必擁有不需要的物品,了解自己的需要,只買所需的就夠了;另外是物件用壞了才買新的。這樣便不會買無謂的、同類的物品回家。說是同類,是經驗觀察了,很多人不斷購物,都不會整個百貨公司買回家的,買的都是同類型、同色系的物品。重複地買、重複地試,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或適合的,建立了自我認同的符號,購物便有了目的,更容易去買。產品的製造商也懂得這道理,同類型物品不斷變身和衍生,縮短消費者的滿足周期,使得購買的慾望無有盡期。若是見異思遷,漫無目的,亂買一通,反而很快便買夠了,買悶了,不會再買。

「Hello!隨便睇,隨便揀,睇啱可以試下喎。」當今的物品愈出愈粗,紓解購物慾的簡單方法,就是提高品味修養,看不順眼,那就不會去試,也不會買。

物累

物累 陳雲

《信報》,2010年4月30日




即使在匱乏中成長,老一輩也難免亂購物,事後追悔莫及。今日的小孩,暴露在各式貨品及廣告之中,物慾熾熱,然而並無珍惜物質的生活經驗,也許不會落入老一輩的負疚之中,少些苦惱。四年前,寄養家中的小孩七歲,看中標價九十九元的玩具,我說:「這是幻覺定價。」他幽幽地回應一句:「唔係好貴啫!」如是者揀了幾件同類的汽車模型,才知道這是他購物的口頭禪,難怪店員待他特別殷勤,以為他出身富貴。嘮叨了一會,買了給他,他嬌嗔地說﹕「哼,買咗都唔開心!」此語一出,令我恍然大悟,買了也不開心,是消費社會的真相。

奇妙因緣

又有一回,我在百貨公司的散貨場千挑萬選,買了個日本小型五格抽屜杉木箱回家,確是價廉物美,於是躊躇滿志,打趣問小兒:「抽屜套盒如此精緻,不知可否用作藥箱呢?」小兒回話﹕「唔知道用途你都買?」 哎,平日我牙尖嘴利,小兒耳濡目染,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孩也另有購物的絕招,就是與他琢磨良久,議定購買何物之後,到了櫃枱付款的一刻,他便猶疑起來,忽然自貨架掏出貴價貨品,好像發現寶物一樣:「這個更好,是吧?」有時兩者揀一,爭論不休的時候,也會兩件一齊買的。幸好他語言天真,只是說買,不會說大減價、優惠、回贈之類,「掃貨」更不會說了。掃貨,像是協助公司清理存貨一般,花錢得來太委屈了。粵語片中,少奶奶購物不講「買」,而是輕淡一句:「你同我包起佢啦。」好像從不愁付錢似的。豈有今日的人說「血拼」、「喪拼」的粗魯,購物都緊張兮兮的。

如是者,他的玩具我的書,堆滿一屋,只好將辦公室影印房的空紙箱帶回家,最初還興高采烈,教他玩分類和編碼,後來卻發現物件入箱之後,看不見,再買同類的物品回來,負疚感不大了。於是便換了透明的小膠箱,不過放久了,一樣視而不見。有時入箱的快感還高於購物的樂趣,儲存癖與購買慾原來是共生的,就如我與小兒,不知是苦是樂。

有一日在書房地上午睡,醒來時,他對我說:「三千年與你再見!」然後在房內繼續玩耍。當時小兒五歲,奇哉怪也。

長毛象與劍齒虎

曾經有朋友建議租用迷你倉,說全日開放,又有空氣調節,用來放鞋帽衣裳,不會發霉。思前想後,始終忍手不租。迷你倉能小能大,制約購物的能力不及蝸居斗室,遲早會愈租愈大的,而且物品放入迷你倉之後根本看不見,會買得更多。以往在政府做事的時候,也曾經將文件存入「皇家倉」(政府倉庫)。老同事告誡,物件一入皇家倉,千秋萬載,直至退休也不會再見到的了。

紓解熾烈的物慾,中產階級都嚮往簡約主義的家居擺設。然而,現代生活需要的物品實在太多,單是衣物和護理品便是一大堆。實踐簡約家居,首先要買很多日本的貯存系統,收納物件,用抽屜牆和素色簾遮遮掩掩,在家中營造第二、第三堵牆,室中有室,機關重重,看起來簡約罷了。收納系統又不是家居物品管理,物品藏好了,便難找出來,有時去買比去找還容易。

忘記也會成了樂事。一次小兒無意翻弄紙箱,層層舊物之中,發現三四歲在嬰兒床上的音樂掛鈴,有如考古學家挖出的長毛象和劍齒虎。掛鈴旋緊發條之後,仍可奏出舒曼的《童夢》 ,掛鈴下的月亮星辰隨之轉動。 我便叫小兒躺在地板上,說要與他玩懷舊遊戲,便提起掛鈴,播出音樂。他乖乖安躺地上,如嬰兒一般捲曲手足,捉踢月亮星辰。

清貧生活

核心家庭,少親戚朋友分享,加上琳瑯物品,家居又狹窄,就有物累之患。「屋是用來住人的,不是用來放物的,當物件不再是自我的延伸,應將之送走或丟棄。」前幾年覺悟過來,始知道古人說的物累。《莊子.天道》曰:「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物累亦稱物役,為外物所役使也。前人在戰亂長大,做人只求兩餐一宿,一句「有骨落地,有瓦遮頭」,總結了現世福樂。溫飽之後,物質再豐富,帶來的快樂很少。拼命追求金錢和物慾,只是政府和財閥將整個社會弄得充滿不安全感,於是拼命賺錢。弄得精神緊張之後,又用購物來減壓與發洩,然則高地價政策之下,家居狹小,不堪物品負荷,弄得生活更緊迫了。看以前的皇帝貴族寢室,便是清雅空靈,物品堆塞,即使是貴價物,也是貧民家。

前幾年聽朋友介紹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說的就是不必擁有不需要的物品,了解自己的需要,只買所需的就夠了;另外是物件用壞了才買新的。這樣便不會買無謂的、同類的物品回家。說是同類,是經驗觀察了,很多人不斷購物,都不會整個百貨公司買回家的,買的都是同類型、同色系的物品。重複地買、重複地試,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或適合的,建立了自我認同的符號,購物便有了目的,更容易去買。產品的製造商也懂得這道理,同類型物品不斷變身和衍生,縮短消費者的滿足周期,使得購買的慾望無有盡期。若是見異思遷,漫無目的,亂買一通,反而很快便買夠了,買悶了,不會再買。

「Hello!隨便睇,隨便揀,睇啱可以試下喎。」當今的物品愈出愈粗,紓解購物慾的簡單方法,就是提高品味修養,看不順眼,那就不會去試,也不會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