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一向講求效率，往往想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事，以誰完成工作最快、賺錢最多，來衡量誰人最成功、最能幹；為了追趕時間，人人都只好不斷加快腳步。
不過，在匆忙的背後，我們往往就容易地忽略了身邊的人和事物，甚至患上各種都市病，弄致身心俱疲。近年歐洲開始興起一股「慢活文化」，它的基本原則便是要平衡──該快則快，能慢則慢，盡量以正確的速度生活。
本節目中三位從事不同行業的人士，將從飲食文化、運動速度、時間管理、身心健康、人際關係等角度，與大家分享他們深刻體會和價值觀念，讓大家反思如何改變生活態度，調整作息節奏，學習何謂徐疾有序，從而更懂得人生要平衡和快活。
編導：陳志璇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hkcc&d=2009-03-30&p=858&e=88374&m=episode
思考問題︰高效率、高速度是否等於生活素質？
2010年1月29日 星期五
我怕梁振英
蔡東豪 我怕梁振英
摘自《信報》
我的人生一大樂事，是欣賞賓士 （Ken Burns）的長篇紀錄片，剛看完賓士片長十二小時的新作National Parks－America's Best Idea，情緒特別高漲。每次看賓士的紀錄片，當接近尾聲的時候，都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因為不想它完結，我想這是一個觀眾對紀錄片製作者的一種致意。九十年代初次接觸賓士的 The Civil War，驚為天人，從此愛上了這段引人入勝的美國歷史。他其他的作品Baseball、Jazz、The West、The War我都一看再看。
賓士的紀錄片糅合了歷史、人物、攝影和音樂，把一些熟悉的題材用自成一格的手法拼出一個個歷久彌新的故事，例如市面上有很多以二次大戰為題的紀錄片，但賓士的The War 拍出的故事味道，令資深二戰迷看得如癡如醉。從較深層次看，賓士紀錄片都是在探討一些普世價值觀，例如自由、平等、開放，以往都是從字�行間滲透出來，不過新作National Parks －America's Best Idea就明刀明槍，把這些價值觀赤裸裸地訴予觀眾。
全民共享大自然
國家公園是美國的一項發明，並出口全球。美國政府保護土地以供公眾使用和觀賞，始於1864年的加州Yosemite Valley （後來成為Yosemite Valley國家公園），美國國會把這個新主意變成聯邦法例，簽署這項法例的總統是林肯。全球第一個正式的國家公園是1872年立法保護的黃石國家公園。今日全球有約四千個國家公園散布在約二百個國家。
十九世紀的歐洲，最壯觀和最美麗的天然風景大都屬於皇帝和貴族的私人財產，公眾有幸觀賞到這些景色，要得到有權有勢的人施捨。一群愛好大自然的美國人在十九世紀開始推動一個新概念 ? 大自然是屬於公眾，政府有責任主動保護這些公眾財產，確保全民可享用，而保護的方式就是甚麼都不要動，天然狀態就是最美麗。
表面看，保護天然財產是環保工程，但表層下，這是美國人對民主的追求，散發�自由、平等、開放的氣息。換句話說，設立國家公園是大自然民主化，代表這些天然寶藏不屬於有錢或有權勢的人，它屬於你和我，所以所有人都有責任去保護它，讓我們的子女可世世代代去使用和欣賞。推動國家公園最出力的美國總統是老羅斯福 （Teddy Roosevelt），在他任內美國國家公園數目從五個增至十個 （現有五十八個），他對國家公園的寄語是「For The Benefit And Enjoyment Of The People」，他這句話刻在黃石公園北入口拱門上。
港英留下一片好空間
香港四成土地面積是郊野公園，這是英國殖民地政府留下給香港人。被譽為在香港建樹最多的港督麥理浩，以他命名的「政績工程」，最為人熟悉的應該是橫跨多個郊野公園的麥理浩徑。回歸十二年，特區政府未有大肆改動郊野公園政策，以特區政府施政水平來推斷，「無做�」是德政。這十二年特區政府其實也無意中為郊野公園做了一件好事，2003年特區政府處理沙士的手法弄至民怨沸騰，市民知道要自己幫自己，於是聯群結隊郊遊，不但強身健體和心曠神怡，還可避開高感染地區；這時候香港市民開始大量使用郊野公園。要保護一件東西，最重要是要有人去關心它。
賓士紀錄片、麥理浩、郊野公園，怎樣會跟梁振英扯上關係？
聽聞梁振英非常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因此我要很小心寫以下的文字，而最小心的方法之一，是在儘量避免斷章義的情況下，引用他的文字。梁振英一定很關心郊野公園，因為他在近期三篇文章中提及郊野公園，特別之處是這三篇文章主題跟郊野公園都是無關。他的文章主要談及香港社會的流動性，而出發點是他最熟悉的房屋政策。郊野公園沒有「惹」梁振英，是梁振英選擇評論郊野公園的存在價值。
「原來在香港，統計數字上的「中產」，居住面積是五百呎，原來面積條件七百呎，已經遠遠高出人們心目中的「中產」。這是私人住宅的「中」，如果把公屋一起算，全港住戶之中，有五百方五百呎的住所，在面積上已經是「人上人」。香港私人住宅面積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香港私人住面積質量，多年未變。
數字同時說：香港有四成的土地面積，劃為郊野公園，為花草樹木、雀鳥蝴蝶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神聖不可侵犯；據說郊野公園的面積還要增加。把這些數字放在一起看，大家有什麼感想？」〈數字說明：階層差距遠超想像，議事施政慎防誤區〉，《明報》，2009年10月30日「香港的郊野公園佔本港總面積的40％，郊野公園是香港的驕傲，我絕對喜歡，但是回頭一想，大部分打工仔每周工作6天，九成的住戶沒有海外女傭幫助做家務，第七天在家中還是要忙家務、忙孩子的事。當大部分基層香港人無暇享受郊野公園，同時居住空間擠迫，擴大郊野公園的範圍的意義是什麼？ 」〈社會問題不會自動消失，繁榮共享，惡果共嘗〉，《明報》，2009年11月6日「每人每天努力應付的，是維持生活的必需，我們有令人驕傲的郊野公園，但有多少人去親近？我們有讓人羡慕的維港海岸，但有多少人去流連？ 」〈人心肉做，有心就有法〉，《明報》，2009年11月13日
山是誠實最可靠
梁振英對於郊野公園的看法，我相信我應該不會解讀錯誤。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不願見到政府更改現行郊野公園政策，然而在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框架中，我沒有機會去行使我的投票權利，無法表達我對梁振英的郊野公園政策的不同意見。
在香港六成土地面積上，我們見盡欠缺透明度的政府運作、不平等的政府施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在另外四成土地面積上，我們得到一個感覺上自由、平等、開放的環境。在郊野公園，地產富豪的權益不比其他人高，他們跟我們看到龍脊和紫蘿蘭山的風景是一樣的 （地產富豪看到的或許是2萬元一呎的豪宅樓盤，然後對自已說：「拍樓盤廣告唔使去法國」）。山不會「發水」，山是誠實和正直，在山上我們彷彿尋找到社會公義。
美國人視國家公園為民主象徵，以身驅、血汗、金錢、法例去保護，確保世代流傳。香港的郊野公園的確是香港人的驕傲，假如梁振英成為下一任行政長官，由他領導的特區政府，會怎對待這一大片可供地產商發展的土地？市民有辦法保護它嗎？
我怕紫蘿蘭山變成一個樓盤，我怕西貢大浪灣變成一個綜合度假村，我怕梁振英。
思考問題
你們認為應否把郊野公園的土地拿來「發展」？
摘自《信報》
我的人生一大樂事，是欣賞賓士 （Ken Burns）的長篇紀錄片，剛看完賓士片長十二小時的新作National Parks－America's Best Idea，情緒特別高漲。每次看賓士的紀錄片，當接近尾聲的時候，都有依依不捨的感覺，因為不想它完結，我想這是一個觀眾對紀錄片製作者的一種致意。九十年代初次接觸賓士的 The Civil War，驚為天人，從此愛上了這段引人入勝的美國歷史。他其他的作品Baseball、Jazz、The West、The War我都一看再看。
賓士的紀錄片糅合了歷史、人物、攝影和音樂，把一些熟悉的題材用自成一格的手法拼出一個個歷久彌新的故事，例如市面上有很多以二次大戰為題的紀錄片，但賓士的The War 拍出的故事味道，令資深二戰迷看得如癡如醉。從較深層次看，賓士紀錄片都是在探討一些普世價值觀，例如自由、平等、開放，以往都是從字�行間滲透出來，不過新作National Parks －America's Best Idea就明刀明槍，把這些價值觀赤裸裸地訴予觀眾。
全民共享大自然
國家公園是美國的一項發明，並出口全球。美國政府保護土地以供公眾使用和觀賞，始於1864年的加州Yosemite Valley （後來成為Yosemite Valley國家公園），美國國會把這個新主意變成聯邦法例，簽署這項法例的總統是林肯。全球第一個正式的國家公園是1872年立法保護的黃石國家公園。今日全球有約四千個國家公園散布在約二百個國家。
十九世紀的歐洲，最壯觀和最美麗的天然風景大都屬於皇帝和貴族的私人財產，公眾有幸觀賞到這些景色，要得到有權有勢的人施捨。一群愛好大自然的美國人在十九世紀開始推動一個新概念 ? 大自然是屬於公眾，政府有責任主動保護這些公眾財產，確保全民可享用，而保護的方式就是甚麼都不要動，天然狀態就是最美麗。
表面看，保護天然財產是環保工程，但表層下，這是美國人對民主的追求，散發�自由、平等、開放的氣息。換句話說，設立國家公園是大自然民主化，代表這些天然寶藏不屬於有錢或有權勢的人，它屬於你和我，所以所有人都有責任去保護它，讓我們的子女可世世代代去使用和欣賞。推動國家公園最出力的美國總統是老羅斯福 （Teddy Roosevelt），在他任內美國國家公園數目從五個增至十個 （現有五十八個），他對國家公園的寄語是「For The Benefit And Enjoyment Of The People」，他這句話刻在黃石公園北入口拱門上。
港英留下一片好空間
香港四成土地面積是郊野公園，這是英國殖民地政府留下給香港人。被譽為在香港建樹最多的港督麥理浩，以他命名的「政績工程」，最為人熟悉的應該是橫跨多個郊野公園的麥理浩徑。回歸十二年，特區政府未有大肆改動郊野公園政策，以特區政府施政水平來推斷，「無做�」是德政。這十二年特區政府其實也無意中為郊野公園做了一件好事，2003年特區政府處理沙士的手法弄至民怨沸騰，市民知道要自己幫自己，於是聯群結隊郊遊，不但強身健體和心曠神怡，還可避開高感染地區；這時候香港市民開始大量使用郊野公園。要保護一件東西，最重要是要有人去關心它。
賓士紀錄片、麥理浩、郊野公園，怎樣會跟梁振英扯上關係？
聽聞梁振英非常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因此我要很小心寫以下的文字，而最小心的方法之一，是在儘量避免斷章義的情況下，引用他的文字。梁振英一定很關心郊野公園，因為他在近期三篇文章中提及郊野公園，特別之處是這三篇文章主題跟郊野公園都是無關。他的文章主要談及香港社會的流動性，而出發點是他最熟悉的房屋政策。郊野公園沒有「惹」梁振英，是梁振英選擇評論郊野公園的存在價值。
「原來在香港，統計數字上的「中產」，居住面積是五百呎，原來面積條件七百呎，已經遠遠高出人們心目中的「中產」。這是私人住宅的「中」，如果把公屋一起算，全港住戶之中，有五百方五百呎的住所，在面積上已經是「人上人」。香港私人住宅面積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香港私人住面積質量，多年未變。
數字同時說：香港有四成的土地面積，劃為郊野公園，為花草樹木、雀鳥蝴蝶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神聖不可侵犯；據說郊野公園的面積還要增加。把這些數字放在一起看，大家有什麼感想？」〈數字說明：階層差距遠超想像，議事施政慎防誤區〉，《明報》，2009年10月30日「香港的郊野公園佔本港總面積的40％，郊野公園是香港的驕傲，我絕對喜歡，但是回頭一想，大部分打工仔每周工作6天，九成的住戶沒有海外女傭幫助做家務，第七天在家中還是要忙家務、忙孩子的事。當大部分基層香港人無暇享受郊野公園，同時居住空間擠迫，擴大郊野公園的範圍的意義是什麼？ 」〈社會問題不會自動消失，繁榮共享，惡果共嘗〉，《明報》，2009年11月6日「每人每天努力應付的，是維持生活的必需，我們有令人驕傲的郊野公園，但有多少人去親近？我們有讓人羡慕的維港海岸，但有多少人去流連？ 」〈人心肉做，有心就有法〉，《明報》，2009年11月13日
山是誠實最可靠
梁振英對於郊野公園的看法，我相信我應該不會解讀錯誤。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不願見到政府更改現行郊野公園政策，然而在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框架中，我沒有機會去行使我的投票權利，無法表達我對梁振英的郊野公園政策的不同意見。
在香港六成土地面積上，我們見盡欠缺透明度的政府運作、不平等的政府施政、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在另外四成土地面積上，我們得到一個感覺上自由、平等、開放的環境。在郊野公園，地產富豪的權益不比其他人高，他們跟我們看到龍脊和紫蘿蘭山的風景是一樣的 （地產富豪看到的或許是2萬元一呎的豪宅樓盤，然後對自已說：「拍樓盤廣告唔使去法國」）。山不會「發水」，山是誠實和正直，在山上我們彷彿尋找到社會公義。
美國人視國家公園為民主象徵，以身驅、血汗、金錢、法例去保護，確保世代流傳。香港的郊野公園的確是香港人的驕傲，假如梁振英成為下一任行政長官，由他領導的特區政府，會怎對待這一大片可供地產商發展的土地？市民有辦法保護它嗎？
我怕紫蘿蘭山變成一個樓盤，我怕西貢大浪灣變成一個綜合度假村，我怕梁振英。
思考問題
你們認為應否把郊野公園的土地拿來「發展」？
2010年1月27日 星期三
堅尼系數
要扶貧，重點自然應該放在窮人身上；解決的方法，不外乎是通過教育，提升競爭力，令他們改善生活。
說甚麼貧富懸殊加劇，並不見得有幫助窮人的用心，反而更見借題發揮，搬出堅尼系數等名詞，擺窮人上，實質只是「憎人富貴」的心態加劇，玩玩民粹，順道撈撈政治油水，幫不到窮人忙已算事小，混淆視聽，拖累扶貧正經事則事大。
統計處昨日公佈住戶收入研究的結果，指堅尼系數上升，收入分配的距離大了。有人說，已經敲響警鐘。敲響的警鐘，不是收入差距擴大，而是團體煽風點火，借堅尼系數來搶搶鏡，置真正需要幫助的窮人於不顧。
要搞清楚，堅尼系數，是用來量度收入差距的方法，數字越大，只反映收入差距大；同理，數字細，也不等於好。北韓均窮，堅尼系數近乎完美平等；在香港借堅尼系數升而大做文章的人士，也不見得會申請北韓的綠卡。
大家關心的，是低收入人士的生活水平，但堅尼系數只能反映窮人和有錢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借堅尼系數博出位的，可能是自己也搞不清楚，見人家說堅尼，自己也加一把口；或者是，本身憎人富貴厭人窮，搬窮人出來，凸顯自己仇富的心態。但不論出發點如何，其實都無助窮人脫貧，達不到扶貧目標。
社會上一些團體或議員，硬要死抱堅尼系數，說貧富有差距。要搞個財富轉移的累進稅嗎？將富人的收入轉移到窮人手中，一加一減，收入是平均了，堅尼系數隨即下跌，但直接交錢予窮人，剝削其自力更生的動力，是真正幫助窮人的辦法嗎？
同時，抽稅抽得狠，也打擊創業的意欲，創業風險大，但回報被抽稅抽去一大部份，換來便是無人夠膽創造財富，沒有錢抽稅，最後也幫不了窮人。
真正要解決貧窮問題，無疑是通過教育，提升窮人的生產力，從而得到更多的收入。問題來了，窮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買起消費品來，做生意的明顯會賺得更快。簡單是說，同一時間，堅尼系數升是升了，但社會的生活質素普遍又有所提升，堅尼系數是高是低反而不成問題。
堅尼系數，根本不應在扶貧的議程之上。討論扶貧時，無故講出堅尼系數，將扶貧議題和貧富差距扯在一起，混為一談，根本無助扶貧。日後再有議員走出來說扶貧，但若言談間集中火力，只講堅尼系數，而不是真正關注如何助窮人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不是腦筋有問題，便是借窮人過橋的政客。
扶貧政策的重點，究竟是要幫助窮人，還是將較富有的拉下來？一旦是後者，將較富有的拉下來，盲目地追求甚麼堅尼系數，便會令窮人失去向上爬升的機會，社會的整體進步被拖慢，最終也幫不了原先想幫的窮人。
摘自《蘋果批》，作者為高明輝
說甚麼貧富懸殊加劇，並不見得有幫助窮人的用心，反而更見借題發揮，搬出堅尼系數等名詞，擺窮人上，實質只是「憎人富貴」的心態加劇，玩玩民粹，順道撈撈政治油水，幫不到窮人忙已算事小，混淆視聽，拖累扶貧正經事則事大。
統計處昨日公佈住戶收入研究的結果，指堅尼系數上升，收入分配的距離大了。有人說，已經敲響警鐘。敲響的警鐘，不是收入差距擴大，而是團體煽風點火，借堅尼系數來搶搶鏡，置真正需要幫助的窮人於不顧。
要搞清楚，堅尼系數，是用來量度收入差距的方法，數字越大，只反映收入差距大；同理，數字細，也不等於好。北韓均窮，堅尼系數近乎完美平等；在香港借堅尼系數升而大做文章的人士，也不見得會申請北韓的綠卡。
大家關心的，是低收入人士的生活水平，但堅尼系數只能反映窮人和有錢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借堅尼系數博出位的，可能是自己也搞不清楚，見人家說堅尼，自己也加一把口；或者是，本身憎人富貴厭人窮，搬窮人出來，凸顯自己仇富的心態。但不論出發點如何，其實都無助窮人脫貧，達不到扶貧目標。
社會上一些團體或議員，硬要死抱堅尼系數，說貧富有差距。要搞個財富轉移的累進稅嗎？將富人的收入轉移到窮人手中，一加一減，收入是平均了，堅尼系數隨即下跌，但直接交錢予窮人，剝削其自力更生的動力，是真正幫助窮人的辦法嗎？
同時，抽稅抽得狠，也打擊創業的意欲，創業風險大，但回報被抽稅抽去一大部份，換來便是無人夠膽創造財富，沒有錢抽稅，最後也幫不了窮人。
真正要解決貧窮問題，無疑是通過教育，提升窮人的生產力，從而得到更多的收入。問題來了，窮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買起消費品來，做生意的明顯會賺得更快。簡單是說，同一時間，堅尼系數升是升了，但社會的生活質素普遍又有所提升，堅尼系數是高是低反而不成問題。
堅尼系數，根本不應在扶貧的議程之上。討論扶貧時，無故講出堅尼系數，將扶貧議題和貧富差距扯在一起，混為一談，根本無助扶貧。日後再有議員走出來說扶貧，但若言談間集中火力，只講堅尼系數，而不是真正關注如何助窮人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的，不是腦筋有問題，便是借窮人過橋的政客。
扶貧政策的重點，究竟是要幫助窮人，還是將較富有的拉下來？一旦是後者，將較富有的拉下來，盲目地追求甚麼堅尼系數，便會令窮人失去向上爬升的機會，社會的整體進步被拖慢，最終也幫不了原先想幫的窮人。
摘自《蘋果批》，作者為高明輝
2010年1月25日 星期一
2010年1月24日 星期日
改革GDP計算模式 法推快樂經濟
改革GDP計算模式 法推快樂經濟
諾獎學者報告促量度快樂指數
《明報》，2009年9月16日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與一班全球頂尖經濟學家，提出「國家經濟表現」新定義，指量度國家經濟表現的方法，應包括國民快樂指數、生活水平及環境等因素，不應只重本地生產總值（GDP）。薩爾科齊還呼籲各國一同參與這次「革命」。
薩爾科齊去年2月找來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及阿馬蒂亞森（Armatya Sen），以及21名國際專家，成立專責小組，研究衡量經濟表現的新方法，把國民快樂指數、生活水平及環境等因素包括在內，以改革現行的GDP計算方法。專責小組近日終呈交了改革報告。
新計算收窄美法經濟表現差距
薩爾科齊周一在巴黎發表演說稱，法國將採納報告的建議。「一個重大革命正等我們。多年來，人們都認為金融業是強大的財富創造者，但大家已發現，金融業積累了太多的風險，差點令全球陷入災難。今次金融危機迫使我們研究其他模式。」
報告建議，計算家庭收入、財富及消費，比計算經濟活動生產總值，更能反映物質生活質素，一些非市場活動（諸如清潔家居等），以及個人消閒、社交生活、個人負債等因素，亦應被計算在內。報告又建議，收入及財富分佈、教育及醫療政策普及度等，都應是看重的一環；國家有否過度耗用經濟財富及破壞環境等，也應考慮在內。
GDP是計算一個國家全年的貨品及服務生產總值，計算經濟增長就是以本年GDP與往年GDP比較。根據這計算方法，法國經濟近幾十年來都落後於英美。但斯氏的計法則有助以工時短、假期多、福利好聞名的法國，提升經濟地位，相反美國的經濟表現則會顯著下調。美國目前的人均GDP，比法國高14％，但在引用新計算方法後，雙方差距至少縮窄一半。
工時短提高國家生活指數
報告指出，假設兩國的GDP相同，但工時短的國家生活指數，必比工時長的國家生活指數高。薩爾科齊說﹕「全球民眾都認為GDP數字不能反映事實，法國將爭取所有國際組織改用新計算法，並敦促歐盟成員樹立榜樣率先轉用」。號稱「全球最快樂國家」的不丹，也以「國民總快樂度」作為施政參考。
斯蒂格利茨受訪時說﹕「GDP本來只是用作計算經濟活動，但愈來愈多人將之用作計算社會福祉水平，這不是原意。」他表示，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很多國家都跟隨美國經濟模式，因為美國GDP數字增長強勁，但金融危機暴露了問題，「就算金融業運作回復正常，但問題是美國國民大量財富（都因樓價崩潰）蒸發了」。斯氏在報告指出，若各國政府一早將焦點放在提高國民家庭中位數收入而非GDP數字，也許能減少金融海嘯對民生的衝擊，改善總體人口的福祉。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時報/獨立報
諾獎學者報告促量度快樂指數
《明報》，2009年9月16日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Nicolas Sarkozy）與一班全球頂尖經濟學家，提出「國家經濟表現」新定義，指量度國家經濟表現的方法，應包括國民快樂指數、生活水平及環境等因素，不應只重本地生產總值（GDP）。薩爾科齊還呼籲各國一同參與這次「革命」。
薩爾科齊去年2月找來兩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及阿馬蒂亞森（Armatya Sen），以及21名國際專家，成立專責小組，研究衡量經濟表現的新方法，把國民快樂指數、生活水平及環境等因素包括在內，以改革現行的GDP計算方法。專責小組近日終呈交了改革報告。
新計算收窄美法經濟表現差距
薩爾科齊周一在巴黎發表演說稱，法國將採納報告的建議。「一個重大革命正等我們。多年來，人們都認為金融業是強大的財富創造者，但大家已發現，金融業積累了太多的風險，差點令全球陷入災難。今次金融危機迫使我們研究其他模式。」
報告建議，計算家庭收入、財富及消費，比計算經濟活動生產總值，更能反映物質生活質素，一些非市場活動（諸如清潔家居等），以及個人消閒、社交生活、個人負債等因素，亦應被計算在內。報告又建議，收入及財富分佈、教育及醫療政策普及度等，都應是看重的一環；國家有否過度耗用經濟財富及破壞環境等，也應考慮在內。
GDP是計算一個國家全年的貨品及服務生產總值，計算經濟增長就是以本年GDP與往年GDP比較。根據這計算方法，法國經濟近幾十年來都落後於英美。但斯氏的計法則有助以工時短、假期多、福利好聞名的法國，提升經濟地位，相反美國的經濟表現則會顯著下調。美國目前的人均GDP，比法國高14％，但在引用新計算方法後，雙方差距至少縮窄一半。
工時短提高國家生活指數
報告指出，假設兩國的GDP相同，但工時短的國家生活指數，必比工時長的國家生活指數高。薩爾科齊說﹕「全球民眾都認為GDP數字不能反映事實，法國將爭取所有國際組織改用新計算法，並敦促歐盟成員樹立榜樣率先轉用」。號稱「全球最快樂國家」的不丹，也以「國民總快樂度」作為施政參考。
斯蒂格利茨受訪時說﹕「GDP本來只是用作計算經濟活動，但愈來愈多人將之用作計算社會福祉水平，這不是原意。」他表示，在金融海嘯爆發前，很多國家都跟隨美國經濟模式，因為美國GDP數字增長強勁，但金融危機暴露了問題，「就算金融業運作回復正常，但問題是美國國民大量財富（都因樓價崩潰）蒸發了」。斯氏在報告指出，若各國政府一早將焦點放在提高國民家庭中位數收入而非GDP數字，也許能減少金融海嘯對民生的衝擊，改善總體人口的福祉。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時報/獨立報
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新學制下 料年多3000大學生 首屆文憑試 料25%考生達大學門檻
新學制下 料年多3000大學生 首屆文憑試 料25%考生達大學門檻
《明報》，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新高中學制下，2012年舉行的首屆中學文憑試，將取代沿用數十年的會考和高考制度，教育局昨宣布文憑試已獲國際資歷認可，評級水平可國際文憑考試（IB）及英國高考。新制下7個等級（5**、5*、5至1級）中，第3級起相當於昔日高考的E級水平，即新高中學生僅讀6年便可追上傳統高考生7年學歷。政府預計首屆8萬名考生中，有2萬人可達大學收生門檻，每年多3000人入讀資助和私立大學。
英評定文憑試媲美IB
教育局長孫明揚 及考評局 秘書長張永明，昨日公布新中學文憑試的學術認可框架。
張永明表示，局方早前根據2007年會考及高考的考生試卷作分析基礎，假設考生應付中學文憑試時的表現，完成模擬評分結果，交由英國國家學術及資歷認可資訊機構（NARIC）及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評定文憑試的資歷水平，研究結果顯示，文憑試評級制度，即分為1至5級，另將5級內較頂尖的學生評為5*，最頂尖的1％考生為則5**，較英國高考制度，各方面均達較高水平，可媲美歷史悠久的國際文憑考試（IB）。
英國當局將於周一通知考評局文憑試的最終學術評分，若確認達IB水平，文憑試的5**級便可等同高考的A級程度，第3級則等同E級「及格」水平。
孫明揚表示，八大已確認，文憑試下最低入學要求為中文、英文3級以上、數學及通識2級以上，即「3322」水平。考評局推算，約8萬名新高中考生中，25％即約2萬人可通過大學門檻，較現時每年有約1.7萬人通過高考中英及格等大學門檻，每年料多3000人成為大學生。
自資學位私立大學吸納
但孫明揚強調，資助大學學額會維持14,500個，政府會鼓勵學界發展自資學位課程和發展私立大學，為合資格高中畢業生提供大學出路。他又指出，隨著適齡學童減少，即使大學學額不變，入大學競爭亦會減少。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表示，次一級的副學士課程門檻，為包括中英文在內，共5科達2級以上，學生完成後可銜接大學三年級。餘下四成學生可報讀由各持續進修 院校提供的毅進課程，完成後可等同5科2級程度。
另一副秘書長陳嘉琪昨表示，未來會加強向僱主宣傳新學制，稍後更會拍攝模擬短片上載網站，由演員飾演在文憑試考獲不同英語等級的青年，在職場工作時的英語表現，讓顧主了解文憑試的等級水平。
香港教育學院 教務長蘇國生表示，「3322」是基本入學要求，學生在聯招所報讀的學科，教院 或會要求他們在該科成績較基本要求高一個評級，例如若學生想入讀英文系，中學文憑試英文科便要具4級以上程度。
《明報》，2010年1月22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新高中學制下，2012年舉行的首屆中學文憑試，將取代沿用數十年的會考和高考制度，教育局昨宣布文憑試已獲國際資歷認可，評級水平可國際文憑考試（IB）及英國高考。新制下7個等級（5**、5*、5至1級）中，第3級起相當於昔日高考的E級水平，即新高中學生僅讀6年便可追上傳統高考生7年學歷。政府預計首屆8萬名考生中，有2萬人可達大學收生門檻，每年多3000人入讀資助和私立大學。
英評定文憑試媲美IB
教育局長孫明揚 及考評局 秘書長張永明，昨日公布新中學文憑試的學術認可框架。
張永明表示，局方早前根據2007年會考及高考的考生試卷作分析基礎，假設考生應付中學文憑試時的表現，完成模擬評分結果，交由英國國家學術及資歷認可資訊機構（NARIC）及英國大學及院校招生事務處（UCAS），評定文憑試的資歷水平，研究結果顯示，文憑試評級制度，即分為1至5級，另將5級內較頂尖的學生評為5*，最頂尖的1％考生為則5**，較英國高考制度，各方面均達較高水平，可媲美歷史悠久的國際文憑考試（IB）。
英國當局將於周一通知考評局文憑試的最終學術評分，若確認達IB水平，文憑試的5**級便可等同高考的A級程度，第3級則等同E級「及格」水平。
孫明揚表示，八大已確認，文憑試下最低入學要求為中文、英文3級以上、數學及通識2級以上，即「3322」水平。考評局推算，約8萬名新高中考生中，25％即約2萬人可通過大學門檻，較現時每年有約1.7萬人通過高考中英及格等大學門檻，每年料多3000人成為大學生。
自資學位私立大學吸納
但孫明揚強調，資助大學學額會維持14,500個，政府會鼓勵學界發展自資學位課程和發展私立大學，為合資格高中畢業生提供大學出路。他又指出，隨著適齡學童減少，即使大學學額不變，入大學競爭亦會減少。
教育局副秘書長李美嫦表示，次一級的副學士課程門檻，為包括中英文在內，共5科達2級以上，學生完成後可銜接大學三年級。餘下四成學生可報讀由各持續進修 院校提供的毅進課程，完成後可等同5科2級程度。
另一副秘書長陳嘉琪昨表示，未來會加強向僱主宣傳新學制，稍後更會拍攝模擬短片上載網站，由演員飾演在文憑試考獲不同英語等級的青年，在職場工作時的英語表現，讓顧主了解文憑試的等級水平。
香港教育學院 教務長蘇國生表示，「3322」是基本入學要求，學生在聯招所報讀的學科，教院 或會要求他們在該科成績較基本要求高一個評級，例如若學生想入讀英文系，中學文憑試英文科便要具4級以上程度。
2010年1月20日 星期三
失業率一年來首穿5% 低收入家庭急增
失業率一年來首穿5% 低收入家庭急增
(明報)2010年1月20日 星期三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下跌0.2個百分點，跌至4.9％，是一年來首次低於5%水平。雖然就業情况有改善，但有非政府機構表示，近月到食物銀行領取食物的人士中，有近40％為低收入人士；而低收入家庭數目亦在一年間急升。
連續4月下跌 最新4.9％
政府公布去年10至12月的失業率為4.9%，較上月的5.1％，下跌0.2個百分點，這是自2009年7至9月以來，失業率連續4個月錄得下跌。就業不足率同樣下跌0.2個百分點，至2.3%；15至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亦下跌1.5個百分點，至20.1％。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特別指出，進出口貿易業的失業率下跌至4.1%；金融業更下跌0.5個百分點，至2.7%。失業率上升的行業包括資訊及通訊業、裝修及保養工程業及保險業。
張建宗表示，由於商業活動於農曆新年前會維持暢旺，失業率可望進一步紓緩，但能否長期維持穩固復蘇，仍要視乎企業創造職位的步伐。
食物銀行：低收入者求助佔四成
社署去年撥款近1億元予5間非政府機構經營食物銀行，去年3至7月期間，每月約有2000至3000人求助，但在近3個月回穩至約1500人。其中一間機構、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中心主任吳雯賢表示，有關數字回穩，但受助人卻由失業人士改為低收入人士為主。
該會開辦食物銀行多年，吳雯賢表示，去年初每月約有3000多人求助，當中40％為失業者，近期求助人數減至1500人左右，但37％為低收入人士，她相信即使失業率持續下跌，仍會繼續有一定數目低收入人士求助。
統計處數字顯示，09年9至11月與08年同期相比，整體住戶數目上升1.44％，但月入2.5萬元或以上的住戶數目減少，相反入1萬元以下組別的家庭數目卻全線增加，增幅由2.4％至9.7％不等。
議員促放寬交通費支援增小工程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表示，現時仍有17萬人失業及8.4萬人就業不足，失業及低收入正是市民面對的嚴峻問題，故他認為政府應放寬現行交通費支援計劃及增加如拆招牌等中小型工程，以紓解民困。
(明報)2010年1月20日 星期三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最新失業率下跌0.2個百分點，跌至4.9％，是一年來首次低於5%水平。雖然就業情况有改善，但有非政府機構表示，近月到食物銀行領取食物的人士中，有近40％為低收入人士；而低收入家庭數目亦在一年間急升。
連續4月下跌 最新4.9％
政府公布去年10至12月的失業率為4.9%，較上月的5.1％，下跌0.2個百分點，這是自2009年7至9月以來，失業率連續4個月錄得下跌。就業不足率同樣下跌0.2個百分點，至2.3%；15至19歲青少年的失業率亦下跌1.5個百分點，至20.1％。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特別指出，進出口貿易業的失業率下跌至4.1%；金融業更下跌0.5個百分點，至2.7%。失業率上升的行業包括資訊及通訊業、裝修及保養工程業及保險業。
張建宗表示，由於商業活動於農曆新年前會維持暢旺，失業率可望進一步紓緩，但能否長期維持穩固復蘇，仍要視乎企業創造職位的步伐。
食物銀行：低收入者求助佔四成
社署去年撥款近1億元予5間非政府機構經營食物銀行，去年3至7月期間，每月約有2000至3000人求助，但在近3個月回穩至約1500人。其中一間機構、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中心主任吳雯賢表示，有關數字回穩，但受助人卻由失業人士改為低收入人士為主。
該會開辦食物銀行多年，吳雯賢表示，去年初每月約有3000多人求助，當中40％為失業者，近期求助人數減至1500人左右，但37％為低收入人士，她相信即使失業率持續下跌，仍會繼續有一定數目低收入人士求助。
統計處數字顯示，09年9至11月與08年同期相比，整體住戶數目上升1.44％，但月入2.5萬元或以上的住戶數目減少，相反入1萬元以下組別的家庭數目卻全線增加，增幅由2.4％至9.7％不等。
議員促放寬交通費支援增小工程
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表示，現時仍有17萬人失業及8.4萬人就業不足，失業及低收入正是市民面對的嚴峻問題，故他認為政府應放寬現行交通費支援計劃及增加如拆招牌等中小型工程，以紓解民困。
陳家洛﹕5區公投 為您而設
陳家洛﹕5區公投 為您而設
《明報》，2010年1月20日
【明報專訊】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成立聯合委員會，由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任召集人，推動5區公投運動，邀請市民直接參與這一輪政改諮詢的機會。5區公投，為鼓勵全港市民積極參與而設，為政制發展探求真正符合民意的出路。我們秉持平等參與的信念，採用一人一票，最開放和最公道的方式，讓民意聚焦，並且和平地表達出來。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實施《基本法》與本地法例，原有的法律制度維持50年不變。凡《基本法》與本地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所以，香港不能對倡議5區公投和參與的市民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只會視5區公投運動為「一般補選」，也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若然如此，國務院港澳辦實在毋須措辭嚴厲，對這次不被承認的公投「表示嚴重關注」。
香港有沒有《公投法》其實不是問題的本質，如何在一國兩制所容許的空間內奮力推動民主發展才是。推動民主有多種方式，5區公投運動正好提供一個可以動員全港所有選民表態的機制。投票結果將如何反映民情，才是大家應該關心的核心問題。
民主路上 您不孤單
在香港這個崇尚投票公平公正的地方，5區公投運動的結果是取決於市民的。運動可以對政府能產生什麼作用，是一件動態的事情，目前言之尚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愈多市民出來投票表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愈高。我們深相，愈多市民投票支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就愈有動力去促使政府真正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
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已宣布將派出5名立法會議員在1月27日，正式啟動5區公投運動。參考了不同地方的實踐經驗，兩黨同意應爭取五成或以上的選民投票，並以兩黨推薦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總和，比對5區非民主派候選人最高票者得票總和，以衡量公投議題是否得到通過。
5區公投是新鮮事物，從選民的角度來看，跟一般的立法會選舉有以下不一樣的地方﹕
1. 以5區補選作為變相公投，公投的成敗，以倡議「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泛民5位候選人從5區所得的總票數為基礎。選民才是主角，而非以所得議席數目，這樣才體現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原則。
2. 由5人請辭，到變相公投，除了要定好議題，我們也要努力營造對決的陣勢，供市民表達清晰的取態。因此，泛民5位候選人的總得票將與建制派5區最強候選人的得票總和比較，按簡單多數決定選民的意向。建制派有多少位候選人、是否需要由第三方面出手協調，現階段無法知悉。我們以共同政綱參選，呼籲支持民主的市民集中票源，清晰表態。我們對選民充滿信心，我們也要讓選民明白今次是關乎民主的一次重要投票，不是為了改變選民對個別沒有參加5區公投運動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也沒有所謂「搶票」的問題。
3.我們訂出50%投票率為公投運動的目標，是因為參考過以往歷屆立法會的投票率後認為，這是令人非常滿意的投票率，也有助確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沒有人敢否定的是，投票率及雙方得票的差距也會成為重要的民意指標。
市民參與 燃點希望
常言道，民主從來不是唾手可得的，要由下而上，鍥而不捨地爭取。本港民主運動一向認為「實現雙普選」的條件早已成熟；可是時間表一再往後推遲，普選的定義不時受到歪曲。是誰寸步不讓，拖延改革？是功能組別這種政治特權，以及對「港人民主回歸、港人民主治港」缺乏應有的承擔和遠見的政府。事實上，長期以來，就廢除功能組別的問題，特區政府理曲詞窮，一直強調社會上沒有共識，拒絕正面回應市民清楚表達的訴求。
既然5區公投運動是一個反抗鳥籠政制的「破格」行動，面對一些嚴厲的批評早是意料中事。一如不少評論仍在思索反高鐵的行動和「80後」現象對社會的啟示，他們同樣也需要時間掌握市民將會如何與5區公投運動產生關係。
有意見認為，香港社會要「聚焦討論推動2012年政制向前發展，爭取不再停滯不前」。然而，爭取民主的朋友有責任告訴港人，建制派支持政府的「區議會方案」，不是「向前」，只是帶我們「遊花園」，除非有明確清晰的普選路線圖，更壞的情是朝反方向走下去，所以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兩黨會積極回應市民對民主派團結的希望，擱置政黨之間的爭議，全力爭取市民的支持。為此，兩黨會積極邀請社會各界人士，組成「支援新民主運動委員會」，致力提升與社會的互動，時刻為運動注入新動力。
5區公投運動是眾人之事，而且承接高鐵撥款的討論，供民間社會繼續聚焦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的平台，必須同時為結合民主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全民運動提供所需空間。所以我們鄭重呼籲，熱愛民主的香港人積極參與5區公投運動，給我們機會解釋怎樣才是有效地運利您用手中的一票，展示爭取民主與社會公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核心價值的對決。如果建制陣營相應不理，是漠視民意，不敢把政改議題，訴諸市民。
作者是公民黨秘書長
思考問題
你贊成泛民推行變相公投嗎？
《明報》，2010年1月20日
【明報專訊】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成立聯合委員會，由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任召集人，推動5區公投運動，邀請市民直接參與這一輪政改諮詢的機會。5區公投，為鼓勵全港市民積極參與而設，為政制發展探求真正符合民意的出路。我們秉持平等參與的信念，採用一人一票，最開放和最公道的方式，讓民意聚焦，並且和平地表達出來。
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實施《基本法》與本地法例，原有的法律制度維持50年不變。凡《基本法》與本地法例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所以，香港不能對倡議5區公投和參與的市民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只會視5區公投運動為「一般補選」，也不承認它是具法律效力的公投。若然如此，國務院港澳辦實在毋須措辭嚴厲，對這次不被承認的公投「表示嚴重關注」。
香港有沒有《公投法》其實不是問題的本質，如何在一國兩制所容許的空間內奮力推動民主發展才是。推動民主有多種方式，5區公投運動正好提供一個可以動員全港所有選民表態的機制。投票結果將如何反映民情，才是大家應該關心的核心問題。
民主路上 您不孤單
在香港這個崇尚投票公平公正的地方，5區公投運動的結果是取決於市民的。運動可以對政府能產生什麼作用，是一件動態的事情，目前言之尚早。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愈多市民出來投票表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愈高。我們深相，愈多市民投票支持「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就愈有動力去促使政府真正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
公民黨和社民連兩黨已宣布將派出5名立法會議員在1月27日，正式啟動5區公投運動。參考了不同地方的實踐經驗，兩黨同意應爭取五成或以上的選民投票，並以兩黨推薦的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總和，比對5區非民主派候選人最高票者得票總和，以衡量公投議題是否得到通過。
5區公投是新鮮事物，從選民的角度來看，跟一般的立法會選舉有以下不一樣的地方﹕
1. 以5區補選作為變相公投，公投的成敗，以倡議「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泛民5位候選人從5區所得的總票數為基礎。選民才是主角，而非以所得議席數目，這樣才體現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原則。
2. 由5人請辭，到變相公投，除了要定好議題，我們也要努力營造對決的陣勢，供市民表達清晰的取態。因此，泛民5位候選人的總得票將與建制派5區最強候選人的得票總和比較，按簡單多數決定選民的意向。建制派有多少位候選人、是否需要由第三方面出手協調，現階段無法知悉。我們以共同政綱參選，呼籲支持民主的市民集中票源，清晰表態。我們對選民充滿信心，我們也要讓選民明白今次是關乎民主的一次重要投票，不是為了改變選民對個別沒有參加5區公投運動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也沒有所謂「搶票」的問題。
3.我們訂出50%投票率為公投運動的目標，是因為參考過以往歷屆立法會的投票率後認為，這是令人非常滿意的投票率，也有助確立投票結果的公信力。沒有人敢否定的是，投票率及雙方得票的差距也會成為重要的民意指標。
市民參與 燃點希望
常言道，民主從來不是唾手可得的，要由下而上，鍥而不捨地爭取。本港民主運動一向認為「實現雙普選」的條件早已成熟；可是時間表一再往後推遲，普選的定義不時受到歪曲。是誰寸步不讓，拖延改革？是功能組別這種政治特權，以及對「港人民主回歸、港人民主治港」缺乏應有的承擔和遠見的政府。事實上，長期以來，就廢除功能組別的問題，特區政府理曲詞窮，一直強調社會上沒有共識，拒絕正面回應市民清楚表達的訴求。
既然5區公投運動是一個反抗鳥籠政制的「破格」行動，面對一些嚴厲的批評早是意料中事。一如不少評論仍在思索反高鐵的行動和「80後」現象對社會的啟示，他們同樣也需要時間掌握市民將會如何與5區公投運動產生關係。
有意見認為，香港社會要「聚焦討論推動2012年政制向前發展，爭取不再停滯不前」。然而，爭取民主的朋友有責任告訴港人，建制派支持政府的「區議會方案」，不是「向前」，只是帶我們「遊花園」，除非有明確清晰的普選路線圖，更壞的情是朝反方向走下去，所以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兩黨會積極回應市民對民主派團結的希望，擱置政黨之間的爭議，全力爭取市民的支持。為此，兩黨會積極邀請社會各界人士，組成「支援新民主運動委員會」，致力提升與社會的互動，時刻為運動注入新動力。
5區公投運動是眾人之事，而且承接高鐵撥款的討論，供民間社會繼續聚焦辯論功能組別的存廢的平台，必須同時為結合民主發展與民生改善的全民運動提供所需空間。所以我們鄭重呼籲，熱愛民主的香港人積極參與5區公投運動，給我們機會解釋怎樣才是有效地運利您用手中的一票，展示爭取民主與社會公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是一次關乎香港核心價值的對決。如果建制陣營相應不理，是漠視民意，不敢把政改議題，訴諸市民。
作者是公民黨秘書長
思考問題
你贊成泛民推行變相公投嗎？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
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郭儀芬﹕功能界別選舉的荒謬
郭儀芬﹕功能界別選舉的荒謬
《明報》，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05:10
要明白功能界別選舉的荒謬，實際上毋須太多的理論分析；我們只需透過立法會議席的分配、不同議席的選民人數和資格等的客觀事實便已可以說明。
荒謬一：政治權利的不平等
立法會內60個議席，一半由28個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另一半則由地區直選產生。根據2008年立法會選舉選民登記數字，功能界別的選民只有約23萬，地區直選的選民則多於337萬。
由於功能界別的選民也可同時在地區直選投票，因此，就選票數目而言，香港一小部分選民比絕大部分選民可以多投一票。就選票的分量而言，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則更為嚴重。在地區直選中，30個議席由337萬選民選出，即平均11萬多選民才有一位議員。但在功能界別選舉中，30個議席卻只由23萬選民選出，即平均7600個選民就有一位議員。功能界別選民的一票的分量，竟等同於14票地區直選選票的分量。更甚的是，功能界別中有些界別的選民甚至少至100多，已擁有一位議員代表；而大部分界別亦只有幾百或幾千選民。以金融界為例，界別只有140個選民，這界別選民的選票分量，約為地區選民那一票的800倍（11萬多÷140）；在紡織及製衣界，選民有3710個，界別的選票分量約為地區選民那一票的30倍（11萬多÷3710）。民主的第一義是平等的政治權利，香港跟這標準明顯連邊都擦不上。
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宣示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香港特區的功能界別選舉卻將被選權一併限制於獲分配立法會議席的界別內。
很明顯，這褫奪了被併諸功能界別門外的絕大部分港人的被選權。這樣子的小圈子選舉，不單再加一重不公平，亦不符國際公約。
荒謬二：團體選民
功能界別選舉中，有為數不少的選民並非「人」而是公司和團體，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和敏求精舍、漁農界的蒲台島漁民協會和青衣居民聯會。28個功能界別中，有18個是存在公司和團體選民的，其中10個界別甚至只有公司和團體選民，例如旅遊界和航運交通界；連勞工界的選民都全部為職工會而非個別「打工仔」。
團體票容許大企業和大集團名正言順透過集團的附屬公司或其擁有股權的其他公司，在同一或不同界別取得選民資格，從而擁有更多功能界別選票的影響力。舉例說，一個集團，如果兼營地產、運輸、旅遊、零售等業務，那它便可以透過開設多間相關的公司，在這些不同界別的選舉內增加影響力。團體選民的存在，因而造就「種票」的可能。這樣做並不違法，但如果同一企業可以「化身」為很多不同公司，然後在同一或不同界別登記為選民，那明顯違背一人一票、一選民一票的公平原則。
為何以團體為選民是香港政制中的一個困惑，然而，這方面的理據從來沒有清楚確立。
荒謬三：少數選民擁有議案否決權
透過簡單的計算，可從2008年立法會選舉數據得知，30個功能議席中，有25席的選民合共總數其實只有約5.7萬。即是說，兩成半的功能界別選民（23萬中的5.7萬）已控制了超過八成的功能議席（30席中的25席），亦即全個立法會的四成議席（60席中的25席）。這5.7萬個功能選民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否決任何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能通過的動議或草案，包括彈劾行政長官的動議及政制改革方案。
《基本法》附件二對立法會內的表決程序亦規定，由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須經功能議員和直選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以過半數支持，才算通過。這個「分組點票機制」讓上述那5.7萬個功能選民同樣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否決由個別議員提出的議案。
換言之，代表300多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不難被5.7萬個功能選民透過他們的代表否决。而事實上，這的確時常發生。
荒謬四：選民資格的隨意性和不合理
如前所述，一些功能界別選民是一些指定團體，例如蒲台島漁民協會及深水埗體育會。另一些選民則為一些指定的「代表團體」的會員。這些會員可能是團體，可能是個人，例如商界（一）的「代表團體」，香港總商會的會員全是團體，但商界（二）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則既有團體，亦有個人。再另外一些功能選民則為一些指定的註冊專業人士如護士、律師、測量師等。
選民資格的「多樣性」正正反映功能界別選民資格的隨意性和不合理。我們無法從各式各樣的選民資格中清理出一個釐定選民資格的客觀標準。為何只有香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成為選民？為何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的會員就沒有資格？基於什麼客觀標準使得友聯的士車主聯誼會享有航運交通界的選舉權？假如司機甲、乙、丙明天組成車主會，這個會可以成為選民嗎？選舉法例從沒明列政府用以評估不同界別內的眾多團體哪一些可以成為選民的尺度。
但其實說到底，我們本應毋須糾纏於這些稀奇古怪的選民資格，這只是專制政權排拒人民普及而平等地參政的伎倆。在民主制度裏，選民資格簡單而明確，只要是成年的公民就可成為選民，而且一人一票，誰也不比誰多票或少票。
香港自1985年引入功能界別選舉後所衍生的政治權利不平等與及種種標準模糊、做法不一的現象，實罄竹難書。篇幅所限，上文只能列舉制度的幾個弊病，供讀者明鑑。
資料來源：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
作者曾任大學政治系教師
《明報》，2010年1月18日 星期一 05:10
要明白功能界別選舉的荒謬，實際上毋須太多的理論分析；我們只需透過立法會議席的分配、不同議席的選民人數和資格等的客觀事實便已可以說明。
荒謬一：政治權利的不平等
立法會內60個議席，一半由28個功能界別選舉產生，另一半則由地區直選產生。根據2008年立法會選舉選民登記數字，功能界別的選民只有約23萬，地區直選的選民則多於337萬。
由於功能界別的選民也可同時在地區直選投票，因此，就選票數目而言，香港一小部分選民比絕大部分選民可以多投一票。就選票的分量而言，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則更為嚴重。在地區直選中，30個議席由337萬選民選出，即平均11萬多選民才有一位議員。但在功能界別選舉中，30個議席卻只由23萬選民選出，即平均7600個選民就有一位議員。功能界別選民的一票的分量，竟等同於14票地區直選選票的分量。更甚的是，功能界別中有些界別的選民甚至少至100多，已擁有一位議員代表；而大部分界別亦只有幾百或幾千選民。以金融界為例，界別只有140個選民，這界別選民的選票分量，約為地區選民那一票的800倍（11萬多÷140）；在紡織及製衣界，選民有3710個，界別的選票分量約為地區選民那一票的30倍（11萬多÷3710）。民主的第一義是平等的政治權利，香港跟這標準明顯連邊都擦不上。
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宣示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在真正的定期的選舉中選舉和被選舉」。香港特區的功能界別選舉卻將被選權一併限制於獲分配立法會議席的界別內。
很明顯，這褫奪了被併諸功能界別門外的絕大部分港人的被選權。這樣子的小圈子選舉，不單再加一重不公平，亦不符國際公約。
荒謬二：團體選民
功能界別選舉中，有為數不少的選民並非「人」而是公司和團體，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香港聯藝機構有限公司和敏求精舍、漁農界的蒲台島漁民協會和青衣居民聯會。28個功能界別中，有18個是存在公司和團體選民的，其中10個界別甚至只有公司和團體選民，例如旅遊界和航運交通界；連勞工界的選民都全部為職工會而非個別「打工仔」。
團體票容許大企業和大集團名正言順透過集團的附屬公司或其擁有股權的其他公司，在同一或不同界別取得選民資格，從而擁有更多功能界別選票的影響力。舉例說，一個集團，如果兼營地產、運輸、旅遊、零售等業務，那它便可以透過開設多間相關的公司，在這些不同界別的選舉內增加影響力。團體選民的存在，因而造就「種票」的可能。這樣做並不違法，但如果同一企業可以「化身」為很多不同公司，然後在同一或不同界別登記為選民，那明顯違背一人一票、一選民一票的公平原則。
為何以團體為選民是香港政制中的一個困惑，然而，這方面的理據從來沒有清楚確立。
荒謬三：少數選民擁有議案否決權
透過簡單的計算，可從2008年立法會選舉數據得知，30個功能議席中，有25席的選民合共總數其實只有約5.7萬。即是說，兩成半的功能界別選民（23萬中的5.7萬）已控制了超過八成的功能議席（30席中的25席），亦即全個立法會的四成議席（60席中的25席）。這5.7萬個功能選民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否決任何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能通過的動議或草案，包括彈劾行政長官的動議及政制改革方案。
《基本法》附件二對立法會內的表決程序亦規定，由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須經功能議員和直選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以過半數支持，才算通過。這個「分組點票機制」讓上述那5.7萬個功能選民同樣可以透過他們的代表否決由個別議員提出的議案。
換言之，代表300多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不難被5.7萬個功能選民透過他們的代表否决。而事實上，這的確時常發生。
荒謬四：選民資格的隨意性和不合理
如前所述，一些功能界別選民是一些指定團體，例如蒲台島漁民協會及深水埗體育會。另一些選民則為一些指定的「代表團體」的會員。這些會員可能是團體，可能是個人，例如商界（一）的「代表團體」，香港總商會的會員全是團體，但商界（二）的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則既有團體，亦有個人。再另外一些功能選民則為一些指定的註冊專業人士如護士、律師、測量師等。
選民資格的「多樣性」正正反映功能界別選民資格的隨意性和不合理。我們無法從各式各樣的選民資格中清理出一個釐定選民資格的客觀標準。為何只有香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成為選民？為何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的會員就沒有資格？基於什麼客觀標準使得友聯的士車主聯誼會享有航運交通界的選舉權？假如司機甲、乙、丙明天組成車主會，這個會可以成為選民嗎？選舉法例從沒明列政府用以評估不同界別內的眾多團體哪一些可以成為選民的尺度。
但其實說到底，我們本應毋須糾纏於這些稀奇古怪的選民資格，這只是專制政權排拒人民普及而平等地參政的伎倆。在民主制度裏，選民資格簡單而明確，只要是成年的公民就可成為選民，而且一人一票，誰也不比誰多票或少票。
香港自1985年引入功能界別選舉後所衍生的政治權利不平等與及種種標準模糊、做法不一的現象，實罄竹難書。篇幅所限，上文只能列舉制度的幾個弊病，供讀者明鑑。
資料來源：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
作者曾任大學政治系教師
2010年1月14日 星期四
有人在「反高鐵」嗎？
有人在「反高鐵」嗎？／
文﹕梁文道
《明報》，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文﹕梁文道
《明報》，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兩成港生討論區學通識
兩成港生討論區學通識
《明報》，2010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高登、Uwants等網上討論區是中學生瀏覽的熱門網站，原來也是不少學生的「通識網」。香港樹仁大學的調查發現，逾兩成中學生透過網上討論區學習通識。調查機構恐討論區資料不盡不實，學生易「學壞手勢」接收錯誤資訊。調查機構建議，學生應循可靠的媒體，報章、雜誌、電視及電台等吸收知識。
調查機構憂獲錯誤資訊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有關「通識對中學生及大學生的時事探知調查」中，調查中學生的閱讀習慣。結果發現，38%中學生每天僅花11至20分鐘閱讀新聞；16%中學生每天最多花10分鐘閱讀新聞。調查發現，55%中學生閱讀網上新聞，23%中學生透過網上討論區吸收新聞資訊。仁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通識研究小組認為，閱讀網上新聞已成學生吸收資訊的趨勢。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通識科主任許承恩認為，中學生已習慣透過網上接收資訊，「網上平台屬輔助性質，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了解事件。」他解釋，網上討論區有助推動學生討論各種時事議題，而學生可循網上新聞、大學網站等吸收準確資訊。
《明報》，2010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高登、Uwants等網上討論區是中學生瀏覽的熱門網站，原來也是不少學生的「通識網」。香港樹仁大學的調查發現，逾兩成中學生透過網上討論區學習通識。調查機構恐討論區資料不盡不實，學生易「學壞手勢」接收錯誤資訊。調查機構建議，學生應循可靠的媒體，報章、雜誌、電視及電台等吸收知識。
調查機構憂獲錯誤資訊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有關「通識對中學生及大學生的時事探知調查」中，調查中學生的閱讀習慣。結果發現，38%中學生每天僅花11至20分鐘閱讀新聞；16%中學生每天最多花10分鐘閱讀新聞。調查發現，55%中學生閱讀網上新聞，23%中學生透過網上討論區吸收新聞資訊。仁大新聞與傳播學系通識研究小組認為，閱讀網上新聞已成學生吸收資訊的趨勢。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通識科主任許承恩認為，中學生已習慣透過網上接收資訊，「網上平台屬輔助性質，讓學生以不同的角度了解事件。」他解釋，網上討論區有助推動學生討論各種時事議題，而學生可循網上新聞、大學網站等吸收準確資訊。
2010年1月9日 星期六
民生是最大政治：解決貧富懸殊、穩定樓市
民生是最大政治：解決貧富懸殊、穩定樓市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2009年大除夕，明日將迎來新的一年，《明報》委託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市民期望政府明年的主要工作目標，在4項供受訪市民選擇的項目中，依次是解決貧富懸殊、穩定樓市、預防新型流感疫症爆發和落實全面雙普選。調查結果符合市民一貫重民生、輕政改 的取態，而排首兩位的貧富懸殊和樓市問題，顯示香港這兩個深層次矛盾在市民之間已經有廣泛共識。政府不能再自欺欺人，必須嚴肅面對和制訂政策措施，逐步解決，否則香港社會不可能和諧，還會成為衝擊社會穩定的定時炸彈。
這項調查，本月28和29日以隨機抽樣進行，有515名18歲以上市民接受訪問，他們期望政府明年工作的主要目標，依次是解決解決貧富懸殊有73%，穩定樓市有50%、預防新型流感疫症爆發有43%，落實全面雙普選有29%。數字顯示市民最關注貧富懸殊和樓市問題，其中貧富懸殊所佔比率之高，政府應該重視。
國際準則港貧富懸殊嚴重
政府定義有迴避問題之嫌
最近，聯合國 《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和諧城市》報告指出，香港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堅尼系數達到0.53，遠高於警戒線的0.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報告則顯示，今年上半年，本港貧窮人口較去年增加2.6萬人，總貧窮人口增至123萬，創歷年新高，貧窮率達到17.9%。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3，稍超越0.4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並無任何政策處理分配問題，堅尼系數自80年代持續上升，1981年為0.451、1986年為0.453、1991年為0.476、1996年為0.518，首次超越0.5，是先進地區中最高。到2001年上升至0.525，2006年升至0.535。
因此，若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的定義，則聯合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以至學者的研究，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而且明顯持續惡化。不過，歷來政府採用平均綜援 水平作為貧窮線的依據，繞過貧富懸殊問題。以綜援水平劃貧窮線，客觀上較易受政府政策影響和操控，先進經濟體大多不用，政府的貧窮線定義值得斟酌。
不過，無論以什麼方法量度貧窮，本港仍有數以十萬計市民生活困苦，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大都會，街上卻有
那麼多人靠撿破爛維生，在同類城市確屬少見。另外，老年貧窮人口持續增加，而中年人士貧窮人口由1999年約23萬上升到2009年約34萬；兒童在貧窮家庭掙扎，跨代貧窮問題使人擔憂。而分配問題導致貧富懸殊，也在一些數字顯示出來。過去15年，香港人均GDP實質增長超過五成，但是收入最低的三成人（即一百多萬），過去10年的實質工資不升反跌。
「貧窮」和貧富懸殊在香港是客觀存在，市民切身感受，才會有高比率受訪者期望政府解決此問題。若這個問題不解決，不但無法構建和諧社會，穩定發展也困難。因為基層得到基本滿足，是社會各階層和諧的基石，沒有和諧的階層關係，則社會難以穩定，長遠發展也云乎哉。
港府要承認本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而一貫倚賴的「滴漏效應」，已經不能處理早已惡化、並會持續惡化的問題，港府必須以通盤政策解決問題，包括：研究設立全民退休金，確保長者均獲得保障；加強就業支援、盡快制訂合理水平的最低工資等，讓基層市民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樓市扭曲難置業安居
中產階層已怨氣天
至於市民期望穩定樓市，政府不應再蹉跎觀望，要盡快採取行動。目前樓市扭曲的情，原因很簡單，就是發展商控制了兩個市場﹕一個是土地供應市場，現在是買家（發展商）的市場，買家不買，政府也無可奈何；另一個則是樓宇供應市場，成為賣家（發展商）的市場。這種從土地供應到樓宇供應都由發展商主導控制的市場運作，在利潤掛帥旗下，樓市不可能健康發展。
政府10月底公布的數字，本港新樓供應，未來3至5年，貨尾連興建中的私宅單位只有4.7萬個，這個數量肯定未能滿足市民置業需求，此外近年內地人來港買樓逐有增加，私宅單位供應更顯不足了。置業難使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中產階層已經怨氣天，他們本屬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合理的政策和現狀，加深了他們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懟。
政府若把市民推向對立面
形同為激進政治火上添油
因此，港府必須盡快採取政策措施，理順樓市，首要重新主導土地供應，定期或不定期賣地；另外是以政策調適，改變發展商集中興建豪宅的局面，研究推出規定只能興建「上車盤」的地皮，以紓緩中產階層的居住壓力 。
解決貧富懸殊涉及階級和諧，穩定樓市關乎市民置業難，不過這兩個深層次矛盾其實涉及香港政治本質的重要元素，若政府繼續不予處理，則矛盾只會更形深化，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把許多市民推向對立面，要更有效率地管治香港和推動發展，勢將更為困難。近年激進政客和政團得到一定支持，我們認為與此有關，政府若不妥善處理，則激進政治將有更大開拓空間，可能會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因此，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應該是政府在這兩件事上的認知和實踐。
文章日期：2009年12月31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2009年大除夕，明日將迎來新的一年，《明報》委託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調查市民期望政府明年的主要工作目標，在4項供受訪市民選擇的項目中，依次是解決貧富懸殊、穩定樓市、預防新型流感疫症爆發和落實全面雙普選。調查結果符合市民一貫重民生、輕政改 的取態，而排首兩位的貧富懸殊和樓市問題，顯示香港這兩個深層次矛盾在市民之間已經有廣泛共識。政府不能再自欺欺人，必須嚴肅面對和制訂政策措施，逐步解決，否則香港社會不可能和諧，還會成為衝擊社會穩定的定時炸彈。
這項調查，本月28和29日以隨機抽樣進行，有515名18歲以上市民接受訪問，他們期望政府明年工作的主要目標，依次是解決解決貧富懸殊有73%，穩定樓市有50%、預防新型流感疫症爆發有43%，落實全面雙普選有29%。數字顯示市民最關注貧富懸殊和樓市問題，其中貧富懸殊所佔比率之高，政府應該重視。
國際準則港貧富懸殊嚴重
政府定義有迴避問題之嫌
最近，聯合國 《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狀：和諧城市》報告指出，香港是亞洲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堅尼系數達到0.53，遠高於警戒線的0.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報告則顯示，今年上半年，本港貧窮人口較去年增加2.6萬人，總貧窮人口增至123萬，創歷年新高，貧窮率達到17.9%。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3，稍超越0.4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並無任何政策處理分配問題，堅尼系數自80年代持續上升，1981年為0.451、1986年為0.453、1991年為0.476、1996年為0.518，首次超越0.5，是先進地區中最高。到2001年上升至0.525，2006年升至0.535。
因此，若以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貧窮線的定義，則聯合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以至學者的研究，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而且明顯持續惡化。不過，歷來政府採用平均綜援 水平作為貧窮線的依據，繞過貧富懸殊問題。以綜援水平劃貧窮線，客觀上較易受政府政策影響和操控，先進經濟體大多不用，政府的貧窮線定義值得斟酌。
不過，無論以什麼方法量度貧窮，本港仍有數以十萬計市民生活困苦，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大都會，街上卻有
那麼多人靠撿破爛維生，在同類城市確屬少見。另外，老年貧窮人口持續增加，而中年人士貧窮人口由1999年約23萬上升到2009年約34萬；兒童在貧窮家庭掙扎，跨代貧窮問題使人擔憂。而分配問題導致貧富懸殊，也在一些數字顯示出來。過去15年，香港人均GDP實質增長超過五成，但是收入最低的三成人（即一百多萬），過去10年的實質工資不升反跌。
「貧窮」和貧富懸殊在香港是客觀存在，市民切身感受，才會有高比率受訪者期望政府解決此問題。若這個問題不解決，不但無法構建和諧社會，穩定發展也困難。因為基層得到基本滿足，是社會各階層和諧的基石，沒有和諧的階層關係，則社會難以穩定，長遠發展也云乎哉。
港府要承認本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而一貫倚賴的「滴漏效應」，已經不能處理早已惡化、並會持續惡化的問題，港府必須以通盤政策解決問題，包括：研究設立全民退休金，確保長者均獲得保障；加強就業支援、盡快制訂合理水平的最低工資等，讓基層市民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樓市扭曲難置業安居
中產階層已怨氣天
至於市民期望穩定樓市，政府不應再蹉跎觀望，要盡快採取行動。目前樓市扭曲的情，原因很簡單，就是發展商控制了兩個市場﹕一個是土地供應市場，現在是買家（發展商）的市場，買家不買，政府也無可奈何；另一個則是樓宇供應市場，成為賣家（發展商）的市場。這種從土地供應到樓宇供應都由發展商主導控制的市場運作，在利潤掛帥旗下，樓市不可能健康發展。
政府10月底公布的數字，本港新樓供應，未來3至5年，貨尾連興建中的私宅單位只有4.7萬個，這個數量肯定未能滿足市民置業需求，此外近年內地人來港買樓逐有增加，私宅單位供應更顯不足了。置業難使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中產階層已經怨氣天，他們本屬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但是不合理的政策和現狀，加深了他們對政府的不滿和怨懟。
政府若把市民推向對立面
形同為激進政治火上添油
因此，港府必須盡快採取政策措施，理順樓市，首要重新主導土地供應，定期或不定期賣地；另外是以政策調適，改變發展商集中興建豪宅的局面，研究推出規定只能興建「上車盤」的地皮，以紓緩中產階層的居住壓力 。
解決貧富懸殊涉及階級和諧，穩定樓市關乎市民置業難，不過這兩個深層次矛盾其實涉及香港政治本質的重要元素，若政府繼續不予處理，則矛盾只會更形深化，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把許多市民推向對立面，要更有效率地管治香港和推動發展，勢將更為困難。近年激進政客和政團得到一定支持，我們認為與此有關，政府若不妥善處理，則激進政治將有更大開拓空間，可能會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因此，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應該是政府在這兩件事上的認知和實踐。
2010年1月8日 星期五
飯煲「漂流」全球 煮出不同飯香
飯煲「漂流」全球 煮出不同飯香
日學者撰書研全球化
《明報》，2010年1月8日
要選港人眼中的日本潮物，數盡一眾電子產品，飯煲肯定不入流，甚至歸類為母親恩物。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有亞洲人的地方，就有它的存在，年產量更達數以百萬計，在新加坡、泰國及伊朗等落地生根，慰藉留落異鄉遊子的心。港大日本研究系助理教授中野嘉子近日撰書，打開各地飯煲鮮為人知的文化特色。
飯煲大王蒙民偉將樂聲牌飯煲銷往全球的故事，令人津津樂道。一個地球儀的支架，地球模型消失了，換上一個飯煲，成為中野嘉子的英文新書Where There Are Asians, There Are Rice Cookers——How "National" Went Global via Hong Kong的封面。
「一直想做一些日本產品如何影響生活文化的研究，有次我問了多個20歲至50歲的香港朋友，什麼日產貨品對他們生活非常重要時，答案並非Hello Kitty、壽司或魚生，是飯煲！」中野嘉子說，這個日產貨品重要性遠遠超出她的想像，故花了3年多研究，期間與蒙民偉兒子德揚先生多次晤談，體會到兩父子的企業家精神，如何實踐「think out of the box」，為各國用家需要度身訂做合適的飯煲。
蒙民偉設計 透明蓋蒸臘腸
1959年，首批登陸香港的電飯煲屬樂聲牌，只有24個，時至今天，中國製電飯煲品牌已取代日產品牌成為主流，06年全球賣出的電飯煲數量更達430萬。中野嘉子說，樂聲牌的香港飯煲跟日本的最大分別，是前者蓋面透明，後者則密封，「蒙民偉了解中國人喜愛蒸臘腸，若飯煲蓋密封，就不知米飯何時煮熟何時放臘腸！是故向該公司高層反映意見，經過改良，便成為經典設計。」
伊朗愛閃亮飯煲當裝飾
樂聲牌電飯煲於1959年價值4500日圓，相等於當地普通人的半個月人工，是身分象徵，這觀念在伊朗一直沒變，當地的飯煲外表亮麗，銀光閃閃，原來伊朗人習慣把它放在客廳，是電器也是裝飾。
中野嘉子表示，蒙民偉為了解伊朗市場需求，不得不找女性用家意見，但伊朗女性不會跟陌生男子溝通，他經多次打聽，最後在日本找到一位願意試用產品的伊朗女性，「蒙先生請她試用產品，給予建議，經多次改良才敢推出市面，注重客人需要，為產品更能貼近市場脈搏。」當產品進軍泰國時，這品牌又參照當地人愛創新的口味，產品新增焗蛋糕功能，結果俘虜當地用家肚皮。
飯煲除了煲出香軟白飯，亦是時代見證。1990年代，香港移民潮興起，增加煲粥功能的西施電飯煲出現，成為移民家庭的必備物品。中野嘉子說︰「對日本人來說，以古代人物西施命名於飯煲，真夠另類的，但蒙民偉看準西施漂亮形象，成功將她跟產品結合，令品牌升格為高檔次。」
意國西班牙市場打不進
然而，產品看似風行全球，但仍有一些市場是進不了的，那就是意大行、西班牙及巴西。中野嘉子解釋，這些國家飲食文化不流行吃米飯，即使是西班牙焗飯，也非電飯煲能輕易煮出。明報記者 彭碧珊
日學者撰書研全球化
《明報》，2010年1月8日
要選港人眼中的日本潮物，數盡一眾電子產品，飯煲肯定不入流，甚至歸類為母親恩物。然而，在過去半個世紀，有亞洲人的地方，就有它的存在，年產量更達數以百萬計，在新加坡、泰國及伊朗等落地生根，慰藉留落異鄉遊子的心。港大日本研究系助理教授中野嘉子近日撰書，打開各地飯煲鮮為人知的文化特色。
飯煲大王蒙民偉將樂聲牌飯煲銷往全球的故事，令人津津樂道。一個地球儀的支架，地球模型消失了，換上一個飯煲，成為中野嘉子的英文新書Where There Are Asians, There Are Rice Cookers——How "National" Went Global via Hong Kong的封面。
「一直想做一些日本產品如何影響生活文化的研究，有次我問了多個20歲至50歲的香港朋友，什麼日產貨品對他們生活非常重要時，答案並非Hello Kitty、壽司或魚生，是飯煲！」中野嘉子說，這個日產貨品重要性遠遠超出她的想像，故花了3年多研究，期間與蒙民偉兒子德揚先生多次晤談，體會到兩父子的企業家精神，如何實踐「think out of the box」，為各國用家需要度身訂做合適的飯煲。
蒙民偉設計 透明蓋蒸臘腸
1959年，首批登陸香港的電飯煲屬樂聲牌，只有24個，時至今天，中國製電飯煲品牌已取代日產品牌成為主流，06年全球賣出的電飯煲數量更達430萬。中野嘉子說，樂聲牌的香港飯煲跟日本的最大分別，是前者蓋面透明，後者則密封，「蒙民偉了解中國人喜愛蒸臘腸，若飯煲蓋密封，就不知米飯何時煮熟何時放臘腸！是故向該公司高層反映意見，經過改良，便成為經典設計。」
伊朗愛閃亮飯煲當裝飾
樂聲牌電飯煲於1959年價值4500日圓，相等於當地普通人的半個月人工，是身分象徵，這觀念在伊朗一直沒變，當地的飯煲外表亮麗，銀光閃閃，原來伊朗人習慣把它放在客廳，是電器也是裝飾。
中野嘉子表示，蒙民偉為了解伊朗市場需求，不得不找女性用家意見，但伊朗女性不會跟陌生男子溝通，他經多次打聽，最後在日本找到一位願意試用產品的伊朗女性，「蒙先生請她試用產品，給予建議，經多次改良才敢推出市面，注重客人需要，為產品更能貼近市場脈搏。」當產品進軍泰國時，這品牌又參照當地人愛創新的口味，產品新增焗蛋糕功能，結果俘虜當地用家肚皮。
飯煲除了煲出香軟白飯，亦是時代見證。1990年代，香港移民潮興起，增加煲粥功能的西施電飯煲出現，成為移民家庭的必備物品。中野嘉子說︰「對日本人來說，以古代人物西施命名於飯煲，真夠另類的，但蒙民偉看準西施漂亮形象，成功將她跟產品結合，令品牌升格為高檔次。」
意國西班牙市場打不進
然而，產品看似風行全球，但仍有一些市場是進不了的，那就是意大行、西班牙及巴西。中野嘉子解釋，這些國家飲食文化不流行吃米飯，即使是西班牙焗飯，也非電飯煲能輕易煮出。明報記者 彭碧珊
2010年1月7日 星期四
鄭華達 說文晬語：港人不再講「質素」？
鄭華達 說文晬語：港人不再講「質素」？
《都市日報》，2010年1月7日
近年，凡事皆北望神州，連詞語也不例外。就像「質素」一詞，本來好端端的，近年都紛紛給改作「素質」。有前輩指，「質素」本是全國通用的名詞，自六十年代起方始改作「素質」。是耶非耶，不得而知。可以肯 定的是，「素質」與「質素」有點不同，不一定能通用。
根據《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素質」有四個意思︰一、人的生理上的先天特點。二、素養。三、事物本來的性質、特點。四、指人的體質、品質、情感、知識和能力等。除第三項外，「素質」都與人有關，可見這個詞主要用於「人」，如「全面提高學生素質」、「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很重要」。「質素」則不然，不僅可以用於「人」，也可用於「事物」，例如「產品質素」。句中的「質素」，不宜改作「素質」。若要緊貼內地的話，可以考慮用「質量」。「質量」即「產品質量」，也就是港台慣用的「品質」。「質量」與「素質」同樣根正苖紅，政治正確的朋友不妨斟酌使用。
鄭華達
(筆者為中文系碩士，教科書作者)
《都市日報》，2010年1月7日
近年，凡事皆北望神州，連詞語也不例外。就像「質素」一詞，本來好端端的，近年都紛紛給改作「素質」。有前輩指，「質素」本是全國通用的名詞，自六十年代起方始改作「素質」。是耶非耶，不得而知。可以肯 定的是，「素質」與「質素」有點不同，不一定能通用。
根據《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素質」有四個意思︰一、人的生理上的先天特點。二、素養。三、事物本來的性質、特點。四、指人的體質、品質、情感、知識和能力等。除第三項外，「素質」都與人有關，可見這個詞主要用於「人」，如「全面提高學生素質」、「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很重要」。「質素」則不然，不僅可以用於「人」，也可用於「事物」，例如「產品質素」。句中的「質素」，不宜改作「素質」。若要緊貼內地的話，可以考慮用「質量」。「質量」即「產品質量」，也就是港台慣用的「品質」。「質量」與「素質」同樣根正苖紅，政治正確的朋友不妨斟酌使用。
鄭華達
(筆者為中文系碩士，教科書作者)
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
搖頭丸與青少年文化
謝瑋陞﹕搖頭丸與青少年文化
《明報》，2010年1月6日
【明報專訊】面對新興毒品對青少年的威脅，與其持續製造道德恐慌，倒不如切切實實的了解青少年的毒品文化更為實際。過往30年，香港政府成功建立了拋妻棄子、「連老母錢都搶」的道友形象；莘莘學子，大好前途，一碰毒品就一夜成魔，變成「口水鼻涕流」的社會敗類。我們成功製造了對白粉的道德恐慌，就連筆者曾經訪問過的K仔拆家都話：「白粉千祈唔好掂，掂邊個死邊個，大佬話明掂親斬手指呀！」就連黑社會都知道白粉害人，抱憾終身，可見香港社會對毒品的道德批判何其深刻。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口野」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明報》，2010年1月6日
【明報專訊】面對新興毒品對青少年的威脅，與其持續製造道德恐慌，倒不如切切實實的了解青少年的毒品文化更為實際。過往30年，香港政府成功建立了拋妻棄子、「連老母錢都搶」的道友形象；莘莘學子，大好前途，一碰毒品就一夜成魔，變成「口水鼻涕流」的社會敗類。我們成功製造了對白粉的道德恐慌，就連筆者曾經訪問過的K仔拆家都話：「白粉千祈唔好掂，掂邊個死邊個，大佬話明掂親斬手指呀！」就連黑社會都知道白粉害人，抱憾終身，可見香港社會對毒品的道德批判何其深刻。
不過，如果連一個K仔拆家都知道白粉害人，卻每天經營K仔士多，明言索K、Fing頭就好似食朱古力那樣普通的話，我們就有必要探究，年輕人為何對毒品有全新演繹，為何索K、Fing頭與白粉有別，為何日索夜索都只當消閒，不算上癮。因此，索K、Fing頭並不單只是一個社會道德議題，而且更是一個青少年文化議題。只可惜近十年本地有關研究不多，亦少有系統闡述青少年索K、Fing頭的歷史。
英國受搖頭丸問題影響超過20年，其影響之大可說是一場青少年文化運動。Matthew Collin與John Godfrey都是傳媒人、雜誌編輯，用了近10年時間進行資料蒐集，於1997年終於成書：《Altered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Culture and Acid House》，為要完整記錄由搖頭丸引發的青少年文化運動。中譯本於幾年前出版，由台灣編輯翻譯，譯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少年文化的故事》。作者明言於1988年於曼徹斯特的一個夜晚一顆小小的搖頭丸膠囊讓他「攀登人類經驗的高峰」（reached the peak of human experience），而作者探討英國青少年藥物文化的歷程亦由這粒小小的膠囊開始。
搖頭丸與海洛英不同，並非鴉片類藥物，而本身亦沒有醫藥功用（海洛英於1874年發明起便有用作為代替嗎啡的強效止痛藥），最早於1914年的平安夜由德國的默克藥廠（Merck pharmaceutical company）製造並申請專利，束之高閣數十年後被美國於冷戰時期用作研發軍事用途藥物，到1960年代才由英國化學家Gordon Alles及來自美國加州的Alexander Shulgin再製合成。Dr. Shulgin專門研究開發讓人「心靈解放」的迷幻藥，在自家後園開辦「試藥會」幾十年，真正是「high口野」鼻祖。搖頭丸是他的得意之作，起初只流傳於部分醫學界人士，後來經一位心理學家朋友Leo Zuff大力提倡，用家愈來愈多，口碑好，一傳十，十傳百，最後流入年輕人市場。
搖頭丸歷史是立體文化現象
《迷幻異域》嘗試闡述的是過去20年一種毒品的流行版圖，當中涉及一種青年文化的形成，以及與主流政治生態的關係。搖頭丸由一個地中海小島派對開始，從專業人士的秘密玩意流傳到英美等地，成為年輕人新玩物。在英國，搖頭丸結合1980年代初崛起的電子音樂，產生house音樂新曲風，將年輕一代由足球流氓變成跳舞達人；在美國，搖頭丸率先登陸波士頓，再經芝加哥黑人同志舞廳洗禮，同樣掀動一場流行革命。當然，同場加映必然包括英國警方高調掃場取締rave party，幫會介入搖頭丸分銷代理，派對搞手於黑幫警方兩邊周旋等傳統警匪片情節。
不過，《迷幻異域》呈現的並非單純的道德審判正邪角力，對毒品故事的詮釋亦不止於醫學界及執法機關，當中更包括唱片業界、舞曲音樂製作人、毒品拆家、rave party搞手，以及青年用家的親身陳述。作者羅列的搖頭丸歷史是一個立體的文化現象，對毒品、音樂、政治生態、社會制約等範疇都帶來巨大衝擊。正如青少年毒品問題並不單純是道德問題一樣，索K當消閒的社會現象並不是簡單一句say no to drugs可以解讀。要更立體的詮釋香港的毒品問題，我們或者需要有系統的書寫一篇香港的「索K、Fing頭史」，而不止於清一色的浪子回頭毒海浮生。
作者是中文大學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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