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衛﹕房地產問題 政府做了什麼
《明報》，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香港地產商見利忘義和貪婪，到底有沒有限度？請問我們的政府領導人除了補鑊，對地產商以損害和操控的方法牟取私利、罔顧社會利益視而不見之外，到底還做了什麼？
不，我感嘆的不是星期三公布的預算案中的相關措施（或沒有做的措施），儘管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政府除了補鑊外，什麼都不願做。我亦不是感嘆於40多層高的樓宇可以變成80幾層異乎尋常的樓宇，更不是感嘆加厚牆身以增加樓面面積的可恥習慣。
反而，我要大聲責罵荃灣 、葵涌 及觀塘等地區的舊工業樓宇的業主。政府去年10月宣布可轉換樓宇作其他用途而毋須補地價，但他們並不滿足於所帶來的25%價值增長，在承諾提升樓宇的質素前，反而進一步要求放寬對樓面面積及高度的限制。
上星期的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他安裝升降機，可租用面積便會減少，所以應放寬高度限制作補償。另一宗投訴中，業主指若要他擴闊行人道及在樓宇四周種樹，他應該可獲批更大的樓面面積以補償他的損失。一個可憐人抱怨說：「我面對兩難的處境。我希望我的樓宇的外觀更優越及更具有競爭力，但這樣的設計可能會減低現有樓面面積。」
如果是只有非常微利的行業，這種兩難情况或許值得認真對待，但我們所說的是利潤超現實地高達40%或以上的地產經濟，大部分所賺取的就是那些被迫租用其物業的公司的盈利，或是在過去12年收入停滯不前的住客。本周三的《南華 早報》報道說，新世界發展 從近期售出的西區寶雅山單位所得的利潤有40％或以上，而新鴻基 在推售元朗的YOHO MIDTOWN中所得利潤就更高。這些都是發生在本世紀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期間。
而我則獨自疑惑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制止此等荒唐行為？蘋果電腦 曾否為需要設計更新、更昂貴的手提電腦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或製造Blackberry手機的Research in Motion公司為提升其產品而向政府要求賠償嗎？
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開始焦躁不安，因為政府還未意識到眼前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但不論泡沫與否，我相信我的關注是確切的。在有組織地使新樓宇市場求過於供的情况下（去年只有7200個單位落成，是1972年以來最低的水平），而利率又處於20年來的最低水平，再加上內地和西方經濟投資資金的流入，地產發展商卻仍然保證得到超高利潤，儘管許多公司都瀕臨破產邊緣。
政府官員堅持樓市未見泡沫。財政司 長在星期三堅稱按揭支出平均只佔家庭收入的38%，水平遠低於1997年的50％。但一個人能睜眼說瞎話到什麼程度呢？在一年之內，按揭利率可能升1至2個百分點，嚴重影響一般家庭支出。一位重要的香港經濟學家警告，業主要預期按揭支出今年內會增加40％。即是實際上按揭支出平均會佔家庭收入的60%。沒有泡沫？
沒有泡沫？
回想起在《金融時報》工作的純真快樂日子，報道每一則新聞前，我必定先問：「誰是『公正的仲裁人（honest broker）』，即一位我可以相信會對是非曲直有客觀判斷的人，以及我需要思考的是什麼問題？」
無論是什麼新聞故事，都總有一個人你可以求助，作為這個「公正的仲裁人」的。但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關於地產界的新聞報道。無論你轉到哪裏，每個發言人都似乎是既得利益者。現有樓宇業主為自己財富的增長而高興，歷任財政司長亦看著物業拍賣和印花稅收入增加而高興。就是那些沒有物業、只常見物業價格穩步上升的人，也會夢想一天能「上車」，從而能從中牟利。銀行家的按揭貸款收入穩步增長，地產代理憑代理費收入致富。似乎並沒有人願意停下來問一問，有什麼經濟力量可支持一個 400呎單位的售價，在一個周末間上升港幣 10萬元以上。
曾俊華 在星期三正確地指出，他必須考慮到數以千計會因樓價下跌而減低其財富價值的人的利益。但是，數十萬看著擁有自己居所的希望在眼前消失的人又如何呢？如果他真的關心在世界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社會中人們的苦惱和不滿，他會立即採取行動，堅定地使樓價回到現實水平。他應該增加新住宅的供應，懲治投機性的物業炒買。他亦應該告誡愛哭訴的荃灣工業大廈發展商停止要求特殊待遇，為迎合未來更新、更嚴格及更環保的建築標準而做好準備。簡而言之，應該告訴他們，他們要參與實體經濟。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2010年2月26日 星期五
2010年2月23日 星期二
2010年2月22日 星期一
政府研助中層市民買二手居屋
政府研助中層市民買二手居屋
兩方向：分期補價 擔保舊樓按揭
《明報》，2010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本周三發表的下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樓市的墨勢成焦點，當中在樓宇供應方面，據知政府會提及研究如何活化居屋二手市場，以增加「上車盤」供應。有房委會委員透露，轄下資助房屋委員會最快5月討論有關問題，初步聽取的意見集中兩大方向，一是分期補地價的可行性，二是房委會為樓齡較高的居屋提供擔保，讓銀行借出較長期的按揭貸款。
房會最快5月開會商討
不過，房委會委員、工聯會黃國健指出，活化二手市場對增加樓宇供應幫助不大，最有效做法是重建居屋。
財政司長曾俊華早已要求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就如何穩定近年炒味很濃的樓市「交功課」，以便他能在預算案中就平穩樓價提出具體措施。據悉，由於政府不欲冒「推」樓市責任的風險，在土地政策上，政府堅持不會全面恢復定期賣地，在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當局亦堅拒接納復建居屋的建議。
2000萬豪宅印花稅或增至4.5%
為回應社會高度關注的樓市問題，據悉，曾俊華在預算案中會提出改變現有土地政策的建議，除有可能提出政府將視乎市場情實施不定期賣地外，當局將調高2000萬元以上豪宅的印花稅，由現時的3.75％加至4.5％，亦會提出措施進一步提高樓宇買賣交易資料的透明度。此外，預算案會提出，當局積極研究活化居屋二手市場的措施。
據了解，運房局高層認為，有需要探討房委會可怎樣協助入息較低的中層市民，特別是30萬個居屋單位中，只得6萬個已補足地價，隨時可在市場轉售。
消息人士強調，當局仍未就上述問題有任何既定想法，所以希望先跟房委會成員交換意見，特別是房委會若真的資助綠表或白表申請人在二手市場買居屋，長遠而言，必然會令房委會的收入減少，故必須小心評估對房委會財政影響。
消息人士說，房委會要記取以前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後，令部分人因抵受不住眼前「利誘」，在沒有足夠供樓能力的情下，也貿然入市，結果成為「負資產一族」；但他們反掉轉頭埋怨政府「谷他們接火棒」，而庫房又要面對申請人無力償還貸款的風險。
消息人士承認，若能找出辦法協助中等收入市民如公屋住戶購買二手居屋，從而令更多公屋居民將單位交還房委會，這對仍需建公屋的房委會來說，也有一定吸引力。
至於應如何劃界、要照顧什麼人，消息人士同意這是一個「頭痛問題」，因為目前按揭證券公司理論上已協助一些未能負擔七成按揭的置業者供樓，令他們只需拿出5％首期便可置業，因此，有意見指市場上剩下仍需協助的人，其供樓能力恐怕十分有限，故房委會應否推動這群人置業，會很具爭議。
分期補價期間擬容許放租
房委會委員張炳良、李華明和黃國健回應本報查詢時，均提到社會有意見建議將二手居屋市場的規則「鬆綁」，最主要方法是分期補地價，由買家負上補地價責任，但可以分期進行。
不過，買家在分期補地價期間能否將物業出租，是需要商討的細節，李華明指有關措施應是協助業主「上車」，而不是投資，故不應容許業主在補地價期間出租物業。有房委會成員則透露，聽聞政府傾向放寬處理，容許業主出租物業的機會較高。
另一個是舊居屋按揭問題，李華明指現時有10多20年樓齡的居屋，銀行不願意借出20年至25年的按揭貸款，故有建議由房委會作擔保，讓銀行放心借出按揭。
明報記者
兩方向：分期補價 擔保舊樓按揭
《明報》，2010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本周三發表的下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樓市的墨勢成焦點，當中在樓宇供應方面，據知政府會提及研究如何活化居屋二手市場，以增加「上車盤」供應。有房委會委員透露，轄下資助房屋委員會最快5月討論有關問題，初步聽取的意見集中兩大方向，一是分期補地價的可行性，二是房委會為樓齡較高的居屋提供擔保，讓銀行借出較長期的按揭貸款。
房會最快5月開會商討
不過，房委會委員、工聯會黃國健指出，活化二手市場對增加樓宇供應幫助不大，最有效做法是重建居屋。
財政司長曾俊華早已要求發展局和運輸及房屋局，就如何穩定近年炒味很濃的樓市「交功課」，以便他能在預算案中就平穩樓價提出具體措施。據悉，由於政府不欲冒「推」樓市責任的風險，在土地政策上，政府堅持不會全面恢復定期賣地，在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當局亦堅拒接納復建居屋的建議。
2000萬豪宅印花稅或增至4.5%
為回應社會高度關注的樓市問題，據悉，曾俊華在預算案中會提出改變現有土地政策的建議，除有可能提出政府將視乎市場情實施不定期賣地外，當局將調高2000萬元以上豪宅的印花稅，由現時的3.75％加至4.5％，亦會提出措施進一步提高樓宇買賣交易資料的透明度。此外，預算案會提出，當局積極研究活化居屋二手市場的措施。
據了解，運房局高層認為，有需要探討房委會可怎樣協助入息較低的中層市民，特別是30萬個居屋單位中，只得6萬個已補足地價，隨時可在市場轉售。
消息人士強調，當局仍未就上述問題有任何既定想法，所以希望先跟房委會成員交換意見，特別是房委會若真的資助綠表或白表申請人在二手市場買居屋，長遠而言，必然會令房委會的收入減少，故必須小心評估對房委會財政影響。
消息人士說，房委會要記取以前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後，令部分人因抵受不住眼前「利誘」，在沒有足夠供樓能力的情下，也貿然入市，結果成為「負資產一族」；但他們反掉轉頭埋怨政府「谷他們接火棒」，而庫房又要面對申請人無力償還貸款的風險。
消息人士承認，若能找出辦法協助中等收入市民如公屋住戶購買二手居屋，從而令更多公屋居民將單位交還房委會，這對仍需建公屋的房委會來說，也有一定吸引力。
至於應如何劃界、要照顧什麼人，消息人士同意這是一個「頭痛問題」，因為目前按揭證券公司理論上已協助一些未能負擔七成按揭的置業者供樓，令他們只需拿出5％首期便可置業，因此，有意見指市場上剩下仍需協助的人，其供樓能力恐怕十分有限，故房委會應否推動這群人置業，會很具爭議。
分期補價期間擬容許放租
房委會委員張炳良、李華明和黃國健回應本報查詢時，均提到社會有意見建議將二手居屋市場的規則「鬆綁」，最主要方法是分期補地價，由買家負上補地價責任，但可以分期進行。
不過，買家在分期補地價期間能否將物業出租，是需要商討的細節，李華明指有關措施應是協助業主「上車」，而不是投資，故不應容許業主在補地價期間出租物業。有房委會成員則透露，聽聞政府傾向放寬處理，容許業主出租物業的機會較高。
另一個是舊居屋按揭問題，李華明指現時有10多20年樓齡的居屋，銀行不願意借出20年至25年的按揭貸款，故有建議由房委會作擔保，讓銀行放心借出按揭。
明報記者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藉豁免範圍反思最低工資
藉豁免範圍反思最低工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 31, 2009.4.8)
最低工資討論多時，最近的焦點落在豁免範圍之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最近決定，分別豁免外籍家庭傭工和大學生實習工作於將來的最低工資之外。
其實自1999年起，外籍家庭傭工便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其中一個目的開宗明義是限制外傭對於本地家傭的競爭。現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約為三千多元，因此與其說政府最近的決定是豁免外傭的最低工資要求，不如說是拒絕提高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對此，政府的理由是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外傭被解僱，而且外傭的待遇一般包括食宿，因此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
至於大學生的實習工作，在不同種類的實習之中，只有為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屬選修科或必修科的實習，才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
劃一最低工資應否跨行業應用
一項政策的豁免，既可以使其更為完備，反過來也可以從此審視其合理性及窺探立法者心中所想。競爭法對於法定機構的豁免，就反映出立法者對於競爭與反競爭的定義並無把握。
對於上述豁免，無論政府、大專院校代表跟不少評論，都有提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資將會減少工作和實習機會。這點在討論最低工資之時，反對立法人士都提過，政府跟支持立法的人士不是否定推論，就是未有正面回應。現在討論豁免，卻又再次成為理由。
相關人士應該回應和市民應該反思的是，人為地設定工資下限因而減少工作機會，是否只屬外傭或大學生實習時遇到的獨有情況？退一步而言，如果將來跨行業的最低工資對於外傭是過高，劃一的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應該跨行業應用？
說外傭待遇包括食宿，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是對的。可是如此一來，不少行業同樣提供伙食或交通配套等等非現金福利，這些工作是否亦應豁免於最低工資之外﹖抑或為了避免過寬的豁免，而把這些所有的非現金待遇換算為現金﹖
工作中的非現金回報又不止於食、宿、交通配套，大部分院校代表都反對把大學生的實習工作納於最低工資之內，理由就是大學生在實習工作時的所得不止金錢，還有工作經驗。不少技術性的行業，初入行者的刻苦程度跟薪酬並不相稱，而求職者不缺，也是由於存在金錢之外的回報。
「實習」非大學生專利
現在勞顧會以實習有否學分決定是否豁免最低工資，除了反映害怕最低工資減少實習機會，對於需要實習經驗才能畢業的學生影響較大而明顯可見之外，別無其他邏輯可言。如此決定，擁有實習學分的科目奇貨可居，無非鼓勵各大專院校為各學系加入「實習」作為選修科。
更重要的是，以「實習」賺取工作經驗是否應該只是大學生的專利？還是其他如未能進入大學的青少年、新來港定居人士更加需要「實習」的機會？
早前元朗一間幼稚園以月薪4500元聘請校長，最近終於聘得一位曾於國際學校任職的教師出任。教師接受如此低薪，全是出自一番熱誠與愛心。這份校長的工作，每天只須工作三個小時，應能逃過將來最低工資的限制。可是，大家必須留意，只要工作時間加長一點、或是工資再低一點，這種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關係，將會為法例所禁止。現在幼稚園得以繼續營運、學生得以繼續原校上課、愛心教師得以展其抱負的機會，將會因為最低工資而不復存在。
豁免名單惹爭議
接受較低工資，可以是為求畢業、可以是為求經驗、可以是競爭手段、可以是為一展理想抱負。可能不是所有低工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政府因而為此修修補補準備豁免名單，可是就像上面的問題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之多，要是掛一漏萬，最低工資便會成為把弱勢社群排除於工作機會之外的元兇。在大家熱中討論豁免範圍之時，是否更應藉此重新反思最低工資的合理性？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 31, 2009.4.8)
最低工資討論多時，最近的焦點落在豁免範圍之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最近決定，分別豁免外籍家庭傭工和大學生實習工作於將來的最低工資之外。
其實自1999年起，外籍家庭傭工便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其中一個目的開宗明義是限制外傭對於本地家傭的競爭。現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約為三千多元，因此與其說政府最近的決定是豁免外傭的最低工資要求，不如說是拒絕提高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對此，政府的理由是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外傭被解僱，而且外傭的待遇一般包括食宿，因此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
至於大學生的實習工作，在不同種類的實習之中，只有為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屬選修科或必修科的實習，才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
劃一最低工資應否跨行業應用
一項政策的豁免，既可以使其更為完備，反過來也可以從此審視其合理性及窺探立法者心中所想。競爭法對於法定機構的豁免，就反映出立法者對於競爭與反競爭的定義並無把握。
對於上述豁免，無論政府、大專院校代表跟不少評論，都有提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資將會減少工作和實習機會。這點在討論最低工資之時，反對立法人士都提過，政府跟支持立法的人士不是否定推論，就是未有正面回應。現在討論豁免，卻又再次成為理由。
相關人士應該回應和市民應該反思的是，人為地設定工資下限因而減少工作機會，是否只屬外傭或大學生實習時遇到的獨有情況？退一步而言，如果將來跨行業的最低工資對於外傭是過高，劃一的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應該跨行業應用？
說外傭待遇包括食宿，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是對的。可是如此一來，不少行業同樣提供伙食或交通配套等等非現金福利，這些工作是否亦應豁免於最低工資之外﹖抑或為了避免過寬的豁免，而把這些所有的非現金待遇換算為現金﹖
工作中的非現金回報又不止於食、宿、交通配套，大部分院校代表都反對把大學生的實習工作納於最低工資之內，理由就是大學生在實習工作時的所得不止金錢，還有工作經驗。不少技術性的行業，初入行者的刻苦程度跟薪酬並不相稱，而求職者不缺，也是由於存在金錢之外的回報。
「實習」非大學生專利
現在勞顧會以實習有否學分決定是否豁免最低工資，除了反映害怕最低工資減少實習機會，對於需要實習經驗才能畢業的學生影響較大而明顯可見之外，別無其他邏輯可言。如此決定，擁有實習學分的科目奇貨可居，無非鼓勵各大專院校為各學系加入「實習」作為選修科。
更重要的是，以「實習」賺取工作經驗是否應該只是大學生的專利？還是其他如未能進入大學的青少年、新來港定居人士更加需要「實習」的機會？
早前元朗一間幼稚園以月薪4500元聘請校長，最近終於聘得一位曾於國際學校任職的教師出任。教師接受如此低薪，全是出自一番熱誠與愛心。這份校長的工作，每天只須工作三個小時，應能逃過將來最低工資的限制。可是，大家必須留意，只要工作時間加長一點、或是工資再低一點，這種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關係，將會為法例所禁止。現在幼稚園得以繼續營運、學生得以繼續原校上課、愛心教師得以展其抱負的機會，將會因為最低工資而不復存在。
豁免名單惹爭議
接受較低工資，可以是為求畢業、可以是為求經驗、可以是競爭手段、可以是為一展理想抱負。可能不是所有低工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政府因而為此修修補補準備豁免名單，可是就像上面的問題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之多，要是掛一漏萬，最低工資便會成為把弱勢社群排除於工作機會之外的元兇。在大家熱中討論豁免範圍之時，是否更應藉此重新反思最低工資的合理性？
2010年2月10日 星期三
高德禮 : 英國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
高德禮 : 英國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
2010年 1月4日 刊 《明報》
英國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前往英國考察當地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委員會尚未發表他們的考察結果，但對担憂最低工資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人仕來說，英國的經驗或許能提供一些新的見解。
研究顯示，英國在實施最低工資方面的經驗其實頗為正面。最低工資的實施不單提高了低薪僱員的實質和相對工資、收窄了兩性的工資差距(gender wage gap)、減低了整體工資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資沒有為經濟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
英國在1999年實施全國性的最低工資。當時，年齡22歲或以上僱員的最低工資水平訂為時薪3.6英鎊。這工資水平令大約5-6%的低薪僱員受惠。 隨後，每年最低工資的水平大致上都有所調整。在2008年，最低工資上調至時薪5.73英鎊。由1999年起計，最低工資的名義(nominal)增幅為 59.2%，而實質(real)增幅則高於20%。這增幅遠較同期的平均工資(average earnings)增幅為高；同期的平均工資名義增幅約為30%。相對於工資中位數(median wage)，最低工資由1999年為工資中位數的46%增至2008年的51%。
至於兩性工資差距方面，在1997年，實施最低工資之前，收入最低的10%人口中的兩性工資差距為12.9%；而兩性工資中位數差距(median gender wage gap)則為16.1%。但在2008年，以上兩者的差距分別收窄至7.1%及11.6%。
除此之外，最低工資的實施也大大減低整體工資分佈的不平等。在1999-2007年間出任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委員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David Metcalf有這樣的研究發現：「在1978-1996年間，工資分佈的不平等嚴重地惡化。但隨後的幾年，在1997-2005年間，這不平等得到大大 的緩和。在2005年，人口工資分佈中，第五個十等份組別與第一個十等份組別的工資比例(50/10 wage ratio)已回復至1989年的水平。這意味著最低工資的實施扭轉了大約一半1978-1996年間工資不平等的惡化幅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資實 施後的那幾年，勞動市場是處於對工資構成嚴重負面影響的急速及巨大變化中的。」
以上提及最低工資的實施對工資及工資差距的改善並未如傳统經濟智慧所預言般令英國大量職位流失。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在1999-2006間，最可能 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八個低薪行業的職位佔整體職位的比率基本上並沒有太大改變。這八個低薪行業分別為：零售、款待服務(hospitality)、社康家 居護理(social care)、清潔、農業、保安、紡織製衣和造鞋、及理髮。就個別低薪行業而言，只有紡織製衣和造鞋業有較明顯的職位流失；而這職位的流失其實反映該行業的 式微多於最低工資的影響。另外，引用微觀數據的研究也同樣指出，並沒有確切及統計上顯著的証據顯示最低工資實施的初期或其後多次工資水平上調引至職位流 失。
誠然，企業未必以裁員來節省開支；削減工時也可達至同樣目的。因此，即使最低工資未必令職位流失，它也有可能令顧員的工作時數減少，從而減少顧員的 實質收入。英國有研究發現，最低工資的實施令每週基本工時及總工時減少1-2小時。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最低工資實施後的1-3年間工時其實沒有統 計上顯著的改變。因此，就英國的經驗而言，最低工資會否影響工時現時仍未有明確的定論。
傳统經濟智慧同時認為最低工資的實施會令低薪行業內的一些小企業倒閉。英國的經驗顯示，事實不一定如此。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的實施確實降低低薪企業 的盈利率，但並沒有証據顯示盈利的降低令這些企業更易倒閉。在1998-2004間，那些聘用較多低薪員工的企業的倒閉率實際上與英國企業整體的倒閉率基 本上是完全相若。研究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未實施最低工資前，企業透過壓低工資以賺取更高的利潤。在勞工市場實施最低工資的功能，只是將部份的企業 利潤轉移到低薪員工的薪金中，從而降低企業 “過高” 的利潤 (excess profits)。」
上文對英國最低工資研究的簡介並不全面；英國的經驗是否適用於香港亦需進一步探討。但我們完全認同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看法，香港進行最低工資時必須充份地參考外國的經驗。我們期待著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考察報告，並希望報告的剖析會提及上文的各項議題。
George Cautherley
高德禮
Vice-Chairman, 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
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Ming Pao on 4 November 2009
2010年 1月4日 刊 《明報》
英國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最近前往英國考察當地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委員會尚未發表他們的考察結果，但對担憂最低工資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的人仕來說，英國的經驗或許能提供一些新的見解。
研究顯示，英國在實施最低工資方面的經驗其實頗為正面。最低工資的實施不單提高了低薪僱員的實質和相對工資、收窄了兩性的工資差距(gender wage gap)、減低了整體工資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資沒有為經濟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
英國在1999年實施全國性的最低工資。當時，年齡22歲或以上僱員的最低工資水平訂為時薪3.6英鎊。這工資水平令大約5-6%的低薪僱員受惠。 隨後，每年最低工資的水平大致上都有所調整。在2008年，最低工資上調至時薪5.73英鎊。由1999年起計，最低工資的名義(nominal)增幅為 59.2%，而實質(real)增幅則高於20%。這增幅遠較同期的平均工資(average earnings)增幅為高；同期的平均工資名義增幅約為30%。相對於工資中位數(median wage)，最低工資由1999年為工資中位數的46%增至2008年的51%。
至於兩性工資差距方面，在1997年，實施最低工資之前，收入最低的10%人口中的兩性工資差距為12.9%；而兩性工資中位數差距(median gender wage gap)則為16.1%。但在2008年，以上兩者的差距分別收窄至7.1%及11.6%。
除此之外，最低工資的實施也大大減低整體工資分佈的不平等。在1999-2007年間出任英國「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委員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David Metcalf有這樣的研究發現：「在1978-1996年間，工資分佈的不平等嚴重地惡化。但隨後的幾年，在1997-2005年間，這不平等得到大大 的緩和。在2005年，人口工資分佈中，第五個十等份組別與第一個十等份組別的工資比例(50/10 wage ratio)已回復至1989年的水平。這意味著最低工資的實施扭轉了大約一半1978-1996年間工資不平等的惡化幅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資實 施後的那幾年，勞動市場是處於對工資構成嚴重負面影響的急速及巨大變化中的。」
以上提及最低工資的實施對工資及工資差距的改善並未如傳统經濟智慧所預言般令英國大量職位流失。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在1999-2006間，最可能 受到最低工資影響的八個低薪行業的職位佔整體職位的比率基本上並沒有太大改變。這八個低薪行業分別為：零售、款待服務(hospitality)、社康家 居護理(social care)、清潔、農業、保安、紡織製衣和造鞋、及理髮。就個別低薪行業而言，只有紡織製衣和造鞋業有較明顯的職位流失；而這職位的流失其實反映該行業的 式微多於最低工資的影響。另外，引用微觀數據的研究也同樣指出，並沒有確切及統計上顯著的証據顯示最低工資實施的初期或其後多次工資水平上調引至職位流 失。
誠然，企業未必以裁員來節省開支；削減工時也可達至同樣目的。因此，即使最低工資未必令職位流失，它也有可能令顧員的工作時數減少，從而減少顧員的 實質收入。英國有研究發現，最低工資的實施令每週基本工時及總工時減少1-2小時。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最低工資實施後的1-3年間工時其實沒有統 計上顯著的改變。因此，就英國的經驗而言，最低工資會否影響工時現時仍未有明確的定論。
傳统經濟智慧同時認為最低工資的實施會令低薪行業內的一些小企業倒閉。英國的經驗顯示，事實不一定如此。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的實施確實降低低薪企業 的盈利率，但並沒有証據顯示盈利的降低令這些企業更易倒閉。在1998-2004間，那些聘用較多低薪員工的企業的倒閉率實際上與英國企業整體的倒閉率基 本上是完全相若。研究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未實施最低工資前，企業透過壓低工資以賺取更高的利潤。在勞工市場實施最低工資的功能，只是將部份的企業 利潤轉移到低薪員工的薪金中，從而降低企業 “過高” 的利潤 (excess profits)。」
上文對英國最低工資研究的簡介並不全面；英國的經驗是否適用於香港亦需進一步探討。但我們完全認同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看法，香港進行最低工資時必須充份地參考外國的經驗。我們期待著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考察報告，並希望報告的剖析會提及上文的各項議題。
George Cautherley
高德禮
Vice-Chairman, 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
香港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Ming Pao on 4 November 2009
一成受訪學生網上抨擊他人
一成受訪學生網上抨擊他人
《明報》，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網絡世界提供自由發表意見平台，部分人卻以人身攻擊的網上留言為樂，部分青年更在社交網站開設群組，嘲笑和揶揄同儕甚至教師。防止虐待兒童會調查發現，約三成受訪中小學生曾把別人相片上載互聯網，約8.5％人更曾在網上留言攻擊他人。該會促政府增撥資源助學童了解網絡法例，保護承受網絡欺凌的受害者。
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趁「國際互聯網安全日」，公布兒童及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問卷調查，該會本月街頭問卷，訪問170名4至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逾九成受訪者表示有上網習慣，五成每天上網兩小時或以上。
調查發現，約28.7%受訪者曾把別人的相片上載於互聯網，另有8.5%人曾張貼抨擊他人的信息，約兩成人曾發放錯誤及誤導資料。
facebook設群組嘲笑教師
本報記者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所見，一些由年輕人開設的群組涉網絡欺凌行為，如有學生因不滿教師的課堂表現，上課時偷拍老師，然後設立群組大肆批評，吸引近200名同學加入，集體留言揶揄和嘲笑。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建議增撥社區資源，訓練義工到社區不同家庭，幫助父母認識互聯網，並加強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網上安全知識和技巧，了解互聯網法例。
《明報》，2010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網絡世界提供自由發表意見平台，部分人卻以人身攻擊的網上留言為樂，部分青年更在社交網站開設群組，嘲笑和揶揄同儕甚至教師。防止虐待兒童會調查發現，約三成受訪中小學生曾把別人相片上載互聯網，約8.5％人更曾在網上留言攻擊他人。該會促政府增撥資源助學童了解網絡法例，保護承受網絡欺凌的受害者。
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趁「國際互聯網安全日」，公布兒童及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問卷調查，該會本月街頭問卷，訪問170名4至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逾九成受訪者表示有上網習慣，五成每天上網兩小時或以上。
調查發現，約28.7%受訪者曾把別人的相片上載於互聯網，另有8.5%人曾張貼抨擊他人的信息，約兩成人曾發放錯誤及誤導資料。
facebook設群組嘲笑教師
本報記者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所見，一些由年輕人開設的群組涉網絡欺凌行為，如有學生因不滿教師的課堂表現，上課時偷拍老師，然後設立群組大肆批評，吸引近200名同學加入，集體留言揶揄和嘲笑。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建議增撥社區資源，訓練義工到社區不同家庭，幫助父母認識互聯網，並加強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網上安全知識和技巧，了解互聯網法例。
2010年2月9日 星期二
張五常：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
張五常：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
2010年02月09日 《信報》
張五常 著名經濟學家
最低工資的殺傷力(二之一)
一月二十七日《信報》有標題雲：《江蘇下月調升最低工資逾百分之十二》。內容說經濟回暖，“兩會”召開前夕，不少省市說有調升最低工資的條件。老生常談，但這一次，壓力團體的動作來得明顯了。除了年多前新《勞動合同法》與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把神州大地弄得一團糟，最低工資在內地的殺傷力不明顯。“最低”不夠高，地方政府忙顧左右，救一救。
其實，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是這些日子先進之邦的經濟看不到有大復蘇可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北京的朋友不知山有虎，於是試向虎山行。我早要大聲疾呼，但有說服力的分析不容易，何況最低工資這回事，是政客活動的好籌碼，也有眾多利益或壓力團體的支援。在經濟學的範疇內，從本科課本到研究院的論文，我沒有讀過一句說最低工資對經濟有貢獻：因為政治上或職位上的需要而支援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一律被行家們貶低。靈魂可以出售，有價，而此價也，往往低得很。
我要從一個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分析角度來把最低工資斬一刀，有好些日子了。前幾天終於想到，這裡以之起筆吧。
我要從“日工”的角度說起。因為一、中國的最低工資以“月”算，不以“日”或“時”算；二、日工不是天天有工作，每工作天的工資一般比同樣的全職月工的平均每天工資高出相當多。這樣，到今天，中國的日工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左右，近於這規限的威脅也沒有。
先從目前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說起吧。那裏的壯年而又技術及格的建築日工，今天的每日工資是人民幣一百二十。二○○三年底是人民幣五十，六年的每年平均複式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目前上海的工程特別多，炒起了一點，而六年來略有通脹。扣除這些，六年來的平均複式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二。了不起：複式實質年率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收入每六年加倍，持續下去，十二年後，上海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是四百八十。中國日常生活的物價比先進之邦低，調整後，這是近於先進之邦的水準了。居住的地方比不上人口密度低很多的發達國家，但其他日常的生活水準會是差不多。當然，假設工資的實質增長年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水準，不可靠，有點苛求，但說近六年日工工人的收入增長驚人可沒有誇張，何況其中有一年勞動法的干擾影響了經濟整體的發展。記著，日工的工資是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法例幫助的。
農民的收入增長更驚人。沿海省份，壯年的農業日工工資，二○○三年底約人民幣三十，今天約八十。算出來，複式增長年率是百分之十八強。這支援著我說過的，二○○○至二○○七這七個年頭，農民收入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二十——曾經用幾種不同的演算法也大約是這個數。女的或較弱的農工的日工工資，今天約六十，老弱殘兵約四十。農工的全職月薪今天是八百至一千五百之間，前者是近於老弱殘兵了。
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的低相當多，加上有天倫之樂，打個七五折是我的大約估計。換言之，神州大地只用了約八年的時間，農民的收入就追近或可與城市工人的收入打平，達到了一個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勞力收入均衡點。工業的發展拉動農轉工，使留于農業的收入上升。倒轉過來，農民的收入上升，促成的民工荒把工業的工資推上去。去年二月二十日我發表《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其中寫道：“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這是個新的均衡點看法，淺的，不足道，但解答了二百多年來經濟學者老是找不到圓滿解釋的工資厘定的懸案。
農轉工人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理所必然。我曾屢次指出，北京千萬不要約束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目前央行關心通脹的言論顯得不知適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不要管，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也不要管。只管其他的因素吧。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出現了的。今天我們問：如果中國老早就有日工的最低工資的規限——即是說最低工資一律有效地維護著或左右著所有就業的員工——中國的經濟會怎樣了？答案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僱主會挑選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會聘用較少人手；為恐最低工資再提升，他們會作出對勞苦大眾不利的未雨綢繆；農轉工會緩慢下來，而最低工資加得夠高會出現工人大量回鄉歸故里的現象——正如年多前出現過的。除非有工會的有效維護，有機會就業的工人不會容易地獲得甜頭：去年在新勞動法下，有依法及不依法的兩種工廠，工人多選不依法的，因為依法的僱主凡事苛求。另一方面，授予工會維護權力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後話。
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了就業的機會。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我最敬佩的是數之不盡的老弱殘兵，去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說過了。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弱殘兵的日工工資只四十元，而如果有最低工資的左右，他們會失去工作。我不反對幫助或補貼這些每月只得十天八天工作的老弱殘兵，但他們可以工作，願意低薪工作，政府有什麼理由要立下最低工資的法例，間接地不準他們工作呢？老弱殘兵有他們的尊嚴，看得起自己，工資難以糊口也要工作，比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偉大得多了。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們要讓他們工作——這是我信奉不疑的。敬業樂業是人的權利，奇怪是高舉人權的眾君子也往往高舉最低工資。說不通的邏輯那麼淺，是真的不知道嗎？還是因為政治遊戲的需要呢？
我贊同補貼那些樂於自食其力但收入不足糊口的人。當年佛利民建議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就是這個意思。“負所得稅”有不容易處理的漏洞，北京的朋友聰明，總可以想出其他的協助辦法。從西方進口的最低工資得到支援，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無知的勞苦大眾以為鴻鵠將至，對自己有利；其二是有知的利益團體可以利用。我的主張，是先讓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的人自由地選擇對社會有貢獻的就業，工資再低也要讓他們做，有需要時政府可再為他們作其他安排，尤其是協助他們增加知識。讓市場的競爭保護著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著工業的工資，是用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二之一)
2010年02月09日 《信報》
張五常 著名經濟學家
最低工資的殺傷力(二之一)
一月二十七日《信報》有標題雲：《江蘇下月調升最低工資逾百分之十二》。內容說經濟回暖，“兩會”召開前夕，不少省市說有調升最低工資的條件。老生常談，但這一次，壓力團體的動作來得明顯了。除了年多前新《勞動合同法》與人民幣的處理失當，把神州大地弄得一團糟，最低工資在內地的殺傷力不明顯。“最低”不夠高，地方政府忙顧左右，救一救。
其實，最低工資對經濟的殺傷力嚴重，是這些日子先進之邦的經濟看不到有大復蘇可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北京的朋友不知山有虎，於是試向虎山行。我早要大聲疾呼，但有說服力的分析不容易，何況最低工資這回事，是政客活動的好籌碼，也有眾多利益或壓力團體的支援。在經濟學的範疇內，從本科課本到研究院的論文，我沒有讀過一句說最低工資對經濟有貢獻：因為政治上或職位上的需要而支援最低工資的經濟學者，一律被行家們貶低。靈魂可以出售，有價，而此價也，往往低得很。
我要從一個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分析角度來把最低工資斬一刀，有好些日子了。前幾天終於想到，這裡以之起筆吧。
我要從“日工”的角度說起。因為一、中國的最低工資以“月”算，不以“日”或“時”算；二、日工不是天天有工作，每工作天的工資一般比同樣的全職月工的平均每天工資高出相當多。這樣，到今天，中國的日工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左右，近於這規限的威脅也沒有。
先從目前上海的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說起吧。那裏的壯年而又技術及格的建築日工，今天的每日工資是人民幣一百二十。二○○三年底是人民幣五十，六年的每年平均複式增長率是百分之十六。目前上海的工程特別多，炒起了一點，而六年來略有通脹。扣除這些，六年來的平均複式增長率約百分之十二。了不起：複式實質年率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收入每六年加倍，持續下去，十二年後，上海建築工人的日工工資是四百八十。中國日常生活的物價比先進之邦低，調整後，這是近於先進之邦的水準了。居住的地方比不上人口密度低很多的發達國家，但其他日常的生活水準會是差不多。當然，假設工資的實質增長年率維持在百分之十二水準，不可靠，有點苛求，但說近六年日工工人的收入增長驚人可沒有誇張，何況其中有一年勞動法的干擾影響了經濟整體的發展。記著，日工的工資是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法例幫助的。
農民的收入增長更驚人。沿海省份，壯年的農業日工工資，二○○三年底約人民幣三十，今天約八十。算出來，複式增長年率是百分之十八強。這支援著我說過的，二○○○至二○○七這七個年頭，農民收入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二十——曾經用幾種不同的演算法也大約是這個數。女的或較弱的農工的日工工資，今天約六十，老弱殘兵約四十。農工的全職月薪今天是八百至一千五百之間，前者是近於老弱殘兵了。
農民的生活費用比城市的低相當多，加上有天倫之樂，打個七五折是我的大約估計。換言之，神州大地只用了約八年的時間，農民的收入就追近或可與城市工人的收入打平，達到了一個農業與工、商業之間的勞力收入均衡點。工業的發展拉動農轉工，使留于農業的收入上升。倒轉過來，農民的收入上升，促成的民工荒把工業的工資推上去。去年二月二十日我發表《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其中寫道：“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這是個新的均衡點看法，淺的，不足道，但解答了二百多年來經濟學者老是找不到圓滿解釋的工資厘定的懸案。
農轉工人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理所必然。我曾屢次指出，北京千萬不要約束農產品的價格上升。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目前央行關心通脹的言論顯得不知適從。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不要管，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通脹”他們也不要管。只管其他的因素吧。
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出現了的。今天我們問：如果中國老早就有日工的最低工資的規限——即是說最低工資一律有效地維護著或左右著所有就業的員工——中國的經濟會怎樣了？答案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僱主會挑選工作效率較高的員工；會聘用較少人手；為恐最低工資再提升，他們會作出對勞苦大眾不利的未雨綢繆；農轉工會緩慢下來，而最低工資加得夠高會出現工人大量回鄉歸故里的現象——正如年多前出現過的。除非有工會的有效維護，有機會就業的工人不會容易地獲得甜頭：去年在新勞動法下，有依法及不依法的兩種工廠，工人多選不依法的，因為依法的僱主凡事苛求。另一方面，授予工會維護權力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後話。
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了就業的機會。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我最敬佩的是數之不盡的老弱殘兵，去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說過了。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弱殘兵的日工工資只四十元，而如果有最低工資的左右，他們會失去工作。我不反對幫助或補貼這些每月只得十天八天工作的老弱殘兵，但他們可以工作，願意低薪工作，政府有什麼理由要立下最低工資的法例，間接地不準他們工作呢？老弱殘兵有他們的尊嚴，看得起自己，工資難以糊口也要工作，比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偉大得多了。
任何人，只要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無論工資多低我們要讓他們工作——這是我信奉不疑的。敬業樂業是人的權利，奇怪是高舉人權的眾君子也往往高舉最低工資。說不通的邏輯那麼淺，是真的不知道嗎？還是因為政治遊戲的需要呢？
我贊同補貼那些樂於自食其力但收入不足糊口的人。當年佛利民建議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就是這個意思。“負所得稅”有不容易處理的漏洞，北京的朋友聰明，總可以想出其他的協助辦法。從西方進口的最低工資得到支援，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無知的勞苦大眾以為鴻鵠將至，對自己有利；其二是有知的利益團體可以利用。我的主張，是先讓可以工作而又願意工作的人自由地選擇對社會有貢獻的就業，工資再低也要讓他們做，有需要時政府可再為他們作其他安排，尤其是協助他們增加知識。讓市場的競爭保護著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著工業的工資，是用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二之一)
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恒生料今年低增長高通脹
恒生料今年低增長高通脹
(星島)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13:24
恒生銀行（00011）最新一期《香港經濟脈搏》指出，香港政府將於2月24日公布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但近期公布的大部分數據均顯示，按年計本地經濟經過連續四季收縮後，有可能於第四季恢復增長。
內部需求率先復蘇，出口亦在增強。出口在持續一年收縮後，於去年最後兩個月回復增長。
展望今年，隨著發達國家逐漸從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復蘇，外圍需求料會穩步回升。但全球需求估計尚需一段時間方可重回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因此，預測今年香港這個高度倚賴貿易的經濟只有3.5%的增長，增幅低於過往的平均水平。
儘管經濟增長似乎未見強勁，但在全球食品及商品價格上升影響下，通脹壓力正日增。今年的消費物價通脹可能從去年的0.5%上升至3%。由於預期復蘇步伐緩慢，加上通脹風險加劇，2010年對香港而言將會是充滿挑戰的另一年。
(星島)2010年2月8日 星期一 13:24
恒生銀行（00011）最新一期《香港經濟脈搏》指出，香港政府將於2月24日公布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但近期公布的大部分數據均顯示，按年計本地經濟經過連續四季收縮後，有可能於第四季恢復增長。
內部需求率先復蘇，出口亦在增強。出口在持續一年收縮後，於去年最後兩個月回復增長。
展望今年，隨著發達國家逐漸從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衰退復蘇，外圍需求料會穩步回升。但全球需求估計尚需一段時間方可重回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因此，預測今年香港這個高度倚賴貿易的經濟只有3.5%的增長，增幅低於過往的平均水平。
儘管經濟增長似乎未見強勁，但在全球食品及商品價格上升影響下，通脹壓力正日增。今年的消費物價通脹可能從去年的0.5%上升至3%。由於預期復蘇步伐緩慢，加上通脹風險加劇，2010年對香港而言將會是充滿挑戰的另一年。
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社工反對禁「自殺群組」
社工反對禁「自殺群組」
(星島)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05:30
(綜合報道)
(星島日報 報道)自殺群組，你會加入嗎？社交網站群組愈開愈多，有網民去年組織「自殺群組」。有組織調查顯示，受訪的「九十後」中有逾半擔心群組出現會鼓吹自殺行為，但社工反對禁制此類網上群組，認為會扼殺接觸青少年的渠道。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於去年十二月訪問逾九百人，近八成為介乎十三至十七歲的「九十後」青年，當中有百分之三表示，曾被認識或陌生人邀請加入社交網站facebook上的「自殺群組」，八成三表示，即使有自殺念頭亦不會加入，就算加入了亦不會跟從當中指示。
群組影響力有限
負責調查的組織指，數字反映該類群組對受訪青年影響有限，但仍有五成三被訪者擔心群組雖不是出於要人自殺動機，卻可能會鼓吹自殺行為。臨床心理學家李思慧指加入群組的人背後，都有其特別原因：「大部分都是希望發泄情緒，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同路人傾訴」。她指這類網上群組的討論引起社會關注，令自殺變得浪漫化，精神病患者或已有自殺傾向的青年人是為最高危。
她建議若得悉朋友有自殺念頭，應先聆聽並鼓勵他們尋求社工或專業人士協助，她說：「一般人聽到自殺都會即時否定，但這會讓他們覺得不被身邊人理解」。青年會督導主任袁慰深不鼓勵嚴厲監察或禁制此類群組，要先視乎嚴重性，否則會扼殺社工機構獲得青少年資訊的渠道，使輔導工作更難進行。
記者 陳正怡
(星島)2010年2月7日 星期日 05:30
(綜合報道)
(星島日報 報道)自殺群組，你會加入嗎？社交網站群組愈開愈多，有網民去年組織「自殺群組」。有組織調查顯示，受訪的「九十後」中有逾半擔心群組出現會鼓吹自殺行為，但社工反對禁制此類網上群組，認為會扼殺接觸青少年的渠道。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於去年十二月訪問逾九百人，近八成為介乎十三至十七歲的「九十後」青年，當中有百分之三表示，曾被認識或陌生人邀請加入社交網站facebook上的「自殺群組」，八成三表示，即使有自殺念頭亦不會加入，就算加入了亦不會跟從當中指示。
群組影響力有限
負責調查的組織指，數字反映該類群組對受訪青年影響有限，但仍有五成三被訪者擔心群組雖不是出於要人自殺動機，卻可能會鼓吹自殺行為。臨床心理學家李思慧指加入群組的人背後，都有其特別原因：「大部分都是希望發泄情緒，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同路人傾訴」。她指這類網上群組的討論引起社會關注，令自殺變得浪漫化，精神病患者或已有自殺傾向的青年人是為最高危。
她建議若得悉朋友有自殺念頭，應先聆聽並鼓勵他們尋求社工或專業人士協助，她說：「一般人聽到自殺都會即時否定，但這會讓他們覺得不被身邊人理解」。青年會督導主任袁慰深不鼓勵嚴厲監察或禁制此類群組，要先視乎嚴重性，否則會扼殺社工機構獲得青少年資訊的渠道，使輔導工作更難進行。
記者 陳正怡
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成名﹕政府區議會方案無助實現真普選
成名﹕政府區議會方案無助實現真普選
(明報)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中央政府仍然拒絕承諾於2017選舉行政長官 時，不對候選人進行政治性篩選，以及拒絕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縱使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國際公認之普選 定義有關「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陸續有港澳辦、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發言，提出要長久保留功能組別，譚惠珠更明言「普選」要由中央下定義，由此說明了2017、2020年的普選極可能是假普選。此外，特區政府 建議通過區議員互選立法會 代表，新增5名功能組別議席，並暗示可逐漸以區議員互選立法會代表來減少現有功能組別議席。區會間選方案有助實現真普選嗎？
政府文件強調「民選區議員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透過地區選舉產生……能進一步提高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和代表性」。事實上，97後的3次區會選舉中，選民總數最多的一次只有115萬。每位區會候選人僅需幾百至2000多票即可當選。按政府方案，選民雖然能選區議員，卻不能決定該區議員會選出哪個立法會議員。前高官王永平 亦表示，由區議員互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是沒有獲得300多萬選民授權的，甚至也沒有區內幾千選民的明確授權去當立法會議員。這種小圈子選舉，稱不上「普及」和「平等」。政府重複說互選的區議員可代表350萬選民出任立會議員，是混淆視聽。
區議員間選不能代表民眾意願
政府方案稱，新增的5名功能組別議席一旦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在政黨的「自由搏擊」下，普選將逐步實現。問題是此方案沒有正視各政黨在區會選舉中極其嚴重的不公平競爭情况：建制派擁有源源不斷的巨額捐款，造成選舉優勢。去年在金融海嘯下，擁1.3萬多會員的民建聯 仍可向外募得5500多萬元（註1），僅比前年微跌200萬元；這些捐款部分用作地區福利，而政府卻沒有把這些在選舉與選舉之間的福利項目列作選舉經費，令民建聯在區會選舉中佔壓倒性優勢。與僅有600多會員的民主黨 相比，前者向外獲得的捐款遠超後者10倍！（註2）
因區議會 既缺乏實權，一項針對2007年區會選舉的研究便發現，區會選舉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是受政黨的資源影響（註3），因而解釋了民建聯成員當選區議員的數目自97年以來逐漸上升的現象；在2007年的選舉中，單是民建聯成員便佔了405個民選議席中的115個，較泛民所有的民選議席總和（93個）還要多。
面對黨派之間資源巨大差異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即使區會選舉有自由搏擊之名，卻無公平競爭之實。區議員互選立會議員的制度，便算不上「平等」的真普選；在極不公平的競爭下，無論採取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經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6名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建制派取得4至6席的機會非常高，因此，泛民更難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啟動政改，廢除功能組別，令偽普選的風險存在。縱使政府進一步增加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代表，偽普選的風險亦不會自動減少。
有論者指通過區議員互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符合普選的普及與平等原則，正如美國 總統也是由選民先選出選舉代理人，再由代理人投票選總統。然而，在美國歷史中，除了一次，選舉代理人總是依據選民所屬黨派選出總統；相反，區議員在互選6名立法會議員時，卻不需依據選民意向。更甚者，由405名區議會互選的小圈子選舉，極易出現政治利益交換。例如前年由區議會互選產生的一個立法會議席，傳媒揭露建制派以行政會議 議席作交換的籌碼，而非向選民負責。
另外，亦有論者指出區議會方案令不同黨派「有得玩」。比方說，建制派將會在區議員互選立會代表中佔優，而泛民則可在新增的立法會直選議席中佔上風。然而，即使大家「有得玩」，短期內極可能是兩派都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啟動政改，落實真普選；目前存在的官商勾結、親疏有別、行政立法對立等問題將會延續，進一步削弱政府的認受性，使政府更難推行具爭議性但有利香港發展的政策。
到2017和2020年，民主派 領導人陸續退下，又有機會沒有足夠人才接棒，加上香港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民主派籌款難度會不斷增加，建制派在未來選舉中，有機會獲得三分之二立會議席，令他們有能力通過偽普選方案。
改革的方向：擴大區議會選區
要降低政黨資源對區會選舉的影響，改善區會選舉的公平競爭問題，減少選舉的不民主性，筆者建議在2012年：
●將全港18個區議會選區改為5區，使用多議席多票制；可參考東京 的地方選舉〔註4〕，該市每10萬人1議席，筆者建議將本港居民人口與區會議席比例增至約每15萬人1區會議席；
●賦予區議會行政權力，把屬於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行政權力，適當地下放給區議會，以減少政黨在地區派發的福利對區會選舉的影響，亦能鼓勵經間選產生的立會議員以較宏觀的角度立法。
當然，中央政府須承諾於2017選行政長官時，不對候選人作政治性篩選，及不遲於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
真普選若落實無期，便會有更多反對「官商勾結、黑箱諮詢、貧富懸殊、污染環境、地產掛帥」的活動，這些將匯聚成一股反「功能組別，議會多數暴力」的民主力量，要比高鐵一役所呈現出來的力量更強更猛。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附註：
1.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1/1/1358779/1.html
2.Democratic Party -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2009.
3.王家英，尹寶珊，香港2007年區議會選舉投票行為．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2009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kyo_prefectural_election,_2009
(明報)2010年2月4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政制諮詢至今，中央政府仍然拒絕承諾於2017選舉行政長官 時，不對候選人進行政治性篩選，以及拒絕承諾不遲於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縱使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國際公認之普選 定義有關「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陸續有港澳辦、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發言，提出要長久保留功能組別，譚惠珠更明言「普選」要由中央下定義，由此說明了2017、2020年的普選極可能是假普選。此外，特區政府 建議通過區議員互選立法會 代表，新增5名功能組別議席，並暗示可逐漸以區議員互選立法會代表來減少現有功能組別議席。區會間選方案有助實現真普選嗎？
政府文件強調「民選區議員是經過300多萬選民透過地區選舉產生……能進一步提高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和代表性」。事實上，97後的3次區會選舉中，選民總數最多的一次只有115萬。每位區會候選人僅需幾百至2000多票即可當選。按政府方案，選民雖然能選區議員，卻不能決定該區議員會選出哪個立法會議員。前高官王永平 亦表示，由區議員互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是沒有獲得300多萬選民授權的，甚至也沒有區內幾千選民的明確授權去當立法會議員。這種小圈子選舉，稱不上「普及」和「平等」。政府重複說互選的區議員可代表350萬選民出任立會議員，是混淆視聽。
區議員間選不能代表民眾意願
政府方案稱，新增的5名功能組別議席一旦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在政黨的「自由搏擊」下，普選將逐步實現。問題是此方案沒有正視各政黨在區會選舉中極其嚴重的不公平競爭情况：建制派擁有源源不斷的巨額捐款，造成選舉優勢。去年在金融海嘯下，擁1.3萬多會員的民建聯 仍可向外募得5500多萬元（註1），僅比前年微跌200萬元；這些捐款部分用作地區福利，而政府卻沒有把這些在選舉與選舉之間的福利項目列作選舉經費，令民建聯在區會選舉中佔壓倒性優勢。與僅有600多會員的民主黨 相比，前者向外獲得的捐款遠超後者10倍！（註2）
因區議會 既缺乏實權，一項針對2007年區會選舉的研究便發現，區會選舉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是受政黨的資源影響（註3），因而解釋了民建聯成員當選區議員的數目自97年以來逐漸上升的現象；在2007年的選舉中，單是民建聯成員便佔了405個民選議席中的115個，較泛民所有的民選議席總和（93個）還要多。
面對黨派之間資源巨大差異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即使區會選舉有自由搏擊之名，卻無公平競爭之實。區議員互選立會議員的制度，便算不上「平等」的真普選；在極不公平的競爭下，無論採取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經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6名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建制派取得4至6席的機會非常高，因此，泛民更難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啟動政改，廢除功能組別，令偽普選的風險存在。縱使政府進一步增加由區議員互選立法會代表，偽普選的風險亦不會自動減少。
有論者指通過區議員互選產生立法會議員，符合普選的普及與平等原則，正如美國 總統也是由選民先選出選舉代理人，再由代理人投票選總統。然而，在美國歷史中，除了一次，選舉代理人總是依據選民所屬黨派選出總統；相反，區議員在互選6名立法會議員時，卻不需依據選民意向。更甚者，由405名區議會互選的小圈子選舉，極易出現政治利益交換。例如前年由區議會互選產生的一個立法會議席，傳媒揭露建制派以行政會議 議席作交換的籌碼，而非向選民負責。
另外，亦有論者指出區議會方案令不同黨派「有得玩」。比方說，建制派將會在區議員互選立會代表中佔優，而泛民則可在新增的立法會直選議席中佔上風。然而，即使大家「有得玩」，短期內極可能是兩派都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啟動政改，落實真普選；目前存在的官商勾結、親疏有別、行政立法對立等問題將會延續，進一步削弱政府的認受性，使政府更難推行具爭議性但有利香港發展的政策。
到2017和2020年，民主派 領導人陸續退下，又有機會沒有足夠人才接棒，加上香港經濟愈來愈依賴內地，民主派籌款難度會不斷增加，建制派在未來選舉中，有機會獲得三分之二立會議席，令他們有能力通過偽普選方案。
改革的方向：擴大區議會選區
要降低政黨資源對區會選舉的影響，改善區會選舉的公平競爭問題，減少選舉的不民主性，筆者建議在2012年：
●將全港18個區議會選區改為5區，使用多議席多票制；可參考東京 的地方選舉〔註4〕，該市每10萬人1議席，筆者建議將本港居民人口與區會議席比例增至約每15萬人1區會議席；
●賦予區議會行政權力，把屬於前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行政權力，適當地下放給區議會，以減少政黨在地區派發的福利對區會選舉的影響，亦能鼓勵經間選產生的立會議員以較宏觀的角度立法。
當然，中央政府須承諾於2017選行政長官時，不對候選人作政治性篩選，及不遲於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
真普選若落實無期，便會有更多反對「官商勾結、黑箱諮詢、貧富懸殊、污染環境、地產掛帥」的活動，這些將匯聚成一股反「功能組別，議會多數暴力」的民主力量，要比高鐵一役所呈現出來的力量更強更猛。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 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附註：
1.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2/1/1/1358779/1.html
2.Democratic Party - Report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2009.
3.王家英，尹寶珊，香港2007年區議會選舉投票行為．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2009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Tokyo_prefectural_election,_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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