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商會：最低工資23.4元
工會質疑商界政黨輪流「試水溫」壓價
《明報》，2010年3月30日
【明報專訊】陸續有商會組織提出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多個中小企商會昨日開會達成共識，建議日後最低工資時薪為23.4元，他們不反對當局每年檢討有關工資水平。勞工界方面，工會稱即使僱主團體輪流「試水溫」，他們堅持要求33元，並於下月底舉行「武林大會」，在最低工資水平上統一訴求，以增加議價能力。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及香港中小企業促進協會等5個中小型企業商會昨午開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及相關問題。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參加會議的中小企商會一致通過，以統計處較早前公布的全港僱員時薪中位數58.5元的40％作為本港最低工資，即時薪23.4元。參考外國 取中位數40%
根據統計處資料，若以23元為標準，多個低薪行業的整體僱員成本會增加0.1％至2.5％不等，當中以保安業成本增幅較高，達2.5％（見表）。
吳宏斌表示，他們是參考外國最低工資約為工資中位數40％而建議這水平，這大約相等於清潔、保安業的27.6元時薪中位數的八五折，他相信有關水平可以保障全港約4％的低收入僱員。
吳宏斌續稱，會議亦曾討論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豁免中小企及65歲以上退休人士，但最終沒有共識。他們日內會將決議通報其他4至5個未有到場的中小企商會，並向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多個大商會提交建議。他指出，若最低工資訂得太高，會對中小企造成影響。
勞工界下月開會 統一訴求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質疑近期多個商會及政黨輪流「試水溫」，企圖將最低工資大大壓在時薪25元以下，職工盟將在今年五一遊行繼續爭取時薪33元及集體談判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下月26日的「6+3」（6名勞顧會勞方委員及3名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武林大會」，將邀請全港工會參加，以收集他們對33元最低工資的意見。
明報記者 梁偉健
2010年3月30日 星期二
中小企商會：最低工資23.4元
中小企商會：最低工資23.4元
工會質疑商界政黨輪流「試水溫」壓價
《明報》，2010年3月30日
【明報專訊】陸續有商會組織提出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多個中小企商會昨日開會達成共識，建議日後最低工資時薪為23.4元，他們不反對當局每年檢討有關工資水平。勞工界方面，工會稱即使僱主團體輪流「試水溫」，他們堅持要求33元，並於下月底舉行「武林大會」，在最低工資水平上統一訴求，以增加議價能力。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及香港中小企業促進協會等5個中小型企業商會昨午開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及相關問題。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參加會議的中小企商會一致通過，以統計處較早前公布的全港僱員時薪中位數58.5元的40％作為本港最低工資，即時薪23.4元。參考外國 取中位數40%
根據統計處資料，若以23元為標準，多個低薪行業的整體僱員成本會增加0.1％至2.5％不等，當中以保安業成本增幅較高，達2.5％（見表）。
吳宏斌表示，他們是參考外國最低工資約為工資中位數40％而建議這水平，這大約相等於清潔、保安業的27.6元時薪中位數的八五折，他相信有關水平可以保障全港約4％的低收入僱員。
吳宏斌續稱，會議亦曾討論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豁免中小企及65歲以上退休人士，但最終沒有共識。他們日內會將決議通報其他4至5個未有到場的中小企商會，並向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多個大商會提交建議。他指出，若最低工資訂得太高，會對中小企造成影響。
勞工界下月開會 統一訴求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質疑近期多個商會及政黨輪流「試水溫」，企圖將最低工資大大壓在時薪25元以下，職工盟將在今年五一遊行繼續爭取時薪33元及集體談判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下月26日的「6+3」（6名勞顧會勞方委員及3名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武林大會」，將邀請全港工會參加，以收集他們對33元最低工資的意見。
明報記者 梁偉健
工會質疑商界政黨輪流「試水溫」壓價
《明報》，2010年3月30日
【明報專訊】陸續有商會組織提出最低工資建議水平。多個中小企商會昨日開會達成共識，建議日後最低工資時薪為23.4元，他們不反對當局每年檢討有關工資水平。勞工界方面，工會稱即使僱主團體輪流「試水溫」，他們堅持要求33元，並於下月底舉行「武林大會」，在最低工資水平上統一訴求，以增加議價能力。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及香港中小企業促進協會等5個中小型企業商會昨午開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及相關問題。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會長吳宏斌表示，參加會議的中小企商會一致通過，以統計處較早前公布的全港僱員時薪中位數58.5元的40％作為本港最低工資，即時薪23.4元。參考外國 取中位數40%
根據統計處資料，若以23元為標準，多個低薪行業的整體僱員成本會增加0.1％至2.5％不等，當中以保安業成本增幅較高，達2.5％（見表）。
吳宏斌表示，他們是參考外國最低工資約為工資中位數40％而建議這水平，這大約相等於清潔、保安業的27.6元時薪中位數的八五折，他相信有關水平可以保障全港約4％的低收入僱員。
吳宏斌續稱，會議亦曾討論要求最低工資立法豁免中小企及65歲以上退休人士，但最終沒有共識。他們日內會將決議通報其他4至5個未有到場的中小企商會，並向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多個大商會提交建議。他指出，若最低工資訂得太高，會對中小企造成影響。
勞工界下月開會 統一訴求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質疑近期多個商會及政黨輪流「試水溫」，企圖將最低工資大大壓在時薪25元以下，職工盟將在今年五一遊行繼續爭取時薪33元及集體談判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下月26日的「6+3」（6名勞顧會勞方委員及3名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武林大會」，將邀請全港工會參加，以收集他們對33元最低工資的意見。
明報記者 梁偉健
2010年3月28日 星期日
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明報》，2010年3月28日
【明報專訊】功能組別議員張宇人在電台節目堅持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應得$20或更低，倘若不夠生活，應由政府補貼。建議犯眾怒後，匆匆收回，但已突顯功能組別議員為業界利益罔顧民生的醜態。
行政長官由800人小圈子選出，800人背後的選民只得20多萬，佔整體選民的6%，但他們同時可選出議會一半議席，加上分組點票機制，這些既得利益者可以控制政府及議會，是香港制度上深層次矛盾的根源。功能組別議員屢次阻礙有利民生的建議，今次$20最低工資言論只是罄竹難書的檔案再添一章：降低舊樓強拍門檻，強行通過高鐵600億撥款，遲遲不推行公平競爭法，反對回購領匯或立法規管樓花賣買……每次政府都是在功能組別議員護航下，否決或阻撓由民主派直選議員所提出的建議。
議會無法有效制衡，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實。既得利益者跋扈囂張溢於言表。
我們追求按照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要求盡快實現民主普選，並不只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為了改善民生。特區成立近十三年，市民親眼目睹在沒有全面民主的情況下，社會的資源分配如何被掠奪，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低下階層失去向上爬的希望，連中產階級的生活也日漸艱難。
近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醫保方案，顯示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即使改革困難重重，選民只要選出有改革決心的政府，真正的改革還是可以成事。
公民黨推動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就是知道特權者永遠不會自動放棄權利，人民要展示力量，清晰表態取消功能組別議席，平等政治權利是改善民生的先決條件。
[余若薇]
《明報》，2010年3月28日
【明報專訊】功能組別議員張宇人在電台節目堅持法定最低工資時薪應得$20或更低，倘若不夠生活，應由政府補貼。建議犯眾怒後，匆匆收回，但已突顯功能組別議員為業界利益罔顧民生的醜態。
行政長官由800人小圈子選出，800人背後的選民只得20多萬，佔整體選民的6%，但他們同時可選出議會一半議席，加上分組點票機制，這些既得利益者可以控制政府及議會，是香港制度上深層次矛盾的根源。功能組別議員屢次阻礙有利民生的建議，今次$20最低工資言論只是罄竹難書的檔案再添一章：降低舊樓強拍門檻，強行通過高鐵600億撥款，遲遲不推行公平競爭法，反對回購領匯或立法規管樓花賣買……每次政府都是在功能組別議員護航下，否決或阻撓由民主派直選議員所提出的建議。
議會無法有效制衡，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實。既得利益者跋扈囂張溢於言表。
我們追求按照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要求盡快實現民主普選，並不只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為了改善民生。特區成立近十三年，市民親眼目睹在沒有全面民主的情況下，社會的資源分配如何被掠奪，貧富懸殊愈趨嚴重，低下階層失去向上爬的希望，連中產階級的生活也日漸艱難。
近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醫保方案，顯示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即使改革困難重重，選民只要選出有改革決心的政府，真正的改革還是可以成事。
公民黨推動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就是知道特權者永遠不會自動放棄權利，人民要展示力量，清晰表態取消功能組別議席，平等政治權利是改善民生的先決條件。
[余若薇]
2010年3月26日 星期五
居民無出路 社會無安寧
居民無出路 社會無安寧
魯姜 March 25, 2010 《信報》
是否復建居屋以息民憤民怨，會是下一任特首爭取民意民心的一大考慮，現屆問責班子一定不會輕舉妄動，以免變成搬石頭砸自己腳或為他人作嫁衣裳（新居屋落成時，將由下屆特首坐享其成）。
居屋從來不是公屋居民首選的投資（當然更少是投機）對象，而是他們遷出公屋改善居住環境的首選目標及決定。須知他們早年遷入公屋時，家庭成員人數及年紀都會偏低，隨着歲月增長，家庭成員人數年紀生活需要與佔用空間亦與日俱增，但公屋住戶申請較大單位絕不容易，因為除了供應的問題，還有遷離原來社區闊別左鄰右里的考慮。
雖然愈來愈多家庭成員成長及搬遷需要，但政府單靠繼續多建面積較大的公屋，無論是速度、效率及公平等問題，都不可能是有效的解決方法。
因此，《信報》社評認為「置業」與「居住權」應該分開，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只應幫助低收入市民解決住屋困難，但如何協助有「人滿之患」的公屋居民解決住戶「爆棚」問題？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責任及考慮？《信報》社評似乎未有考慮，更不可能有具體建議。
居屋轉售宗數偏低
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大量興建徙置區，居住條件極差，七十年代中開始面對住戶人口膨脹及改善環境的龐大訴求，為了避免需要為這些「體積日大」的公屋住戶興建更多更大的單位，政府選擇了「居者有其屋」的「妙計」，不但令「身家」隨着「體積」同時變大的公屋住戶，可以透過自置居所來解決這個「安置居民第二波」的持續問題，更可與居民分享物業升值的成果，因為居民變了業主後，若要把物業出售，必須按市值把當年的折讓十足賠償予政府。
由於賣樓要與政府「分身家」，加上這些業主大多用來自住而非投資，所以居屋的轉售宗數長久以來偏低，這是居屋的特色，亦是《信報》社論的觀點無法成立的主要原因。
政府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興建的公屋，由於仍屬小型單位，所以「人滿之患」的需求第二波本應於今天已經出現，形成公屋居民對居屋或更大面積單位的沉重需求，但為什麼這個情況似乎還沒有人提起？
原來關鍵在於九十年代政府引入了富戶政策。公屋居民家庭收入超過了某一水平，不但需要繳付市值租金，居民即使願意不取分毫政府的房屋資助，仍需在若干時日後遷出，把公屋交還政府。這個驅逐「富戶」的政策，當年之能順利通過，皆因設有居屋這道置業階梯，利誘公屋居民把單位交還，這個「利誘」效應，減少了居民與政府的衝突與磨擦，試想倘若沒有居屋，公屋居民又怎會這般容易遷離單位放棄權益？如果三百多萬公屋居民與政府抗衡，政府又如何抗拒？
公屋成「老人邨」
沒有了居屋出路，公屋居民當會後悔當年為何不反對引入富戶政策？覆水當然難收，因此，他們如今的應對策略是不斷把有收入的家庭成員在住客名單中除名，只留下名副其實的「老弱殘兵」，不但完全沒有收入（申報入息時可以一勞永逸），更令公屋社區變成不折不扣的「老人邨」。
這幾年公屋由於幾乎年年都有免租優惠，所以公屋居民的怨氣及不滿相對減少，政府若要公屋這方耳根清靜，繼續派糖予公屋居民（一如澳門政府）將勢所難免，否則，那些「準富戶」在被逼遷離公屋之前，必會發出反對聲音，除非能留下「老弱殘兵」繼續霸佔原來單位，又或是重獲居屋出路。
雖然居屋面積普遍大極有限，但由於份屬業主及既得利益者，所以持有人不會反對樓價飆升，亦不會覺得貧富太懸殊，更不會隨便質疑有官商勾結；二○○二年政府倉卒決定取消興建居屋，純粹為了托市，公屋居民當年不知對自己有何長遠影響，更以為還有數以萬計的建成居屋可供選擇，加上議員及傳媒幾乎全部變成中產心態，所以任由政府為所欲為。
但今天公屋居民已經沒有出路，無論是住屋需求的增長及改善環境的盼望都不可以滿足，甫入住公屋便要思想如何「減磅」，以免變成富戶後必須遷出，再沒有當年安居樂土發憤向上的動力與精神。
周永新教授說，居屋有助社會流動。過去興建的三十萬居屋曾為三十萬戶帶來置業的滿足及安穩，讓他們在極有限的經濟條件下能擁有自己的居所，讓他們感覺政府有照顧低下階層，讓他們知道社會還有上升的階梯。今天我們的特首叫年輕人不要隨便奢望置業，堵截了公屋居民的雙贏「出路」，更因富戶政策令他們無法可以長期放心安居，社會的不滿及不安遂因此起，且遲早必會蔓延。
政府宣布出售所有居屋貨尾，八成供公屋住戶選購，目的是藉此出路減少公屋居民的不滿，同時亦向社會交代已為樓價降溫「稍盡綿力」或「已盡全力」，但這是有關居屋政府所能施展的最後一着，用了之後即無以為繼。因為現屆政府重建居屋絕無可能，支持重建居屋者其實是純粹為了自身利益（爭取民意）及為下屆特首開路。
出售居屋貨尾肯定對樓市降溫絕無影響，因為八成的買家是公屋居民，他們一如周永新教授所言，只在極有限的經濟條件下購買自己的居所，如果沒有這一輪的機會，根本不可能到今天的私人市場和其他買家競爭，所以發展商對政府這項「德政」亦全無怨言，因為他們的利益完全不會受損，樓價仍會繼續飆升，只要炒家不走。
租樓千般好 買樓非必然政府經常強調香港樓市以小單位為主，因此，市民只要不揀擇，其實不愁無樓可買。除公屋、居屋、唐樓，香港到底有多少細小單位可供市民購買上車？如果連沙田第一城的三百九十五方呎單位也要叫價二百萬以上，試問香港的低收入人士還有什麼「上車」選擇？難怪政府的口徑已轉為「租樓千般好、買樓非必然」。
五六十年代成功抽籤獲政府分配公屋（即使是徙置區），市民也會興奮如中馬票，因為從此可以上樓（毋須住木屋，石屋不能上樓）；八九十年代，公屋居民死慳死抵儲到首期抽中居屋猶如中六合彩；這個「上樓出路」、「置業階梯」對穩定民心收買人心的功勞至大，如今經已全部變質。
人人朝不保夕，由工作到居所均如是，特區政府對此恍似視而不見，甚至因停建居屋扶助樓市有成而沾沾自喜（擇善固執），殊不知公屋計劃昔日建立的根基已開始動搖，加上新移民日後大量來港（香港出生內地的兒童），公屋居民流動性愈來愈頻密，但社會流動性卻日差日低，如此社會何能和諧安寧？
魯姜 March 25, 2010 《信報》
是否復建居屋以息民憤民怨，會是下一任特首爭取民意民心的一大考慮，現屆問責班子一定不會輕舉妄動，以免變成搬石頭砸自己腳或為他人作嫁衣裳（新居屋落成時，將由下屆特首坐享其成）。
居屋從來不是公屋居民首選的投資（當然更少是投機）對象，而是他們遷出公屋改善居住環境的首選目標及決定。須知他們早年遷入公屋時，家庭成員人數及年紀都會偏低，隨着歲月增長，家庭成員人數年紀生活需要與佔用空間亦與日俱增，但公屋住戶申請較大單位絕不容易，因為除了供應的問題，還有遷離原來社區闊別左鄰右里的考慮。
雖然愈來愈多家庭成員成長及搬遷需要，但政府單靠繼續多建面積較大的公屋，無論是速度、效率及公平等問題，都不可能是有效的解決方法。
因此，《信報》社評認為「置業」與「居住權」應該分開，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只應幫助低收入市民解決住屋困難，但如何協助有「人滿之患」的公屋居民解決住戶「爆棚」問題？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責任及考慮？《信報》社評似乎未有考慮，更不可能有具體建議。
居屋轉售宗數偏低
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大量興建徙置區，居住條件極差，七十年代中開始面對住戶人口膨脹及改善環境的龐大訴求，為了避免需要為這些「體積日大」的公屋住戶興建更多更大的單位，政府選擇了「居者有其屋」的「妙計」，不但令「身家」隨着「體積」同時變大的公屋住戶，可以透過自置居所來解決這個「安置居民第二波」的持續問題，更可與居民分享物業升值的成果，因為居民變了業主後，若要把物業出售，必須按市值把當年的折讓十足賠償予政府。
由於賣樓要與政府「分身家」，加上這些業主大多用來自住而非投資，所以居屋的轉售宗數長久以來偏低，這是居屋的特色，亦是《信報》社論的觀點無法成立的主要原因。
政府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興建的公屋，由於仍屬小型單位，所以「人滿之患」的需求第二波本應於今天已經出現，形成公屋居民對居屋或更大面積單位的沉重需求，但為什麼這個情況似乎還沒有人提起？
原來關鍵在於九十年代政府引入了富戶政策。公屋居民家庭收入超過了某一水平，不但需要繳付市值租金，居民即使願意不取分毫政府的房屋資助，仍需在若干時日後遷出，把公屋交還政府。這個驅逐「富戶」的政策，當年之能順利通過，皆因設有居屋這道置業階梯，利誘公屋居民把單位交還，這個「利誘」效應，減少了居民與政府的衝突與磨擦，試想倘若沒有居屋，公屋居民又怎會這般容易遷離單位放棄權益？如果三百多萬公屋居民與政府抗衡，政府又如何抗拒？
公屋成「老人邨」
沒有了居屋出路，公屋居民當會後悔當年為何不反對引入富戶政策？覆水當然難收，因此，他們如今的應對策略是不斷把有收入的家庭成員在住客名單中除名，只留下名副其實的「老弱殘兵」，不但完全沒有收入（申報入息時可以一勞永逸），更令公屋社區變成不折不扣的「老人邨」。
這幾年公屋由於幾乎年年都有免租優惠，所以公屋居民的怨氣及不滿相對減少，政府若要公屋這方耳根清靜，繼續派糖予公屋居民（一如澳門政府）將勢所難免，否則，那些「準富戶」在被逼遷離公屋之前，必會發出反對聲音，除非能留下「老弱殘兵」繼續霸佔原來單位，又或是重獲居屋出路。
雖然居屋面積普遍大極有限，但由於份屬業主及既得利益者，所以持有人不會反對樓價飆升，亦不會覺得貧富太懸殊，更不會隨便質疑有官商勾結；二○○二年政府倉卒決定取消興建居屋，純粹為了托市，公屋居民當年不知對自己有何長遠影響，更以為還有數以萬計的建成居屋可供選擇，加上議員及傳媒幾乎全部變成中產心態，所以任由政府為所欲為。
但今天公屋居民已經沒有出路，無論是住屋需求的增長及改善環境的盼望都不可以滿足，甫入住公屋便要思想如何「減磅」，以免變成富戶後必須遷出，再沒有當年安居樂土發憤向上的動力與精神。
周永新教授說，居屋有助社會流動。過去興建的三十萬居屋曾為三十萬戶帶來置業的滿足及安穩，讓他們在極有限的經濟條件下能擁有自己的居所，讓他們感覺政府有照顧低下階層，讓他們知道社會還有上升的階梯。今天我們的特首叫年輕人不要隨便奢望置業，堵截了公屋居民的雙贏「出路」，更因富戶政策令他們無法可以長期放心安居，社會的不滿及不安遂因此起，且遲早必會蔓延。
政府宣布出售所有居屋貨尾，八成供公屋住戶選購，目的是藉此出路減少公屋居民的不滿，同時亦向社會交代已為樓價降溫「稍盡綿力」或「已盡全力」，但這是有關居屋政府所能施展的最後一着，用了之後即無以為繼。因為現屆政府重建居屋絕無可能，支持重建居屋者其實是純粹為了自身利益（爭取民意）及為下屆特首開路。
出售居屋貨尾肯定對樓市降溫絕無影響，因為八成的買家是公屋居民，他們一如周永新教授所言，只在極有限的經濟條件下購買自己的居所，如果沒有這一輪的機會，根本不可能到今天的私人市場和其他買家競爭，所以發展商對政府這項「德政」亦全無怨言，因為他們的利益完全不會受損，樓價仍會繼續飆升，只要炒家不走。
租樓千般好 買樓非必然政府經常強調香港樓市以小單位為主，因此，市民只要不揀擇，其實不愁無樓可買。除公屋、居屋、唐樓，香港到底有多少細小單位可供市民購買上車？如果連沙田第一城的三百九十五方呎單位也要叫價二百萬以上，試問香港的低收入人士還有什麼「上車」選擇？難怪政府的口徑已轉為「租樓千般好、買樓非必然」。
五六十年代成功抽籤獲政府分配公屋（即使是徙置區），市民也會興奮如中馬票，因為從此可以上樓（毋須住木屋，石屋不能上樓）；八九十年代，公屋居民死慳死抵儲到首期抽中居屋猶如中六合彩；這個「上樓出路」、「置業階梯」對穩定民心收買人心的功勞至大，如今經已全部變質。
人人朝不保夕，由工作到居所均如是，特區政府對此恍似視而不見，甚至因停建居屋扶助樓市有成而沾沾自喜（擇善固執），殊不知公屋計劃昔日建立的根基已開始動搖，加上新移民日後大量來港（香港出生內地的兒童），公屋居民流動性愈來愈頻密，但社會流動性卻日差日低，如此社會何能和諧安寧？
如何編製優質的問卷
如何編製優質的問卷
著者： Robert A. Peterson 國際書號： 9789571158013
譯者： 王國川 頁數： 250
定價： 117 字數：
原書名： Constructing Effective Questionna
分類： 社會工作 出版日期： 2010/02/01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文字： 中文(繁)
簡介：
如何編製優質的問卷？一個問題表達了一種知識的探索！
「觀察」及「提問」都是我們獲得知識的方法。一份優質的問卷是在合理的代價下，經過嚴謹的編製，以提供「對的」資料！
作者累積35年的研究成果，在設計、執行、評鑑與探討問卷；
其中包含了數百個以問卷完成的研究計劃，更在課堂、企業研討會與法庭上教導問卷的編製。
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能提出「對的」問題。所謂「對的」問題，就是想問的問題，能用文字準確地表達出來，而且對方也能確實瞭解問題的意涵。
這是一本實務與理論兼顧的書。在實務上，是定位在如何設計問卷；理論上，則依據論述，解釋研究對象(study participants)為什麼以這種方式來回答問題。因此，本書試圖透過提供一個對問卷編製的實際觀點，搭起一座連接實際操作與理論論述的橋樑。這種觀點的基礎融合了作者個人的經驗與知識，而這些經驗與知識是來自於行為科學上的觀念與方法論上的文獻。
對於從事調查研究者來說，本書不但是一本綜合性的指南，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從頭到尾，作者不斷地強調測試與問題評鑑的重要性，不但要確認這些問題是不是達到預期的目的(即「問對了」)，而且也要確認這些問題為什麼「問對了」的理由。
著者： Robert A. Peterson 國際書號： 9789571158013
譯者： 王國川 頁數： 250
定價： 117 字數：
原書名： Constructing Effective Questionna
分類： 社會工作 出版日期： 2010/02/01
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文字： 中文(繁)
簡介：
如何編製優質的問卷？一個問題表達了一種知識的探索！
「觀察」及「提問」都是我們獲得知識的方法。一份優質的問卷是在合理的代價下，經過嚴謹的編製，以提供「對的」資料！
作者累積35年的研究成果，在設計、執行、評鑑與探討問卷；
其中包含了數百個以問卷完成的研究計劃，更在課堂、企業研討會與法庭上教導問卷的編製。
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成功的主要關鍵在於能提出「對的」問題。所謂「對的」問題，就是想問的問題，能用文字準確地表達出來，而且對方也能確實瞭解問題的意涵。
這是一本實務與理論兼顧的書。在實務上，是定位在如何設計問卷；理論上，則依據論述，解釋研究對象(study participants)為什麼以這種方式來回答問題。因此，本書試圖透過提供一個對問卷編製的實際觀點，搭起一座連接實際操作與理論論述的橋樑。這種觀點的基礎融合了作者個人的經驗與知識，而這些經驗與知識是來自於行為科學上的觀念與方法論上的文獻。
對於從事調查研究者來說，本書不但是一本綜合性的指南，也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從頭到尾，作者不斷地強調測試與問題評鑑的重要性，不但要確認這些問題是不是達到預期的目的(即「問對了」)，而且也要確認這些問題為什麼「問對了」的理由。
我有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故事
《明報》，2010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上星期立法會有一個關於社會流動的辯論。社會流動是指基層市民透過努力和機遇提升社會地位，脫離貧困。我在大會發言時，說了一個街童的故事，藉以突出回歸前與今天社會流動的分別。不少人聽了我的發言也分別向我訴說他們有關社會流動的故事，令我十分感動。
社會流動主要來自基層市民的自我增值；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接受優質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可惜在現實生活裡，接受大學教育卻非人人可以。網上傳來一齣勵志短片，內容大意是如果把全世界的人縮減為一百人，那麼可以接受大學教育的只有一人。接受大學教育是很多年輕人努力的目標，但社會能給予他們多少機會？香港大學有一項非常有意思，名為「第一代大學生助學金」的計劃。透過社會人士的資助，這計劃由零八年開始成功資助了四百五十位家庭月入少於一萬二千元的第一代貧苦學生進入大學。其中一位善長正是碧桂園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楊國強先生。他曾說過一番令我感動萬千的話：「年幼時我經歷貧窮的生活，中學每月七元學費，但只有二元助學金，沒錢乘車、沒錢吃飯，十八歲以前沒穿過新衫新鞋的經歷都試過。從一無所有到現在，我知道教育很重要。」我也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楊先生所說的，我身同感受。
但單是這類計劃是否足夠？政府的數字顯示，截至二零一零年為止，符合資助專上學生計劃的人數有八萬三千人，而獲得資助的只有二萬四千七百多人，其他皆為助學金及貸款計劃的受惠者。明顯地，基層市民的子女要成功接受大學教育談何容易？子曰：「有教無類。」這是中國人傳統的核心價值。但到了高等教育的層次，似乎又被遺忘了。加強投資教育、提升偏遠地區教育質素、優化精英派位和提供個別資助，都是我們可做到的，為什麼不嘗試去做？
我的故事是一個第一代大學生的故事，也是那年代不少香港人的故事。但願這故事可延續下去。
[湯家驊]
《明報》，2010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上星期立法會有一個關於社會流動的辯論。社會流動是指基層市民透過努力和機遇提升社會地位，脫離貧困。我在大會發言時，說了一個街童的故事，藉以突出回歸前與今天社會流動的分別。不少人聽了我的發言也分別向我訴說他們有關社會流動的故事，令我十分感動。
社會流動主要來自基層市民的自我增值；最有效的方法當然是接受優質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可惜在現實生活裡，接受大學教育卻非人人可以。網上傳來一齣勵志短片，內容大意是如果把全世界的人縮減為一百人，那麼可以接受大學教育的只有一人。接受大學教育是很多年輕人努力的目標，但社會能給予他們多少機會？香港大學有一項非常有意思，名為「第一代大學生助學金」的計劃。透過社會人士的資助，這計劃由零八年開始成功資助了四百五十位家庭月入少於一萬二千元的第一代貧苦學生進入大學。其中一位善長正是碧桂園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楊國強先生。他曾說過一番令我感動萬千的話：「年幼時我經歷貧窮的生活，中學每月七元學費，但只有二元助學金，沒錢乘車、沒錢吃飯，十八歲以前沒穿過新衫新鞋的經歷都試過。從一無所有到現在，我知道教育很重要。」我也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楊先生所說的，我身同感受。
但單是這類計劃是否足夠？政府的數字顯示，截至二零一零年為止，符合資助專上學生計劃的人數有八萬三千人，而獲得資助的只有二萬四千七百多人，其他皆為助學金及貸款計劃的受惠者。明顯地，基層市民的子女要成功接受大學教育談何容易？子曰：「有教無類。」這是中國人傳統的核心價值。但到了高等教育的層次，似乎又被遺忘了。加強投資教育、提升偏遠地區教育質素、優化精英派位和提供個別資助，都是我們可做到的，為什麼不嘗試去做？
我的故事是一個第一代大學生的故事，也是那年代不少香港人的故事。但願這故事可延續下去。
[湯家驊]
2010年3月25日 星期四
「張二十」因何道歉 綜援主導最低工資
「張二十」因何道歉 綜援主導最低工資
March 25, 2010 《信報》
到了目前這個階段仍然反對在香港引入最低工資，不但政治不正確，而且會引來偏袒大商家、對草根階層處境麻木不仁的指責，但一個自由開放重理性的社會，擇善固執為自己相信的道理辯護發聲，讓社會公開辯論，是防止政府做錯事，或抗衡社會上因人多勢眾而令少數派不敢張聲終至造成社會災難的健康現象。最低工資立法既如箭在弦，再阻撓其進一步落實推行已無實際作用，但作為輿論界一分子，我們將會繼續提出反對理據，希望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民意代表和團體三思。
向來號稱代表中小企和工商界利益的自由黨過去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到了近期形勢逆轉、政府決定去馬之後，自由黨成員張宇人則在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上繼續發表意見，力主未來最低工資應該定為時薪二十元，以確保即使政府立法、但最低工資也不會影響工商界營運云云。此議一出，自然遭到各方圍攻，他在上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更被現場市民痛罵，認為時薪二十元是「可恥」的待遇。到了前天，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張宇人「二十元建議」不代表該黨立場，劃清界線，顯然是認為「張二十」不得民心，會影響自由黨的公眾形象。未知是否飽受黨內壓力所逼，張宇人昨天公開道歉，表示他自己和自由黨都從沒有倡議將最低工資水平訂在二十元（此說令人懷疑），對「張二十」的言論引起誤解和爭議，他表示「唔好意思及對不起」。
自由黨向來不支持最低工資的立場眾所周知，正如本報「獅子山下」專欄（見二十四日第三十七頁）所言，不管「張二十」或其他自由黨成員倡議的時薪二十四元，都很難洗脫他們「無良僱主」的形象，現在張宇人公開道歉，到底是認為二十元時薪水平的確太低，還是想修補政治形象，避免自由黨的聲望受到進一步打擊？政客不講立場，自由黨經常「轉軚」也有多次前科，但張宇人如果認為二十元時薪才是中小企（或他代表的飲食界）可以承受的水平，那他為何要公開道歉？是他一直錯誤理解自己代表的界別的訴求（中小企其實支持更高的時薪），還是他準備提出更高水平但脫離了飲食界可接受的最低時薪金額？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張宇人道歉反映他根本代表不了自己所屬的界別，現在功能組別幾乎成為「人皆曰可殺」的「政治廢品」，並非完全沒有理由！
二十元時薪的建議，或是職工盟倡導的時薪三十三元，都是基於政府做的工資中位數調查，正如我們在上周六的「社評」分析，最低工資水平應以哪一項中位數為準仍有爭議，時薪多少應是公眾討論的議題；但無可否認，綜援金額是本地最低工資必須參照的水平，正如支持團體所言，如果最低工資連綜援水平也不及，又怎能鼓勵市民自食其力、放棄綜援加入勞工市場？
香港的綜援計劃是社會保障的重要一環，是政府認為可支持最基本生活的一項保障，如果最低工資連這個水平也達不到，試問支持團體又怎會接受？問題是：綜援是由公帑支付的社會保障，最低工資則要兼顧市場供求環境，如果未來最低工資遠超工資中位數，可以肯定將有不少企業會結束或以其他方法取代原有工人；可以說，香港現在制訂最低工資已不能只按市場勞工價格，而是要參照政府綜援金額的水平；若以此為考慮，其實本地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價位並不困難。既然無法完全參照勞工市場的標準，政客和政府相信都會傾向把最低工資訂在上限，以「維護工人權益」為首要考慮，因為最低工資之設既勢在必行，而有關議題已成為社會政策（保障勞工）和政治決定（爭取勞工階層支持），為何不把最低工資定在高位？至於「偏高」的最低工資會對營商環境帶來什麼影響，顯然已非當前要考慮的因素
March 25, 2010 《信報》
到了目前這個階段仍然反對在香港引入最低工資，不但政治不正確，而且會引來偏袒大商家、對草根階層處境麻木不仁的指責，但一個自由開放重理性的社會，擇善固執為自己相信的道理辯護發聲，讓社會公開辯論，是防止政府做錯事，或抗衡社會上因人多勢眾而令少數派不敢張聲終至造成社會災難的健康現象。最低工資立法既如箭在弦，再阻撓其進一步落實推行已無實際作用，但作為輿論界一分子，我們將會繼續提出反對理據，希望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民意代表和團體三思。
向來號稱代表中小企和工商界利益的自由黨過去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到了近期形勢逆轉、政府決定去馬之後，自由黨成員張宇人則在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水平上繼續發表意見，力主未來最低工資應該定為時薪二十元，以確保即使政府立法、但最低工資也不會影響工商界營運云云。此議一出，自然遭到各方圍攻，他在上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更被現場市民痛罵，認為時薪二十元是「可恥」的待遇。到了前天，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張宇人「二十元建議」不代表該黨立場，劃清界線，顯然是認為「張二十」不得民心，會影響自由黨的公眾形象。未知是否飽受黨內壓力所逼，張宇人昨天公開道歉，表示他自己和自由黨都從沒有倡議將最低工資水平訂在二十元（此說令人懷疑），對「張二十」的言論引起誤解和爭議，他表示「唔好意思及對不起」。
自由黨向來不支持最低工資的立場眾所周知，正如本報「獅子山下」專欄（見二十四日第三十七頁）所言，不管「張二十」或其他自由黨成員倡議的時薪二十四元，都很難洗脫他們「無良僱主」的形象，現在張宇人公開道歉，到底是認為二十元時薪水平的確太低，還是想修補政治形象，避免自由黨的聲望受到進一步打擊？政客不講立場，自由黨經常「轉軚」也有多次前科，但張宇人如果認為二十元時薪才是中小企（或他代表的飲食界）可以承受的水平，那他為何要公開道歉？是他一直錯誤理解自己代表的界別的訴求（中小企其實支持更高的時薪），還是他準備提出更高水平但脫離了飲食界可接受的最低時薪金額？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張宇人道歉反映他根本代表不了自己所屬的界別，現在功能組別幾乎成為「人皆曰可殺」的「政治廢品」，並非完全沒有理由！
二十元時薪的建議，或是職工盟倡導的時薪三十三元，都是基於政府做的工資中位數調查，正如我們在上周六的「社評」分析，最低工資水平應以哪一項中位數為準仍有爭議，時薪多少應是公眾討論的議題；但無可否認，綜援金額是本地最低工資必須參照的水平，正如支持團體所言，如果最低工資連綜援水平也不及，又怎能鼓勵市民自食其力、放棄綜援加入勞工市場？
香港的綜援計劃是社會保障的重要一環，是政府認為可支持最基本生活的一項保障，如果最低工資連這個水平也達不到，試問支持團體又怎會接受？問題是：綜援是由公帑支付的社會保障，最低工資則要兼顧市場供求環境，如果未來最低工資遠超工資中位數，可以肯定將有不少企業會結束或以其他方法取代原有工人；可以說，香港現在制訂最低工資已不能只按市場勞工價格，而是要參照政府綜援金額的水平；若以此為考慮，其實本地最低工資應訂在什麼價位並不困難。既然無法完全參照勞工市場的標準，政客和政府相信都會傾向把最低工資訂在上限，以「維護工人權益」為首要考慮，因為最低工資之設既勢在必行，而有關議題已成為社會政策（保障勞工）和政治決定（爭取勞工階層支持），為何不把最低工資定在高位？至於「偏高」的最低工資會對營商環境帶來什麼影響，顯然已非當前要考慮的因素
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時薪20元有悖情理 張宇人淪為反面教材
時薪20元有悖情理 張宇人淪為反面教材
《明報》︳2010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提出最低工資定在時薪20元或以下，連日來備受批評，他所代表的飲食界不敢苟同，所屬自由黨也與他劃清界線。張宇人目前的處境，完全由於他有悖人情，昧於數據，觀其表現，嚴格而言並未善盡功能組別議員的責任，並強化功能組別議員只顧界別和小圈子利益的形象，增添市民對功能組別議員的反感。
統計處工資調查數據
有助理性討論最低工資水平
張宇人有悖人情之處，分3方面。
首先是對勞工階層刻薄，最低時薪20元，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6日，每月所得3840元；若每日工作10小時，每月就是4800元。一個人就算單身，以本港目前的生活水平，這樣的收入過不上較有尊嚴的生活；若一個家庭賴此維生，又未能入住公屋，生活就更困苦了。「收入養家論」雖然有可供商榷之處，但是20元時薪水平之低，勞工階層苦卻是情何以堪。
其次，有規模的飲食機構接受傳媒訪問時，都表示時薪20元，不可能請到人，表示現在酒樓洗碗、雜工等「下四門」工種，月薪也有大約6000元，平均算來，時薪超過20元，因此，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20元最低工資水平，並非飲食業界共識。飲食業界現已付出時薪超過20元，固然有現實需要，但是不排除他們都想做良心僱主，願意與員工分享生意成果。張宇人作為業界代表，昧於業界實情的程度，使人驚訝。
再者，張宇人所屬自由黨，原認為最低工資應定在時薪24元，欲藉此建立良心僱主形象，經過張宇人攪和，自由黨過去一段日子在地方上的苦心經營，想必所剩無幾。因此，自由黨與張宇人劃清界線，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他已經成為自由黨的「負資產」。這是張宇人漠視黨內倫理的結果，在他心目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孰重，發人深思，自由黨應該找出答案，因為此乃關乎自由黨盛衰的關鍵。
除了上述3點有悖人情道理，統計處最新的全港工資調查數據，就制定最低工資水平，極具參考價值，張宇人若不帶偏見地檢視，則本港首個最低工資定在哪一個水平，理應心裏有數，可惜應該本諸理性、調和社會利益的立法會議員，卻無視客觀數據，單憑主觀任事，使社會無謂分化。張宇人的言行使人遺憾。
統計處調查所得數據，列出最低工資每增1元，有多少打工仔「受惠」，企業的承擔能力等，清清楚楚。檢視統計處的數字，得不出最低時薪非定在20元不可的結論。
時薪29元 中式酒樓才會虧蝕
堅持20元 殺傷論調可以休矣
關於飲食業營運情，統計處有如下數字﹕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為50.1%、僱員薪酬與業務收益比率是28.4%，整體稅前盈利率9%（中位數為6.6%）。以飲食業營運最「困難」的中式酒樓菜館而言，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為54.3%，僱員薪酬與業務收益比率是32%，整體稅前盈利率8.9%（中位數為1.7%）。
至於整體飲食業在最低工資的承受能力，數據顯示，若時薪22元，薪酬開支增加0.3%、25元是1.1%、27元是2.2%，直至時薪增加到34元，才抵消了整體盈利率。至於中式酒樓菜館，最低時薪定在22元，薪酬開支增加0.1%、25元是0.5%，直至時薪增加到29元，中式酒樓菜館才會虧蝕。
上述數據可見，只要最低時薪定在合理水平，則飲食業連經營情最「困難」的中式酒樓菜館，仍然有利可圖，因此，張宇人說時薪20元可減輕殺傷力的論調可以休矣！且，這個還是實施最低工資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設若僱主透過裁員、外遷、以兼職代長工、削減花紅福利、減培訓、提高價格、降低分量或質素等方法應對，則有理由相信，最低時薪定在24至28元之間，完全有可以操作的空間。
這是統計處數據，給本港制定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的啟示，對於原本擔心水平定得過高的僱主，這些數據甚為有利，因為勞工界提出時薪定在33元，數據顯示47萬僱員要加薪，對於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能承受不了，現在數據提供了一個客觀基礎，若勞資本諸理性，應該有助解決此事。
張宇人循飲食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會，為飲食界發聲爭取利益，表面上理所當然，不過，飲食業是香港整體社會其中一部分，張宇人除了維護飲食業利益，也不能罔顧香港整體利益。作為功能組別議員，在業界利益和整體利益尋求平衡是應有責任，也就是說，功能組別議員不但要對所屬界別負責，也要對全港市民負責。這個才應試是功能組別的真義。
功能議員 應協調業界社會利益
製造分化 玩倒退使人莫名其妙
張宇人即使竭力維護飲食界利益，當統計處公布數據之後，若飲食界不接受，則以張宇人的身分，只要數據合理，他應該對業界解釋，爭取業界認同和支持數據。現在飲食業界對統計處的數據並無抗拒，業內時薪亦早已超過20元，反而是張宇人玩倒退，要飲食業界退回到時薪20元，他本來應該在業界和勞工階層之間尋求利益平衡，卻在製造分化，張宇人所為何事，使人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認為，基於最低工資對於本港是新生事物，影響深遠，為免牽一髮而動全身，起步求穩，切入點可以低一點，但是絕非張宇人那種恥辱性的20元時薪。無論此事如何發展，張宇人的表現，使部分市民對功能組別更加反感，大概可以肯定。
《明報》︳2010年3月24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提出最低工資定在時薪20元或以下，連日來備受批評，他所代表的飲食界不敢苟同，所屬自由黨也與他劃清界線。張宇人目前的處境，完全由於他有悖人情，昧於數據，觀其表現，嚴格而言並未善盡功能組別議員的責任，並強化功能組別議員只顧界別和小圈子利益的形象，增添市民對功能組別議員的反感。
統計處工資調查數據
有助理性討論最低工資水平
張宇人有悖人情之處，分3方面。
首先是對勞工階層刻薄，最低時薪20元，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6日，每月所得3840元；若每日工作10小時，每月就是4800元。一個人就算單身，以本港目前的生活水平，這樣的收入過不上較有尊嚴的生活；若一個家庭賴此維生，又未能入住公屋，生活就更困苦了。「收入養家論」雖然有可供商榷之處，但是20元時薪水平之低，勞工階層苦卻是情何以堪。
其次，有規模的飲食機構接受傳媒訪問時，都表示時薪20元，不可能請到人，表示現在酒樓洗碗、雜工等「下四門」工種，月薪也有大約6000元，平均算來，時薪超過20元，因此，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20元最低工資水平，並非飲食業界共識。飲食業界現已付出時薪超過20元，固然有現實需要，但是不排除他們都想做良心僱主，願意與員工分享生意成果。張宇人作為業界代表，昧於業界實情的程度，使人驚訝。
再者，張宇人所屬自由黨，原認為最低工資應定在時薪24元，欲藉此建立良心僱主形象，經過張宇人攪和，自由黨過去一段日子在地方上的苦心經營，想必所剩無幾。因此，自由黨與張宇人劃清界線，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他已經成為自由黨的「負資產」。這是張宇人漠視黨內倫理的結果，在他心目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孰重，發人深思，自由黨應該找出答案，因為此乃關乎自由黨盛衰的關鍵。
除了上述3點有悖人情道理，統計處最新的全港工資調查數據，就制定最低工資水平，極具參考價值，張宇人若不帶偏見地檢視，則本港首個最低工資定在哪一個水平，理應心裏有數，可惜應該本諸理性、調和社會利益的立法會議員，卻無視客觀數據，單憑主觀任事，使社會無謂分化。張宇人的言行使人遺憾。
統計處調查所得數據，列出最低工資每增1元，有多少打工仔「受惠」，企業的承擔能力等，清清楚楚。檢視統計處的數字，得不出最低時薪非定在20元不可的結論。
時薪29元 中式酒樓才會虧蝕
堅持20元 殺傷論調可以休矣
關於飲食業營運情，統計處有如下數字﹕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為50.1%、僱員薪酬與業務收益比率是28.4%，整體稅前盈利率9%（中位數為6.6%）。以飲食業營運最「困難」的中式酒樓菜館而言，僱員薪酬佔總經營開支為54.3%，僱員薪酬與業務收益比率是32%，整體稅前盈利率8.9%（中位數為1.7%）。
至於整體飲食業在最低工資的承受能力，數據顯示，若時薪22元，薪酬開支增加0.3%、25元是1.1%、27元是2.2%，直至時薪增加到34元，才抵消了整體盈利率。至於中式酒樓菜館，最低時薪定在22元，薪酬開支增加0.1%、25元是0.5%，直至時薪增加到29元，中式酒樓菜館才會虧蝕。
上述數據可見，只要最低時薪定在合理水平，則飲食業連經營情最「困難」的中式酒樓菜館，仍然有利可圖，因此，張宇人說時薪20元可減輕殺傷力的論調可以休矣！且，這個還是實施最低工資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設若僱主透過裁員、外遷、以兼職代長工、削減花紅福利、減培訓、提高價格、降低分量或質素等方法應對，則有理由相信，最低時薪定在24至28元之間，完全有可以操作的空間。
這是統計處數據，給本港制定首個最低工資水平的啟示，對於原本擔心水平定得過高的僱主，這些數據甚為有利，因為勞工界提出時薪定在33元，數據顯示47萬僱員要加薪，對於一些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能承受不了，現在數據提供了一個客觀基礎，若勞資本諸理性，應該有助解決此事。
張宇人循飲食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會，為飲食界發聲爭取利益，表面上理所當然，不過，飲食業是香港整體社會其中一部分，張宇人除了維護飲食業利益，也不能罔顧香港整體利益。作為功能組別議員，在業界利益和整體利益尋求平衡是應有責任，也就是說，功能組別議員不但要對所屬界別負責，也要對全港市民負責。這個才應試是功能組別的真義。
功能議員 應協調業界社會利益
製造分化 玩倒退使人莫名其妙
張宇人即使竭力維護飲食界利益，當統計處公布數據之後，若飲食界不接受，則以張宇人的身分，只要數據合理，他應該對業界解釋，爭取業界認同和支持數據。現在飲食業界對統計處的數據並無抗拒，業內時薪亦早已超過20元，反而是張宇人玩倒退，要飲食業界退回到時薪20元，他本來應該在業界和勞工階層之間尋求利益平衡，卻在製造分化，張宇人所為何事，使人有點莫名其妙。
我們認為，基於最低工資對於本港是新生事物，影響深遠，為免牽一髮而動全身，起步求穩，切入點可以低一點，但是絕非張宇人那種恥辱性的20元時薪。無論此事如何發展，張宇人的表現，使部分市民對功能組別更加反感，大概可以肯定。
2010年3月23日 星期二
張宇人否認最低工資立場
張宇人否認最低工資立場
《星島日報》，2010-03-23
(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自由黨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日前提出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或以下的言論，遭全城炮轟，批評他視勞工如奴隸一樣。自由黨主席劉健儀(相關)昨日為此劃清界綫，重申二十元並非自由黨立場。張宇人昨回覆本報查詢時，否認「二十元」是他及飲食業界立場，強調一切未有定論。另外，勞工界「三加六」成員後天將開會商討下一步行動，為捍衞打工仔訂合理最低工資。
自由黨副主席張宇人前日指，不排除建議政府將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以下，該黨主席劉健儀及副主席方剛昨急召開記者會，澄清自由黨倡議最低工資不高於廿四元立場不變。劉健儀說：「他（張宇人）每次出來都代表飲食界，非自由黨立場，但唔好彩，似乎好多人入咗自由黨數，我覺得有需要澄清。」
劉健儀指，張宇人並非倡議最低工資訂於廿元，他正向飲食業界調查，未有既定立場，如得出結果與自由黨立場不同，張宇人可在立法會投票時，向自由黨申請豁免，她承認張宇人今次言論令人混淆，又指他「高調了」。她承認張宇人由於不同意自由黨開記者會而缺席，但他堅持其立場與自由黨無甚分別。
張宇人昨回覆本報解釋，上周提出的「最低工資二十元最無殺傷力論」，是按統計處飲食業數據低於二十元時薪有不足六千人來回應，如最低工資為二十元，對飲食業影響確最少，他堅稱自己無轉軚，「二十元不是我立場，亦不是飲食業立場，我到現在都無立場，我只是回應。」張宇人重申他支持自由黨立場，「你估我張宇人話要二十元立法就可以立法，不是我話事。」今早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統計處報告，他表示不屬該委會成員，今早亦無暇出席。
另外，統計處昨向勞顧會講解全港工資分布。統計處會上透露，未來數月進行另一調查，當最低工資訂於某一水平時，了解僱主反應，包括會以加價、裁員、結業，抑或聘較年輕的勞動力替代年長員工來應付最低工資，統計處會據此詳細分析。另外，勞工界「三加六」成員後天開會，就近日最低工資問題商討下一步行動。
儘管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的建議受盡各界痛斥，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頁仍有刊登二十元時薪的飲食業空缺，其中一份牛頭角道一商場食肆外賣員空缺，列明時薪二十元，每周工作六天，每日做六小時。另有四、五份飲食業兼職清潔員、夜更洗碗員是列明時薪二十元至二十八元。
身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的大家樂主席陳裕光，其集團上周五才刊登招聘大量港島區兼職潔淨，時薪列明二十元至二十三元五角，由朝六至晚十一輪班工作，日做五至六小時。勞工處發言人指，這是免費平台讓僱主刊登空缺，現未有最低工資，如遇薪酬不合理過低，會勸喻僱主提高薪酬才刊登。
《星島日報》，2010-03-23
(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自由黨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日前提出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或以下的言論，遭全城炮轟，批評他視勞工如奴隸一樣。自由黨主席劉健儀(相關)昨日為此劃清界綫，重申二十元並非自由黨立場。張宇人昨回覆本報查詢時，否認「二十元」是他及飲食業界立場，強調一切未有定論。另外，勞工界「三加六」成員後天將開會商討下一步行動，為捍衞打工仔訂合理最低工資。
自由黨副主席張宇人前日指，不排除建議政府將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以下，該黨主席劉健儀及副主席方剛昨急召開記者會，澄清自由黨倡議最低工資不高於廿四元立場不變。劉健儀說：「他（張宇人）每次出來都代表飲食界，非自由黨立場，但唔好彩，似乎好多人入咗自由黨數，我覺得有需要澄清。」
劉健儀指，張宇人並非倡議最低工資訂於廿元，他正向飲食業界調查，未有既定立場，如得出結果與自由黨立場不同，張宇人可在立法會投票時，向自由黨申請豁免，她承認張宇人今次言論令人混淆，又指他「高調了」。她承認張宇人由於不同意自由黨開記者會而缺席，但他堅持其立場與自由黨無甚分別。
張宇人昨回覆本報解釋，上周提出的「最低工資二十元最無殺傷力論」，是按統計處飲食業數據低於二十元時薪有不足六千人來回應，如最低工資為二十元，對飲食業影響確最少，他堅稱自己無轉軚，「二十元不是我立場，亦不是飲食業立場，我到現在都無立場，我只是回應。」張宇人重申他支持自由黨立場，「你估我張宇人話要二十元立法就可以立法，不是我話事。」今早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統計處報告，他表示不屬該委會成員，今早亦無暇出席。
另外，統計處昨向勞顧會講解全港工資分布。統計處會上透露，未來數月進行另一調查，當最低工資訂於某一水平時，了解僱主反應，包括會以加價、裁員、結業，抑或聘較年輕的勞動力替代年長員工來應付最低工資，統計處會據此詳細分析。另外，勞工界「三加六」成員後天開會，就近日最低工資問題商討下一步行動。
儘管最低工資訂於二十元的建議受盡各界痛斥，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頁仍有刊登二十元時薪的飲食業空缺，其中一份牛頭角道一商場食肆外賣員空缺，列明時薪二十元，每周工作六天，每日做六小時。另有四、五份飲食業兼職清潔員、夜更洗碗員是列明時薪二十元至二十八元。
身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的大家樂主席陳裕光，其集團上周五才刊登招聘大量港島區兼職潔淨，時薪列明二十元至二十三元五角，由朝六至晚十一輪班工作，日做五至六小時。勞工處發言人指，這是免費平台讓僱主刊登空缺，現未有最低工資，如遇薪酬不合理過低，會勸喻僱主提高薪酬才刊登。
2010年3月20日 星期六
李兆基論樓市﹕樓價貴對香港好
李兆基論樓市﹕樓價貴對香港好
《明報》，2010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人稱四叔的李兆基對本港當前樓市常有高論，「樓價貴是對香港好」，證明香港被看好，持有物業的人資產升值，人人皆大歡喜，因此外界不應經常批評「豪宅衰、發展商衰」。李兆基稱，恒地有30多個舊樓發展項目，持有的新界農業地也納入政府規劃項目，合共可提供3萬個住宅，只要政府合作加快農業地轉為住宅用途，「就立即有大量麵粉，將來不會沒有麵包吃」。
物業升值 「個個皆大歡喜」
李兆基表示，香港環境好，很多有錢人喜歡來港居住，因此豪宅需求增加。豪宅跟普通物業是不同市場，豪宅升價不會影響普通物業，相反，很多港人持有的物業會升值，「個個皆大歡喜，飲食……各行各業都改善，高樓價唔係壞事，係好事，令普通住宅銷情好，分開來看，不要經常指豪宅衰、豪宅衰，指發展商衰、發展商衰。發展商沒有衰到，對香港又好，對社會又好」。李兆基表示，恒基現有30個舊樓重建項目，分別位於馬頭角、大角嘴、深水、土瓜灣等，收集的業權由三成至九成不等，可以提供1萬個單位，連同最近補地價項目的5000個單位，再加上集團持有的新界農地，有1.3億呎樓面面積，已納入政府發展項目，可提供1.5萬個單位，以此計算，恒基合共可提供3萬個單位。
回應復建居屋 「若改政策 可能造成衝擊」
對於政府推售居屋貨尾單位，李兆基說，增加供應是好事，相信不會影響私人住宅市場。但被問到應否復建居屋時，他說，若改變現時居屋政策，則可能對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他支持舊樓拍賣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強調願意多付一至兩成錢給反對收樓的兩成業主。
《明報》，2010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人稱四叔的李兆基對本港當前樓市常有高論，「樓價貴是對香港好」，證明香港被看好，持有物業的人資產升值，人人皆大歡喜，因此外界不應經常批評「豪宅衰、發展商衰」。李兆基稱，恒地有30多個舊樓發展項目，持有的新界農業地也納入政府規劃項目，合共可提供3萬個住宅，只要政府合作加快農業地轉為住宅用途，「就立即有大量麵粉，將來不會沒有麵包吃」。
物業升值 「個個皆大歡喜」
李兆基表示，香港環境好，很多有錢人喜歡來港居住，因此豪宅需求增加。豪宅跟普通物業是不同市場，豪宅升價不會影響普通物業，相反，很多港人持有的物業會升值，「個個皆大歡喜，飲食……各行各業都改善，高樓價唔係壞事，係好事，令普通住宅銷情好，分開來看，不要經常指豪宅衰、豪宅衰，指發展商衰、發展商衰。發展商沒有衰到，對香港又好，對社會又好」。李兆基表示，恒基現有30個舊樓重建項目，分別位於馬頭角、大角嘴、深水、土瓜灣等，收集的業權由三成至九成不等，可以提供1萬個單位，連同最近補地價項目的5000個單位，再加上集團持有的新界農地，有1.3億呎樓面面積，已納入政府發展項目，可提供1.5萬個單位，以此計算，恒基合共可提供3萬個單位。
回應復建居屋 「若改政策 可能造成衝擊」
對於政府推售居屋貨尾單位，李兆基說，增加供應是好事，相信不會影響私人住宅市場。但被問到應否復建居屋時，他說，若改變現時居屋政策，則可能對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他支持舊樓拍賣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強調願意多付一至兩成錢給反對收樓的兩成業主。
2010年3月19日 星期五
最低工資拉鋸 商界還價20元 勞工界﹕1%打工仔受惠 不如不訂
最低工資拉鋸 商界還價20元 勞工界﹕1%打工仔受惠 不如不訂
《明報》2010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去年第二季薪酬調查結果，本港逾277萬打工仔的時薪中位數為58.5元，但有2.87萬人的時薪低於20元，低薪的行業主要是清潔保安及飲食業等。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有關數據後，7月份會提出最低工資水平，工會堅持有關水平訂於33元，但商界昨日有人甚至提出20元的低水平（涉及總僱員1％）。勞工界指出，若只有1％打工仔受惠，「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
第二輪諮詢至下月26日
統計處的《2009年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報告》，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制訂最低工資時主要參考數據。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 強調，報告只是其中一個參考數據，委員會亦會考慮勞動市場、經濟狀况、競爭力、生活水平等一籃子指標。委員會昨日展開第二輪諮詢，至4月26日結束。當局希望立法會7月通過立法後，讓商界有半年調整期，明年第一季落實法例。
時薪中位數58.5元
有關報告顯示，在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的277.66萬僱員中，時薪由20元以下至900元不等，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元。約13萬人時薪為24元以下（佔總僱員4.7％），近47萬人時薪33元以下（佔16.9％），約1％僱員、2.87萬人時薪低於20元。2.8萬人時薪低於20元
若以行業分類，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時薪中位數最低只有27.6元；其次是飲食業（32.7元）、雜項活動（包括安老院舍、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等）（33.7元）及零售業（39.9元）。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 表示，若最低工資訂為20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他指一旦訂立最低工資，即使經濟轉壞亦不輕易下調，「向上調永遠較易做」。
張宇人﹕向上調永遠較易
但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表示，張宇人所說的不是自由黨的立場，相信張只反映行內薪酬情况，他強調，報告與該黨較早前的調查不謀而合，若最低工資訂在24元，約13萬人受影響，24元或以下是商界可以接受的幅度。
職工盟李卓人及工聯會王國興批評，若最低工資訂在20元，最終只有約2.8萬人受惠，根本無法紓緩在職貧窮問題，訂在24元亦只有13萬人受惠，李卓人說﹕「只係得啖笑……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他們堅持33元才可解決在職貧窮，而且「對商界影響亦有限」，強調打工仔工資上升、消費增加後，亦對本港有好處。
《明報》2010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統計處公布去年第二季薪酬調查結果，本港逾277萬打工仔的時薪中位數為58.5元，但有2.87萬人的時薪低於20元，低薪的行業主要是清潔保安及飲食業等。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參考有關數據後，7月份會提出最低工資水平，工會堅持有關水平訂於33元，但商界昨日有人甚至提出20元的低水平（涉及總僱員1％）。勞工界指出，若只有1％打工仔受惠，「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
第二輪諮詢至下月26日
統計處的《2009年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報告》，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制訂最低工資時主要參考數據。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 強調，報告只是其中一個參考數據，委員會亦會考慮勞動市場、經濟狀况、競爭力、生活水平等一籃子指標。委員會昨日展開第二輪諮詢，至4月26日結束。當局希望立法會7月通過立法後，讓商界有半年調整期，明年第一季落實法例。
時薪中位數58.5元
有關報告顯示，在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的277.66萬僱員中，時薪由20元以下至900元不等，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元。約13萬人時薪為24元以下（佔總僱員4.7％），近47萬人時薪33元以下（佔16.9％），約1％僱員、2.87萬人時薪低於20元。2.8萬人時薪低於20元
若以行業分類，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時薪中位數最低只有27.6元；其次是飲食業（32.7元）、雜項活動（包括安老院舍、理髮及其他個人服務等）（33.7元）及零售業（39.9元）。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 表示，若最低工資訂為20元，殺傷力不大，但若訂在20元以上，便會對就業、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他指一旦訂立最低工資，即使經濟轉壞亦不輕易下調，「向上調永遠較易做」。
張宇人﹕向上調永遠較易
但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表示，張宇人所說的不是自由黨的立場，相信張只反映行內薪酬情况，他強調，報告與該黨較早前的調查不謀而合，若最低工資訂在24元，約13萬人受影響，24元或以下是商界可以接受的幅度。
職工盟李卓人及工聯會王國興批評，若最低工資訂在20元，最終只有約2.8萬人受惠，根本無法紓緩在職貧窮問題，訂在24元亦只有13萬人受惠，李卓人說﹕「只係得啖笑……不如唔好訂最低工資！」他們堅持33元才可解決在職貧窮，而且「對商界影響亦有限」，強調打工仔工資上升、消費增加後，亦對本港有好處。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47萬人時薪低於33元
47萬人時薪低於33元
《明報》，2010年3月18日
勞工界要求把最低工資定為時薪33元，而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全港有近47萬人的時薪低於這水平。
統計處今天公布本港工資分佈調查，指在2009年第二季，本港的僱員人數（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僱主及自營作業者）為277萬6600人，整體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元。
如按選定每小時工資水平劃分，時薪低於33元的僱員人數，為46萬9400人。
另外，低於30元的，有37萬4800人。低於24元的，有13萬200人。
工聯會認為，最低工資至少應有33元時薪，而一直提倡最低工資最少應有33元的職工盟李卓人，曾表示減至30元也可考慮。自由黨則提出，最低工資水平應設定在24元。
香港明愛關注最低工資立法工作小組在去年底進行調查，在其六區社區中心進行投票，讓市民選出合適的最低工資水平，在收回的253張「選票」中，期望最低工資金額中位數為33元。
《明報》，2010年3月18日
勞工界要求把最低工資定為時薪33元，而根據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全港有近47萬人的時薪低於這水平。
統計處今天公布本港工資分佈調查，指在2009年第二季，本港的僱員人數（不包括留宿家庭傭工、政府僱員、僱主及自營作業者）為277萬6600人，整體的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58.5元。
如按選定每小時工資水平劃分，時薪低於33元的僱員人數，為46萬9400人。
另外，低於30元的，有37萬4800人。低於24元的，有13萬200人。
工聯會認為，最低工資至少應有33元時薪，而一直提倡最低工資最少應有33元的職工盟李卓人，曾表示減至30元也可考慮。自由黨則提出，最低工資水平應設定在24元。
香港明愛關注最低工資立法工作小組在去年底進行調查，在其六區社區中心進行投票，讓市民選出合適的最低工資水平，在收回的253張「選票」中，期望最低工資金額中位數為33元。
2010年3月17日 星期三
平等機會
下星期將討論不同階層、種族的平等機會，請先收看以下節目，預備導修。
《愛回家︰去日苦多》，2010年3月6日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lovethyfamily&d=2010-03-06&p=4711&e=104761&m=episode
《天水圍德哥》，2007年10月23日
http://programme.tvb.com/news/tuesdayreport/episode/20071023/#page-1
《非常平等任務》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equalopportunities&p=4371
《愛回家︰去日苦多》，2010年3月6日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lovethyfamily&d=2010-03-06&p=4711&e=104761&m=episode
《天水圍德哥》，2007年10月23日
http://programme.tvb.com/news/tuesdayreport/episode/20071023/#page-1
《非常平等任務》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equalopportunities&p=4371
李鵬飛﹕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 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李鵬飛﹕溫總明示深層次矛盾 我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明報》，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况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着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明報》，2010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由公民黨及社民連聯合發起的「5區總辭、變相公投」運動，特區政府發言人較早前指，這是「有議員辭職而需要進行的補選，不是公投」，但事件經中央有關官員開腔定性後，「變相公投」已被定性為真正公投。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北京指出，搞公投是違反了《基本法》。李飛不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指「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是對法律常識性存有長期誤解，不能以民事法來理解公法。
「法律無寫就可以做」按《基本法》應如何理解？近日我曾請教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爵士，他開口就說，「這是火星撞地球」，因為內地使用的法律制度和香港的法律制度根本不同，內地認為法律上無列明的事，你去做就是違法、違憲；但香港用的是普通法，法理上，法律並無明列禁止的事，做了並不違法。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有此理解，相反北京視總辭是公投，而《基本法》並無公投條文，所以搞公投即是「違法、違憲」必須加以打壓。
「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
北京的打壓是將總辭定性為公投才開始的，而且逐步加大力度，當「公社兩黨」開始宣布總辭時，民建聯和自由黨都非常雀躍，曾經講過「積極參與、放馬過來。」尤其認為新界東的「長毛」梁國雄及九龍東的梁家傑議席，隨時可以被他們搶奪過來，但後來民建聯和自由黨卻又自動宣布，因為「公社兩黨」在宣傳上用了「全民起義」字眼，所以他們放棄參加補選。我想請問？如果到2012年立法會選舉，又有人再用「全民起義」來做競選宣傳，兩黨是否又會「唔玩？」
近日有一位熱心參政人士致電給我，說很想參加今次補選，但突然收到中聯辦官員的電話，要求他放棄出選，而由於他身兼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擔心強行出選會被界定為「唔聽話」，於是詢問我的意見，我直接告訴他，中聯辦發功已經有效，你既已擔心，最終就會選擇放棄。
我提及這件事，是希望大家明白到，這不是某人自由參選意欲被打壓那麼簡單，其實這和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有莫大關係，去年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中央重要刊物上著文，香港設置直屬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當時輿論嘩然，指中聯辦想插手香港事務，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我可以直率地告訴大家，曹二寶部長提出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其實存在已久，中聯辦早就插手香港大小事務，「第二個權力中心」早就形成，眾所周知，中聯辦不但包攬香港各大小選舉的協調、配票，更參與特區政府的重要職位委任，甚至連行政會議成員的委任也有他們的影子。
近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央領導人說，香港管治出現深層次矛盾嗎？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07年在紀念《基本法》實施10周年時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我認為，這就說明了香港管治深層次矛盾在哪裏；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後，由國務院總理任命，並頒發委任狀，特首亦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這一刻起中央將特區的管治權力授予特首；鄧小平當年說，中央除了國防、外交，香港回歸只是換一支旗換一個人；這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北京已經改變了鄧小平的講法
可是，現况是北京已經改變了上述鄧小平的講法，對於香港內部事務一切都要指指點點。在回歸前，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對我說過，叫他來做香港特首亦無可能成功，如果他是香港人只會顧做生意。
大家看看2007年10月10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施政報告，其中第99至101段，曾壯志豪言地說道：「發展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特區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推動香港落實普選，我責無旁貸。」「我在競選期間承諾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會就落實普選開展公眾諮詢工作。……在社會上啟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的全面討論。」又說，「我重申在第三屆政府任內，會盡最大努力按照《基本法》就落實普選問題凝聚共識，並爭取中央的信任和理解，促其早日實現。」但今日再問問曾蔭權，他和他的官員只會說，今屆政府的任務只是會處理2012年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辦法，至於2017及2020年的雙普選，中央政府沒有授權我們處理。
特首在政制問題上無能為力
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我是很感到憂心的，尤其在立法會的普選上，最近更聽到有人提出各種保留功能組別的方法，功能組別其實是一個「怪胎」，是港英政府在1985年希望以循序漸進方式開放香港民主，而設立的過渡性設計，我都參與成立功能團體的工作，估不到過了25年，仍然有人想盡辦法來保留功能組別，這根本就是想欺騙香港人。今屆立法會的30個功能議席，竟然有14個是自動當選的，而且他們在議會的出席紀錄和參與度評分亦是最差，可笑是他們的權力卻和直選議員一樣，加上又有分組點票制度，等於功能組別議員壟斷了立法會的否決權，這就是80後青年所指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公義，不能代表港人的制度，直接演變成香港管治最深層次的矛盾。
日前溫家寶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解釋香港管治的五點深層矛盾，最矚目的是第四及第五點，即提及到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和改善民生，發展教育的矛盾，我認為循序漸進是對的，但為何中央不肯講明如何普選特首和立法會呢？如在普選特首方面，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提名門檻，及立法會到2020年如何廢除功能組別，那麼簡單的問題也不肯說清楚。只強調要港人要包容、要團結；我想再問問溫總理，中央到底對香港的問題了解得夠不夠深，不過今次溫總理揭示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多方面的，並不是如曾蔭權一直所說，香港只有深層次的經濟矛盾呢。經溫總理的揭露，曾蔭權又將如何面對港人？問題說穿了，就是特首在政制問題上，根本就是無能為力，亦不敢向北京說不，和忠實地講出這真正的管治問題，一切只有聽從指示。
更可悲的是，特區政府一方面承認的深層次經濟矛盾，解決辦法也只曉得藥石亂投，一味作政治考慮，以「派糖」來取悅市民，缺乏長遠發展眼光。雖然特區政府口口聲聲說，投放最多的資源在教育方面，但在科研人才的培養卻是嚴重不足，8間大學校長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就算最近的高錕熱也只有三分鐘熱度。
其實，香港經濟上面對挑戰，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有，當時亞洲其他三小龍，韓國、台灣和新加坡給香港的壓力很大，港人憑着不撓的鬥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到1980年代，包括我在內的港商，紛紛回國投資珠三角，再創經濟新台階，現時我們面對上海的競爭，可謂拳拳到肉，連匯豐銀行等跨國集團也爭先恐後的急於到上海上市，所以中港官員老是說，香港和上海是良性競爭、互補，這統統都是騙人、騙自已的講法；我希望特區政府認清形勢，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培養和爭取人才，只有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的國際地位和保持優勢。
最後就溫家寶總理日前發表的工作報告，部分內容令我頗為感觸，溫總說：「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城的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就不可能成功。」又說：「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和諧。」就上述的言論，我想請問溫總理，那為何要判處劉曉波和譚作人，11年和5年的監禁呢？他們亦只是對政府作出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已！還有，我不明白溫總理所說的「創造條件…… 」內容是什麼，希望溫總可以進一步澄清，就如澄清香港存在什麼深層次矛盾一樣好嗎？
寄語祖國向公平公開公義發展
我對於中國多年來的發展絕對是感到非常鼓舞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軍事上第二強國，連第一強國的美國都怕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亦是世界上擁有最多美債的國家，我同意溫總理所講，經濟改革必須配合政治改革，我們都期望這樣的改革早日來臨。而我亦深信，內地每年有650萬名大學畢業生，他們將會推動中國的改革，尤其在互聯網世界的今天，他們將會改變中國；就好像最近發生的湖北省長李鴻忠怒罵女記者事件，中國網民反應之強烈和迅速，甚至要求李氏落台的聲音不絕，相信溫總理也正面對國內的深層次矛盾。我寄語祖國，將來能朝向公平、公開、公義的方向發展，這才是中國人之福也。
2010年3月15日 星期一
2010年3月14日 星期日
警方手法離譜 決為社運人士義務打官司
警方手法離譜 決為社運人士義務打官司
李柱銘組大狀團抗政治打壓
《蘋果日報》：2010年03月14日
【本報訊】香港警方早前高調拘捕支聯會多名領導層，令不少社運人士擔心特區政府會以政治檢控手法，打壓無法應付昂貴訴訟費的平民百姓，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昨日透露，他正組織約 10名大律師，為爭取公義抗爭遭檢控，而又無力支付律師費的市民，義務打官司，力抗政府的司法打壓手段。
記者：林俊謙、莫劍弦
李柱銘組大狀團抗政治打壓
李柱銘昨日出席社民連分享會時透露，特區政府近日連串針對支聯會、五區公投、以及 80後社運的行動，可謂香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反映現時是中港關係最緊張的時刻，「呢啲係回歸以來都未試過，冇法子令人唔擔憂」，認為中方連串打壓行動，對社會和諧毫無益處，「只會令啲人越嚟越嬲，越嚟越唔服」。
藉故指控遊行人士襲警
去年 12月 25日，支聯會等團體到中聯辦抗議劉曉波被重判，與警方衝突，傷者躺在地上等候救護。
至於警方今次拘捕多名支聯會常委的做法，李柱銘相信是中聯辦為保面子，向港府施壓所致，但他認為，市民因不滿當局對民運人士劉曉波以言入罪，選擇到中聯辦外示威十分合理，「呢啲事唔去中聯辦，唔通去曾蔭權屋企？」
李柱銘又指警方近日不斷加強警力，連示威人士接近中聯辦門口，也遭警方以強硬手法阻止，部份警員更加常以「插水」伎倆，藉故指控遊行人士襲警，拘捕及檢控有關示威人士，「可能佢哋（警察）睇英超睇得多，你只要掂一掂佢，佢哋就趴直喺度」，他批評警方打壓示威人士手法越來越「離譜」，令人相信政府改變打壓異見人士的策略，企圖利用政治檢控、司法手段對付泛民及反對政府人士。
為了協助這些為民主抗爭的年輕人及小市民，抗衡政府無理檢控，李柱銘決定聯同約 10名大律師，免費義助一些為爭取正義遭檢控，但無錢打官司的人士上庭，當中包括支聯會和民間電台成員等，「你要用法律途徑告佢哋，我哋咪用法律途徑解決囉」。
雖然李柱銘未有透露律師團人選，但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熟悉公法的大律師不是太多，以往曾為民主派人士打官司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大律師潘熙，都是少數對公法及人權法相當熟悉，又願意為民主派打官司的大律師。
支聯會將聘重量級大狀
至於有多名領導層遭政府檢控的支聯會，昨日召開特別常委會，商討應付政府政治檢控的對策。有常委透露，除了梁國雄及古思堯傾向個人自辯外，包括副主席李卓人及蔡耀昌在內的支聯會成員，將聘請律師及大律師代表辯護。該常委指，原本按一般情況，毋須請大律師代表出庭，但為了顯示支聯會今次高度重視案件，所以決定找重量級大律師出戰，至於會否找李柱銘協助，該常委說由有關律師決定，相信機會很大。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他們已委託何俊仁所屬的律師樓做代表律師，再由何代表轉聘大律師，至於會否找李柱銘代表，蔡表示要由何俊仁決定。
李柱銘組大狀團抗政治打壓
《蘋果日報》：2010年03月14日
【本報訊】香港警方早前高調拘捕支聯會多名領導層，令不少社運人士擔心特區政府會以政治檢控手法，打壓無法應付昂貴訴訟費的平民百姓，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昨日透露，他正組織約 10名大律師，為爭取公義抗爭遭檢控，而又無力支付律師費的市民，義務打官司，力抗政府的司法打壓手段。
記者：林俊謙、莫劍弦
李柱銘組大狀團抗政治打壓
李柱銘昨日出席社民連分享會時透露，特區政府近日連串針對支聯會、五區公投、以及 80後社運的行動，可謂香港回歸以來前所未見，反映現時是中港關係最緊張的時刻，「呢啲係回歸以來都未試過，冇法子令人唔擔憂」，認為中方連串打壓行動，對社會和諧毫無益處，「只會令啲人越嚟越嬲，越嚟越唔服」。
藉故指控遊行人士襲警
去年 12月 25日，支聯會等團體到中聯辦抗議劉曉波被重判，與警方衝突，傷者躺在地上等候救護。
至於警方今次拘捕多名支聯會常委的做法，李柱銘相信是中聯辦為保面子，向港府施壓所致，但他認為，市民因不滿當局對民運人士劉曉波以言入罪，選擇到中聯辦外示威十分合理，「呢啲事唔去中聯辦，唔通去曾蔭權屋企？」
李柱銘又指警方近日不斷加強警力，連示威人士接近中聯辦門口，也遭警方以強硬手法阻止，部份警員更加常以「插水」伎倆，藉故指控遊行人士襲警，拘捕及檢控有關示威人士，「可能佢哋（警察）睇英超睇得多，你只要掂一掂佢，佢哋就趴直喺度」，他批評警方打壓示威人士手法越來越「離譜」，令人相信政府改變打壓異見人士的策略，企圖利用政治檢控、司法手段對付泛民及反對政府人士。
為了協助這些為民主抗爭的年輕人及小市民，抗衡政府無理檢控，李柱銘決定聯同約 10名大律師，免費義助一些為爭取正義遭檢控，但無錢打官司的人士上庭，當中包括支聯會和民間電台成員等，「你要用法律途徑告佢哋，我哋咪用法律途徑解決囉」。
雖然李柱銘未有透露律師團人選，但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熟悉公法的大律師不是太多，以往曾為民主派人士打官司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及大律師潘熙，都是少數對公法及人權法相當熟悉，又願意為民主派打官司的大律師。
支聯會將聘重量級大狀
至於有多名領導層遭政府檢控的支聯會，昨日召開特別常委會，商討應付政府政治檢控的對策。有常委透露，除了梁國雄及古思堯傾向個人自辯外，包括副主席李卓人及蔡耀昌在內的支聯會成員，將聘請律師及大律師代表辯護。該常委指，原本按一般情況，毋須請大律師代表出庭，但為了顯示支聯會今次高度重視案件，所以決定找重量級大律師出戰，至於會否找李柱銘協助，該常委說由有關律師決定，相信機會很大。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他們已委託何俊仁所屬的律師樓做代表律師，再由何代表轉聘大律師，至於會否找李柱銘代表，蔡表示要由何俊仁決定。
2010年3月13日 星期六
美批無線《君子》自我審查 人權報告斥功能組小圈子
美批無線《君子》自我審查 人權報告斥功能組小圈子
《明報》，2010年3月13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2009年人權報告，指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更點名批評無線電視及《君子》雜誌，前者低調處理六四 燭光晚會，後者臨時抽起16頁六四專題報道。報告又批評，立法會 功能組別由小圈子產生，令某階段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
傳媒老闆內地營商有顧忌
人權報告評估香港形勢時指出，特區政府 是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但部分傳媒出現自我審查情况，當中大量傳媒機構老闆在內地都有生意往來，令人懷疑傳媒在報道時，會顧及老闆的生意利益。
報告點名提及無線電視去年在申請續牌的中期檢討公聽會上，被批評低調處理六四燭光晚會；而南華 傳媒旗下的《君子》雜誌，更在出街前臨時抽起16頁的六四專題報道，報告更點出南華傳媒分別有兩個高層是全國及省級政協委員 。
憂港台 難編輯自主
至於港台前途問題，報告更點出特區政府宣布把港台維持在政府架構內，並成立顧問委員會監察港台，令人擔心港台的編輯自主是否可維持下去。
另一方面，報告再次批評香港的民主發展，指出立法會沒有能力提出法例修訂或行政任命，是限制市民參與及改變政府。至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更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形成某階層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
政府認同選舉未符普選
政府發言人回應稱，特區自成立以來，在推動民主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政府認同現時功能界別選舉尚未符合普選原則，但人大常委 會已為香港訂下在2017及20年雙普選的時間表，屆時普選立法會的模式，將符合《基本法 》與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新聞自由方面，政府表明堅決維護言論和新聞自由，並且提供合適環境，讓新聞業在最少的規管下自由蓬勃發展。至於港台的編輯自主，將由政務司 長簽署的約章內清楚確立，日後成立的顧問委員會不會插手干預。
《明報》，2010年3月13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2009年人權報告，指出香港傳媒出現自我審查，更點名批評無線電視及《君子》雜誌，前者低調處理六四 燭光晚會，後者臨時抽起16頁六四專題報道。報告又批評，立法會 功能組別由小圈子產生，令某階段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
傳媒老闆內地營商有顧忌
人權報告評估香港形勢時指出，特區政府 是尊重言論及新聞自由，但部分傳媒出現自我審查情况，當中大量傳媒機構老闆在內地都有生意往來，令人懷疑傳媒在報道時，會顧及老闆的生意利益。
報告點名提及無線電視去年在申請續牌的中期檢討公聽會上，被批評低調處理六四燭光晚會；而南華 傳媒旗下的《君子》雜誌，更在出街前臨時抽起16頁的六四專題報道，報告更點出南華傳媒分別有兩個高層是全國及省級政協委員 。
憂港台 難編輯自主
至於港台前途問題，報告更點出特區政府宣布把港台維持在政府架構內，並成立顧問委員會監察港台，令人擔心港台的編輯自主是否可維持下去。
另一方面，報告再次批評香港的民主發展，指出立法會沒有能力提出法例修訂或行政任命，是限制市民參與及改變政府。至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更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形成某階層擁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
政府認同選舉未符普選
政府發言人回應稱，特區自成立以來，在推動民主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政府認同現時功能界別選舉尚未符合普選原則，但人大常委 會已為香港訂下在2017及20年雙普選的時間表，屆時普選立法會的模式，將符合《基本法 》與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新聞自由方面，政府表明堅決維護言論和新聞自由，並且提供合適環境，讓新聞業在最少的規管下自由蓬勃發展。至於港台的編輯自主，將由政務司 長簽署的約章內清楚確立，日後成立的顧問委員會不會插手干預。
2010年3月11日 星期四
2010年3月10日 星期三
功能組別必須循序漸退 整體政制才會循序漸進
功能組別必須循序漸退 整體政制才會循序漸進
《明報》，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政府這次諮詢政改，聲稱所提出的方案，乃用盡了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空間，而且以民選區議員來增加民主成分。表面上，政府的做法和論述不無依據，但是仔細分析，政府若以增加民主成分為這次政改的主軸，則現在的方案，其實說明政府未盡全力。因為香港政治體制其中最不民主的部分——功能組別，未見政府有措施增加其民主成分、或使其循序漸退，逐步淡出香港政治體制。政府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究竟有多大誠意，於此可見一斑。
《基本法》規定香港政制循序漸進，最終達至全面普選，人大常委會的《決定》2017年可普選行政長官 、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有了時間表之後，若要香港政制發展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立法會循序增加地區直選議席是一個選擇，由於區議會方案細節未明，暫時也算是一個選擇。
不處理功能組別退場問題
政府政改諮詢未盡全力
既然普選時間表已經確定，則在立法會佔一半議席的功能組別如何循序退場、淡出，也是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功能組別是政制民主的負資產，只要這個負資產逐漸減少，政制民主就會愈多「正數」。另外，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清楚表示2020年實行普選時的模式，需要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未符合的這兩項原則。因此，功能組別「無得留低」已是確定的了，而由2012年開始部署功能組別退場，就可以減輕2016年和2020年的壓力，不至因為屆時的巨變和突變而付出代價。
功能組別循序漸退，就會產生整體政制循序漸進的效果。政府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中，本來就有權處理功能組別的問題，並未超逾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授權，但是政府在政改諮詢文件完全沒有觸及，這是政府未盡全力之處。
2020年立法會議席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就算是真的，不過，屆時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仍然充滿疑慮。因為主管香港事務的京官，例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2007年底在港就有過「功能組別選舉也是普選的一種」的說法，而特區政府 官員對於功能組別的存廢，也一直含糊其詞。因此，政府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安排中，若能大力「改造」傳統功能組別，盡量減少其小圈子選舉的實質，利用增加功能組別民主成分，傳達功能組別最終會退場的信息，有助消除疑慮。
現行29個傳統功能組別，其中5個組別選民人數不足200人，選民人數不足1000人的也有5個，小圈子選舉的實質，在政制民主化進程中，一直被視為最不民主的部分。以保險界、金融界和金融服務界的選民人數而言，分別只有141人、132人和578人，據統計處的資料，今年6月金融和保險業的就業人數共有18.2萬人，顯示這3個組別議員在其業內的代表性十分薄弱。
在維持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規定下，政府調校功能組別，增加其民主成分，看不到有何根本困難之處，但是政府在諮詢文件只以「因為過程太複雜，涉及太多不同界別和人士利益、社會要達成共識並不容易」為由，原封不動，連公司 / 團體向業內個人票開放也不做，政府對功能組別的抱殘守缺，使人質疑所謂增加香港政制民主成分，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量變應該一步到位
確保功能組別不能戀棧
關於現在的2012立法會選舉方案，即增加5席地區直選，另5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有政府消息指出，若方案落實，傳統功能組別在整體議席的比例由48%降至41%，若2016年繼續轉變，把傳統功能組別所佔比例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則傳統功能組別到2020年壽終正寢，就是正常發展了。行政會議 成員張炳良 前日在本報觀點版撰文，也具體地提到功能組別循序漸退和整體政制循序漸進的關係，他說這是政治學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概念，以建立走不回頭的路徑。
我們認為，政府提出的立法會選舉方案，若真有這樣的盤算，而立法會的量變到質變會持續下去，則政府應該公開解釋和交代，以使公衆能夠領會政府的「苦心」。另外，我們認為這個「溝淡、漸變」過程，不用分兩步走，2012年新一屆立法會組成就應該實現，技術上只要相應增加地區直選和民選區議員互選立法會議員的比例，就可以確保2020年再沒有傳統功能組別了。
若泛民陣營認定取消功能組別為目標，以確保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是真普選，則向政府提出立法會在2012年就要有足夠的民主成分，我們認為成事的機會，肯定高過玩「總辭」可能取得的成果。
（政改諮詢評論 系列之二）
《明報》，2009年11月20日 星期五
【明報專訊】政府這次諮詢政改，聲稱所提出的方案，乃用盡了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空間，而且以民選區議員來增加民主成分。表面上，政府的做法和論述不無依據，但是仔細分析，政府若以增加民主成分為這次政改的主軸，則現在的方案，其實說明政府未盡全力。因為香港政治體制其中最不民主的部分——功能組別，未見政府有措施增加其民主成分、或使其循序漸退，逐步淡出香港政治體制。政府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究竟有多大誠意，於此可見一斑。
《基本法》規定香港政制循序漸進，最終達至全面普選，人大常委會的《決定》2017年可普選行政長官 、2020年可普選立法會，有了時間表之後，若要香港政制發展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立法會循序增加地區直選議席是一個選擇，由於區議會方案細節未明，暫時也算是一個選擇。
不處理功能組別退場問題
政府政改諮詢未盡全力
既然普選時間表已經確定，則在立法會佔一半議席的功能組別如何循序退場、淡出，也是政府需要處理的問題。功能組別是政制民主的負資產，只要這個負資產逐漸減少，政制民主就會愈多「正數」。另外，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清楚表示2020年實行普選時的模式，需要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未符合的這兩項原則。因此，功能組別「無得留低」已是確定的了，而由2012年開始部署功能組別退場，就可以減輕2016年和2020年的壓力，不至因為屆時的巨變和突變而付出代價。
功能組別循序漸退，就會產生整體政制循序漸進的效果。政府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中，本來就有權處理功能組別的問題，並未超逾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授權，但是政府在政改諮詢文件完全沒有觸及，這是政府未盡全力之處。
2020年立法會議席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就算是真的，不過，屆時是「真普選」抑或「假普選」，仍然充滿疑慮。因為主管香港事務的京官，例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2007年底在港就有過「功能組別選舉也是普選的一種」的說法，而特區政府 官員對於功能組別的存廢，也一直含糊其詞。因此，政府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安排中，若能大力「改造」傳統功能組別，盡量減少其小圈子選舉的實質，利用增加功能組別民主成分，傳達功能組別最終會退場的信息，有助消除疑慮。
現行29個傳統功能組別，其中5個組別選民人數不足200人，選民人數不足1000人的也有5個，小圈子選舉的實質，在政制民主化進程中，一直被視為最不民主的部分。以保險界、金融界和金融服務界的選民人數而言，分別只有141人、132人和578人，據統計處的資料，今年6月金融和保險業的就業人數共有18.2萬人，顯示這3個組別議員在其業內的代表性十分薄弱。
在維持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議席各佔一半的規定下，政府調校功能組別，增加其民主成分，看不到有何根本困難之處，但是政府在諮詢文件只以「因為過程太複雜，涉及太多不同界別和人士利益、社會要達成共識並不容易」為由，原封不動，連公司 / 團體向業內個人票開放也不做，政府對功能組別的抱殘守缺，使人質疑所謂增加香港政制民主成分，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量變應該一步到位
確保功能組別不能戀棧
關於現在的2012立法會選舉方案，即增加5席地區直選，另5席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有政府消息指出，若方案落實，傳統功能組別在整體議席的比例由48%降至41%，若2016年繼續轉變，把傳統功能組別所佔比例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則傳統功能組別到2020年壽終正寢，就是正常發展了。行政會議 成員張炳良 前日在本報觀點版撰文，也具體地提到功能組別循序漸退和整體政制循序漸進的關係，他說這是政治學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概念，以建立走不回頭的路徑。
我們認為，政府提出的立法會選舉方案，若真有這樣的盤算，而立法會的量變到質變會持續下去，則政府應該公開解釋和交代，以使公衆能夠領會政府的「苦心」。另外，我們認為這個「溝淡、漸變」過程，不用分兩步走，2012年新一屆立法會組成就應該實現，技術上只要相應增加地區直選和民選區議員互選立法會議員的比例，就可以確保2020年再沒有傳統功能組別了。
若泛民陣營認定取消功能組別為目標，以確保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是真普選，則向政府提出立法會在2012年就要有足夠的民主成分，我們認為成事的機會，肯定高過玩「總辭」可能取得的成果。
（政改諮詢評論 系列之二）
從反高鐵看廢除功能組別
從反高鐵看廢除功能組別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張楚勇
反高鐵一役，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最終在立法會內贏了。但在立法會外，他們贏了嗎？
在香港這個商業和物質掛帥的城市，經濟和基建發展至上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差不多已成為了第二本性（secondnature），因此，說多數香港人傾向贊成興建廣深港高鐵，大概是符合事實的。但當80 後年輕人的反高鐵、保菜園村的聲音，和公共專業聯盟的另類高鐵方案結合起來，要求立法會停止對政府的提案撥款之後，民情便來了一次大逆轉。我們不但看到包圍立法會反高鐵的人群一次比一次多，民意對政府興建高鐵的看法，也由原本約八成人支持，變成支持和反對或有保留者不相伯仲。政府在建制派議員佔多數優勢的議會也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贏得撥款。民間的千百個80 後青年，加上數十戶菜園村居民和一個公共專業聯盟，卻已使政府和建制派失去了不少民心。
興建廣深港高鐵，是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基建政策，但這政策卻觸發了97 之後，除了23 條和政改爭議之外，最大規模的社會抗爭運動。這運動更發展為抗爭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圍立法會，挑戰立法會內左右大局卻缺乏代表性的功能組別議員。抗爭者質疑政府興建高鐵的龐大669 億元的撥款，最終是讓這些功能組別議員代表的工商地產專業界得益，認為這無異於體制結構上的官商勾結。
進一步暴露港政制深層次矛盾
反高鐵的抗爭者包圍立法會此例一開，日後政府提交任何重大和有爭議的議案給立法會審議時，反對者不難再次以圍堵立法會的抗爭方式，挑戰沒有民眾授權的行政機關和代表既得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員，進一步暴露香港政制的深層次矛盾。畢竟，如果社會上的重大政策爭議不能公平地用投票箱解決，訴諸體制外的群眾抗爭運動便會隨之而來。假如有人認為，經濟和民生的爭議在今天的香港可以和政制問題劃分開來，那真是自欺欺人。
80 後的青年說，他們的抗爭是價值問題而非缺乏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大家只要看看上周末為了堵截鄭汝樺局長離開立法會而躺卧在昃臣道、遮打道和德輔道中的青年，便會發現他們並非在「發窮惡」。他們是滿腔熱情、關心社會的良知青年。我想當中不少是大學生。
像我這些在院校內做老師的，多年來天天鼓勵學生要有社會關懷，要有獨立思考。看到今天80 後的青年後浪蓋前浪，說句心裏話，真是感動都來不及。有些批評說他們激進，但如果我們到現場看看，他們和警方一樣，整體來說是非常和平克制。當然，把局長和議員困在立法會內6個小時容或有不是之處，向個別人士投擲水樽等行為也是不可接受的，但面對這樣一個向功能組別傾斜，和不同意見者又缺乏對話的當局，他們的沮喪和憤怒，不是很可以明白的嗎？
我們這個社會從小便教他們要尊重人權自由，但我們的政制到今天還是不生不熟的半民非主。香港以廉潔社會而自豪，但制度上卻常常讓人覺得存在着結構上的官商勾結。政府天天說重民情、重諮詢，但我們的決策過程往往缺少公眾參與，更遑論得到人民的授權。我們的行政機關說要以服務市民為本，但今天港府的高官問責制卻問題多多。昨天反高鐵的人士不接受「發展凌駕一切」的價值，卻發現他們支持的保育╱社區價值，因為制度上的不公平不開放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聆聽，今天，他們便會直接衝擊向既得利益傾斜的政治制度。簡言之，我們社會所擁抱的自由、開放、多元的核心價值，正不斷衝擊缺乏普及和平等選舉產生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改再次停滯不前，香港的管治危機只會愈陷愈深。
唯一出路各方開展對話
5 區總辭變相公投現在迫在眉睫，矛頭之一便是要廢除違反政治公平原則的功能組別。反高鐵所凝聚的抗爭力量，很自然便會聚集到這場後續的運動之上。特區政府和北京對此重申了《基本法》並沒有公投的制度，國務院更指變相公投的做法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權威。這場政治角力會否又一次使香港錯失向民主邁出一大步的機會，是不能不讓關心香港的人擔憂的。
客觀而言，我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從中央政府到80 後青年的所有香港持份者都面對同一困局，那就是政治上不平等的功能組別和缺乏民眾認受的特首，是難以在香港服眾的。但要改變這種狀况，落實普選，又必須得到北京、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及廣大市民的共識。換句話說，要避免各持己見，一拍兩散，唯一的出路就是各方開展對話，盡最大努力求同存異。
民主黨選擇不參與總辭，正好為對話提供了一個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就是今天未能答應廢除功能組別，起碼也得願意和民主派共同探索可以接受的過渡方案，並且在原則上支持最終落實普及平等的選舉權和參選權。我自然知道，這番話說易行難，但如果我們的集體政治智慧和意志，最終證明是克服不了這困局的話，那麼日後歷史給我們的評價，特別是對當權者的評價，將會是無情的。
《明報》，2010年1月20日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張楚勇
反高鐵一役，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最終在立法會內贏了。但在立法會外，他們贏了嗎？
在香港這個商業和物質掛帥的城市，經濟和基建發展至上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差不多已成為了第二本性（secondnature），因此，說多數香港人傾向贊成興建廣深港高鐵，大概是符合事實的。但當80 後年輕人的反高鐵、保菜園村的聲音，和公共專業聯盟的另類高鐵方案結合起來，要求立法會停止對政府的提案撥款之後，民情便來了一次大逆轉。我們不但看到包圍立法會反高鐵的人群一次比一次多，民意對政府興建高鐵的看法，也由原本約八成人支持，變成支持和反對或有保留者不相伯仲。政府在建制派議員佔多數優勢的議會也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贏得撥款。民間的千百個80 後青年，加上數十戶菜園村居民和一個公共專業聯盟，卻已使政府和建制派失去了不少民心。
興建廣深港高鐵，是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基建政策，但這政策卻觸發了97 之後，除了23 條和政改爭議之外，最大規模的社會抗爭運動。這運動更發展為抗爭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圍立法會，挑戰立法會內左右大局卻缺乏代表性的功能組別議員。抗爭者質疑政府興建高鐵的龐大669 億元的撥款，最終是讓這些功能組別議員代表的工商地產專業界得益，認為這無異於體制結構上的官商勾結。
進一步暴露港政制深層次矛盾
反高鐵的抗爭者包圍立法會此例一開，日後政府提交任何重大和有爭議的議案給立法會審議時，反對者不難再次以圍堵立法會的抗爭方式，挑戰沒有民眾授權的行政機關和代表既得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員，進一步暴露香港政制的深層次矛盾。畢竟，如果社會上的重大政策爭議不能公平地用投票箱解決，訴諸體制外的群眾抗爭運動便會隨之而來。假如有人認為，經濟和民生的爭議在今天的香港可以和政制問題劃分開來，那真是自欺欺人。
80 後的青年說，他們的抗爭是價值問題而非缺乏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大家只要看看上周末為了堵截鄭汝樺局長離開立法會而躺卧在昃臣道、遮打道和德輔道中的青年，便會發現他們並非在「發窮惡」。他們是滿腔熱情、關心社會的良知青年。我想當中不少是大學生。
像我這些在院校內做老師的，多年來天天鼓勵學生要有社會關懷，要有獨立思考。看到今天80 後的青年後浪蓋前浪，說句心裏話，真是感動都來不及。有些批評說他們激進，但如果我們到現場看看，他們和警方一樣，整體來說是非常和平克制。當然，把局長和議員困在立法會內6個小時容或有不是之處，向個別人士投擲水樽等行為也是不可接受的，但面對這樣一個向功能組別傾斜，和不同意見者又缺乏對話的當局，他們的沮喪和憤怒，不是很可以明白的嗎？
我們這個社會從小便教他們要尊重人權自由，但我們的政制到今天還是不生不熟的半民非主。香港以廉潔社會而自豪，但制度上卻常常讓人覺得存在着結構上的官商勾結。政府天天說重民情、重諮詢，但我們的決策過程往往缺少公眾參與，更遑論得到人民的授權。我們的行政機關說要以服務市民為本，但今天港府的高官問責制卻問題多多。昨天反高鐵的人士不接受「發展凌駕一切」的價值，卻發現他們支持的保育╱社區價值，因為制度上的不公平不開放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聆聽，今天，他們便會直接衝擊向既得利益傾斜的政治制度。簡言之，我們社會所擁抱的自由、開放、多元的核心價值，正不斷衝擊缺乏普及和平等選舉產生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改再次停滯不前，香港的管治危機只會愈陷愈深。
唯一出路各方開展對話
5 區總辭變相公投現在迫在眉睫，矛頭之一便是要廢除違反政治公平原則的功能組別。反高鐵所凝聚的抗爭力量，很自然便會聚集到這場後續的運動之上。特區政府和北京對此重申了《基本法》並沒有公投的制度，國務院更指變相公投的做法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權威。這場政治角力會否又一次使香港錯失向民主邁出一大步的機會，是不能不讓關心香港的人擔憂的。
客觀而言，我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從中央政府到80 後青年的所有香港持份者都面對同一困局，那就是政治上不平等的功能組別和缺乏民眾認受的特首，是難以在香港服眾的。但要改變這種狀况，落實普選，又必須得到北京、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及廣大市民的共識。換句話說，要避免各持己見，一拍兩散，唯一的出路就是各方開展對話，盡最大努力求同存異。
民主黨選擇不參與總辭，正好為對話提供了一個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就是今天未能答應廢除功能組別，起碼也得願意和民主派共同探索可以接受的過渡方案，並且在原則上支持最終落實普及平等的選舉權和參選權。我自然知道，這番話說易行難，但如果我們的集體政治智慧和意志，最終證明是克服不了這困局的話，那麼日後歷史給我們的評價，特別是對當權者的評價，將會是無情的。
《明報》，2010年1月20日
反對派攻擊功能組別不成理
反對派攻擊功能組別不成理
《文匯報》，2009-12-30] 古 雲
反對派要行「五區總辭」，大肆攻擊功能組別選舉「不平等」。他們要求議會的議員產生方法都要公平，每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也要平等。現在功能團體組別議席代表選民人數，和分區直選議席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對等，為民主起見，為平等起見，應立即取締功能團體組別的議席。這是一種掩眼法，扭曲了對於平等的理解，扭曲了憲制的設計。香港的公民意識、憲政觀念、公民教育仍未成熟，反對派這些說法，以偏概全，是對於不熟悉憲制和民主制度發展過程的普羅市民的誤導和欺騙。
美英兩院制並未符合普選的要求
反對派言必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認為這兩個國家是民主的典範，值得推崇和借鏡，佩服得五體投地。偏偏這兩個國家，也不能實行所有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都相等，而且非常懸殊。以民主議會之母的英國為例，分上下議院運作，上議院的議員組成，一部分是世襲貴族議員，不必選舉產生，一部分是英女王委任(亦即是執政黨的黨魁委任)，也不經過選舉產生。上議院一個議席的代表選民人數，和下議院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以美國的參議院為例，美國的參議院共有一百名議員，每個州可以選出兩個議員，但美國每一個州的人口密度完全不一樣，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三千三百多萬人口，人口最少的新罕布爾州只得一百二十萬人口。加州參議員代表一千六百多萬人，新州參議員代表六十萬人，相差27倍，每張選票的價值極為懸殊，這是否不平等？根據美國和英國的兩院選舉和產生制度，這兩個國家均已說得上沒有實現「政治和人權公約」有關普選的要求。
按反對派的邏輯，他們應跑到美國和英國進行示威抗議，要求改變美國和英國的選舉投票制度，或策動所有的美英議員總辭，以發動美英群眾參加新民主運動。不過，美國和英國的選民一定會嘲笑李柱銘、黃毓民之流是「民主盲毛」，不懂得民主政治、民主政體。
民主只不過是手段，其目標是使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幸福。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由政客策動的選舉辯論議題所決定，挑動選民的情緒，選民由於一時的衝動，可能會贊成某些很極端偏激或短期有利的主張，而這些主張，似乎有道理，但一旦實行，就會觸動全局的利益，打破利益的平衡，衝擊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原格局和秩序，使到全體人民長遠利益受到損失。舉一個例子：如議會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政黨說，「本黨代表中下層人士謀利益，選民如果選我上台，我一定取消所有薪俸稅收，我還會給每一個家庭都派一間花園洋房」，另一個政黨不贊成這樣做。結果嘩眾取寵的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而上台。這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很快崩潰，最後是失業率高升，許多人民沒有飯吃，國家急劇衰落。
應理直氣壯支持功能組別選舉
美英兩院制的整體設計，就是要防止短期行為的主張佔上風，所以要以兩院作為平衡的機制，有一些人代表了均衡參與的牽制力量，保證議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夠避免民選議員一時的民粹主義衝動，拒絕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利益，保障社會發展和政策的連貫性。民主的實踐，充滿了互相制衡的程序和安排，保障議員不能濫權，不憑情緒盲目做事，而是理智地廣博地吸取最廣泛意見施政。
基本法制定的時候，本可以參考西方的兩院制，但是，由於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實行兩院制，議員的人數太多，薪津費用高昂，又不利於高效率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作反應，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最後採取了最結合港情，既不浪費行政成本、又能有效運作的「功能組別制度和一會兩局的表決」體制。這個政制的優點，是為香港度身訂造，也尊重了香港均衡參與的歷史和成功經驗，確保各階層利益格局不受衝擊。所以，真誠熱愛香港的人，應該站出來理直氣壯地支持功能組別選舉，提出加強功能組別代表性和選民人數的辦法，推進香港民主。
《文匯報》，2009-12-30] 古 雲
反對派要行「五區總辭」，大肆攻擊功能組別選舉「不平等」。他們要求議會的議員產生方法都要公平，每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也要平等。現在功能團體組別議席代表選民人數，和分區直選議席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對等，為民主起見，為平等起見，應立即取締功能團體組別的議席。這是一種掩眼法，扭曲了對於平等的理解，扭曲了憲制的設計。香港的公民意識、憲政觀念、公民教育仍未成熟，反對派這些說法，以偏概全，是對於不熟悉憲制和民主制度發展過程的普羅市民的誤導和欺騙。
美英兩院制並未符合普選的要求
反對派言必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認為這兩個國家是民主的典範，值得推崇和借鏡，佩服得五體投地。偏偏這兩個國家，也不能實行所有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都相等，而且非常懸殊。以民主議會之母的英國為例，分上下議院運作，上議院的議員組成，一部分是世襲貴族議員，不必選舉產生，一部分是英女王委任(亦即是執政黨的黨魁委任)，也不經過選舉產生。上議院一個議席的代表選民人數，和下議院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以美國的參議院為例，美國的參議院共有一百名議員，每個州可以選出兩個議員，但美國每一個州的人口密度完全不一樣，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三千三百多萬人口，人口最少的新罕布爾州只得一百二十萬人口。加州參議員代表一千六百多萬人，新州參議員代表六十萬人，相差27倍，每張選票的價值極為懸殊，這是否不平等？根據美國和英國的兩院選舉和產生制度，這兩個國家均已說得上沒有實現「政治和人權公約」有關普選的要求。
按反對派的邏輯，他們應跑到美國和英國進行示威抗議，要求改變美國和英國的選舉投票制度，或策動所有的美英議員總辭，以發動美英群眾參加新民主運動。不過，美國和英國的選民一定會嘲笑李柱銘、黃毓民之流是「民主盲毛」，不懂得民主政治、民主政體。
民主只不過是手段，其目標是使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幸福。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由政客策動的選舉辯論議題所決定，挑動選民的情緒，選民由於一時的衝動，可能會贊成某些很極端偏激或短期有利的主張，而這些主張，似乎有道理，但一旦實行，就會觸動全局的利益，打破利益的平衡，衝擊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原格局和秩序，使到全體人民長遠利益受到損失。舉一個例子：如議會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政黨說，「本黨代表中下層人士謀利益，選民如果選我上台，我一定取消所有薪俸稅收，我還會給每一個家庭都派一間花園洋房」，另一個政黨不贊成這樣做。結果嘩眾取寵的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而上台。這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很快崩潰，最後是失業率高升，許多人民沒有飯吃，國家急劇衰落。
應理直氣壯支持功能組別選舉
美英兩院制的整體設計，就是要防止短期行為的主張佔上風，所以要以兩院作為平衡的機制，有一些人代表了均衡參與的牽制力量，保證議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夠避免民選議員一時的民粹主義衝動，拒絕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利益，保障社會發展和政策的連貫性。民主的實踐，充滿了互相制衡的程序和安排，保障議員不能濫權，不憑情緒盲目做事，而是理智地廣博地吸取最廣泛意見施政。
基本法制定的時候，本可以參考西方的兩院制，但是，由於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實行兩院制，議員的人數太多，薪津費用高昂，又不利於高效率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作反應，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最後採取了最結合港情，既不浪費行政成本、又能有效運作的「功能組別制度和一會兩局的表決」體制。這個政制的優點，是為香港度身訂造，也尊重了香港均衡參與的歷史和成功經驗，確保各階層利益格局不受衝擊。所以，真誠熱愛香港的人，應該站出來理直氣壯地支持功能組別選舉，提出加強功能組別代表性和選民人數的辦法，推進香港民主。
2010年3月9日 星期二
人生有幾多個廿年？功能組別缺陷二十年不變
人生有幾多個廿年？功能組別缺陷二十年不變
莫乃光，http://charlesmok.blogspot.com/
上週六筆者在一個電台節目聽到一位年輕人質疑即使實行普選，是否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筆者不能不慨嘆，自八十年代政府引入功能組別選舉至今，我們不停為這個議題拗來拗去，而且爭論的時間實在長得非比尋常，絕對原地踏步。
為了證實這些論據廿年不變，筆者與友人翻查了多年前的私人珍藏。一九九一年八月，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報導：「設於倫敦的選舉改革協會(Election Reform Society)今年初到訪香港後，形容該處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原則上有缺陷而實踐時不公平』，而根據該會的經驗，『(功能組別選舉制度)雖非未曾聽聞但也非常罕有。南斯拉夫的斯洛維尼亞共和國是使用這種制度的一例，但此國顯然不是選舉改革的典範。』」
功能組別四宗罪
當時任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講座教授的史葛教授(Professor Ian Scott)於同年在民主促進會演說時指出：「功能組別不但不適合現今的香港，更會破壞《基本法》僅餘的可信性和應受性。」其先見之明如今讀來尤為震撼。史葛教授指出，從政治理論而言，引入功能代表往往是一個不穩的政權用以解決政治不穩的方法(也許某程度上反映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面臨過渡期所帶來的政治不明朗的社會狀態)，如俄國的沙皇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威瑪共和國時期，以及意大利墨索里尼時期等，而這些政權的共通點，是最後會因欠缺人民授權而被推翻。
香港還沒有政權被「推翻」，但功能組別制度延續下去只會加劇政治不穩，有人出來說「起義」，正是這個功能組別制度，和與它屬連體嬰的選舉委員會制度扭曲了普羅市民的意見所引起的施政失誤、失效和失衡，繼而引致的民憤所致。
史葛當時舉出功能組別不可行的四個原因：首先，功能組別顛覆了民主制度中民選代表的地位。他指出，直選民意代表可以按他們所判斷的公眾利益(public good)投票，但每當功能代表所屬的業界利益與公眾整體利益有衝突時，他們永遠身處道德的兩難。正因如此，功能組別不可行的第二個理由，正是這個制度扭曲了選民的取向。看看今天的立法會，功能組別的議員走在一起，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功能組別的代表，更傾向互相支持，期望投挑報李，將扭曲民意的效果推向極致。
第三，功能組別制度人為地界分了功能組別與非功能組別的市民，引起不公平的爭議。第四，史葛認為，要公平地執行這個制度，基本上沒有可能。以今天三十個功能組別為例，選出代表的方法不但各有不同，而且甚為隨意，怎看也不可能是一個公平的制度，也沒有人能提出真正普及和平等的改良版本。
史葛教授形容功能代表是史前恐龍，他不相信這在香港復活的史前恐龍能解決香港當時的憲制問題；相反，他認為香港的憲制問題因而會加劇。二十年將近過去，他的預測仍舊準確無比。看！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以「有需要保留功能組別促進經濟發展」這「理由」為功能組別辯護。
功能組別是商界要有話事權
早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在香港大學任教政治科學的Miron Mushkat與Elfed Roberts便曾在《遠東經濟評論》指出，「儘管有人不同意，但普選不一定會令經濟停滯不前，而開放的政府不一定以不善管理經濟而告終。開放而問責的政府，其實更能在面臨棘手的經濟事件時，迅速回應。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一些專制的政府，也可令經濟成功，但這似是例外多於屬典型，而導致它們成功的因素往往是獨一無異。即使如此，在這些政權中，人民要求更廣泛參與的壓力仍舊是越來越大。因此，由少數富有的人寡頭壟斷的政制，無法製造香港在邁向一九九七年所需的穩定，以及促使其繼續繁榮。解決的辦法，只有在一個指定的框架保證下，讓市民更廣泛地參與社會。」
一九八七年同一篇文章引述富商嘉道理爵士的想法。雖然當年他也支持功能組別配合全民參與選舉的制度，但他也承認，即使假設有錢人一手創造及維持社會財富，也很難支持讓他們一手操控政府。二十三年後的今天，出奇的不是有人仍然認為「應保留功能組別，好讓社會能『均衡參與』」，因為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些人提出的理由。
如《明報》引述政協常委鄭家純在北京與港傳媒茶敘時說：「舉例說，假設我們商界對社會有60%貢獻，但只有6%人口，如果全部一人一票，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有機制，讓商界擁有話事權……所以功能組別要保留，問題是怎樣成立一個機制……一人一票並非萬應靈丹！」(註一)原來，有人已經把經濟貢獻準確地量化，更「講到明」商界要有「話事權」。
「至於特首選舉，鄭家純引用美國以選舉人票、而非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的例子，認為香港特首普選，都要小心設立門檻，透過提名委員會把關，『如果選了個黃大仙阿嬸出來，或者名歌星、演員出來，是否都要讓他們做特首？』」《明報》原汁原味報導，不作評論，恰到好處。有些人總愛以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制度說成反對「一人一票」的理由，算了，不如我們也用這選舉人制度十八區普選特首，這小弟倒也接受。歌星、演員選特首就不可，出來對付泛民補選立法會議員就可以？如果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為什麼歌星和演員不可以做特首？不要忘記，美國列根總統，出身只是個三線半紅不黑的演員，但列根在任的八年，卻是美國史上重要的光輝歲月。顯而易見，在這些人眼中，奧威爾《動物農莊》的那句，「所有動物均是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是絕對的真理。
究竟有何證據顯示保留功能組別有利經濟發展，或有證據支持功能組別有利少數既得利益者？答案顯而易見。當各位見證過自九七年後特區政府管理不善和政治變化，到了今天，我們還能對功能組別有些什麼幻想呢？人生有幾多個廿年？
2010年3月8日 星期一
民調vs.財爺 受訪有樓階層多贊成增土地供應
民調vs.財爺 受訪有樓階層多贊成增土地供應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市急升，但政府拒絕恢復定期賣地，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公布後多次指出，現時有八九十萬家庭已經置業，政府要照顧他們的利益，明顯是以業主的利益作為擋箭牌，但到底這八九十萬個家庭在想些什麼，政府卻未有交出數據。就此本報委託港大做民調，結果發現，居於自置私人住宅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這一數字說明，即使是有樓階層的「既得利益者」，也認同樓價不能無止境的急升。政府到底有沒有認真了解過有樓階層的心聲？如果政府未有認真調查就執意收緊土地供應推高樓市，根本就是逆民意而行，置整體社會利益於不顧。
樓價飛升只是紙上富貴
後遺症卻令市民受害
本報今日報道，根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的調查，居於自置私人住宅單位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私人住宅土地供應；認為應減少供應的只有8%，應不變的是19%。政府每當被問及為何不增加土地供應時，總是說要顧及政策對八九十萬已經置業的家庭的影響，言下之意，即是政府認為要求增加賣地的只是那些未能置業的人，他們渴望政府出手干預，令樓價下跌以便「上車」。政府的潛台詞是，希望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者，都是自私自利之輩，只求「上車」，不顧已經置業的人的利益。這個民調的結果卻清楚顯示，政府的說法根本脫離群眾。
政府也許會認為，香港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有樓在手的，就是現時高地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樓價愈高就愈高興，自會支持政府的立場。但民調結果告訴我們，香港人原來也是理性的，不會盲目追求樓價上升。
港人這個理性的想法，其實很容易理解。在香港，即使是有樓階級，大都只是置業自住，樓價飛升，也不可能出售物業套現然後露宿街頭。因此，樓價急升只是紙上富貴，業主真正可用的財富並沒有增加。但樓價急升卻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例如租金上升將導致百物騰貴，生活質素自會受影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外，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是居於面積較細的中小型單位，居於千呎以上豪宅的只是少數，因此不少有樓階級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細屋搬大屋」，改善居住環境，若樓價不斷飛升，即使自住的物業升值，但要樓換樓則機會愈來愈渺茫。不少業主同時也為人父母，與子女同住，他們眼見樓價飛升，自會擔心日後子女置業會更加困難。目前不少父母也會為子女的將來作大筆儲蓄，甚至為子女承擔置業的首期，因此，樓價急升，為人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即使是為人子女的年輕人，同樣要為將來而擔憂，因為結婚成家立室同樣需要置業，樓價飛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結婚大計。
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包括擁有物業的人，都不希望樓價大跌，他們追求的只是樓市穩定發展，天價豪宅等新聞，社會絕大部分人都無法得益。樓市的瘋狂歲月，香港人早已經歷了，九七前的10年，香港人以為是黃金10年，股樓齊升，炒風熾熱，富貴黃金夢隨處可見，但泡沫爆破，一覺夢醒，負資產所帶來的煎熬，港人早已領教。因此，不論已經上車的有樓一族，還是無力上車的無殼蝸牛，都學會了理性對待樓市，不會幻想樓市無止境上升是有利無害，如今執迷不悔、迷信高樓價政策的，就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
實行高地價高樓價政策？
樓價沒有節制地飛升，對社會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壞事多於好事，唯獨少數人樂見其成，例如囤積居奇的樓市炒賣者。樓市愈瘋狂，他們的得益愈大，政府的高地價高樓價政策形同強迫港人為地產商及炒家打工，奉獻畢生積蓄。
今後，政府不應再以香港有八九十萬家庭有自置物業作擋箭牌。如果政府有對這八九十萬家庭做過更詳細的調查，請盡快向外公布其調查結果；如果政府根本沒有做過調查，就憑空想像把有八九十萬家庭為自己的政策護航，難免會被人質疑：政府的土地政策，只是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其實是為囤積土地和樓宇者服務。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市急升，但政府拒絕恢復定期賣地，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公布後多次指出，現時有八九十萬家庭已經置業，政府要照顧他們的利益，明顯是以業主的利益作為擋箭牌，但到底這八九十萬個家庭在想些什麼，政府卻未有交出數據。就此本報委託港大做民調，結果發現，居於自置私人住宅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這一數字說明，即使是有樓階層的「既得利益者」，也認同樓價不能無止境的急升。政府到底有沒有認真了解過有樓階層的心聲？如果政府未有認真調查就執意收緊土地供應推高樓市，根本就是逆民意而行，置整體社會利益於不顧。
樓價飛升只是紙上富貴
後遺症卻令市民受害
本報今日報道，根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的調查，居於自置私人住宅單位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私人住宅土地供應；認為應減少供應的只有8%，應不變的是19%。政府每當被問及為何不增加土地供應時，總是說要顧及政策對八九十萬已經置業的家庭的影響，言下之意，即是政府認為要求增加賣地的只是那些未能置業的人，他們渴望政府出手干預，令樓價下跌以便「上車」。政府的潛台詞是，希望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者，都是自私自利之輩，只求「上車」，不顧已經置業的人的利益。這個民調的結果卻清楚顯示，政府的說法根本脫離群眾。
政府也許會認為，香港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有樓在手的，就是現時高地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樓價愈高就愈高興，自會支持政府的立場。但民調結果告訴我們，香港人原來也是理性的，不會盲目追求樓價上升。
港人這個理性的想法，其實很容易理解。在香港，即使是有樓階級，大都只是置業自住，樓價飛升，也不可能出售物業套現然後露宿街頭。因此，樓價急升只是紙上富貴，業主真正可用的財富並沒有增加。但樓價急升卻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例如租金上升將導致百物騰貴，生活質素自會受影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外，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是居於面積較細的中小型單位，居於千呎以上豪宅的只是少數，因此不少有樓階級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細屋搬大屋」，改善居住環境，若樓價不斷飛升，即使自住的物業升值，但要樓換樓則機會愈來愈渺茫。不少業主同時也為人父母，與子女同住，他們眼見樓價飛升，自會擔心日後子女置業會更加困難。目前不少父母也會為子女的將來作大筆儲蓄，甚至為子女承擔置業的首期，因此，樓價急升，為人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即使是為人子女的年輕人，同樣要為將來而擔憂，因為結婚成家立室同樣需要置業，樓價飛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結婚大計。
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包括擁有物業的人，都不希望樓價大跌，他們追求的只是樓市穩定發展，天價豪宅等新聞，社會絕大部分人都無法得益。樓市的瘋狂歲月，香港人早已經歷了，九七前的10年，香港人以為是黃金10年，股樓齊升，炒風熾熱，富貴黃金夢隨處可見，但泡沫爆破，一覺夢醒，負資產所帶來的煎熬，港人早已領教。因此，不論已經上車的有樓一族，還是無力上車的無殼蝸牛，都學會了理性對待樓市，不會幻想樓市無止境上升是有利無害，如今執迷不悔、迷信高樓價政策的，就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
實行高地價高樓價政策？
樓價沒有節制地飛升，對社會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壞事多於好事，唯獨少數人樂見其成，例如囤積居奇的樓市炒賣者。樓市愈瘋狂，他們的得益愈大，政府的高地價高樓價政策形同強迫港人為地產商及炒家打工，奉獻畢生積蓄。
今後，政府不應再以香港有八九十萬家庭有自置物業作擋箭牌。如果政府有對這八九十萬家庭做過更詳細的調查，請盡快向外公布其調查結果；如果政府根本沒有做過調查，就憑空想像把有八九十萬家庭為自己的政策護航，難免會被人質疑：政府的土地政策，只是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其實是為囤積土地和樓宇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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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mingpao.com
- 「吃了屎」的傳媒
林天悟 《信報》，2010年3月8日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Ｏ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Ｏ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王慧麟﹕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王慧麟﹕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飈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况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咗」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
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 Ors v Grootboom & Ors [2000] ZACC 19; 2001 (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飈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况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咗」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
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 Ors v Grootboom & Ors [2000] ZACC 19; 2001 (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香港地位難保
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香港地位難保
雷鼎鳴 March 8, 2010 信報
財爺在「預算案」中宣布，今年上半年會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這個推算習作，應該是為所謂的「六項優勢產業」度身訂做，但人才不足問題，豈會只局限於六項產業，它早已成為香港社會深層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要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人盡皆知，成敗關鍵是香港有沒有足夠人才。有關人力資源最詳盡的資料，是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二○○六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年香港的成年人口（十五歲或以上）共有五百九十二萬，其中未受過教育或只是完成學前教育的，共九十二萬九千人，完成小學的一百零一萬八千人，完成初中的只一百零二萬三千人，即完成中三或以下水平的共二百九十七萬人，佔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教育水平如此低的人口，如何可成就知識型經濟？有說情況也不至於差勁如斯，不少低教育水準的人口，是年紀較大的退休人士，早已脫離勞動力。但我們就算只看二十至六十歲的適齡工作人口，初中以下水平的仍有四成左右，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人力資本水平低企，已是不爭的事實。
改善人力資本
改善教育水平可替香港帶來什麼好處？實證經濟學家回答這問題前，多會先估算一下香港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入息函數」為二○○六年去世的現代勞動經濟學之父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據說是經濟學中被估算過最多次數的函數，原因相信是它既有用又簡潔易明。「入息函數」目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決定某人的勞動收入有多少，而根據世界各國多種統計數據無數次的估算，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與我的學生曾多次用香港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估算過歷年來香港的「入息函數」，以二○○六年為例，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學生將來的收入平均可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左右（收入增長多少，受教育程度影響，例如小學畢業後多念一年中學，只能為收入帶來百分之五的增長）。由此可見，通過教育去改善人力資本，是提高人民收入的極有效方法。
教育的好處又豈只是提高收入而已？有人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上移流動性不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中，有什麼比投資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教育更好？教育既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投資，亦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福利政策。教育也是創造就業的方法。一個地方倘若人才眾多，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便會增大。資金流入，可有更多人就業。加州矽谷科技人才濟濟，資金也大量湧入，便是例證。
李斯的智慧與視野
炎黃子孫對教育的重要性大都十分熟悉。內地提出「科教興國」，台灣高官中出身教授的不計其數。但人才政策落實得最徹底的恐怕是新加坡。近年新加坡在內地吸納了大批精英，它向香港各大學挖角，也絕不手軟。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聽過一位議員引用了秦相李斯《諫逐客書》的英文演說，印象十分深刻。話說秦國收留並重用過不少來自六國的奇人異士，但卻引起了貴族的妒忌，要把他們全數趕走。李斯也在被趕之列，但他據理力爭，指出秦國成就帝業，很多方面都是得助於客卿，若是把他們趕走，等於資助敵國，損害自己。香港的議員，誰人有李斯或該位議員的智慧與視野？
教育對經濟的重要性雖有堅實的證據支持，但毋庸諱言，不少人對這個看法頗有質疑。香港不少富豪教育水準不見得很高，但卻能白手興家，創造巨大的財富。其實世界上這些異例所在多有，他們可能聰明過人、勤奮工作、敢於冒險，又或有幸運之神眷顧，但相對於總人口而言，他們卻是絕對的少數。對絕大部分人而言，教育仍是提高收入的最穩妥途徑。
另一種質疑是這樣，香港的人均ＧＤＰ，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但港人教育程度的中位數，卻比歐洲低了兩三年，這是否意味着教育並不重要？這個說法不對。以法國為例，法國人每周最高工時三十六小時，港人遠為勤勞，每周工時中位數卻是四十五小時，比法國的高出四分一。法國受各種福利政策困擾，失業率等閒高達百分之十。雖則如此，法國的人均ＧＤＰ比起香港卻仍是不遑多讓，沒有較香港為高的科技與教育水平，怎能有此生產力？
香港的人力資本要增加多少才能追上歐美的生產力？我曾經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粗略估算過香港經濟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發現香港的生產結構與發達經濟體頗有不同。在歐美等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生產源自資本的貢獻，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則支撑着百分之七十的產值。香港是世界上人均資產最高的地方，資本對產值的貢獻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人力資本百分之四十，純勞動時間（不包括人力資本）百分之十二。港人若不是過去努力工作努力儲蓄，便不會有現在這麼高的資產，也不會有這麼高的人均ＧＤＰ。根據以上的結果，我曾經推算過，香港若只有美國的人均資本，那麼人力資本便要比現在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才能達到美國的人均ＧＤＰ。在人力資本方面，香港若要追上先進經濟體的水平，要走的路還很遠。
教育開支遜三小龍
香港正在追上別人，還是愈墮愈後？在過去幾年，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中，最正確的是擴大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容許香港的大專院校把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額增至學生總數的兩成。但以數量而言，對於增加人才的儲備，這仍只是杯水車薪。從二○○三年七月到去年三月底，總共只有二萬八千餘位內地專才到港，很多還不是長居香港，與同期通過家庭團聚來港平均教育水準遠低的三十萬人相比，顯然微不足道。至於來港念大學本科的外地學生，人數更少，尚遠未能解決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
吸納人才以外，培養人才又如何？香港去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五百八十八億元，佔ＧＤＰ百分之三點六。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個叫World Factbook的網站，有很多各國的背景資料，雖不全部準確，倒也可用。這個網站排列了世界一百八十二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佔ＧＤＰ的比例，香港的百分之三點六，排名低至一百二十八，位處下游，及不上另三條小龍，比印尼還稍低，與美國的百分之五點三、丹麥的百分之八點三等等相比，是遠遠不及了。對人力資本如此低的投入，長此以往，怎生了得？
香港自九七年至去年，十二年內人均名義ＧＤＰ總共只增加不足百分之十一（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幾乎沒變），經濟可謂頗為停滯。我相信這與教育投入不足有不可忽視的關係。教育不是消費，而是對未來的投資。不改善目前狀況，香港不會維持到她在中國城市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雷鼎鳴 March 8, 2010 信報
財爺在「預算案」中宣布，今年上半年會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這個推算習作，應該是為所謂的「六項優勢產業」度身訂做，但人才不足問題，豈會只局限於六項產業，它早已成為香港社會深層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要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人盡皆知，成敗關鍵是香港有沒有足夠人才。有關人力資源最詳盡的資料，是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二○○六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年香港的成年人口（十五歲或以上）共有五百九十二萬，其中未受過教育或只是完成學前教育的，共九十二萬九千人，完成小學的一百零一萬八千人，完成初中的只一百零二萬三千人，即完成中三或以下水平的共二百九十七萬人，佔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教育水平如此低的人口，如何可成就知識型經濟？有說情況也不至於差勁如斯，不少低教育水準的人口，是年紀較大的退休人士，早已脫離勞動力。但我們就算只看二十至六十歲的適齡工作人口，初中以下水平的仍有四成左右，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人力資本水平低企，已是不爭的事實。
改善人力資本
改善教育水平可替香港帶來什麼好處？實證經濟學家回答這問題前，多會先估算一下香港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入息函數」為二○○六年去世的現代勞動經濟學之父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據說是經濟學中被估算過最多次數的函數，原因相信是它既有用又簡潔易明。「入息函數」目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決定某人的勞動收入有多少，而根據世界各國多種統計數據無數次的估算，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與我的學生曾多次用香港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估算過歷年來香港的「入息函數」，以二○○六年為例，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學生將來的收入平均可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左右（收入增長多少，受教育程度影響，例如小學畢業後多念一年中學，只能為收入帶來百分之五的增長）。由此可見，通過教育去改善人力資本，是提高人民收入的極有效方法。
教育的好處又豈只是提高收入而已？有人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上移流動性不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中，有什麼比投資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教育更好？教育既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投資，亦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福利政策。教育也是創造就業的方法。一個地方倘若人才眾多，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便會增大。資金流入，可有更多人就業。加州矽谷科技人才濟濟，資金也大量湧入，便是例證。
李斯的智慧與視野
炎黃子孫對教育的重要性大都十分熟悉。內地提出「科教興國」，台灣高官中出身教授的不計其數。但人才政策落實得最徹底的恐怕是新加坡。近年新加坡在內地吸納了大批精英，它向香港各大學挖角，也絕不手軟。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聽過一位議員引用了秦相李斯《諫逐客書》的英文演說，印象十分深刻。話說秦國收留並重用過不少來自六國的奇人異士，但卻引起了貴族的妒忌，要把他們全數趕走。李斯也在被趕之列，但他據理力爭，指出秦國成就帝業，很多方面都是得助於客卿，若是把他們趕走，等於資助敵國，損害自己。香港的議員，誰人有李斯或該位議員的智慧與視野？
教育對經濟的重要性雖有堅實的證據支持，但毋庸諱言，不少人對這個看法頗有質疑。香港不少富豪教育水準不見得很高，但卻能白手興家，創造巨大的財富。其實世界上這些異例所在多有，他們可能聰明過人、勤奮工作、敢於冒險，又或有幸運之神眷顧，但相對於總人口而言，他們卻是絕對的少數。對絕大部分人而言，教育仍是提高收入的最穩妥途徑。
另一種質疑是這樣，香港的人均ＧＤＰ，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但港人教育程度的中位數，卻比歐洲低了兩三年，這是否意味着教育並不重要？這個說法不對。以法國為例，法國人每周最高工時三十六小時，港人遠為勤勞，每周工時中位數卻是四十五小時，比法國的高出四分一。法國受各種福利政策困擾，失業率等閒高達百分之十。雖則如此，法國的人均ＧＤＰ比起香港卻仍是不遑多讓，沒有較香港為高的科技與教育水平，怎能有此生產力？
香港的人力資本要增加多少才能追上歐美的生產力？我曾經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粗略估算過香港經濟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發現香港的生產結構與發達經濟體頗有不同。在歐美等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生產源自資本的貢獻，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則支撑着百分之七十的產值。香港是世界上人均資產最高的地方，資本對產值的貢獻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人力資本百分之四十，純勞動時間（不包括人力資本）百分之十二。港人若不是過去努力工作努力儲蓄，便不會有現在這麼高的資產，也不會有這麼高的人均ＧＤＰ。根據以上的結果，我曾經推算過，香港若只有美國的人均資本，那麼人力資本便要比現在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才能達到美國的人均ＧＤＰ。在人力資本方面，香港若要追上先進經濟體的水平，要走的路還很遠。
教育開支遜三小龍
香港正在追上別人，還是愈墮愈後？在過去幾年，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中，最正確的是擴大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容許香港的大專院校把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額增至學生總數的兩成。但以數量而言，對於增加人才的儲備，這仍只是杯水車薪。從二○○三年七月到去年三月底，總共只有二萬八千餘位內地專才到港，很多還不是長居香港，與同期通過家庭團聚來港平均教育水準遠低的三十萬人相比，顯然微不足道。至於來港念大學本科的外地學生，人數更少，尚遠未能解決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
吸納人才以外，培養人才又如何？香港去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五百八十八億元，佔ＧＤＰ百分之三點六。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個叫World Factbook的網站，有很多各國的背景資料，雖不全部準確，倒也可用。這個網站排列了世界一百八十二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佔ＧＤＰ的比例，香港的百分之三點六，排名低至一百二十八，位處下游，及不上另三條小龍，比印尼還稍低，與美國的百分之五點三、丹麥的百分之八點三等等相比，是遠遠不及了。對人力資本如此低的投入，長此以往，怎生了得？
香港自九七年至去年，十二年內人均名義ＧＤＰ總共只增加不足百分之十一（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幾乎沒變），經濟可謂頗為停滯。我相信這與教育投入不足有不可忽視的關係。教育不是消費，而是對未來的投資。不改善目前狀況，香港不會維持到她在中國城市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鄭家純支持復建居屋
鄭家純支持復建居屋
2010年 03月 08日 中國窗
【商報北京專訊】兩會采訪組報道：樓價高企上車難，連發展商也忍不住諫言政府重建居屋，新世界發展（017）董事總經理鄭家純認為，政府可定出嚴格規限，將居屋對商品市場的影響減至最低。但政府消息則指，擔心樓價驟降，負資產影響大部分人利益。有立法會議員指若定量每年5000個居屋單位只會有補充作用，不會冲擊樓市。
倡延長禁售期
樓價高企下再現居屋重建呼聲，但政府一直未有回應，連利益可能受影響的發展商也看不過眼，敦促重建居屋。鄭家純直言，支持復建居屋，若然成事短期內必然會對樓市的中下價樓盤造成影響，但凡是政策必會有反對聲音，政府不應顧慮太多，要照顧中層家庭的情况，關鍵是要定下嚴格規限，例如較長的禁售期，拉遠居屋和商品市場的距離，將對樓市的冲擊減至最低。
政府憂慮樓價大跌
政府消息人士則指出，對民眾買樓難的呼聲不是沒有聽到，但「八萬五」陰影難除，擔心樓價大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出現負資產，拖累剛復蘇的經濟，「我們不能因為要照顧少數人而影響大部分人的利益！」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回應指，現在不只小市民擔心樓價高，連發展商和銀行也擔心樓市出現泡沫，政府要盡快推措施抑制炒風，重建居屋不只在實際上補充供應，心理上也讓市民知道有其他選擇，不用怕樓價一直向上升而急着買高價樓，同時也給炒家一個止炒的警號。他建議，每年供應5000個居屋單位，再加上1.5萬個私人單位和1.5萬間公屋，共3.5萬的供應就可以紓緩現時供應緊張的局面。「八萬五當時還有一個整體經濟下滑的大環境，每年5000間居屋就算明年經濟又再滑坡也不會對樓價造成太大冲擊！」
若泡沫爆破影響更大
有不願具名的大發展商也同意指，居屋計劃可能短時間內會冲擊到樓市，但現時樓價太高，若然泡沫爆破，對經濟會造成更大損害。反而有居屋為中層人士提供上車去路，紓緩樓市壓力，中型二手市場也可能更活躍起來，令樓市更健康發展。
今年財預案已調高豪宅印花稅，鄭家純認為，治標不治本，形式上的東西解決不了問題。而豪宅的炒風有可能會蔓延到中小型單位，受影響的市民會更多。他指出樓價貴和地價高并沒有直接關系，更多的是市場因素，例如地皮定價高，發展商勾不到地等。
鄭氏認為現時很多政策主動權在政府手里，要着力推行。例如「發水樓」也要政府立例規定，發展商在買地時自然就不會計入成本，發售時會以實際面積計算。同時，他認為政府要照顧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包括嚴懲公屋富戶，將房屋分予真正有需要的人。并定出長期的扶貧政策，不只是今次預算案搔癢式的短期津貼，一年后又恢復原狀！
2010年 03月 08日 中國窗
【商報北京專訊】兩會采訪組報道：樓價高企上車難，連發展商也忍不住諫言政府重建居屋，新世界發展（017）董事總經理鄭家純認為，政府可定出嚴格規限，將居屋對商品市場的影響減至最低。但政府消息則指，擔心樓價驟降，負資產影響大部分人利益。有立法會議員指若定量每年5000個居屋單位只會有補充作用，不會冲擊樓市。
倡延長禁售期
樓價高企下再現居屋重建呼聲，但政府一直未有回應，連利益可能受影響的發展商也看不過眼，敦促重建居屋。鄭家純直言，支持復建居屋，若然成事短期內必然會對樓市的中下價樓盤造成影響，但凡是政策必會有反對聲音，政府不應顧慮太多，要照顧中層家庭的情况，關鍵是要定下嚴格規限，例如較長的禁售期，拉遠居屋和商品市場的距離，將對樓市的冲擊減至最低。
政府憂慮樓價大跌
政府消息人士則指出，對民眾買樓難的呼聲不是沒有聽到，但「八萬五」陰影難除，擔心樓價大跌，令大部分中產人士出現負資產，拖累剛復蘇的經濟，「我們不能因為要照顧少數人而影響大部分人的利益！」
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回應指，現在不只小市民擔心樓價高，連發展商和銀行也擔心樓市出現泡沫，政府要盡快推措施抑制炒風，重建居屋不只在實際上補充供應，心理上也讓市民知道有其他選擇，不用怕樓價一直向上升而急着買高價樓，同時也給炒家一個止炒的警號。他建議，每年供應5000個居屋單位，再加上1.5萬個私人單位和1.5萬間公屋，共3.5萬的供應就可以紓緩現時供應緊張的局面。「八萬五當時還有一個整體經濟下滑的大環境，每年5000間居屋就算明年經濟又再滑坡也不會對樓價造成太大冲擊！」
若泡沫爆破影響更大
有不願具名的大發展商也同意指，居屋計劃可能短時間內會冲擊到樓市，但現時樓價太高，若然泡沫爆破，對經濟會造成更大損害。反而有居屋為中層人士提供上車去路，紓緩樓市壓力，中型二手市場也可能更活躍起來，令樓市更健康發展。
今年財預案已調高豪宅印花稅，鄭家純認為，治標不治本，形式上的東西解決不了問題。而豪宅的炒風有可能會蔓延到中小型單位，受影響的市民會更多。他指出樓價貴和地價高并沒有直接關系，更多的是市場因素，例如地皮定價高，發展商勾不到地等。
鄭氏認為現時很多政策主動權在政府手里，要着力推行。例如「發水樓」也要政府立例規定，發展商在買地時自然就不會計入成本，發售時會以實際面積計算。同時，他認為政府要照顧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包括嚴懲公屋富戶，將房屋分予真正有需要的人。并定出長期的扶貧政策，不只是今次預算案搔癢式的短期津貼，一年后又恢復原狀！
2010年3月5日 星期五
住宅供應去年創新低學者倡訂建屋指標
住宅供應去年創新低學者倡訂建屋指標
《信報》，2010年3月5日
「八萬五」政策消失後，住宅供應持續向下，去年更錄得七千一百六十伙的三十年新低，同年樓價則錄得二成三的升幅。有學者認為，本港住宅供應短缺問題愈演愈烈，政府可訂立建屋指標，配合市場需求作住屋供應。
今明兩年料回升
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發表的《香港物業報告2010》初步統計數字顯示，去年私人住宅落成量為七千一百六十伙，屬於一九八○年有紀錄以來新低，並較去年年初進行的預測低五成一；其中新界區落成量佔總數五成七。該署預測，今年落成量可望增加近一倍，至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伙，明年增至一萬零九百六十伙。
對於落成量數字與預期出現顯著落差，該署署理副署長鄧炳光【圖】解釋，相信與部分去年預計可落成的大型住宅項目延後至今年落成所致；而天氣和發展商的商業決定，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該署的資料顯示，約四千八百伙今年首兩個月落成的住宅單位，原本預測於去年落成，其中約四千六百伙屬於實用面積一千零六十四方呎以下的中小型單位。
數據顯示，二手住宅樓價自二○○八年下跌後，去年再度上升至金融海嘯前水平，其中第四季的整體售價按年上升二成三，租金上升百分之二。鄧炳光不評論市場是否存在炒風，惟表示供求對售價有影響，他強調，未來二至五年將有約六萬四千伙供應。
實際上，雖然供應量於去年出現低谷後，今年可望倍增，而明年的落成量亦可望高於今年五成三，惟仍低於過去五年的平均落成量，與過去十年平均落成量逾一萬九千伙相比，今年將低逾二成半，明年則低四成二。
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濼生認為，樓價上升與住宅供應少及勾地政策有關係，而供應下跌的情況有「過火」的迹象，認為當局可考慮使用建屋指標政策，以過去十年的供應量平均數為參考，倘市場對單位的吸納增加時，利用推出土地或增加地積比率等增加未來供應。
經濟學家關焯照則相信，市場未見極端情況，認為樓市自二○○五年年中見底後逐步上升，只是金融海嘯因素，加上過去數年政府對補地價和勾地的叫價太高，令土地供應減少，住宅新供應量難以大增。
解決供求失衡
他表示，在供應緊絀下，投資氣氛趨熱烈，市場認為樓價「易升難跌」，加上內地買家增加，樓價未來一至二季預料續升，惟政府近期推出措施增加土地供應，令供應量於未來二至三年逐步正常化，倘若利率上升、外國金融市場有變及住宅落成量如預測般按年上升一倍，樓荒的情況將改善。
《信報》，2010年3月5日
「八萬五」政策消失後，住宅供應持續向下，去年更錄得七千一百六十伙的三十年新低，同年樓價則錄得二成三的升幅。有學者認為，本港住宅供應短缺問題愈演愈烈，政府可訂立建屋指標，配合市場需求作住屋供應。
今明兩年料回升
差餉物業估價署最新發表的《香港物業報告2010》初步統計數字顯示，去年私人住宅落成量為七千一百六十伙，屬於一九八○年有紀錄以來新低，並較去年年初進行的預測低五成一；其中新界區落成量佔總數五成七。該署預測，今年落成量可望增加近一倍，至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伙，明年增至一萬零九百六十伙。
對於落成量數字與預期出現顯著落差，該署署理副署長鄧炳光【圖】解釋，相信與部分去年預計可落成的大型住宅項目延後至今年落成所致；而天氣和發展商的商業決定，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該署的資料顯示，約四千八百伙今年首兩個月落成的住宅單位，原本預測於去年落成，其中約四千六百伙屬於實用面積一千零六十四方呎以下的中小型單位。
數據顯示，二手住宅樓價自二○○八年下跌後，去年再度上升至金融海嘯前水平，其中第四季的整體售價按年上升二成三，租金上升百分之二。鄧炳光不評論市場是否存在炒風，惟表示供求對售價有影響，他強調，未來二至五年將有約六萬四千伙供應。
實際上，雖然供應量於去年出現低谷後，今年可望倍增，而明年的落成量亦可望高於今年五成三，惟仍低於過去五年的平均落成量，與過去十年平均落成量逾一萬九千伙相比，今年將低逾二成半，明年則低四成二。
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濼生認為，樓價上升與住宅供應少及勾地政策有關係，而供應下跌的情況有「過火」的迹象，認為當局可考慮使用建屋指標政策，以過去十年的供應量平均數為參考，倘市場對單位的吸納增加時，利用推出土地或增加地積比率等增加未來供應。
經濟學家關焯照則相信，市場未見極端情況，認為樓市自二○○五年年中見底後逐步上升，只是金融海嘯因素，加上過去數年政府對補地價和勾地的叫價太高，令土地供應減少，住宅新供應量難以大增。
解決供求失衡
他表示，在供應緊絀下，投資氣氛趨熱烈，市場認為樓價「易升難跌」，加上內地買家增加，樓價未來一至二季預料續升，惟政府近期推出措施增加土地供應，令供應量於未來二至三年逐步正常化，倘若利率上升、外國金融市場有變及住宅落成量如預測般按年上升一倍，樓荒的情況將改善。
2010年3月3日 星期三
干預樓市不如解決居住問題
干預樓市不如解決居住問題
鄭經翰，《信報》，3月3日
財政司司長任內第三份財政預算案花了不少篇幅，回應近期社會普遍對樓價飆升的關注，在四個方面，推出措施壓抑樓價，主要是增加了土地和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增加二千萬以上樓宇買賣印花稅稅率，以及由房委會積極研究活化居屋第二市場。
很明顯，財政司司長充分理解到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最大，也注意到本港去年樓價急劇上升，已不限於豪宅市場，也蔓延至中小型單位的二手市場。前者不單已重上九七年樓市高峰期的水平，個別天價豪宅更猶有過之，創出七萬元一呎的驚人天價；後者（中小型單位的二手市場）也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僅比九七年高峰期低約百分之二十三。
可是，不少輿論仍然抨擊財政司司長的解決辦法缺乏遠見，更沒有積極回應中產階級以至「八十後」青年一代的置業問題。
金融地產是經濟核心
老實說，自八十年代以還，以地產金融為核心的經濟結構，一直是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戮破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製造前所未見的負資產階級，但回歸後本港的經濟結構始終未能成功轉型，金融地產依然是核心經濟。
作為主要的投資工具之一，房地產更一直是港人和外來資金追逐的對象，從未改變，如今樓市再度飆升，不過是歷史重演。但董建華當年以「八萬五」政策壓抑樓價，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結果不單製造大量負資產階級，惹來天怒人怨，成為他提前下台的一個主要原因，更嚴重戕害本港經濟元氣，至二○○五年後，好不容易才在中央的大力扶助政策之下，漸次復元過來。
如果現在要求政府再次下重藥打擊樓市，不啻是飲鴆止渴，隨時會重蹈覆轍，令本港經濟萬劫不復。因此，財政司司長當前的措施雖然不會立竿見影，卻經已發出明確警示訊號，發展商和炒家還不自律收歛，只會逼使政府採取更強硬措施，形成多輸局面。
當然，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本港當前的樓市雖然還未至泡沫階段，一般二十年期的按揭供款，只佔私人住宅住戶入息中位數的百分之三十八，較過去二十年百分之五十三的平均水平低，但現在也不是九七年前全民皆炒（樓）的瘋狂情況，因為回歸之前行之經年的置業階梯遊戲，早已不復存在，所以，即使樓市泡沫爆破，也不會出現大量負資產階級，只是由之而衍生的負財富效應，必然會導致社會內部消費萎縮，帶來重大衝擊。
事實上，本港樓市自二○○五年底復蘇後，已經兩極化發展，金融海嘯之前，不斷飆升的樓價只限於千萬元以上的豪宅，中小型樓宇的二手價格一直平穩發展，未對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構成重大壓力。但去年情況急轉直下，主要是各國的寬鬆量化貨幣政策和內地「保八」成功帶來大量游資，期內高達六千四百億元，因而帶動資產價格普遍上揚，連中小型單位也難倖免。
復建居屋 活化公屋
另一方面，部分地產商見有機可乘，也人為地高價自購單位造市，才會出現瘋狂的「天價」，進一步加劇樓市熾熱的負面形象。我雖然認為，地產商應該自律，贊成對不法的造市行為予以嚴懲，但對於本身是既得利益者的施永青提出，政府應該撥出土地，興建一些限制外來資金買賣的私人住宅以壓抑樓價，從而照顧中產階級置業的建議，卻不敢苟同。原因簡單得限，證諸古今中外經驗，任何政府人為地干預市場的措施都不會奏效，因為只要有利可圖，奇貨可居，外來資金一樣可以利用本地人頭充數，部分東南亞地區、內地樓市同樣例子比比皆是，身為地產代理老行尊，施永青不致於那麼無知吧？
要解決本地中產階級和基層以至青年的居住問題，應該對症下藥。政府雖然沒有責任解決市民的置業問題，過去的資助置業計劃也令不少人陷入困境，卻有責任解決普羅大眾的居住問題。因此，正確而又有效的措施，應該是順應市場的兩極化而推出相關措施，一方面恢復興建居屋解決夾心階層置業困難，從而間接地壓抑中小型私人住宅單位的升幅，另一方面則活化公屋租住計劃，進一步放寬公屋尤其是年輕人需求甚殷的單人公屋申請限制，滿足低收入年輕人的住屋需求。只要雙管齊下，肯定可以立竿見影，即時解決廣大市民逼切的居住問題，發揮穩定社會的效用。
至於置業方面，由於置業階梯的遊戲已經不再，有意置業安居而非旨在投資的港人不應輕率買樓，尤其是在樓市熾熱的時候，高價入市風險甚高，反而每次樓市出現危機的時候，才是置業的好時機，因為樓價不會永無休止地上升。只是港人投機和一窩蜂心態太濃，每每都是樓市炒風大作時才去買樓，並且埋怨樓價太高和政府不壓抑樓價，想法根本本末倒置，又怪得誰呢？
鄭經翰，《信報》，3月3日
財政司司長任內第三份財政預算案花了不少篇幅，回應近期社會普遍對樓價飆升的關注，在四個方面，推出措施壓抑樓價，主要是增加了土地和私人住宅單位的供應、增加二千萬以上樓宇買賣印花稅稅率，以及由房委會積極研究活化居屋第二市場。
很明顯，財政司司長充分理解到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風險最大，也注意到本港去年樓價急劇上升，已不限於豪宅市場，也蔓延至中小型單位的二手市場。前者不單已重上九七年樓市高峰期的水平，個別天價豪宅更猶有過之，創出七萬元一呎的驚人天價；後者（中小型單位的二手市場）也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僅比九七年高峰期低約百分之二十三。
可是，不少輿論仍然抨擊財政司司長的解決辦法缺乏遠見，更沒有積極回應中產階級以至「八十後」青年一代的置業問題。
金融地產是經濟核心
老實說，自八十年代以還，以地產金融為核心的經濟結構，一直是本港經濟的主要動力，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戮破了房地產市場的泡沫，製造前所未見的負資產階級，但回歸後本港的經濟結構始終未能成功轉型，金融地產依然是核心經濟。
作為主要的投資工具之一，房地產更一直是港人和外來資金追逐的對象，從未改變，如今樓市再度飆升，不過是歷史重演。但董建華當年以「八萬五」政策壓抑樓價，未見其利，卻先見其害，結果不單製造大量負資產階級，惹來天怒人怨，成為他提前下台的一個主要原因，更嚴重戕害本港經濟元氣，至二○○五年後，好不容易才在中央的大力扶助政策之下，漸次復元過來。
如果現在要求政府再次下重藥打擊樓市，不啻是飲鴆止渴，隨時會重蹈覆轍，令本港經濟萬劫不復。因此，財政司司長當前的措施雖然不會立竿見影，卻經已發出明確警示訊號，發展商和炒家還不自律收歛，只會逼使政府採取更強硬措施，形成多輸局面。
當然，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本港當前的樓市雖然還未至泡沫階段，一般二十年期的按揭供款，只佔私人住宅住戶入息中位數的百分之三十八，較過去二十年百分之五十三的平均水平低，但現在也不是九七年前全民皆炒（樓）的瘋狂情況，因為回歸之前行之經年的置業階梯遊戲，早已不復存在，所以，即使樓市泡沫爆破，也不會出現大量負資產階級，只是由之而衍生的負財富效應，必然會導致社會內部消費萎縮，帶來重大衝擊。
事實上，本港樓市自二○○五年底復蘇後，已經兩極化發展，金融海嘯之前，不斷飆升的樓價只限於千萬元以上的豪宅，中小型樓宇的二手價格一直平穩發展，未對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構成重大壓力。但去年情況急轉直下，主要是各國的寬鬆量化貨幣政策和內地「保八」成功帶來大量游資，期內高達六千四百億元，因而帶動資產價格普遍上揚，連中小型單位也難倖免。
復建居屋 活化公屋
另一方面，部分地產商見有機可乘，也人為地高價自購單位造市，才會出現瘋狂的「天價」，進一步加劇樓市熾熱的負面形象。我雖然認為，地產商應該自律，贊成對不法的造市行為予以嚴懲，但對於本身是既得利益者的施永青提出，政府應該撥出土地，興建一些限制外來資金買賣的私人住宅以壓抑樓價，從而照顧中產階級置業的建議，卻不敢苟同。原因簡單得限，證諸古今中外經驗，任何政府人為地干預市場的措施都不會奏效，因為只要有利可圖，奇貨可居，外來資金一樣可以利用本地人頭充數，部分東南亞地區、內地樓市同樣例子比比皆是，身為地產代理老行尊，施永青不致於那麼無知吧？
要解決本地中產階級和基層以至青年的居住問題，應該對症下藥。政府雖然沒有責任解決市民的置業問題，過去的資助置業計劃也令不少人陷入困境，卻有責任解決普羅大眾的居住問題。因此，正確而又有效的措施，應該是順應市場的兩極化而推出相關措施，一方面恢復興建居屋解決夾心階層置業困難，從而間接地壓抑中小型私人住宅單位的升幅，另一方面則活化公屋租住計劃，進一步放寬公屋尤其是年輕人需求甚殷的單人公屋申請限制，滿足低收入年輕人的住屋需求。只要雙管齊下，肯定可以立竿見影，即時解決廣大市民逼切的居住問題，發揮穩定社會的效用。
至於置業方面，由於置業階梯的遊戲已經不再，有意置業安居而非旨在投資的港人不應輕率買樓，尤其是在樓市熾熱的時候，高價入市風險甚高，反而每次樓市出現危機的時候，才是置業的好時機，因為樓價不會永無休止地上升。只是港人投機和一窩蜂心態太濃，每每都是樓市炒風大作時才去買樓，並且埋怨樓價太高和政府不壓抑樓價，想法根本本末倒置，又怪得誰呢？
最低工資水平考慮社會和諧
最低工資水平考慮社會和諧
《明報》，2010-03-03
立會擬加會 盼7月完成審議
【明報專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表示，日後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整體經濟狀况、勞工市場及競爭力等一籃子指標外，「社會和諧」及「提高購買力」等因素亦在考慮之列，委員會目標在今年7月訂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建議。立法會亦擬「開快車」，希望可配合在7月前完成審議條例工作。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鄭若驊稱，統計處將在本月公布本港企業的工資水平分布調查結果，以助他們了解全港及部分指定行業的低薪員工工資分佈情况。委員會之後會以有關數據再諮詢，希望可在7月訂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並交予特首作最後決定。
委員會：一切以數據為依據
鄭若驊強調會一切以數據為依據，主要考慮的一籃子指標包括整體經濟情况、香港競爭力會否受影響等，但委員會較早前與83個團體會面及參考他們的意見後，決定在參考一籃子指標外，加入社會和諧、鼓勵就業、提升生活質素等其他因素（見表）。
參考通脹薪酬數據防滯後
鄭若驊表示，有關考慮項目不會有優次之分。雖然「社會和諧」可能帶有政治意味，但她強調，委員會將以不同數據定出客觀的最低工資，相信可令各界接受。
另外，統計處公布的數據，是以去年第二季數據作分析，但鄭若驊及身兼委員的中大經濟學系講座教授廖柏偉不擔心數據滯後，因為他們會同時參考最新通脹及薪酬變化，加上大多數公司只每年調整薪酬一次，故相信對工資分布變化影響不大。
李卓人(相關)轟沒考慮維持基本生活
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補充說，今次是首次進行這樣大型工資分佈調查，故需要一定時間，但相信在這基礎下，日後可以較快提供相關數據供委員會參考。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出最低工資水平的時間，亦要配合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條例的進度。職工盟李卓人表示，委員會計劃將開會時間由每星期兩次，改為三次，希望可趕及立法會7月休會前完成審議工作。
對於有關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批評有向商界傾斜之嫌，未有將維持僱員基本生活水平，納入考慮之列。
《明報》，2010-03-03
立會擬加會 盼7月完成審議
【明報專訊】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表示，日後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除考慮整體經濟狀况、勞工市場及競爭力等一籃子指標外，「社會和諧」及「提高購買力」等因素亦在考慮之列，委員會目標在今年7月訂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建議。立法會亦擬「開快車」，希望可配合在7月前完成審議條例工作。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鄭若驊稱，統計處將在本月公布本港企業的工資水平分布調查結果，以助他們了解全港及部分指定行業的低薪員工工資分佈情况。委員會之後會以有關數據再諮詢，希望可在7月訂出首個最低工資水平並交予特首作最後決定。
委員會：一切以數據為依據
鄭若驊強調會一切以數據為依據，主要考慮的一籃子指標包括整體經濟情况、香港競爭力會否受影響等，但委員會較早前與83個團體會面及參考他們的意見後，決定在參考一籃子指標外，加入社會和諧、鼓勵就業、提升生活質素等其他因素（見表）。
參考通脹薪酬數據防滯後
鄭若驊表示，有關考慮項目不會有優次之分。雖然「社會和諧」可能帶有政治意味，但她強調，委員會將以不同數據定出客觀的最低工資，相信可令各界接受。
另外，統計處公布的數據，是以去年第二季數據作分析，但鄭若驊及身兼委員的中大經濟學系講座教授廖柏偉不擔心數據滯後，因為他們會同時參考最新通脹及薪酬變化，加上大多數公司只每年調整薪酬一次，故相信對工資分布變化影響不大。
李卓人(相關)轟沒考慮維持基本生活
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補充說，今次是首次進行這樣大型工資分佈調查，故需要一定時間，但相信在這基礎下，日後可以較快提供相關數據供委員會參考。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出最低工資水平的時間，亦要配合立法會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條例的進度。職工盟李卓人表示，委員會計劃將開會時間由每星期兩次，改為三次，希望可趕及立法會7月休會前完成審議工作。
對於有關最低工資的考慮因素，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批評有向商界傾斜之嫌，未有將維持僱員基本生活水平，納入考慮之列。
2010年3月2日 星期二
入息限額不變 單身難申公屋
入息限額不變 單身難申公屋
《星島》，2010年3月2日
(星島日報 報道)單身人士近年對申請公屋需求甚殷，但房署最新檢討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後，唯獨單身申請人的入息限額維持不變，有議員認為對單身人士不公平；房署回應，是根據既定的檢討方法及計算結果，並非刻意壓低單身人士的申請數目，但房委會可考慮檢討其計算方法。
房署建議下年度的申請公屋人士的入息限額，平均提高百分之一點二，其中二至十人或以上家庭，入息限額提高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但單身人士則維持在七千四百元；資產限額方面，則平均加百分之二點五。
房署估計，經調整後，合資格申請公屋人士將增至十一萬九千多戶，較現時增加五百戶。建議有待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本月開會通過。
立法會 昨討論有關議題，議員普遍認為，租金在過去一年大幅上升，入息限額只放寬百分之一點二是過於嚴謹，也有議員認為單身人士入息限額維持不變，對單身非長者人士不公平，輪候時間愈來愈長。另有議員認為，房署的檢討指，單身人士上年的住屋開支沒有上升，不符合現實，質疑政府有意壓縮單身輪候者人數。
《星島》，2010年3月2日
(星島日報 報道)單身人士近年對申請公屋需求甚殷，但房署最新檢討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後，唯獨單身申請人的入息限額維持不變，有議員認為對單身人士不公平；房署回應，是根據既定的檢討方法及計算結果，並非刻意壓低單身人士的申請數目，但房委會可考慮檢討其計算方法。
房署建議下年度的申請公屋人士的入息限額，平均提高百分之一點二，其中二至十人或以上家庭，入息限額提高一百至四百元不等，但單身人士則維持在七千四百元；資產限額方面，則平均加百分之二點五。
房署估計，經調整後，合資格申請公屋人士將增至十一萬九千多戶，較現時增加五百戶。建議有待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本月開會通過。
立法會 昨討論有關議題，議員普遍認為，租金在過去一年大幅上升，入息限額只放寬百分之一點二是過於嚴謹，也有議員認為單身人士入息限額維持不變，對單身非長者人士不公平，輪候時間愈來愈長。另有議員認為，房署的檢討指，單身人士上年的住屋開支沒有上升，不符合現實，質疑政府有意壓縮單身輪候者人數。
梁振英籲出國長住 公大生嘆天方夜譚
梁振英籲出國長住
公大生嘆天方夜譚
文章日期：2010年3月2日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梁振英，昨日應公開大學邀請與學生對話，其間鼓勵大專生不要做井底之蛙，爭取出國長時間居住拓闊視野。但台下不少攻讀副學士和副學士先修學生卻感慨「未畢業先負一身債」，直言到畢業時估計背負達30萬元學費借貸，「可能要到10年後還完錢才可出國」，出國夢如天方夜譚，倡公大加入教資會成「第九大」，使該校學生也可獲政府資助。
拓視野 毋須限本港就業
被視為2012年參選特首「熱門」的梁振英，昨接受公大人文社會學院（全日制）及公共行政及政治學會邀請，與學生「真情對話」，吸引約200名學生參加，大部分為攻讀副學士先修、副學士及學士等院校自資課程的學生。
梁振英演講時說，關注基層學生的就學機會，大學學費貴也令家庭負擔沉重，但鼓勵大學生若有少許經濟能力，應到外地居住一段長時間，了解不同地方文化，拓展視野，突破自己，以免成為井底之蛙，只限於本港就業。
梁振英又稱，本港高等教育亦要與時並進，創造新行業人才，他以倫敦航運中心為例，指本港在航運業大有可為，應培訓相關的海事法律師、保險從業員等，如他任校董會主席的城市大學，去年開辦海事法課程，未來更計劃開設海事保險課程。
副學士料畢業欠30萬 還款或需10年
但要到海外長住所費不菲，對肩負高昂學費的私大學生來說實屬「奢侈品」。去年會考只得幾分的游嘉誠於會後指出，他剛入讀公大副學士先修班，距離完成學士課程需5至7年，以每年學費約4至8萬元計算，畢業時背負達30萬元借貸。由於家人無法負擔，他惟向政府貸款，慨嘆單靠兼職薪酬等，無法儲足夠資金到海外體驗長住，「可能要到10年後還晒啲錢，先至有機會」。
學生促助爭「第九大」 梁：辦學應多元化
候選學生會主席梁同學則在交流時段向梁振英查詢，會否支持公大加入教資會成為「第九大」資助院校，使公大學生也可受政府資助，減輕負擔。梁振英表示，本港高等教育應有多元化辦學模式，不應只靠政府資助，未回應公大加入教資會的訴求。他認為本地若要發展私大，政府應提供相當買地資助。
公大生嘆天方夜譚
文章日期：2010年3月2日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梁振英，昨日應公開大學邀請與學生對話，其間鼓勵大專生不要做井底之蛙，爭取出國長時間居住拓闊視野。但台下不少攻讀副學士和副學士先修學生卻感慨「未畢業先負一身債」，直言到畢業時估計背負達30萬元學費借貸，「可能要到10年後還完錢才可出國」，出國夢如天方夜譚，倡公大加入教資會成「第九大」，使該校學生也可獲政府資助。
拓視野 毋須限本港就業
被視為2012年參選特首「熱門」的梁振英，昨接受公大人文社會學院（全日制）及公共行政及政治學會邀請，與學生「真情對話」，吸引約200名學生參加，大部分為攻讀副學士先修、副學士及學士等院校自資課程的學生。
梁振英演講時說，關注基層學生的就學機會，大學學費貴也令家庭負擔沉重，但鼓勵大學生若有少許經濟能力，應到外地居住一段長時間，了解不同地方文化，拓展視野，突破自己，以免成為井底之蛙，只限於本港就業。
梁振英又稱，本港高等教育亦要與時並進，創造新行業人才，他以倫敦航運中心為例，指本港在航運業大有可為，應培訓相關的海事法律師、保險從業員等，如他任校董會主席的城市大學，去年開辦海事法課程，未來更計劃開設海事保險課程。
副學士料畢業欠30萬 還款或需10年
但要到海外長住所費不菲，對肩負高昂學費的私大學生來說實屬「奢侈品」。去年會考只得幾分的游嘉誠於會後指出，他剛入讀公大副學士先修班，距離完成學士課程需5至7年，以每年學費約4至8萬元計算，畢業時背負達30萬元借貸。由於家人無法負擔，他惟向政府貸款，慨嘆單靠兼職薪酬等，無法儲足夠資金到海外體驗長住，「可能要到10年後還晒啲錢，先至有機會」。
學生促助爭「第九大」 梁：辦學應多元化
候選學生會主席梁同學則在交流時段向梁振英查詢，會否支持公大加入教資會成為「第九大」資助院校，使公大學生也可受政府資助，減輕負擔。梁振英表示，本港高等教育應有多元化辦學模式，不應只靠政府資助，未回應公大加入教資會的訴求。他認為本地若要發展私大，政府應提供相當買地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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