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廈 美食戰破隔膜
周年共融會 團結各族商戶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重慶大廈看似「烏煙瘴氣」，其實大廈鄰居雖膚色不同，卻人情味十足。3年前被《時代》周刊選為全球一體化範例、一年有來自逾120國家人士出入的「小聯合國」重慶大廈，上周五舉辦「共融周年大會」，逾250參加者中，華人及外籍人士各佔一半，除唱歌、跳舞，還有大廈內13間南亞特色食店參加「美食爭霸戰」。不分種族的男女老幼打成一片，體現了和諧共融的「重慶精神」。
規模歷年最大 最多南亞裔出席
「以前大家都築起城牆，現在關係可以變得更親密！」舞台上音樂一響起，無論跳中國舞還是印度舞，台下總有人跟開懷歡呼，甚至跟跳；喜歡的可學南亞人用右手吃羊髀、印度咖喱配烤薄餅，也可以筷子、刀叉吃炒飯炒菜。4小時聯歡晚會，人人打破文化隔膜，一同盡興。
今年重慶大廈舉辦的第4屆「共融周年大會」，是歷年來規模最大、南亞裔參加比例最高的，擔任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10多年的「林大姐」林惠龍說，大廈內共有920戶，七成業主為華人，三成為外籍人士，多年前曾因大廈內有南亞裔滋事分子聚集，出現不少衝突，「一直失去好多共融的機會，因為大家互相不認識」。
3年前酒樓首辦 「食乳豬有人不高興」
為了促進不同種族居民及商戶的溝通及了解，3年前法團決定舉辦首屆「共融周年大會」，希望藉聯誼活動睦鄰，重慶大廈高級經理梁錦華憶述，可惜當年選址出錯，在中式酒樓舉辦，擺了10圍，因南亞人要訂不同菜單，最後僅一成南亞人士出席，根本難以達成共融，「這邊有人食乳豬，另一邊可能見到又不高興」。
翌年他們改以自助餐形式舉行晚會，加入南亞特色「美食爭霸戰」，吸引更多少數族裔人士參加，結果出席的非華裔人士不斷增加，今年約有150人，而參加「爭霸戰」的商戶亦由最初6家增至13家，梁對活動一年比一年受歡迎感到高興，「大家有機會溝通認識，了解其他人的文化背景，如飲食、生活習慣，自然減少摩擦」。
法團主席：望港人明白重慶精神
業主立案法團在大廈內安裝230部閉路電視作監察，又加強保安巡邏，一洗重慶大廈「九反之地」形象，林惠龍表示，這些只求加強外人對大廈的信心，其實大家一直相處和諧。她說，記得1979年自己來港咬緊牙關，一日打3份工，掙夠錢在大廈內開賓館，只為謀生，與現時大廈內營商的南亞人士抱同一心態，「大家在這裏都是以掙錢為目的，方向一致」。
林惠龍希望港人能明白「重慶精神」，和諧共處，以減少社會衝突，「我們有來自130個國家（的人）都可以相處，點解大家都是香港人要成日嗌交？」她笑說，每次行出行入，好開心聽到印巴籍人士叫她「媽媽」，現時14人的法團內，更有兩名外籍人士擔任委員。「我一條心要將這裏搞好，大家明白、了解，現在就好似一家人。」
明報記者 謝凱瑩
落成40年 獲譽全球化範例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位於尖沙嘴彌敦道36至44號的重慶大廈，於1961年落成，理論上為住宅大廈，事實現已成為一混合型大廈，擁有很多廉價賓館、商店、食肆、外幣兌換店、電訊及其他服務行業等，共約有920業戶，4000名住客，七成業權為華人，其餘三成則為外籍人士，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亞裔人士，以及來自非洲國家的人士最多。
2007年重慶大廈被《時代》評選為「亞洲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範例」，因為有中大教授作出的專門研究指出，大廈1年有逾120個國籍的人士出入，除一般的住客，還有旅客、逾期居留者及營商者等，大家和平共處，充分反映民族的平等。
1年逾120國籍人士出入
另外，1994年由王家衛執導、梁朝偉及王菲主演的《重慶森林》，曾以大廈作背景拍攝。
2010年5月31日 星期一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日前公開指普選聯的6個區議會議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質疑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簡單來說，李主任的意思，是懷疑由這種改良辦法產生的議席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為功能組別議席。假如不是的話，便違反了「決定」要求在2012年立法會中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各佔一半的原則。
終極普選聯盟的有關建議，具體是區議會功能組別由10名區議員提名，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者。各候選人獲提名後，便交由區議會界別全港300多萬名選民投票產生。市民一旦登記為此功能組別的選民，便必須放棄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而選舉辦法則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進行。
誠然，這種改動大大擴闊了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令全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投票，但上述安排與分區直選仍存有明顯差別。第一，提名權由區議員所壟斷；第二，參選人本身必須為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人士（這種安排也是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所容許的）。故此，與參與權、提名權及投票權均是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相比，這種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普選成分明顯不足。
界定功能組別4原則
追溯港英的官方文獻，在1988年發表的《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中，曾對功能組別作過以下清晰的定義。政府界定功能組別，主要考慮4個原則：
1. 功能組別應該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
2. 任何新的功能組別都應清楚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3. 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教為根據；
4. 任何組織或團體不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清楚看到這4個原則，均沒有提到組別代表的產生辦法。換言之，代表的選舉辦法與選民基礎並非決定功能組別性質的關鍵因素。
選舉辦法選民基礎非關鍵
事實上，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是按各團體本身的特性各師各法，當中有個人票、有公司票、有團體票，也有公司加個人票，不一而足，也因此沒有一個充分理據可支持假如擴大選民基礎、容許界別內選民直接選出代表便是違背了功能組別原意的講法。
政治現實上，界定功能組別資格的最重要原則只有一條，就是如何決定誰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這裏最關鍵的是，政府不可動搖「操盤」角色，可以按自身的判斷去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賦予不同的社會力量功能團體的身分，以分配政治權力並收平衡之效。
1980年代中期，港英要發展代議政制擴大民主，但又要保住工商界既得利益，功能組別自然全面向工商專業界傾斜。但政治需要往往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政治形勢有變化便會提出新的要求。前途談判中鄉事勢力成為各方爭取對象，鄉議局也因而成功地於1991年取得功能團體資格，有權推選議員進入立法局。細看鄉議局的性質與產生辦法，正好有力地回應了「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由屬於特定的專業、行業組織的選民」的觀點。
鄉議局並不是工商團體，也非專業組織。鄉議局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界區的諮詢及協商團體，並代表新界居民的意見。鄉議局的組成，也是由相當數目的新界居民選舉所產生：700多條鄉村居民投票選出的村代表產生27個鄉事委員會，再由此產生鄉議局。鄉議局這個以地域利益為基礎入局的例子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並非只限於工商專業界。事實上，基本法早已將區議會定性為功能組別，這也再次印證功能組別制度概念的靈活彈性，而中央政府在設計特區政制時也並無抱泥於有些人所謂的功能組別創制原意。
再想深一層，雖然不少人只眼於人大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但整個決議關鍵重點實際上是在普選時間表，當中清楚說明特區政制最快可於2020年實施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我們也應引入改革逐步向這個終點邁進。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去年提出政改方案時，清楚說明目前的功能組別安排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換句話說，要符合人大07決議精神要以循序漸進精神邁向全面普選，我們既然不能在2012年馬上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們便只能採取有別於現行功能組別組成辦法的思路去作制度創新，以求加快全面普選的進程。
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
普選聯一直尋求在基本法及人大決議的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以求循序漸進達至全面普選。功能組別如何退場，是政改關鍵所在。現時政府方案，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幅太小，民主含量也太低，根本不能符合民眾對民主進程的合理期望。普選聯一直堅持這個合情合理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非因為形勢改變而「得寸進尺」或「臨時加碼」。政改已到關鍵臨界點，坊間早已形成共識，民心求變。溝通對話自然重要，但交出普選路線圖與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是突破當前困局的真正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終極普選聯盟成員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日前公開指普選聯的6個區議會議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質疑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簡單來說，李主任的意思，是懷疑由這種改良辦法產生的議席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為功能組別議席。假如不是的話，便違反了「決定」要求在2012年立法會中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各佔一半的原則。
終極普選聯盟的有關建議，具體是區議會功能組別由10名區議員提名，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者。各候選人獲提名後，便交由區議會界別全港300多萬名選民投票產生。市民一旦登記為此功能組別的選民，便必須放棄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而選舉辦法則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進行。
誠然，這種改動大大擴闊了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令全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投票，但上述安排與分區直選仍存有明顯差別。第一，提名權由區議員所壟斷；第二，參選人本身必須為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人士（這種安排也是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所容許的）。故此，與參與權、提名權及投票權均是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相比，這種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普選成分明顯不足。
界定功能組別4原則
追溯港英的官方文獻，在1988年發表的《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中，曾對功能組別作過以下清晰的定義。政府界定功能組別，主要考慮4個原則：
1. 功能組別應該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
2. 任何新的功能組別都應清楚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3. 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教為根據；
4. 任何組織或團體不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清楚看到這4個原則，均沒有提到組別代表的產生辦法。換言之，代表的選舉辦法與選民基礎並非決定功能組別性質的關鍵因素。
選舉辦法選民基礎非關鍵
事實上，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是按各團體本身的特性各師各法，當中有個人票、有公司票、有團體票，也有公司加個人票，不一而足，也因此沒有一個充分理據可支持假如擴大選民基礎、容許界別內選民直接選出代表便是違背了功能組別原意的講法。
政治現實上，界定功能組別資格的最重要原則只有一條，就是如何決定誰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這裏最關鍵的是，政府不可動搖「操盤」角色，可以按自身的判斷去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賦予不同的社會力量功能團體的身分，以分配政治權力並收平衡之效。
1980年代中期，港英要發展代議政制擴大民主，但又要保住工商界既得利益，功能組別自然全面向工商專業界傾斜。但政治需要往往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政治形勢有變化便會提出新的要求。前途談判中鄉事勢力成為各方爭取對象，鄉議局也因而成功地於1991年取得功能團體資格，有權推選議員進入立法局。細看鄉議局的性質與產生辦法，正好有力地回應了「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由屬於特定的專業、行業組織的選民」的觀點。
鄉議局並不是工商團體，也非專業組織。鄉議局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界區的諮詢及協商團體，並代表新界居民的意見。鄉議局的組成，也是由相當數目的新界居民選舉所產生：700多條鄉村居民投票選出的村代表產生27個鄉事委員會，再由此產生鄉議局。鄉議局這個以地域利益為基礎入局的例子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並非只限於工商專業界。事實上，基本法早已將區議會定性為功能組別，這也再次印證功能組別制度概念的靈活彈性，而中央政府在設計特區政制時也並無抱泥於有些人所謂的功能組別創制原意。
再想深一層，雖然不少人只眼於人大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但整個決議關鍵重點實際上是在普選時間表，當中清楚說明特區政制最快可於2020年實施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我們也應引入改革逐步向這個終點邁進。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去年提出政改方案時，清楚說明目前的功能組別安排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換句話說，要符合人大07決議精神要以循序漸進精神邁向全面普選，我們既然不能在2012年馬上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們便只能採取有別於現行功能組別組成辦法的思路去作制度創新，以求加快全面普選的進程。
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
普選聯一直尋求在基本法及人大決議的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以求循序漸進達至全面普選。功能組別如何退場，是政改關鍵所在。現時政府方案，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幅太小，民主含量也太低，根本不能符合民眾對民主進程的合理期望。普選聯一直堅持這個合情合理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非因為形勢改變而「得寸進尺」或「臨時加碼」。政改已到關鍵臨界點，坊間早已形成共識，民心求變。溝通對話自然重要，但交出普選路線圖與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是突破當前困局的真正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終極普選聯盟成員
2010年5月30日 星期日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明報》，2010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廣泛民意基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明報》，2010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廣泛民意基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李嘉誠﹕功能組貢獻大不能抹煞
李嘉誠﹕功能組貢獻大不能抹煞
梁愛詩范太看淡「普選區議會」方案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下月表決前夕，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開腔為功能組別護航。他讚揚功能組別的專業團體對香港貢獻很大，不能夠以一句話便抹煞它，「要從實際方面小心研究」。另一邊廂，政壇重量級人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雙雙向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范太認為中央接納的機會極微，梁氏更直指是違反人大2007年「決定」。
李嘉誠昨在長實股東大會上被記者問及政制問題時，早有準備看着講稿說﹕「今日功能組別，專業團體實對香港的貢獻很大，大家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在實際方面小心研究……不可以一句說話就抹煞它，這是不行的……我自己來說，在54個國家都做生意，多數是民主國家，我自己看到人家的長處，亦看到人家的短處，任何事大家都以大局（為重），以對香港人好（的方面）來着想。」
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可參考
梁愛詩昨出席廠商會晚宴時亦特別就政改發表演講，她指出，雖然現行功能組別制度不符合普選要求，「但不等於不可改善，或沒有存在餘地。如果不充分改善就廢除的話，是否有點鹵莽？」她又重提「新九組」建議，指回歸前因為新九組不能與現實接軌，因此提出反對，但今時今日看來，新九組模式可以參考。雖然梁愛詩力撐新九組這個更具民主成分的方案，但她對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卻認為不能接受。「這條件是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這是違反人大常委的決定，因為一人一票便是直選，這個建議會令功能組別與直選議席比例不平均！」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提出，任何在職人士均會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全港106萬在職人員可一人一票，分別在所屬組別選出代表議員。
她又逐點反駁泛民其他建議，包括要求中央承諾普選路線圖，是不合情理、沒禮貌的表現；至於廢除功能組別，社會對此亦沒共識。但梁愛詩強調，泛民與中央之間的談判未破裂，「當年中英聯合聲明也傾了兩年，現時怎可能一次便成功？」但她相信2012政改方案要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並不容易。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向「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指中央讓步的可能非常低，亦不可能再就論述「普選」的意思作承諾，但她指即使中央現階段不採納方案，將來亦可再考慮。
張文光﹕方案是解決死局活門
民主黨張文光形容，早前前港區人代吳康民方案吹「熱風」，現時范太則是吹「和風」，梁愛詩吹「淡風」，但無論如何，區議會方案是解決政制死局的一道活門，他寄語中央不要放棄，現時是凝聚香港共識、令政制和解的黃金機會。
至於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建議，張文光認為若中央連這個方案都可接受，為何不接受區議會這個更保守的方案？至於李嘉誠指功能組別貢獻良多，張文光反駁稱時代在不斷發展，現時已是「民主時代」，功能組別需要「循序漸退」，成為歷史一部分，由普選制度慢慢取代。
梁愛詩范太看淡「普選區議會」方案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下月表決前夕，香港首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開腔為功能組別護航。他讚揚功能組別的專業團體對香港貢獻很大，不能夠以一句話便抹煞它，「要從實際方面小心研究」。另一邊廂，政壇重量級人物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雙雙向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范太認為中央接納的機會極微，梁氏更直指是違反人大2007年「決定」。
李嘉誠昨在長實股東大會上被記者問及政制問題時，早有準備看着講稿說﹕「今日功能組別，專業團體實對香港的貢獻很大，大家研究這個問題，一定要在實際方面小心研究……不可以一句說話就抹煞它，這是不行的……我自己來說，在54個國家都做生意，多數是民主國家，我自己看到人家的長處，亦看到人家的短處，任何事大家都以大局（為重），以對香港人好（的方面）來着想。」
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可參考
梁愛詩昨出席廠商會晚宴時亦特別就政改發表演講，她指出，雖然現行功能組別制度不符合普選要求，「但不等於不可改善，或沒有存在餘地。如果不充分改善就廢除的話，是否有點鹵莽？」她又重提「新九組」建議，指回歸前因為新九組不能與現實接軌，因此提出反對，但今時今日看來，新九組模式可以參考。雖然梁愛詩力撐新九組這個更具民主成分的方案，但她對泛民的「普選區議會」方案，卻認為不能接受。「這條件是中央政府不能接受的，這是違反人大常委的決定，因為一人一票便是直選，這個建議會令功能組別與直選議席比例不平均！」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提出，任何在職人士均會成為新九組其中一組的選民，全港106萬在職人員可一人一票，分別在所屬組別選出代表議員。
她又逐點反駁泛民其他建議，包括要求中央承諾普選路線圖，是不合情理、沒禮貌的表現；至於廢除功能組別，社會對此亦沒共識。但梁愛詩強調，泛民與中央之間的談判未破裂，「當年中英聯合聲明也傾了兩年，現時怎可能一次便成功？」但她相信2012政改方案要取得三分之二支持並不容易。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向「普選區議會」方案潑冷水，指中央讓步的可能非常低，亦不可能再就論述「普選」的意思作承諾，但她指即使中央現階段不採納方案，將來亦可再考慮。
張文光﹕方案是解決死局活門
民主黨張文光形容，早前前港區人代吳康民方案吹「熱風」，現時范太則是吹「和風」，梁愛詩吹「淡風」，但無論如何，區議會方案是解決政制死局的一道活門，他寄語中央不要放棄，現時是凝聚香港共識、令政制和解的黃金機會。
至於梁愛詩重提新九組建議，張文光認為若中央連這個方案都可接受，為何不接受區議會這個更保守的方案？至於李嘉誠指功能組別貢獻良多，張文光反駁稱時代在不斷發展，現時已是「民主時代」，功能組別需要「循序漸退」，成為歷史一部分，由普選制度慢慢取代。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 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况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 ）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脗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 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 。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 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 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 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况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 ）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脗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 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 。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 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 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知識增益︰五區補選（公投）有關名詞
公民黨
‧公民黨的宗旨在於推動民主政制及社會公義
‧深信必須與民間社團携手合作
‧公民黨以「執政黨」為志向
社民連
‧重視基層、平等
‧挑戰權威，反專制獨裁
‧被視為較「激」
‧堅決要求政府取消功能組別
五區請辭、變相公投
‧公民黨及社民連推動
‧5 位不同地區的立法會議員辭職，然後要特區政府按慣例一人一票補選立法會議員
‧不是選人，選議題
‧議題為「 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投票率
累 積 投 票 人 數 / 登 記 選 民 人 數
立法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由60人組成，其中30位議員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30位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
‧主要職能包括
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公民黨的宗旨在於推動民主政制及社會公義
‧深信必須與民間社團携手合作
‧公民黨以「執政黨」為志向
社民連
‧重視基層、平等
‧挑戰權威，反專制獨裁
‧被視為較「激」
‧堅決要求政府取消功能組別
五區請辭、變相公投
‧公民黨及社民連推動
‧5 位不同地區的立法會議員辭職，然後要特區政府按慣例一人一票補選立法會議員
‧不是選人，選議題
‧議題為「 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投票率
累 積 投 票 人 數 / 登 記 選 民 人 數
立法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由60人組成，其中30位議員經分區直接選舉產生，其餘30位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
‧主要職能包括
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商台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13:04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很高興五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接受邀請，與他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人員會與余若薇商量細節。被問到為何不開放給現場觀眾參與，曾蔭權說，七百萬人都可以參與。特首辦後來澄清，曾蔭權意思是市民可以看電視來參與。
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說，曾蔭權昨日親自致電給他，解釋為何只邀請余若薇辯論，但何俊仁不滿意答覆。他又說，民主黨已去信特首辦，要求出席辯論，期望下星期收到回覆，他認為，辯論安排不會分化泛民主派 。另外，余若薇說，曾蔭權向她發出邀請，可能有很多目的，相信對方已作好部署及有策略，而對她自己來說，有機會在政改問題上與曾蔭權辯論，目的已達到，她希望真理越辯越明。
商台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13:04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很高興五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接受邀請，與他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人員會與余若薇商量細節。被問到為何不開放給現場觀眾參與，曾蔭權說，七百萬人都可以參與。特首辦後來澄清，曾蔭權意思是市民可以看電視來參與。
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說，曾蔭權昨日親自致電給他，解釋為何只邀請余若薇辯論，但何俊仁不滿意答覆。他又說，民主黨已去信特首辦，要求出席辯論，期望下星期收到回覆，他認為，辯論安排不會分化泛民主派 。另外，余若薇說，曾蔭權向她發出邀請，可能有很多目的，相信對方已作好部署及有策略，而對她自己來說，有機會在政改問題上與曾蔭權辯論，目的已達到，她希望真理越辯越明。
女師控學校 規定穿裙歧視
女師控學校 規定穿裙歧視
《星島》，2010年5月21日
(星島日報 報道)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被指規定女教師穿裙，一名○七年入職的女教師堅持穿褲，換來校長的一周召見三次及出言勸退，她有感在學生面前飽受羞辱，教師尊嚴受損，要由社工輔導，她捱了第一個月即遞上辭職信，日前透過平等機會委員會 入稟區院指校方違反性別歧視。是次乃平機會 首次就投訴服裝守則入稟的案件。記者：蔡小慧、何鳳儀
原告鄺皓凝日前入稟，控告辦學團體香港中國婦女會及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孫莉華博士，要求聲明學校規定女教師穿連身裙、半截裙、西褲連襯衣或恤衫的要求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要求下令終止上述規定，兼要兩答辯人作書面道歉及賠償等。
平機會同類案首起訴
平機會發言人指，自一九九六年成立以來，牽涉服裝規定的投訴不足十宗，當中涉及學校及其他私人公司，而今次是第一宗正式入稟的案件，並希望就有關在工作間向兩性施加服飾要求的個案確立案例。另香港中國婦女會及涉案學校未有回應，指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
入稟狀中指，原告鄺皓凝於○七年七月接獲馮堯敬紀念中學的聘書，八月二十七日在學校首次職員會議上，校長孫莉華已公布女教師須穿裙的規定，但鄺認為穿裙不方便，在開學日以針織上衣搭西褲的打扮上班，她自問穿得整潔得體，符合教師嚴肅的專業形象，但當日中午即遭校長接見，而同樣召見檢查服裝更是接二連三，鄺指校長一方面同意可穿西褲套裝，但另一方面批評其西褲的款式及質料，並叫她遵從穿裙規定。
入職一個月 難忍請辭
九月四日，校長更搬出文件，表示如果雙方合作不愉快，鄺大可提出請辭：「咁我依家唔可以炒你（炒唔到你），視乎你嚟緊嘅performance啦，依兩日都未正式上堂，我未知你performance住，咁咪睇吓你performance點落。」校長更於九月十、十一日連續兩天，在早會時當著眾師生面對召見鄺，同事及學生的目光都落在鄺身上，令她倍感尷尬及受羞辱，作為教師的尊嚴也受損。
鄺於入稟狀指出，她感到無助及焦慮，既擔心工作表現評估變得主觀，又怕飯碗不保，開始失眠及有壓力，連教學及士氣都受影響，於○七年九月五日即開課第三天，她更要向學校社工尋求輔導。
入稟狀指出，除不准穿T恤及牛仔褲，馮堯敬紀念中學容許男教師穿任何服飾，鄺認為自己作為女性受到較差的待遇，指出校方及校長涉性別歧視，而她亦有感自己難以再留在該校，於○七年十月二日即提出辭職。
案件編號：平等機會訴訟三——二○一
《星島》，2010年5月21日
(星島日報 報道)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被指規定女教師穿裙，一名○七年入職的女教師堅持穿褲，換來校長的一周召見三次及出言勸退，她有感在學生面前飽受羞辱，教師尊嚴受損，要由社工輔導，她捱了第一個月即遞上辭職信，日前透過平等機會委員會 入稟區院指校方違反性別歧視。是次乃平機會 首次就投訴服裝守則入稟的案件。記者：蔡小慧、何鳳儀
原告鄺皓凝日前入稟，控告辦學團體香港中國婦女會及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校長孫莉華博士，要求聲明學校規定女教師穿連身裙、半截裙、西褲連襯衣或恤衫的要求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要求下令終止上述規定，兼要兩答辯人作書面道歉及賠償等。
平機會同類案首起訴
平機會發言人指，自一九九六年成立以來，牽涉服裝規定的投訴不足十宗，當中涉及學校及其他私人公司，而今次是第一宗正式入稟的案件，並希望就有關在工作間向兩性施加服飾要求的個案確立案例。另香港中國婦女會及涉案學校未有回應，指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
入稟狀中指，原告鄺皓凝於○七年七月接獲馮堯敬紀念中學的聘書，八月二十七日在學校首次職員會議上，校長孫莉華已公布女教師須穿裙的規定，但鄺認為穿裙不方便，在開學日以針織上衣搭西褲的打扮上班，她自問穿得整潔得體，符合教師嚴肅的專業形象，但當日中午即遭校長接見，而同樣召見檢查服裝更是接二連三，鄺指校長一方面同意可穿西褲套裝，但另一方面批評其西褲的款式及質料，並叫她遵從穿裙規定。
入職一個月 難忍請辭
九月四日，校長更搬出文件，表示如果雙方合作不愉快，鄺大可提出請辭：「咁我依家唔可以炒你（炒唔到你），視乎你嚟緊嘅performance啦，依兩日都未正式上堂，我未知你performance住，咁咪睇吓你performance點落。」校長更於九月十、十一日連續兩天，在早會時當著眾師生面對召見鄺，同事及學生的目光都落在鄺身上，令她倍感尷尬及受羞辱，作為教師的尊嚴也受損。
鄺於入稟狀指出，她感到無助及焦慮，既擔心工作表現評估變得主觀，又怕飯碗不保，開始失眠及有壓力，連教學及士氣都受影響，於○七年九月五日即開課第三天，她更要向學校社工尋求輔導。
入稟狀指出，除不准穿T恤及牛仔褲，馮堯敬紀念中學容許男教師穿任何服飾，鄺認為自己作為女性受到較差的待遇，指出校方及校長涉性別歧視，而她亦有感自己難以再留在該校，於○七年十月二日即提出辭職。
案件編號：平等機會訴訟三——二○一
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張宇人﹕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張宇人﹕回應梁振英〈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早前以〈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為題，提及飲食業經營數字，並引述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部分數據，試圖指出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影響有限，實際卻是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惟怕人云亦云，巿民對飲食業誤解愈來愈深，故今撰文以正視聽。
引用錯誤 以致作出錯誤結論
梁先生提及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比例，指「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 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並以此作其主要論據基礎，正是一切錯誤的根源。首先，資方所指30%，是飲食業薪酬佔「總收入」比例，而不是薪酬佔「總開支」比例。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
那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若干呢？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網頁，統計處準備了許多參考數據，其中在《相關數據資料》表4「2008年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况」指出，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尤以中式酒樓菜館及港式茶餐廳所佔的比例更重，分別為54.3%及53.9%。換言之，薪酬才是普遍食肆最大部分的支出，而不是租金。
薪酬是最大支出 不是租金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數字純是統計性質，統計處不可能有錯，那梁先生引述工聯會指僅佔15%是何解呢？我未看過工聯會調查的詳細內容，還請梁先生向工聯會問過明白。
至於梁先生是否基於工聯會數據，以致達至以下這個錯誤結論：「我們姑且用20%（薪酬佔總開支比例）。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我不想就此多作揣測，但以其專業背景，應不易作出此一謬誤，我只可說感到遺憾。
梁先生又進一步引述《報告》數據推論指：「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薪酬開支增加）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這當然是錯上加錯，梁先生好明顯沒有細閱《報告》內容或斷章取義，以致混淆了薪酬增幅佔開支與佔收入比例的數字。
事實上，《報告》是在說以薪酬佔總收入比例及薪酬開支增加幅度，計算盈利下降幅度（盈利耗損），不是梁所說對經營總開支的影響。假設以盈利抵消所有薪酬增幅，從《報告》樣本的平均數來看，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元，總食肆類別薪酬開支增加8.7%，盈利率則下降約2.3%，若訂於時薪28元薪酬開支增加16.6%，盈利率則下降約4.5%，這才至為關鍵。
約兩成食肆長期虧蝕
根據統計處2008年數字，飲食業的盈利率一般只有單位數字，約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當中還未扣除稅後及一般3至8%的折舊率。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盈利一向偏低。統計處指，全港一半中式食肆的盈利率在6.6%或以下，一半茶餐廳的盈利率在3.7%或以下。所以，莫說時薪28元，即使高過時薪24元，盈利率便會下跌3至4%，也足以令此兩類食肆陷入危機。
所以，對於梁先生曾公開說，飲食業只要賺錢少些，最低工資時薪33元也沒有問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不看《報告》，統計處也早已指出，32.7元為飲食業時薪中位數，故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元，即是飲食業50%（約9萬人）僱員也要加薪，還未計入漣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絕大部分食肆都不會有錢賺，還可以賺少些？！
有工會人士批評我把租金拖垮食肆的主因，轉移到僱員薪酬身上。首先，我從來沒有否定，租金是飲食業沉重的負擔之一，但不可因此而說，薪酬對飲食業影響不大，尤其因為香港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中在中下級，而且分有很多不同工種，薪酬結構是逐級而上，故可預期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但話說回頭，正正因為食肆往往受長期租約束縛，中途離場要錢賠給業主，過去投資在店舖裝修 的大筆金錢亦會化為烏有，故許多長期虧蝕的食肆，寧靠現金流支撐下去，但求期間覓得買家出售業務。所以，一旦最低工資來得過急及過高，不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盈利，亦令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更深，現金流大為緊縮，倒閉潮一觸即發。
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
當然，大部分食肆會先採取措施，以不同方式抵消人工上漲的壓力。但梁先生卻聲言「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此說法也是大有商榷餘地。外國經驗已告訴我們，對依靠低技術勞工的行業，最低工資會帶來工種壓縮。的確，如要保留香港傳統多款菜式選擇的飲食模式，是不可能削減人手，但如果簡化菜單，步向西方以連鎖式統一菜單的經營模式發展，那又如何？當中所引伸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以致《報告》已經詳述，在此不贅。
《報告》是在有限資源及時間裏，盡量蒐集客觀數據，以衡量飲食業最低工資可承受水平。雖然報告逾百頁，也望各界花點時間消化。
只怕，有人一邊說請用數字說服我，但一邊卻選擇性引用數據，連政府統計處 的數字也不看，究竟是不被說服，還是不想被人說服？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不過，但就希望大家以「講事實、擺道理」的精神，探討最低工資對各行業的影響，切勿張冠李戴。
作者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先生早前以〈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為題，提及飲食業經營數字，並引述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部分數據，試圖指出最低工資對飲食業影響有限，實際卻是引用錯誤，以致作出錯誤結論。惟怕人云亦云，巿民對飲食業誤解愈來愈深，故今撰文以正視聽。
引用錯誤 以致作出錯誤結論
梁先生提及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比例，指「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 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並以此作其主要論據基礎，正是一切錯誤的根源。首先，資方所指30%，是飲食業薪酬佔「總收入」比例，而不是薪酬佔「總開支」比例。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
那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若干呢？於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網頁，統計處準備了許多參考數據，其中在《相關數據資料》表4「2008年按行業劃分的企業經營情况」指出，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50.1%，尤以中式酒樓菜館及港式茶餐廳所佔的比例更重，分別為54.3%及53.9%。換言之，薪酬才是普遍食肆最大部分的支出，而不是租金。
薪酬是最大支出 不是租金
飲食業薪酬佔總開支數字純是統計性質，統計處不可能有錯，那梁先生引述工聯會指僅佔15%是何解呢？我未看過工聯會調查的詳細內容，還請梁先生向工聯會問過明白。
至於梁先生是否基於工聯會數據，以致達至以下這個錯誤結論：「我們姑且用20%（薪酬佔總開支比例）。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我不想就此多作揣測，但以其專業背景，應不易作出此一謬誤，我只可說感到遺憾。
梁先生又進一步引述《報告》數據推論指：「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薪酬開支增加）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這當然是錯上加錯，梁先生好明顯沒有細閱《報告》內容或斷章取義，以致混淆了薪酬增幅佔開支與佔收入比例的數字。
事實上，《報告》是在說以薪酬佔總收入比例及薪酬開支增加幅度，計算盈利下降幅度（盈利耗損），不是梁所說對經營總開支的影響。假設以盈利抵消所有薪酬增幅，從《報告》樣本的平均數來看，當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元，總食肆類別薪酬開支增加8.7%，盈利率則下降約2.3%，若訂於時薪28元薪酬開支增加16.6%，盈利率則下降約4.5%，這才至為關鍵。
約兩成食肆長期虧蝕
根據統計處2008年數字，飲食業的盈利率一般只有單位數字，約兩成食肆更是長期虧蝕，當中還未扣除稅後及一般3至8%的折舊率。特別是中式食肆及茶餐廳，盈利一向偏低。統計處指，全港一半中式食肆的盈利率在6.6%或以下，一半茶餐廳的盈利率在3.7%或以下。所以，莫說時薪28元，即使高過時薪24元，盈利率便會下跌3至4%，也足以令此兩類食肆陷入危機。
所以，對於梁先生曾公開說，飲食業只要賺錢少些，最低工資時薪33元也沒有問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即使不看《報告》，統計處也早已指出，32.7元為飲食業時薪中位數，故最低工資訂於時薪33元，即是飲食業50%（約9萬人）僱員也要加薪，還未計入漣漪效應下的薪酬加幅，絕大部分食肆都不會有錢賺，還可以賺少些？！
有工會人士批評我把租金拖垮食肆的主因，轉移到僱員薪酬身上。首先，我從來沒有否定，租金是飲食業沉重的負擔之一，但不可因此而說，薪酬對飲食業影響不大，尤其因為香港飲食業，大部分人手集中在中下級，而且分有很多不同工種，薪酬結構是逐級而上，故可預期最低工資對飲食業所引發的加薪漣漪效應，將會帶來極大的衝擊。
但話說回頭，正正因為食肆往往受長期租約束縛，中途離場要錢賠給業主，過去投資在店舖裝修 的大筆金錢亦會化為烏有，故許多長期虧蝕的食肆，寧靠現金流支撐下去，但求期間覓得買家出售業務。所以，一旦最低工資來得過急及過高，不單進一步減低食肆盈利，亦令本已蝕本的食肆蝕得更深，現金流大為緊縮，倒閉潮一觸即發。
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
當然，大部分食肆會先採取措施，以不同方式抵消人工上漲的壓力。但梁先生卻聲言「飲食業不可能再減人手」，此說法也是大有商榷餘地。外國經驗已告訴我們，對依靠低技術勞工的行業，最低工資會帶來工種壓縮。的確，如要保留香港傳統多款菜式選擇的飲食模式，是不可能削減人手，但如果簡化菜單，步向西方以連鎖式統一菜單的經營模式發展，那又如何？當中所引伸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以致《報告》已經詳述，在此不贅。
《報告》是在有限資源及時間裏，盡量蒐集客觀數據，以衡量飲食業最低工資可承受水平。雖然報告逾百頁，也望各界花點時間消化。
只怕，有人一邊說請用數字說服我，但一邊卻選擇性引用數據，連政府統計處 的數字也不看，究竟是不被說服，還是不想被人說服？當事人自己最清楚不過，但就希望大家以「講事實、擺道理」的精神，探討最低工資對各行業的影響，切勿張冠李戴。
作者是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會長
時薪22元 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時薪22元 公廁清潔工：點夠用？ 78歲李婆婆 臨退休不再啞忍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李萍結婆婆過去11年當公廁清潔 工，先後簽過6份清潔合約，現在時薪是22.4元。78歲的她獨居板間房，長期彎腰清潔，腰痛、腳痛日增，只能無奈退休。李婆婆不懂最低工資是什麼，但對以22.4元時薪如何生活有深刻體會，啞忍多年的她在退休前夕忍不住要炮轟老闆﹕「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下午做6個鐘到夜深，無時間食飯亦要啞忍……」
蝸居板間房 不欲靠子女
李婆婆的板間房僅60平方呎，5年前開始獨個兒蝸居於油麻地，廚房有老鼠，廁所臭氣熏天，「這裏的大小像我大陸屋企個廁所」。她說，丈夫為了與她團聚，12年前申請她來港，但丈夫不幸在數年前身故。育有兩子一女的她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搬出來自力更生，由67歲當公廁清潔工至今。
1999年，李婆婆在尖沙嘴 上班，每天做8.5小時，時薪10.9元，沒年假沒例假，「那時高血壓差點暈倒，想請病假，公司說找不到人頂替，只好繼續返工」。其後外判公司易手，她於2001年至今的工作時薪徘徊於20.3元至22.4元之間﹕「廁格有好多白粉針，唔小心會被刺傷，好驚，去醫院花100蚊睇醫生，醫藥費也無得賠。」
11年苦幹 沒膳食時間 沒錢治病
李婆婆說，從沒要求子女一分一毫，「一個人住就好，但這裏月租要1100蚊，另加100蚊水電費，以前有朋友送我電視機，都變賣了」。環顧四周，她說房內木櫃和電器都是友人轉贈，電飯煲內一小碟豆豉蒸蛋夠她吃兩餐，「很久沒吃水果，有果欄工人認識我，間中說有些菜賣不去，叫我揀些未壞的」。
腳部風濕痛的她身體長了膿瘡，醫生建議她做手術，但她說不痛，不想花錢。06年，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她任職力新清潔，每天由下午5時工作至晚上11時，一星期工作6天，時薪是22.4元（月薪3500元），後來08年5月外判合約轉了另一公司，她的時薪竟下降至21.6元（月薪3366元），合約今年5月1日更新，平均時薪才回復至22.4元，不過仍然沒有膳食時間。
將來願望：就係拎綜援
由67歲當清潔女工至78歲，李婆婆說，健康轉差，要無奈辭職，對於在外判公司的待遇，她退休前終忍不住炮轟﹕「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我不敢話老闆孤寒，以前就話怕畀人炒，每日慳住使都不夠應付，應該月薪至少要有5500元，每天做8小時……將來願望？願望就係拎綜援啦！」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現時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他認為若定得過低，例如是時薪22元，根據李婆婆的個案，根本保障不了全港普遍的清潔工。食環署 回應說，會定期及隨機抽樣與工人會面，查詢僱傭工資、強積金 供款和勞工假等福利，沒有履行僱傭責任的服務承辦商會被記分，5年內其標書不會被政府考慮，但暫未有違反合約的服務承辦商統計數目。
明報記者 彭碧珊
《明報》，2010年5月20日 星期四 05:10
【明報專訊】李萍結婆婆過去11年當公廁清潔 工，先後簽過6份清潔合約，現在時薪是22.4元。78歲的她獨居板間房，長期彎腰清潔，腰痛、腳痛日增，只能無奈退休。李婆婆不懂最低工資是什麼，但對以22.4元時薪如何生活有深刻體會，啞忍多年的她在退休前夕忍不住要炮轟老闆﹕「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下午做6個鐘到夜深，無時間食飯亦要啞忍……」
蝸居板間房 不欲靠子女
李婆婆的板間房僅60平方呎，5年前開始獨個兒蝸居於油麻地，廚房有老鼠，廁所臭氣熏天，「這裏的大小像我大陸屋企個廁所」。她說，丈夫為了與她團聚，12年前申請她來港，但丈夫不幸在數年前身故。育有兩子一女的她不想增加子女負擔，搬出來自力更生，由67歲當公廁清潔工至今。
1999年，李婆婆在尖沙嘴 上班，每天做8.5小時，時薪10.9元，沒年假沒例假，「那時高血壓差點暈倒，想請病假，公司說找不到人頂替，只好繼續返工」。其後外判公司易手，她於2001年至今的工作時薪徘徊於20.3元至22.4元之間﹕「廁格有好多白粉針，唔小心會被刺傷，好驚，去醫院花100蚊睇醫生，醫藥費也無得賠。」
11年苦幹 沒膳食時間 沒錢治病
李婆婆說，從沒要求子女一分一毫，「一個人住就好，但這裏月租要1100蚊，另加100蚊水電費，以前有朋友送我電視機，都變賣了」。環顧四周，她說房內木櫃和電器都是友人轉贈，電飯煲內一小碟豆豉蒸蛋夠她吃兩餐，「很久沒吃水果，有果欄工人認識我，間中說有些菜賣不去，叫我揀些未壞的」。
腳部風濕痛的她身體長了膿瘡，醫生建議她做手術，但她說不痛，不想花錢。06年，政府推行工資保障運動，當時她任職力新清潔，每天由下午5時工作至晚上11時，一星期工作6天，時薪是22.4元（月薪3500元），後來08年5月外判合約轉了另一公司，她的時薪竟下降至21.6元（月薪3366元），合約今年5月1日更新，平均時薪才回復至22.4元，不過仍然沒有膳食時間。
將來願望：就係拎綜援
由67歲當清潔女工至78歲，李婆婆說，健康轉差，要無奈辭職，對於在外判公司的待遇，她退休前終忍不住炮轟﹕「做一個鐘得22蚊，點夠用？我不敢話老闆孤寒，以前就話怕畀人炒，每日慳住使都不夠應付，應該月薪至少要有5500元，每天做8小時……將來願望？願望就係拎綜援啦！」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說，現時社會討論最低工資水平，他認為若定得過低，例如是時薪22元，根據李婆婆的個案，根本保障不了全港普遍的清潔工。食環署 回應說，會定期及隨機抽樣與工人會面，查詢僱傭工資、強積金 供款和勞工假等福利，沒有履行僱傭責任的服務承辦商會被記分，5年內其標書不會被政府考慮，但暫未有違反合約的服務承辦商統計數目。
明報記者 彭碧珊
葉蔭聰﹕和昌大押的真實與仿真
葉蔭聰﹕和昌大押的真實與仿真
《明報》，2009年4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和昌大押那個跟大眾「若即若離」的天台，提醒了我，有必要重新閱讀香港這個城市。
從前，在市區坐公車望向窗外，大部分空置了的老房子，很快便會消失，換來新大樓，速度之快，令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這是資本快速流動的空間見證，締造了全世界拆卸大樓速度最快的都會。所以，有人說，香港城市特點就是（資本）效率，就是歷史文化痕迹的消褪。有人批評Norman Foster設計的赤鱲角機場大樓太冰冷，沒有地方或歷史感，我記得當時有人為他辯護：這就是香港特色。
近年（或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最不愛歷史的城市，終於有幸多一點歷史氣息。拆房子的速度大概不會減慢太多，但車窗外的風景還是有點不一樣，因為，一幢一幢老房子換了新裝，例如最近多人談起石硤尾的美荷樓、北九龍裁判法院與灣仔的和昌大押等等。
老房子換新裝仍有點不真實
不過，不知為何，換了新裝的老房子，仍然讓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
建築物剛刷過油漆，有些加了電梯（如美荷樓），也換了住客，不管是薩凡納設計學院還是青年旅舍，還是和昌大押那家叫「PAWN」的餐廳，歷史的感覺不是沒有，但總覺得怪怪的。更有趣的是，在嗅到油漆味之前，在光顧這些餐飲業與教育產業前，媒體宣傳已一擁而上。上星期在港台 節目《緣來有段故》中，我的目光跟着攝影機鏡頭，除了一睹那個我還捨不得花錢去光顧的和昌大押露台外，還讓我們神遊台山開平的騎樓，發思古之幽情。真實經驗還沒有開始，歷史真實的感覺已洶湧襲來。
真正侵襲過來的不是真實，而是仿真（simulation），是已故後現代理論大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著名觀念。在重重媒體中介覆蓋下，真實早已隱退消逝。不過，剩下的不是假象，而是無法區分真假的模仿真實，即「超真實」（hyperreality）。你即使掀去層層表象，可以看到的還是表象。和昌大押在復修前露台被封死，掀去附加物後不是還原成當舖，也不是老灣仔，而是高級餐廳的歷史主題。
不知下一代香港人會否把和昌大押與新中環 天星碼頭 混為一談？也許，我們的歷史建築還沒有糟到淪為假古董，不過，它的「真實」，既是直逼眼前的，但卻同時是離我們而去的。有人問，保下來的美荷樓成為青年旅舍後，與石硤尾、深水埗街坊有什麼關係？傳說和昌大押有一個餐廳老闆大發慈悲讓市民可以去「天台」，至於北裁呢？負責審批的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 說得妙，薩凡納學院願意拿出9000萬作建築修復，香港人應該放心。保護歷史建築的工作，就讓他們去做吧！言下之意，我們管那麼多不是有點多餘麼？
布希亞的理論讀起來太宏觀，他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到底「仿真」是如何及為何做出來的？這是個大課題，換一個說法，即城市空間「主題化」（thematization）的趨勢是怎樣跑出來的呢？要解釋它，即使是香港這樣的小地方也不容易。不過，近幾年出現的幾個案例，倒讓我們看到一些端倪。
若單單看發展局這短短不足兩年的歷史，你會看到文化保育工作多少是「逼出來」的，沒有天星皇后碼頭 的抗爭，沒有利東街以至其他社區的運動，很難相信政府的回應會加快，保育工作也不會轉到林鄭月娥 主持的發展局，更不會有陳智思；如果我們接受這叫「進步」，我也無從否認。不過，這裏有一個沒有改變的事實：城市空間，不管是土地或公共建築，仍然牢牢握在政府手上。而過去的運動與抗爭，還沒有根本改變這種權力關係，例如以前的「古物監督」是民政事務局 長何志平 ，今天是林鄭月娥女士。而一切的根本，是要維持以至增進土地及地產價值或潛力（簡稱「地租」）。所以，政府不會隨意把指定古蹟的權力下放，而「活化計劃」亦只會給予政府信得過的機構（連「八和會館」也太冒險），而多年來要求城規會、市建局 的架構，甚至是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民主化，也幾乎毫無寸進。
政府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
民間批評政府勾結商賈，官員總感到很冤枉，因為，他們還是要在沒有大改的制度下辦事，不能威脅地租利益。但他們撫心自問，自己是真心回應公眾對文化保育的期望，兩種不協調的要求如何是好呢？唯一辦法是吸納、挪用積聚了幾十年對本土文化及歷史的意象，清除掉社會或社區活生生的歷史脈絡，在政府設下的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製造仿真，而這樣也可能最容易讓製造歷史價值，來兌換成地租的增值。所以和昌大押旁有賣得很貴的嘉薈軒 ；至於最經典的莫過於利東街，當日反對拆卸重建的居民，以「啞鈴方案」，即街道兩端建高樓但保存中間唐樓，保育「喜帖街」，但遭城規會及市建局否決。可是，當市建局把房子全推倒後（原來的真實消失了），卻說要在未來的商廈旁，搞個名為「姻園」的主題購物區，這不是仿真是什麼？
未來，除迪士尼 樂園與海洋公園 ，會有大量主題式消閒娛樂（theme entertainment）；和昌大押外，有快將完工的尖沙嘴 水警總部，有接踵而來的「活化計劃」。陸續有來的歷史「超真實」，脫離在地市民的經驗，擺脫社區環境脈絡，它們錯落在仍然急速流動的香港都會，成為香港另一種風景，我無以名之，急需另一套語言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明報》，2009年4月20日 星期一 05:05
【明報專訊】和昌大押那個跟大眾「若即若離」的天台，提醒了我，有必要重新閱讀香港這個城市。
從前，在市區坐公車望向窗外，大部分空置了的老房子，很快便會消失，換來新大樓，速度之快，令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這是資本快速流動的空間見證，締造了全世界拆卸大樓速度最快的都會。所以，有人說，香港城市特點就是（資本）效率，就是歷史文化痕迹的消褪。有人批評Norman Foster設計的赤鱲角機場大樓太冰冷，沒有地方或歷史感，我記得當時有人為他辯護：這就是香港特色。
近年（或甚至未來），我們這個最不愛歷史的城市，終於有幸多一點歷史氣息。拆房子的速度大概不會減慢太多，但車窗外的風景還是有點不一樣，因為，一幢一幢老房子換了新裝，例如最近多人談起石硤尾的美荷樓、北九龍裁判法院與灣仔的和昌大押等等。
老房子換新裝仍有點不真實
不過，不知為何，換了新裝的老房子，仍然讓人有點不真實、不實在的感覺。
建築物剛刷過油漆，有些加了電梯（如美荷樓），也換了住客，不管是薩凡納設計學院還是青年旅舍，還是和昌大押那家叫「PAWN」的餐廳，歷史的感覺不是沒有，但總覺得怪怪的。更有趣的是，在嗅到油漆味之前，在光顧這些餐飲業與教育產業前，媒體宣傳已一擁而上。上星期在港台 節目《緣來有段故》中，我的目光跟着攝影機鏡頭，除了一睹那個我還捨不得花錢去光顧的和昌大押露台外，還讓我們神遊台山開平的騎樓，發思古之幽情。真實經驗還沒有開始，歷史真實的感覺已洶湧襲來。
真正侵襲過來的不是真實，而是仿真（simulation），是已故後現代理論大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著名觀念。在重重媒體中介覆蓋下，真實早已隱退消逝。不過，剩下的不是假象，而是無法區分真假的模仿真實，即「超真實」（hyperreality）。你即使掀去層層表象，可以看到的還是表象。和昌大押在復修前露台被封死，掀去附加物後不是還原成當舖，也不是老灣仔，而是高級餐廳的歷史主題。
不知下一代香港人會否把和昌大押與新中環 天星碼頭 混為一談？也許，我們的歷史建築還沒有糟到淪為假古董，不過，它的「真實」，既是直逼眼前的，但卻同時是離我們而去的。有人問，保下來的美荷樓成為青年旅舍後，與石硤尾、深水埗街坊有什麼關係？傳說和昌大押有一個餐廳老闆大發慈悲讓市民可以去「天台」，至於北裁呢？負責審批的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主席陳智思 說得妙，薩凡納學院願意拿出9000萬作建築修復，香港人應該放心。保護歷史建築的工作，就讓他們去做吧！言下之意，我們管那麼多不是有點多餘麼？
布希亞的理論讀起來太宏觀，他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到底「仿真」是如何及為何做出來的？這是個大課題，換一個說法，即城市空間「主題化」（thematization）的趨勢是怎樣跑出來的呢？要解釋它，即使是香港這樣的小地方也不容易。不過，近幾年出現的幾個案例，倒讓我們看到一些端倪。
若單單看發展局這短短不足兩年的歷史，你會看到文化保育工作多少是「逼出來」的，沒有天星皇后碼頭 的抗爭，沒有利東街以至其他社區的運動，很難相信政府的回應會加快，保育工作也不會轉到林鄭月娥 主持的發展局，更不會有陳智思；如果我們接受這叫「進步」，我也無從否認。不過，這裏有一個沒有改變的事實：城市空間，不管是土地或公共建築，仍然牢牢握在政府手上。而過去的運動與抗爭，還沒有根本改變這種權力關係，例如以前的「古物監督」是民政事務局 長何志平 ，今天是林鄭月娥女士。而一切的根本，是要維持以至增進土地及地產價值或潛力（簡稱「地租」）。所以，政府不會隨意把指定古蹟的權力下放，而「活化計劃」亦只會給予政府信得過的機構（連「八和會館」也太冒險），而多年來要求城規會、市建局 的架構，甚至是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民主化，也幾乎毫無寸進。
政府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
民間批評政府勾結商賈，官員總感到很冤枉，因為，他們還是要在沒有大改的制度下辦事，不能威脅地租利益。但他們撫心自問，自己是真心回應公眾對文化保育的期望，兩種不協調的要求如何是好呢？唯一辦法是吸納、挪用積聚了幾十年對本土文化及歷史的意象，清除掉社會或社區活生生的歷史脈絡，在政府設下的框框下大搞「歷史主題」，製造仿真，而這樣也可能最容易讓製造歷史價值，來兌換成地租的增值。所以和昌大押旁有賣得很貴的嘉薈軒 ；至於最經典的莫過於利東街，當日反對拆卸重建的居民，以「啞鈴方案」，即街道兩端建高樓但保存中間唐樓，保育「喜帖街」，但遭城規會及市建局否決。可是，當市建局把房子全推倒後（原來的真實消失了），卻說要在未來的商廈旁，搞個名為「姻園」的主題購物區，這不是仿真是什麼？
未來，除迪士尼 樂園與海洋公園 ，會有大量主題式消閒娛樂（theme entertainment）；和昌大押外，有快將完工的尖沙嘴 水警總部，有接踵而來的「活化計劃」。陸續有來的歷史「超真實」，脫離在地市民的經驗，擺脫社區環境脈絡，它們錯落在仍然急速流動的香港都會，成為香港另一種風景，我無以名之，急需另一套語言去理解。
作者是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政府全速開展爭取民意支持政改的工作，昨日更推出廣告攻勢。有學者質疑政府如今要爭取的，是泛民選民的支持，而這些選民要求的是泛民與中央談判有成果，否則政府無論做多少公關宣傳工作，最多只能增加幾個百分點支持，不能左右大局。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宣傳短片旨在要求港人信任中央，但現時核心問題，不是雙方是否有信任，而是會面務必要有成果。「泛民支持者不會理會這些電視、高官派街招等公關攻勢，這些最多只能爭取多幾個百分點的支持，無助政府爭取到六、七成民意」。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如果3司12局當真紆尊降貴落街派傳單，是史無前例，證明政府是高度重視政改，這可能對爭取普遍民意有幫助。但他提醒，「派傳單」定必惹來一班激進年輕人如「紅衫軍」（即社民連成員）包圍，甚至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可能會令政府尷尬。
網民：裙子寓路線圖 「貨不對辦」
另外，網民昨日熱烈討論政府宣傳片，有人批評是浪費公帑，有人揶揄以為政府宣傳「和諧家庭」；有「心水清」網民更指出，宣傳片中女兒設計了晚裝的款式（寓意泛民設計了普選路線圖），但最終母親剪裁好的裙子，並不一樣，證明即使母女間有信任，但最終仍是「貨不對辦」。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政府全速開展爭取民意支持政改的工作，昨日更推出廣告攻勢。有學者質疑政府如今要爭取的，是泛民選民的支持，而這些選民要求的是泛民與中央談判有成果，否則政府無論做多少公關宣傳工作，最多只能增加幾個百分點支持，不能左右大局。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宣傳短片旨在要求港人信任中央，但現時核心問題，不是雙方是否有信任，而是會面務必要有成果。「泛民支持者不會理會這些電視、高官派街招等公關攻勢，這些最多只能爭取多幾個百分點的支持，無助政府爭取到六、七成民意」。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如果3司12局當真紆尊降貴落街派傳單，是史無前例，證明政府是高度重視政改，這可能對爭取普遍民意有幫助。但他提醒，「派傳單」定必惹來一班激進年輕人如「紅衫軍」（即社民連成員）包圍，甚至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可能會令政府尷尬。
網民：裙子寓路線圖 「貨不對辦」
另外，網民昨日熱烈討論政府宣傳片，有人批評是浪費公帑，有人揶揄以為政府宣傳「和諧家庭」；有「心水清」網民更指出，宣傳片中女兒設計了晚裝的款式（寓意泛民設計了普選路線圖），但最終母親剪裁好的裙子，並不一樣，證明即使母女間有信任，但最終仍是「貨不對辦」。
「智力」的迷思
「智力」的迷思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相信，「智力」（intelligence）是決定「學業成績」（achievement）的重要因素，而智力是天生的，即上天給你多少，是沒法改變的事實，可以做的只是「將勤補拙」。新聞報道亦常提及，某某因意外傷及腦部，自此智力衰退，因此相信「智力」跟人腦的大小和內部結構有關。
腦袋的運作固然影響人的思維表現，可是，環境因素亦可以刺激大腦思維能力的發展。有人曾以老鼠作分組實驗，發現那些終日碰撞到玩具、阻礙物，在「複雜環境」（complex environments）長大的老鼠，比那些只關在小籠裡的老鼠，腦部視覺皮層細胞的「突觸形成」（synapse formation）次數多出25%，跑迷宮的成功率亦高出很多。
科學雖發展迅速，但至今仍未能解釋腦部結構和教育、學習、認知等活動的關係。然而，可相信的是，讓孩子處身於「要用腦」的學習環境，多接觸事物，在學業上經常得到「回饋」，有助「能力」的發展和提升。
不少學者（如Gardner、Sternberg）亦曾提出所謂「智力」亦非「單元」，人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優勢（如運動、音樂等）。雖然如此，學校裡要「教」學生的東西大部分其實都是很「基本」的，都可以「學」得來的。只有在極度強調「天賦」和「競爭」的環境裡，例如幼稚園和小一竟要考「入學試」，又或像香港高考般把課程定在超高難度水平，人才會以為「智力」凌駕一切，並把失敗歸因於「生來愚魯，雖努力亦徒然」。其實上天並沒有給人愚蠢的腦袋，「以為自己很蠢」才是學習的最大心理障礙。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相信，「智力」（intelligence）是決定「學業成績」（achievement）的重要因素，而智力是天生的，即上天給你多少，是沒法改變的事實，可以做的只是「將勤補拙」。新聞報道亦常提及，某某因意外傷及腦部，自此智力衰退，因此相信「智力」跟人腦的大小和內部結構有關。
腦袋的運作固然影響人的思維表現，可是，環境因素亦可以刺激大腦思維能力的發展。有人曾以老鼠作分組實驗，發現那些終日碰撞到玩具、阻礙物，在「複雜環境」（complex environments）長大的老鼠，比那些只關在小籠裡的老鼠，腦部視覺皮層細胞的「突觸形成」（synapse formation）次數多出25%，跑迷宮的成功率亦高出很多。
科學雖發展迅速，但至今仍未能解釋腦部結構和教育、學習、認知等活動的關係。然而，可相信的是，讓孩子處身於「要用腦」的學習環境，多接觸事物，在學業上經常得到「回饋」，有助「能力」的發展和提升。
不少學者（如Gardner、Sternberg）亦曾提出所謂「智力」亦非「單元」，人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優勢（如運動、音樂等）。雖然如此，學校裡要「教」學生的東西大部分其實都是很「基本」的，都可以「學」得來的。只有在極度強調「天賦」和「競爭」的環境裡，例如幼稚園和小一竟要考「入學試」，又或像香港高考般把課程定在超高難度水平，人才會以為「智力」凌駕一切，並把失敗歸因於「生來愚魯，雖努力亦徒然」。其實上天並沒有給人愚蠢的腦袋，「以為自己很蠢」才是學習的最大心理障礙。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功能組別議員強調具代表性
功能組別議員強調具代表性
《星島》，2010年5月18日
立法會政改小組委員會討論2012政改方案，功能組別多位議員認為，雖然功能組別議員並非直選產生，但是仍具一定代表性。
代表航運交通界的自由黨劉健儀指出，即使直選產生的議員也不能夠代表全港巿民。而功能組別議員也不只為業界服務，而是為整體社會。
旅遊界謝偉俊說，經常接獲巿民投訴，不滿泛民刻意醜化功能組別議員。
代表法律界的公民黨吳靄儀認為，功能組別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問責性，若巿民不滿功能組別議員的工作，也難以選擇其他議員。她更擔心近來社會討論傾向永久保留功組別的趨勢。
民主黨的劉慧卿指出，政府數據顯示每個立法會議席相對人口比例約11萬人，是不能反映事實的，因為一半議席屬功能組別，代表性跟直選議員不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全體議席相對人口比例是客觀數據，香港將邁向普選 。
民主黨張文光表示，中央政府曾經代香港向聯合國提交報告，表明功能組別最終將過度至普選，是一個不可動搖承諾，因此香港最終應該取消功能組別，否則中央將失信於國際社會。
公民黨的余若薇補充，他們只是批評功能組別的制度，並非針對個別議員，同時保存直選與功能組別兩套制度，只會引起分化及不信任。
《星島》，2010年5月18日
立法會政改小組委員會討論2012政改方案，功能組別多位議員認為，雖然功能組別議員並非直選產生，但是仍具一定代表性。
代表航運交通界的自由黨劉健儀指出，即使直選產生的議員也不能夠代表全港巿民。而功能組別議員也不只為業界服務，而是為整體社會。
旅遊界謝偉俊說，經常接獲巿民投訴，不滿泛民刻意醜化功能組別議員。
代表法律界的公民黨吳靄儀認為，功能組別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問責性，若巿民不滿功能組別議員的工作，也難以選擇其他議員。她更擔心近來社會討論傾向永久保留功組別的趨勢。
民主黨的劉慧卿指出，政府數據顯示每個立法會議席相對人口比例約11萬人，是不能反映事實的，因為一半議席屬功能組別，代表性跟直選議員不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全體議席相對人口比例是客觀數據，香港將邁向普選 。
民主黨張文光表示，中央政府曾經代香港向聯合國提交報告，表明功能組別最終將過度至普選，是一個不可動搖承諾，因此香港最終應該取消功能組別，否則中央將失信於國際社會。
公民黨的余若薇補充，他們只是批評功能組別的制度，並非針對個別議員，同時保存直選與功能組別兩套制度，只會引起分化及不信任。
2010年5月14日 星期五
Spin 真人 Show
Spin 真人 Show
林天悟 May 10, 2010 信報 P14
身為傳媒人，看到日前發生的「雙曾羅生門」事件不禁會心微笑，皆因所有情節都似曾相識，那不就是在傳媒界每天都發生的「Spin真人Show」嗎？據報章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十名泛民議員會面期間，雙方在「互不引述」下，曾鈺成「自爆」特首曾蔭權曾游說他投票支持政改，並指不用辭去立法會主席職務，其中《明報》強調有四名泛民議員證實有關說法，但「雙曾」事後卻強烈否認，而李卓人則公開堅稱「無聽錯」，令事件謎團重重。
「羅生門」故事中總有人說謊，到底是兩位姓曾的人士是在狡辯，抑或是泛民議員聽覺有問題，真相留待各方考究。僅在此提醒各方，兩位曾先生都是玩文字遊戲的超級高手，一定明白「游說」與「施壓」是兩種意思；「明暗」跟「暗示」亦完全不同；至於「討論」和「勸說」又是兩碼子的事。所以各位同業發問時，記着要跟主角們咬文嚼字，把一切弄個清楚。
操控翌日見報內容
如果爆料的泛民議員所說屬實，再把事作套進傳媒的日常運作中，情況就如政府要推銷政策，於是派高官或要員相約友好記者相聚，閒談間說到一些「不可具名引述」的言論，然後讓記者在媒體中發表。這是一種退可攻、退可守的spin形式，既能測試市民反應，一旦民意反彈，官方的說法是：「有關傳言毫無事實根據，我們深表遺憾。」有行家甚至遇過一種情況，某高官在聚會上「親切」引導報章記者的「思考方向」，到晚上還向他或其上司來個「溫馨提示」的來電，務求能操控翌日見報的內容。
假如報道效果與官方預測相差太遠，同一位高官就站到鏡頭前，聲色俱厲地把傳媒的說法完全否認，變臉技巧之高超令人佩服。這時候一般記者都會選擇啞忍，因為就算揭穿了「資料來源」，讀者都未必會相信，反而質疑為何不作具名報道？是不是甘願變成官方的傳聲筒？最嚴重的後結更會賠上機構的公信力。
另外，能出席聚會的行家多是與官方關係良好，這種事件被視為是「忠誠度」測試，啞忍者將他朝大有機會受到「放料」厚待。何況政府無論承認抑或否認，事隔一天又是另一樁新聞了。因此，部分行家看着兩位「德高望重」的曾先生在「否認再否認」，再想到平日自己的遭遇，心裏隱隱然有一種快感。
傳媒容易退讓
近日浸淫於英國大選的行家語不驚人死不休：「政府官員或政黨行spin政策，其實是好事。」他解釋，只有在有新聞自由的地區或國家，才有spin媒體這回事，若出版及廣播事業受到政府控制，官方只會實施「行政指令」等強硬政策，毋須派人與傳媒打交道。但是，香港這種近乎赤裸裸地左右報道方向的spin方式，仍屬於極低層次，亦顯示傳媒容易在專業操守中退讓，逐漸成為親政府、親權貴的一方。
在英美德等西方國家，政府機構或政黨亦會對媒體進行游說及打關係等工作，但無論是總統、首相抑或皇室，任何人都不敢明目強瞻地左右媒體的報道內容，否則其行為反而會成為頭條新聞。其中美國的《權利法案》第一條，即憲法的第一修正案開宗明義去保障國民的言論自由，歷史上曾有總統或有勢力人士想挑戰此法案，均沒有好下場。最著名的例子是前總統尼克遜無法阻止《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水門事件」系列，還被揭發一連串不恰當事件，最終宣布辭職。
在真正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媒體毋須「顧全大局」（最新說法是「顧全大陸」），最重要是專注新聞是否屬實，正如一位資深前輩說：「如何收拾殘局，那是政府的事。」以這個標準來看，香港有些傳媒機構似乎遠未達標，而內地的媒體更是全面受到政府監控，禁忌的界線也愈來愈多，作為新聞從業員，實在不無可悲。
內地新聞界其中一個禁忌密碼就是「災難寶寶」，還有兩天就是汶川大地震兩周年，而昨天則是母親節，許多行家憶起那些淒慘孩子都戚戚然：毒奶粉、毒疫苗、豆腐渣工程……把一批批未來社會棟樑摧毁了。
近年，紅爆內地網絡的作家韓寒在博客貼出文章《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內容觸及界線而迅速被「河蟹」掉，但網民已瘋狂轉貼，再也禁不住了。文中談及近期國內發生五宗校園兇案，「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
內地官方壓媒體
韓寒發現，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發生後，當地報章的頭版是大字標題的「泰州近日三喜臨門」，滿心歡喜地介紹地方的成就，而慘劇消息就被壓住，「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韓寒總結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七步曲奏出和諧的歌舞昇平景象，背後卻滿是血和淚的控訴，只是聲音永不能外傳。
去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各大傳媒均早早派記者到當地做特備節目，焦點集中於災後重建進度和豆腐渣問題，做出不少具深度的系列報道。當時行家已被政府人員監視，採訪車長期被跟蹤，受訪者遭受打壓，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連發言的權利都被剝奪。
過去一年，調查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紛紛被捕、判刑或迫害，本港媒體則對川震紀念興趣大減，而當地政府則嚴防境外記者到來採訪，除了一些官方安排活動外，記者當然千方百計與地震死亡的學童家長會面。
但是，地震周年前夕，地方官員以一對一方式，一邊利誘威迫恐嚇，另邊全天候「陪伴」不聽話的學童家庭，以免他們接受採訪。而家長之間亦有「無間道」，暗裏向當局通報記者的行蹤。喪親家庭受到斯對待，天國的孩子看到這種情境，會希望父母堅持抗爭抑或做個活得舒適的順民呢？請國家領導來解答。
林天悟 May 10, 2010 信報 P14
身為傳媒人，看到日前發生的「雙曾羅生門」事件不禁會心微笑，皆因所有情節都似曾相識，那不就是在傳媒界每天都發生的「Spin真人Show」嗎？據報章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十名泛民議員會面期間，雙方在「互不引述」下，曾鈺成「自爆」特首曾蔭權曾游說他投票支持政改，並指不用辭去立法會主席職務，其中《明報》強調有四名泛民議員證實有關說法，但「雙曾」事後卻強烈否認，而李卓人則公開堅稱「無聽錯」，令事件謎團重重。
「羅生門」故事中總有人說謊，到底是兩位姓曾的人士是在狡辯，抑或是泛民議員聽覺有問題，真相留待各方考究。僅在此提醒各方，兩位曾先生都是玩文字遊戲的超級高手，一定明白「游說」與「施壓」是兩種意思；「明暗」跟「暗示」亦完全不同；至於「討論」和「勸說」又是兩碼子的事。所以各位同業發問時，記着要跟主角們咬文嚼字，把一切弄個清楚。
操控翌日見報內容
如果爆料的泛民議員所說屬實，再把事作套進傳媒的日常運作中，情況就如政府要推銷政策，於是派高官或要員相約友好記者相聚，閒談間說到一些「不可具名引述」的言論，然後讓記者在媒體中發表。這是一種退可攻、退可守的spin形式，既能測試市民反應，一旦民意反彈，官方的說法是：「有關傳言毫無事實根據，我們深表遺憾。」有行家甚至遇過一種情況，某高官在聚會上「親切」引導報章記者的「思考方向」，到晚上還向他或其上司來個「溫馨提示」的來電，務求能操控翌日見報的內容。
假如報道效果與官方預測相差太遠，同一位高官就站到鏡頭前，聲色俱厲地把傳媒的說法完全否認，變臉技巧之高超令人佩服。這時候一般記者都會選擇啞忍，因為就算揭穿了「資料來源」，讀者都未必會相信，反而質疑為何不作具名報道？是不是甘願變成官方的傳聲筒？最嚴重的後結更會賠上機構的公信力。
另外，能出席聚會的行家多是與官方關係良好，這種事件被視為是「忠誠度」測試，啞忍者將他朝大有機會受到「放料」厚待。何況政府無論承認抑或否認，事隔一天又是另一樁新聞了。因此，部分行家看着兩位「德高望重」的曾先生在「否認再否認」，再想到平日自己的遭遇，心裏隱隱然有一種快感。
傳媒容易退讓
近日浸淫於英國大選的行家語不驚人死不休：「政府官員或政黨行spin政策，其實是好事。」他解釋，只有在有新聞自由的地區或國家，才有spin媒體這回事，若出版及廣播事業受到政府控制，官方只會實施「行政指令」等強硬政策，毋須派人與傳媒打交道。但是，香港這種近乎赤裸裸地左右報道方向的spin方式，仍屬於極低層次，亦顯示傳媒容易在專業操守中退讓，逐漸成為親政府、親權貴的一方。
在英美德等西方國家，政府機構或政黨亦會對媒體進行游說及打關係等工作，但無論是總統、首相抑或皇室，任何人都不敢明目強瞻地左右媒體的報道內容，否則其行為反而會成為頭條新聞。其中美國的《權利法案》第一條，即憲法的第一修正案開宗明義去保障國民的言論自由，歷史上曾有總統或有勢力人士想挑戰此法案，均沒有好下場。最著名的例子是前總統尼克遜無法阻止《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水門事件」系列，還被揭發一連串不恰當事件，最終宣布辭職。
在真正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媒體毋須「顧全大局」（最新說法是「顧全大陸」），最重要是專注新聞是否屬實，正如一位資深前輩說：「如何收拾殘局，那是政府的事。」以這個標準來看，香港有些傳媒機構似乎遠未達標，而內地的媒體更是全面受到政府監控，禁忌的界線也愈來愈多，作為新聞從業員，實在不無可悲。
內地新聞界其中一個禁忌密碼就是「災難寶寶」，還有兩天就是汶川大地震兩周年，而昨天則是母親節，許多行家憶起那些淒慘孩子都戚戚然：毒奶粉、毒疫苗、豆腐渣工程……把一批批未來社會棟樑摧毁了。
近年，紅爆內地網絡的作家韓寒在博客貼出文章《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內容觸及界線而迅速被「河蟹」掉，但網民已瘋狂轉貼，再也禁不住了。文中談及近期國內發生五宗校園兇案，「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
內地官方壓媒體
韓寒發現，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發生後，當地報章的頭版是大字標題的「泰州近日三喜臨門」，滿心歡喜地介紹地方的成就，而慘劇消息就被壓住，「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韓寒總結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七步曲奏出和諧的歌舞昇平景象，背後卻滿是血和淚的控訴，只是聲音永不能外傳。
去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各大傳媒均早早派記者到當地做特備節目，焦點集中於災後重建進度和豆腐渣問題，做出不少具深度的系列報道。當時行家已被政府人員監視，採訪車長期被跟蹤，受訪者遭受打壓，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連發言的權利都被剝奪。
過去一年，調查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紛紛被捕、判刑或迫害，本港媒體則對川震紀念興趣大減，而當地政府則嚴防境外記者到來採訪，除了一些官方安排活動外，記者當然千方百計與地震死亡的學童家長會面。
但是，地震周年前夕，地方官員以一對一方式，一邊利誘威迫恐嚇，另邊全天候「陪伴」不聽話的學童家庭，以免他們接受採訪。而家長之間亦有「無間道」，暗裏向當局通報記者的行蹤。喪親家庭受到斯對待，天國的孩子看到這種情境，會希望父母堅持抗爭抑或做個活得舒適的順民呢？請國家領導來解答。
2010年5月13日 星期四
廢除功能組別與道德保育
關啟文、麥沛泉﹕廢除功能組別與道德保育
《明報》，2010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近年就着涉及道德的社會政策有不少激烈爭議，如賭波合法化、性傾向歧視立法和家暴條例修訂，關心道德的社會人士在這些爭論中積極介入，可稱他們為「道德保育」人士。（「道德塔利班」的標籤並不恰當，且有侮辱之嫌。）
政府最近有關2012年選舉的方案，沒有回應民間強烈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令人非常遺憾。本文指出從道德保育角度也有理由贊成廢除功能組別。
賭波合法化為例
有關廢除功能組別的討論對於道德議題少有討論。2003年政府為增加收入，不顧賭風加劇而將賭波合化法。當時數十個社福界、教育界、家長界及基督教團體，均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賭波合化法會助長賭風，容易令學生染上賭博惡習。最後賭波合化法在30票贊成下通過——22票屬功能組別。賭波合法化在功能組別護航下通過，令受賭博禍害的市民大幅增加。監察賭風聯盟在2004年發現，賭波合法化後中學生賭波人數增加了五成。
提供戒賭服務的明愛展晴中心發現，參與賭博的市民大多為基層，近八成月入低於1.5萬元，其中低過1萬元的有五成，難怪有人說合法賭博等於開徵「窮人稅」！明愛今年初也發現，25歲以下的賭波賭徒超過一成，是其他類型賭徒的5倍。七成受訪者20歲前已開始賭博，反映大部分人求學時便開始賭錢。近兩成半人因賭波欠債10至20萬元，超過三成半人更欠債達20至60萬元或以上。據政府調查，香港約有11萬病態賭徒，以及16萬問題賭徒。以一個賭徒影響4位親友而言，超過百萬港人受賭博問題影響，如問題賭徒的配偶承受巨大壓力，有一成曾有自殺念頭及要定期看精神科醫生。
地區直選的議員需要向市民問責，功能組別的議員卻非由一般市民選出，較多照顧業界及政府利益，也較傾向支持文化保育人士詬病的中環價值，以及經濟發展至上的思想，往往認為社會道德不值一哂，這點道德保育人士不得不察。
道德保育和文化／環境保育同樣重要，經濟掛帥主義破壞道德生態，不單不利社會健全發展和青少年成長，也有違社會公義，就如為了庫房收入把賭波合法化，令本已弱勢的低下層加倍受害。
廢除功能組別的信仰原因
道德保育人士中有不少宗教人士，基於信仰對人平等尊嚴的肯定，和對人性墮落容易導致的權力腐敗，亦應對功能組別制度有嚴重的質疑。筆者和400多個基督徒團體及個人在2月19日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已清晰表達這立場。
道德保育人士或在政治立場上不盡相同，但道德保育不等同「保皇」。道德保育人士主要關心政府政策對道德的影響，不會為反對而反對，也毋須為政府護航。如家暴條例修訂，道德保育人士不反對修例以保障同性同居者，但認為要正名，甚或再進一步擴大保護範圍。這立場是反政府的（反而同運和部分民主派大力支持政府） ，在賭波合法化和性傾向歧視立法上，道德保育團體都是反政府的，這是「保皇」嗎？
我們認為道德保育人士同樣需要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努力為我們下一代建立民主政制，使政府更積極聽取民意，這與保衛良好社會風氣並行不悖。
作者關啟文是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麥沛泉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
《明報》，2010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近年就着涉及道德的社會政策有不少激烈爭議，如賭波合法化、性傾向歧視立法和家暴條例修訂，關心道德的社會人士在這些爭論中積極介入，可稱他們為「道德保育」人士。（「道德塔利班」的標籤並不恰當，且有侮辱之嫌。）
政府最近有關2012年選舉的方案，沒有回應民間強烈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令人非常遺憾。本文指出從道德保育角度也有理由贊成廢除功能組別。
賭波合法化為例
有關廢除功能組別的討論對於道德議題少有討論。2003年政府為增加收入，不顧賭風加劇而將賭波合化法。當時數十個社福界、教育界、家長界及基督教團體，均表示強烈反對，認為賭波合化法會助長賭風，容易令學生染上賭博惡習。最後賭波合化法在30票贊成下通過——22票屬功能組別。賭波合法化在功能組別護航下通過，令受賭博禍害的市民大幅增加。監察賭風聯盟在2004年發現，賭波合法化後中學生賭波人數增加了五成。
提供戒賭服務的明愛展晴中心發現，參與賭博的市民大多為基層，近八成月入低於1.5萬元，其中低過1萬元的有五成，難怪有人說合法賭博等於開徵「窮人稅」！明愛今年初也發現，25歲以下的賭波賭徒超過一成，是其他類型賭徒的5倍。七成受訪者20歲前已開始賭博，反映大部分人求學時便開始賭錢。近兩成半人因賭波欠債10至20萬元，超過三成半人更欠債達20至60萬元或以上。據政府調查，香港約有11萬病態賭徒，以及16萬問題賭徒。以一個賭徒影響4位親友而言，超過百萬港人受賭博問題影響，如問題賭徒的配偶承受巨大壓力，有一成曾有自殺念頭及要定期看精神科醫生。
地區直選的議員需要向市民問責，功能組別的議員卻非由一般市民選出，較多照顧業界及政府利益，也較傾向支持文化保育人士詬病的中環價值，以及經濟發展至上的思想，往往認為社會道德不值一哂，這點道德保育人士不得不察。
道德保育和文化／環境保育同樣重要，經濟掛帥主義破壞道德生態，不單不利社會健全發展和青少年成長，也有違社會公義，就如為了庫房收入把賭波合法化，令本已弱勢的低下層加倍受害。
廢除功能組別的信仰原因
道德保育人士中有不少宗教人士，基於信仰對人平等尊嚴的肯定，和對人性墮落容易導致的權力腐敗，亦應對功能組別制度有嚴重的質疑。筆者和400多個基督徒團體及個人在2月19日的《基督徒關注普選聲明》，已清晰表達這立場。
道德保育人士或在政治立場上不盡相同，但道德保育不等同「保皇」。道德保育人士主要關心政府政策對道德的影響，不會為反對而反對，也毋須為政府護航。如家暴條例修訂，道德保育人士不反對修例以保障同性同居者，但認為要正名，甚或再進一步擴大保護範圍。這立場是反政府的（反而同運和部分民主派大力支持政府） ，在賭波合法化和性傾向歧視立法上，道德保育團體都是反政府的，這是「保皇」嗎？
我們認為道德保育人士同樣需要爭取廢除功能組別，努力為我們下一代建立民主政制，使政府更積極聽取民意，這與保衛良好社會風氣並行不悖。
作者關啟文是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麥沛泉是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
自製定時炸彈 政府愚不可及
中國評論﹕自製定時炸彈 政府愚不可及
《明報》，2010年5月13日
又是一場血腥的校園屠殺，又是一次嚴密的新聞封鎖，只是昨天陝西南鄭幼稚園殺童案的相關留言刪除，較以往同類事件做得更加乾淨利落，連百度漢中吧網民都發出怒吼：「連說說都不行，還讓不讓人活呀！」
又一血案 又一次新聞封鎖
也許有人說，這種消息被封閉是正確的，不然模仿跟風的更多，但其實，如果說都不能說，出問題的人會更多：正是因為報道被關注，才能引起社會的警醒，正像有網民所說，個人、社會都有問題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孩子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一個精神正常的人，無論有什麼不幸，都沒有理由把屠刀指向無辜的兒童。但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氣，以及少數國人內心深處無藥可救的惡質人性，竟令這種冷血的恐怖戲碼頻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兇殘程度連美國校園血案的槍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覺無希望就去毁滅其他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毁滅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會不公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loser），卻是值得社會每一個成員深思的。
如果說城市的激烈競爭易讓人產生偏執狂之類的精神病的話，廣大農村基層黑惡勢力與警匪勾結，生活的窘困，更能讓人產生無助感。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打壓上訪、限制言論，正是在製造更多這類潛在的「定時炸彈」。當川震受打壓家長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藥與槍」，豈不令人不寒而慄嗎？心理健康 社會公義的反映
國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觀之，社會的公平正義也關乎國家的安全，而像打壓受害者、封鎖慘案消息，只會讓人們將原本集中在對無良奸商、冷血殺手的仇恨，轉移到政府頭上，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孫嘉業
《明報》，2010年5月13日
又是一場血腥的校園屠殺，又是一次嚴密的新聞封鎖，只是昨天陝西南鄭幼稚園殺童案的相關留言刪除，較以往同類事件做得更加乾淨利落，連百度漢中吧網民都發出怒吼：「連說說都不行，還讓不讓人活呀！」
又一血案 又一次新聞封鎖
也許有人說，這種消息被封閉是正確的，不然模仿跟風的更多，但其實，如果說都不能說，出問題的人會更多：正是因為報道被關注，才能引起社會的警醒，正像有網民所說，個人、社會都有問題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孩子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一個精神正常的人，無論有什麼不幸，都沒有理由把屠刀指向無辜的兒童。但不幸的是，中國社會中日益充斥的暴戾之氣，以及少數國人內心深處無藥可救的惡質人性，竟令這種冷血的恐怖戲碼頻繁地在神州大地上演，其兇殘程度連美國校園血案的槍手都要自愧不如。自覺無希望就去毁滅其他人的希望，固然卑劣，但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毁滅了如此之多的希望，何等的社會不公製造了如此之多的失意者（loser），卻是值得社會每一個成員深思的。
如果說城市的激烈競爭易讓人產生偏執狂之類的精神病的話，廣大農村基層黑惡勢力與警匪勾結，生活的窘困，更能讓人產生無助感。而在這方面，政府的打壓上訪、限制言論，正是在製造更多這類潛在的「定時炸彈」。當川震受打壓家長表示，「此刻我思念的是炸藥與槍」，豈不令人不寒而慄嗎？心理健康 社會公義的反映
國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某程度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程度的反映，由是觀之，社會的公平正義也關乎國家的安全，而像打壓受害者、封鎖慘案消息，只會讓人們將原本集中在對無良奸商、冷血殺手的仇恨，轉移到政府頭上，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孫嘉業
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明報專訊】公民教育，的確可以提升學生對時事的關心。兩個初中生聊天，談起最近的熱門話題：「星期日5月16日，你爸爸媽媽會唔會投票？」「會，佢哋每次都投，仲帶埋我去，佢哋話，係最好嘅公民教育喎。你呢？」「佢哋唔會去。爸爸話，曾特首講過，投票浪費公帑，所以佢哋話唔去……」說到這裏，上課鐘聲響起，同學急步回班房去。
誰說官員再沒有影響力？誰說曾蔭權的說話沒人聽？當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透過傳媒放大，就變成入心入肺的真理，叫人深信不疑。
曾幾何時，當社民連諸君提出5區議員辭職舉行變相公投的時候，建制派包括政府官員，表面大肆抨擊，無不嗤之以鼻，但喜悅之情，卻溢於言表，建制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現形隱形左派，個個都摩拳擦掌，自由黨更擬定了參選名單，希望進佔一個半個議席，以壯聲勢。甚至主管政制的特區官員，明示暗示，游說動員自己友參選。建制派最大的盤算，就是盡贏4席，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如果能夠盡入囊中，就可一勞永逸，從此安枕無憂。
保皇黨所以如此積極進取，當然不敢自己拿主意。政圈流傳，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就是這種「投入選戰搶奪議席」的思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
豈料，形勢峰迴路轉，打大仗的方針一夜間叫停，緊貼中央政策的保皇黨，突然煞車急轉，集體杯葛選舉，特區官員也奉命全面冷處理，死命令是：要使5區公投，零星寥落，奄奄一息。也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但方向不同而已。
選民甘心被牽着鼻子走嗎？
特區政府雖然不敢公然違法，取消補選，也按照法律，撥款進行，但大動作和小動作，卻沒有一刻停止過。街板不拆，呼籲不做，選舉通知書也遲遲未能收到，特首更態度曖昧，帶頭拒絕投票，在投票不投票的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向公務員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試想想，如果當初「搶奪議席」的方針仍然有效，浪費公帑違法違憲，甚至上綱上線到搞港獨的指摘，還會出現嗎？「積極參選，踴躍投票」的密集宣傳，可能就會鋪天蓋地，響遍大街小巷。
獨立思考的香港選民，甘心被這種一時一樣的政治謀略，似是而非的鸚鵡學舌牽着鼻子走嗎？如果5‧16的投票率，真的低到一個不堪的水平，給阿爺的政治信息是什麼？「港人對什麼時候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根本毫不着緊。」如果5‧16投票寥落冷清，要求溝通的溫和普選聯，還會有談判的基礎和後盾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1000公里的香港有真正的選舉，13億中國人民，只有香港的700萬人才有機會憑藉手中的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力量仍然微弱，但，你甘心就這樣放棄嗎？
【明報專訊】公民教育，的確可以提升學生對時事的關心。兩個初中生聊天，談起最近的熱門話題：「星期日5月16日，你爸爸媽媽會唔會投票？」「會，佢哋每次都投，仲帶埋我去，佢哋話，係最好嘅公民教育喎。你呢？」「佢哋唔會去。爸爸話，曾特首講過，投票浪費公帑，所以佢哋話唔去……」說到這裏，上課鐘聲響起，同學急步回班房去。
誰說官員再沒有影響力？誰說曾蔭權的說話沒人聽？當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透過傳媒放大，就變成入心入肺的真理，叫人深信不疑。
曾幾何時，當社民連諸君提出5區議員辭職舉行變相公投的時候，建制派包括政府官員，表面大肆抨擊，無不嗤之以鼻，但喜悅之情，卻溢於言表，建制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現形隱形左派，個個都摩拳擦掌，自由黨更擬定了參選名單，希望進佔一個半個議席，以壯聲勢。甚至主管政制的特區官員，明示暗示，游說動員自己友參選。建制派最大的盤算，就是盡贏4席，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如果能夠盡入囊中，就可一勞永逸，從此安枕無憂。
保皇黨所以如此積極進取，當然不敢自己拿主意。政圈流傳，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就是這種「投入選戰搶奪議席」的思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
豈料，形勢峰迴路轉，打大仗的方針一夜間叫停，緊貼中央政策的保皇黨，突然煞車急轉，集體杯葛選舉，特區官員也奉命全面冷處理，死命令是：要使5區公投，零星寥落，奄奄一息。也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但方向不同而已。
選民甘心被牽着鼻子走嗎？
特區政府雖然不敢公然違法，取消補選，也按照法律，撥款進行，但大動作和小動作，卻沒有一刻停止過。街板不拆，呼籲不做，選舉通知書也遲遲未能收到，特首更態度曖昧，帶頭拒絕投票，在投票不投票的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向公務員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試想想，如果當初「搶奪議席」的方針仍然有效，浪費公帑違法違憲，甚至上綱上線到搞港獨的指摘，還會出現嗎？「積極參選，踴躍投票」的密集宣傳，可能就會鋪天蓋地，響遍大街小巷。
獨立思考的香港選民，甘心被這種一時一樣的政治謀略，似是而非的鸚鵡學舌牽着鼻子走嗎？如果5‧16的投票率，真的低到一個不堪的水平，給阿爺的政治信息是什麼？「港人對什麼時候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根本毫不着緊。」如果5‧16投票寥落冷清，要求溝通的溫和普選聯，還會有談判的基礎和後盾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1000公里的香港有真正的選舉，13億中國人民，只有香港的700萬人才有機會憑藉手中的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力量仍然微弱，但，你甘心就這樣放棄嗎？
2010年5月10日 星期一
五區公投還有 6日
五區公投還有 6日
股壇長毛力撐 5.16投票：功能組別阻香港發達
《蘋果日報》2010年05月10日
David Webb，一個連中文名也沒有的「鬼佬」，在香港傳媒的曝光率卻奇高。
他經常踢爆企業管治問題甚至上市公司醜聞，儼如小股民權益代言人，被冠以「股壇長毛」之名，但跟「政壇長毛」的經濟理念南轅北轍。
你以為只有草根左翼的梁國雄才反對功能組別？信奉自由市場的 Webb告訴你，功能組別其實阻香港發達，所以他跟政壇長毛一樣，反對到底。 記者：陳沛敏
香港民主，等你一票！
在香港，阻人發達是很嚴重的指控。在香港一些財團大亨眼中， David Webb也阻人發達。不幸被他踢中的上市公司，輕則股價暴跌，重則清盤收場；近年經典戰績，還包括率先揭露電盈私有化種票疑雲，踢爆中信泰富炒燶外滙中榮智健女兒的角色。
Webb卻認為，阻香港發達的，其實是造成官商利益千絲萬縷愛恨交纏的畸形政治制度。他指出，香港的定位是國際金融中心，但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領導的政府，卻因為受到商界壓力，市場改革舉步維艱，像延長董事股份禁售期的措施近乎胎死腹中，像引入上市公司季度報告的建議遲遲未能落實，長遠削弱香港市場的競爭力。
功能組別…阻撓公平競爭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利益問題更加赤裸。例如，大財團壟斷市場，公平競爭法卻一直無法出台，就是因為功能組別議員千方百計阻撓。 Webb指出，香港的大財團地產商可以同時透過把持零售界、酒店界、地產界的選票，發揮極大影響力，左右政策，影響市場的公平性。
親北京陣營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的其中一個謬論，是 30個功能組別議席代表的 28個界別，貢獻香港 90%本地生產總值（ GDP）。反駁謬論，對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智商極高（他是智商最高的 2%人類才能入會的 Mensa會員兼香港分會前主席）的 Webb來說，易如反掌，「這是絕對錯誤的，大部份功能組別是公司團體票，而有份貢獻香港 GDP的，是在那些公司工作、令那些公司賺錢的人。」那些打工的人，大部份沒有功能組別的投票權。
Webb批評，政府的政改方案最令他無法接受的，是完全沒有處理功能組別公司團體票的問題，完全沒有試圖擴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他認為，若政府是真心逐步取消功能組別，讓香港政制最終達致真普選，那即使 2012年仍保留功能組別，也應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而非增加五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功能組別。
2020年…香港優勢將盡失
他舉例，現在香港的建築工人、股票經紀、保險經紀、地產代理等等都要向專業團體或特定機構登記或領牌，讓他們變成 2012年功能組別的選民沒有半點難度，「但政府不想那樣，它想保留現有功能組別，明顯是為了大商家的利益。」「北京想保留功能組別，因為想繼續操控香港的管治。」
北京和建制派常稱功能組別有利經濟發展，但 Webb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一日不改革，長此以往，香港繁榮安定勢將不保，「若不解決現在的政制問題，一旦人民幣可以完全自由兌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一定減退……屆時有上海，那些公司還來成本較高的香港幹甚麼？」 Webb認為，除非香港實現真普選，實現更公平、透明和良好管治的市場制度，才能維持優勢。
中國國務院已揚言，上海要在 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論者視此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香港卻至今未有真普選的時間表；到 2020年，香港的「普選」可能仍然存在功能組別。到時候，香港將一無所有。
09年功能界別選民分佈
金融界 團體： 132 個人：- 總數： 132
保險界 團體： 141 個人：- 總數： 141
鄉議局 團體：- 個人： 155 總數： 155
漁農界 團體： 160 個人：- 總數： 160
航運交通界 團體： 178 個人：- 總數： 178
區議會 團體：- 個人： 425 總數： 425
金融服務界 團體： 578 個人：- 總數： 578
勞工界※ 團體： 597 個人：- 總數： 597
工業界（第一） 團體： 715 個人：- 總數： 715
地產及建造界 團體： 441 個人： 286 總數： 727
工業界（第二） 團體： 805 個人：- 總數： 805
商界（第一） 團體： 1,040 個人：- 總數： 1,040
旅遊界 團體： 1,236 個人：- 總數： 1,236
進出口界 團體： 875 個人： 619 總數： 1,494
商界（第二） 團體： 748 個人： 1,066 總數： 1,814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團體： 2,060 個人： 155 總數： 2,215
紡織及製衣界 團體： 3,579 個人： 130 總數： 3,709
資訊科技界 團體： 364 個人： 5,383 總數： 5,747
批發及零售界 團體： 1,829 個人： 4,168 總數： 5,997
法律界 團體：- 個人： 6,022 總數： 6,022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團體：- 個人： 6,117 總數： 6,117
飲食界 團體： 582 個人： 7,414 總數： 7,996
工程界 團體：- 個人： 8,261 總數： 8,261
醫學界 團體：- 個人： 10,493 總數： 10,493
社會福利界 團體：- 個人： 12,293 總數： 12,293
會計界 團體：- 個人： 22,089 總數： 22,089
衞生服務界 團體：- 個人： 36,491 總數： 36,491
教育界 團體：- 個人： 88,964 總數： 88,964
總數 團體： 16,060 個人： 210,531 總數： 226,591
股壇長毛力撐 5.16投票：功能組別阻香港發達
《蘋果日報》2010年05月10日
David Webb，一個連中文名也沒有的「鬼佬」，在香港傳媒的曝光率卻奇高。
他經常踢爆企業管治問題甚至上市公司醜聞，儼如小股民權益代言人，被冠以「股壇長毛」之名，但跟「政壇長毛」的經濟理念南轅北轍。
你以為只有草根左翼的梁國雄才反對功能組別？信奉自由市場的 Webb告訴你，功能組別其實阻香港發達，所以他跟政壇長毛一樣，反對到底。 記者：陳沛敏
香港民主，等你一票！
在香港，阻人發達是很嚴重的指控。在香港一些財團大亨眼中， David Webb也阻人發達。不幸被他踢中的上市公司，輕則股價暴跌，重則清盤收場；近年經典戰績，還包括率先揭露電盈私有化種票疑雲，踢爆中信泰富炒燶外滙中榮智健女兒的角色。
Webb卻認為，阻香港發達的，其實是造成官商利益千絲萬縷愛恨交纏的畸形政治制度。他指出，香港的定位是國際金融中心，但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領導的政府，卻因為受到商界壓力，市場改革舉步維艱，像延長董事股份禁售期的措施近乎胎死腹中，像引入上市公司季度報告的建議遲遲未能落實，長遠削弱香港市場的競爭力。
功能組別…阻撓公平競爭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利益問題更加赤裸。例如，大財團壟斷市場，公平競爭法卻一直無法出台，就是因為功能組別議員千方百計阻撓。 Webb指出，香港的大財團地產商可以同時透過把持零售界、酒店界、地產界的選票，發揮極大影響力，左右政策，影響市場的公平性。
親北京陣營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的其中一個謬論，是 30個功能組別議席代表的 28個界別，貢獻香港 90%本地生產總值（ GDP）。反駁謬論，對英國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智商極高（他是智商最高的 2%人類才能入會的 Mensa會員兼香港分會前主席）的 Webb來說，易如反掌，「這是絕對錯誤的，大部份功能組別是公司團體票，而有份貢獻香港 GDP的，是在那些公司工作、令那些公司賺錢的人。」那些打工的人，大部份沒有功能組別的投票權。
Webb批評，政府的政改方案最令他無法接受的，是完全沒有處理功能組別公司團體票的問題，完全沒有試圖擴闊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他認為，若政府是真心逐步取消功能組別，讓香港政制最終達致真普選，那即使 2012年仍保留功能組別，也應擴大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而非增加五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功能組別。
2020年…香港優勢將盡失
他舉例，現在香港的建築工人、股票經紀、保險經紀、地產代理等等都要向專業團體或特定機構登記或領牌，讓他們變成 2012年功能組別的選民沒有半點難度，「但政府不想那樣，它想保留現有功能組別，明顯是為了大商家的利益。」「北京想保留功能組別，因為想繼續操控香港的管治。」
北京和建制派常稱功能組別有利經濟發展，但 Webb指出，立法會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一日不改革，長此以往，香港繁榮安定勢將不保，「若不解決現在的政制問題，一旦人民幣可以完全自由兌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一定減退……屆時有上海，那些公司還來成本較高的香港幹甚麼？」 Webb認為，除非香港實現真普選，實現更公平、透明和良好管治的市場制度，才能維持優勢。
中國國務院已揚言，上海要在 2020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論者視此為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時間表。香港卻至今未有真普選的時間表；到 2020年，香港的「普選」可能仍然存在功能組別。到時候，香港將一無所有。
09年功能界別選民分佈
金融界 團體： 132 個人：- 總數： 132
保險界 團體： 141 個人：- 總數： 141
鄉議局 團體：- 個人： 155 總數： 155
漁農界 團體： 160 個人：- 總數： 160
航運交通界 團體： 178 個人：- 總數： 178
區議會 團體：- 個人： 425 總數： 425
金融服務界 團體： 578 個人：- 總數： 578
勞工界※ 團體： 597 個人：- 總數： 597
工業界（第一） 團體： 715 個人：- 總數： 715
地產及建造界 團體： 441 個人： 286 總數： 727
工業界（第二） 團體： 805 個人：- 總數： 805
商界（第一） 團體： 1,040 個人：- 總數： 1,040
旅遊界 團體： 1,236 個人：- 總數： 1,236
進出口界 團體： 875 個人： 619 總數： 1,494
商界（第二） 團體： 748 個人： 1,066 總數： 1,814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團體： 2,060 個人： 155 總數： 2,215
紡織及製衣界 團體： 3,579 個人： 130 總數： 3,709
資訊科技界 團體： 364 個人： 5,383 總數： 5,747
批發及零售界 團體： 1,829 個人： 4,168 總數： 5,997
法律界 團體：- 個人： 6,022 總數： 6,022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團體：- 個人： 6,117 總數： 6,117
飲食界 團體： 582 個人： 7,414 總數： 7,996
工程界 團體：- 個人： 8,261 總數： 8,261
醫學界 團體：- 個人： 10,493 總數： 10,493
社會福利界 團體：- 個人： 12,293 總數： 12,293
會計界 團體：- 個人： 22,089 總數： 22,089
衞生服務界 團體：- 個人： 36,491 總數： 36,491
教育界 團體：- 個人： 88,964 總數： 88,964
總數 團體： 16,060 個人： 210,531 總數： 226,591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明報》，2010年5月6日
【明報專訊】有學校表示，學期考試中通識科不合格的學生達15%，令人憂慮。教育局發言人的回應是，這情況可能是由於老師期望過高或過於急進，出卷過深，故建議學校多出填充和選擇題，並應由較淺的卷一入手。
對學生來說，填充和選擇題可能較容易，這是由於這些考核方式考「識別」 能力多於「組織表達」能力。然而老師和學生憂慮的，正在於如何由「識別」過渡至「表達」。多用填充和選擇題這建議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押後，學生不會因此變得善於「表達」。
局方提出要「由淺入深」相信沒有人反對，問題只在於甚麼叫「淺」？甚麼叫「深」？某道題目學生不懂回答，或錯多對少，我們會認為題目很「深」，但細心研究下，又可能發現該題目只涉及瑣事或背誦，與深度無關。通識科號稱「跨學科」，對深度的描述卻只粗疏地限於「羅列概念資料」、「明白意見分歧」、「反省判斷」等一般性概念，對如何實際應用在要求嚴謹的擬題和閱卷方面，卻付諸闕如，這實欠說服力。
另一例子是上周某官員教學生如何「讀好通識」：多閱讀、溫故知新、有判斷力、掌握理據就可以了，但不要「吹水」，若只懂「吹水」，一定會低分甚至「肥佬」。官員們不喜歡「通識科」被評為「吹水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其「讀好通識」的建議內容看，豈不正是該科只要求「吹水」的明證和給預備「吹水者」的最佳建議嗎？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明報》，2010年5月6日
【明報專訊】有學校表示，學期考試中通識科不合格的學生達15%，令人憂慮。教育局發言人的回應是，這情況可能是由於老師期望過高或過於急進，出卷過深，故建議學校多出填充和選擇題，並應由較淺的卷一入手。
對學生來說，填充和選擇題可能較容易，這是由於這些考核方式考「識別」 能力多於「組織表達」能力。然而老師和學生憂慮的，正在於如何由「識別」過渡至「表達」。多用填充和選擇題這建議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押後，學生不會因此變得善於「表達」。
局方提出要「由淺入深」相信沒有人反對，問題只在於甚麼叫「淺」？甚麼叫「深」？某道題目學生不懂回答，或錯多對少，我們會認為題目很「深」，但細心研究下，又可能發現該題目只涉及瑣事或背誦，與深度無關。通識科號稱「跨學科」，對深度的描述卻只粗疏地限於「羅列概念資料」、「明白意見分歧」、「反省判斷」等一般性概念，對如何實際應用在要求嚴謹的擬題和閱卷方面，卻付諸闕如，這實欠說服力。
另一例子是上周某官員教學生如何「讀好通識」：多閱讀、溫故知新、有判斷力、掌握理據就可以了，但不要「吹水」，若只懂「吹水」，一定會低分甚至「肥佬」。官員們不喜歡「通識科」被評為「吹水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其「讀好通識」的建議內容看，豈不正是該科只要求「吹水」的明證和給預備「吹水者」的最佳建議嗎？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世博Party與中國「爬梯」
歐陽五﹕世博Party與中國「爬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史上規模最大」、「獨一無二」、「空前」等極致表述，這些天被外國媒體毫不吝嗇地用來評論剛剛開幕的上海世博會。中國在奧運會和世博會兩大全球盛會接連舉辦同時，也完成了一個新興大國的隆重登台儀式。
專家翻出史料舉證說明，這兩大世界級party歷來是國勢走強的試金石，中國從此也將走上未來世界領潮人的大路。如今外媒眾口一詞地讚美上海世博，這在兩年前的北京奧運幾乎難以想像，經過奧運，特別是金融海嘯，世界對中國走強的接受度在世博開幕之際似乎達到高峰。然而，這只是中國躋身國際party、來到一個新高度、作為一個被期待的新興國家的邁步之始。
內地網民戲稱世博為全球大「爬梯」（party的諧音），因此，2010「中國世博年」可以被演繹成「中國爬梯年」。溫家寶總理將2010年定義為「經濟最複雜的一年」，是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走向良性發展軌道的關鍵一年，是名副其實的爬梯年。
GDP之不能
年初的全國兩會，中央政府降低經濟增速預期，為調結構留下充裕空間，然而GDP崇拜了幾十年的慣性卻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慮症，一時間搶奪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墳，甚至恢復裸體縴夫的變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應地，民間也充滿浮躁和盲目膨脹，炫富、審醜、民粹情緒、網絡暴力隨處可見。這兩大頑疾將糾纏束縛中國的發展，為中國爬梯過坎增加坡度。
最新出版的中共理論刊物《求是》刊發了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文章，大談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會進步」。這樣的言論不禁令筆者聯想起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時的著名演講：「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品質，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清廉。它既沒有衡量我們的勇氣、智慧，也沒有衡量對祖國的熱愛。簡言之，它衡量一切，但並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這兩段內涵相同的話，卻恰恰反映了最大的差距，那就是1968與2010之間橫亙的42年時間距離。
世博其實就像一個GDP指標，既給了中國重新審視世界的一個高度，又讓中國在新的視界裏看到更多的差距。中國文化講究的是「在巔峰知不足」的境界，因此，世博年無疑是一個中國內查不足、外找差距的最佳時機。而後世博的中國能否更加謙虛、勤勉，將是中國順利爬梯的關鍵。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史上規模最大」、「獨一無二」、「空前」等極致表述，這些天被外國媒體毫不吝嗇地用來評論剛剛開幕的上海世博會。中國在奧運會和世博會兩大全球盛會接連舉辦同時，也完成了一個新興大國的隆重登台儀式。
專家翻出史料舉證說明，這兩大世界級party歷來是國勢走強的試金石，中國從此也將走上未來世界領潮人的大路。如今外媒眾口一詞地讚美上海世博，這在兩年前的北京奧運幾乎難以想像，經過奧運，特別是金融海嘯，世界對中國走強的接受度在世博開幕之際似乎達到高峰。然而，這只是中國躋身國際party、來到一個新高度、作為一個被期待的新興國家的邁步之始。
內地網民戲稱世博為全球大「爬梯」（party的諧音），因此，2010「中國世博年」可以被演繹成「中國爬梯年」。溫家寶總理將2010年定義為「經濟最複雜的一年」，是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走向良性發展軌道的關鍵一年，是名副其實的爬梯年。
GDP之不能
年初的全國兩會，中央政府降低經濟增速預期，為調結構留下充裕空間，然而GDP崇拜了幾十年的慣性卻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慮症，一時間搶奪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墳，甚至恢復裸體縴夫的變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應地，民間也充滿浮躁和盲目膨脹，炫富、審醜、民粹情緒、網絡暴力隨處可見。這兩大頑疾將糾纏束縛中國的發展，為中國爬梯過坎增加坡度。
最新出版的中共理論刊物《求是》刊發了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的文章，大談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發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會進步」。這樣的言論不禁令筆者聯想起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時的著名演講：「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品質，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清廉。它既沒有衡量我們的勇氣、智慧，也沒有衡量對祖國的熱愛。簡言之，它衡量一切，但並不包括使我們的生活有意義的東西。」這兩段內涵相同的話，卻恰恰反映了最大的差距，那就是1968與2010之間橫亙的42年時間距離。
世博其實就像一個GDP指標，既給了中國重新審視世界的一個高度，又讓中國在新的視界裏看到更多的差距。中國文化講究的是「在巔峰知不足」的境界，因此，世博年無疑是一個中國內查不足、外找差距的最佳時機。而後世博的中國能否更加謙虛、勤勉，將是中國順利爬梯的關鍵。
路邊空氣質素急惡化 商業車輛是禍源
路邊空氣質素急惡化 商業車輛是禍源／
文﹕李先知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在環球金融圈子極之有影響力的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昨日向全球客戶發出如下的一條新聞標題﹕「香港空氣污染情過去兩季錄得歷來最差紀錄」。對於戮力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曾班子來說，這是很大的打擊，因為彭博通訊社的終端機遍佈全球的金融機構，而用戶又多是金融機構的決策者。試想想，看罷上述標題後，這群高薪厚祿的金融巨擘還會願意來港構建金融總部嗎？
彭博通訊社的報道是援引環保署每季公布的路邊監測站空氣污染超標時段比例。數字顯示，過去兩個季度（即去年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的超標時段比例，均遠遠超過去11年的同期情，亦即標誌本港鬧市的空氣質素迅速惡化。
以去年第四季為例，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時段，路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污染指數是高逾100的。按照環保署的演繹，這個水平代表「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的人士，宜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11年前的第四季，超標時段只佔3.6％（詳見附圖）！換言之，在這11年裏，香港鬧市（指銅鑼灣、中環及旺角）路邊空氣質素十分惡劣的時段增加了5.6倍。
良好的空氣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所以空氣質素持續惡化，其重要程度已不單是能否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問題，而是直接影響到700多萬港人健康的頭號大事。
官場中人直言，政府十分明白此事的重要，但市民及議會必須全面配合，事情才能有轉機。三年前，政府利用兩電專營權的續約談判，成功迫使電廠大幅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如今要處理路邊空氣質素，便要觸及很多商業車輛排放污染物的問題，其政治難度很大。以停車熄匙為例，政府已有決心做，但當法案提交議會審議時，政黨由於想討好職業車司機，隨時會打倒昨日「支持熄匙的我」。
此外，月前曾班子想鼓勵巴士公司加快淘汰舊型巴士，以及希望透過路線重組來減少鬧市的巴士數目，進而降低巴士在鬧市的排污量。不過，官場中人透風謂，與巴士公司的談判至今仍然未有明顯進展，因為巴士公司的專營權不在環境局手裏，而是在房屋及運輸局，以致環境局長邱騰華不能重施對付兩電的故技。更糟的是，連政府想巴士公司幫忙做研究，以確定若然在巴士死氣喉系統加裝「催化器」，能否減少巴士排出的污染物，巴士公司也「托手」。如今政府己準備改用一些屋巴士或復康巴士等商用車輛來作試驗，情之難，可見一斑。
不過，就在官員有滿口烏氣要吐之際，議會中人也正準備就此摩拳擦掌。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甘乃威明日將於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有關空氣質素的議案，重點要求政府把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目標，並促請政府推行有針對性的措施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他認為「最能一步到位」的措施是更換全港約4000部舊型號柴油巴士，涉及公帑約130億元，可收立竿見影之效，「政府就是不願做，但就願意投資數以百億元計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項目，例如高鐵」。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余若薇則準備提出，要透過城市規劃來改善空氣質素，例如立法強制樓宇須符合空氣流通指引，以及在新市鎮採用區域水冷空調系統。
李先知
歡迎回應
文﹕李先知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在環球金融圈子極之有影響力的彭博通訊社（Bloomberg），昨日向全球客戶發出如下的一條新聞標題﹕「香港空氣污染情過去兩季錄得歷來最差紀錄」。對於戮力鞏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曾班子來說，這是很大的打擊，因為彭博通訊社的終端機遍佈全球的金融機構，而用戶又多是金融機構的決策者。試想想，看罷上述標題後，這群高薪厚祿的金融巨擘還會願意來港構建金融總部嗎？
彭博通訊社的報道是援引環保署每季公布的路邊監測站空氣污染超標時段比例。數字顯示，過去兩個季度（即去年第四季及今年第一季）的超標時段比例，均遠遠超過去11年的同期情，亦即標誌本港鬧市的空氣質素迅速惡化。
以去年第四季為例，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時段，路邊空氣監測站的空氣污染指數是高逾100的。按照環保署的演繹，這個水平代表「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的人士，宜避免長時間逗留在交通繁忙的地方」。11年前的第四季，超標時段只佔3.6％（詳見附圖）！換言之，在這11年裏，香港鬧市（指銅鑼灣、中環及旺角）路邊空氣質素十分惡劣的時段增加了5.6倍。
良好的空氣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所以空氣質素持續惡化，其重要程度已不單是能否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問題，而是直接影響到700多萬港人健康的頭號大事。
官場中人直言，政府十分明白此事的重要，但市民及議會必須全面配合，事情才能有轉機。三年前，政府利用兩電專營權的續約談判，成功迫使電廠大幅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如今要處理路邊空氣質素，便要觸及很多商業車輛排放污染物的問題，其政治難度很大。以停車熄匙為例，政府已有決心做，但當法案提交議會審議時，政黨由於想討好職業車司機，隨時會打倒昨日「支持熄匙的我」。
此外，月前曾班子想鼓勵巴士公司加快淘汰舊型巴士，以及希望透過路線重組來減少鬧市的巴士數目，進而降低巴士在鬧市的排污量。不過，官場中人透風謂，與巴士公司的談判至今仍然未有明顯進展，因為巴士公司的專營權不在環境局手裏，而是在房屋及運輸局，以致環境局長邱騰華不能重施對付兩電的故技。更糟的是，連政府想巴士公司幫忙做研究，以確定若然在巴士死氣喉系統加裝「催化器」，能否減少巴士排出的污染物，巴士公司也「托手」。如今政府己準備改用一些屋巴士或復康巴士等商用車輛來作試驗，情之難，可見一斑。
不過，就在官員有滿口烏氣要吐之際，議會中人也正準備就此摩拳擦掌。立法會議員民主黨甘乃威明日將於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有關空氣質素的議案，重點要求政府把保障公眾健康列為處理空氣污染問題的首要政策目標，並促請政府推行有針對性的措施來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他認為「最能一步到位」的措施是更換全港約4000部舊型號柴油巴士，涉及公帑約130億元，可收立竿見影之效，「政府就是不願做，但就願意投資數以百億元計公帑興建大型基建項目，例如高鐵」。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余若薇則準備提出，要透過城市規劃來改善空氣質素，例如立法強制樓宇須符合空氣流通指引，以及在新市鎮採用區域水冷空調系統。
李先知
歡迎回應
鄭汝樺：建居屋無助抑樓價
鄭汝樺：建居屋無助抑樓價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15:10
運輸及房屋局 長鄭汝樺 在報章撰文指出，復建居屋未能平抑樓價，無法解決目前住屋問題。
她在《信報》撰文指出，政府有責任令市民居者有其所，但要政府提出政策和資源，促成市民置業，必須基於強力理據和廣泛共識。現時國際金融波動，隨時影響本港的資金流動和利息走向，迅速影響樓價走勢，置業意味增加個人或家庭的負擔和風險，個人及政府都要慎而重之，不宜妄動搖擺。
她指出，政府明白市民置業或有助社會建立歸屬感，但不適宜由政府提供誘因。她舉例說，確實不時有報道指出，一些收入不太高的市民，包括一些畢業二、三年的年輕人，月賺約一萬元，無法「上車」，購置一個200萬元的居住單位。但她指出，置業向來都是人生大事，是要經過多年辛勤工作，努力儲蓄到足夠的首期，才可實現願望。
鄭汝樺指出，居屋在升市時對整體樓價未能起平抑作用，復建後引起的問題卻不少。她認為，政府現時增加土地供應及提高市場透明度等措施，能令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才合乎市民基本利益。
（即時新聞）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星期二 15:10
運輸及房屋局 長鄭汝樺 在報章撰文指出，復建居屋未能平抑樓價，無法解決目前住屋問題。
她在《信報》撰文指出，政府有責任令市民居者有其所，但要政府提出政策和資源，促成市民置業，必須基於強力理據和廣泛共識。現時國際金融波動，隨時影響本港的資金流動和利息走向，迅速影響樓價走勢，置業意味增加個人或家庭的負擔和風險，個人及政府都要慎而重之，不宜妄動搖擺。
她指出，政府明白市民置業或有助社會建立歸屬感，但不適宜由政府提供誘因。她舉例說，確實不時有報道指出，一些收入不太高的市民，包括一些畢業二、三年的年輕人，月賺約一萬元，無法「上車」，購置一個200萬元的居住單位。但她指出，置業向來都是人生大事，是要經過多年辛勤工作，努力儲蓄到足夠的首期，才可實現願望。
鄭汝樺指出，居屋在升市時對整體樓價未能起平抑作用，復建後引起的問題卻不少。她認為，政府現時增加土地供應及提高市場透明度等措施，能令樓市健康平穩發展，才合乎市民基本利益。
（即時新聞）
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健吾﹕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但是……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我嗓門夠大的，雖然也算響，但偶爾會被聽眾嫌聲線太尖。所以，我借林夕語：「如果我的嗓門夠大夠響，也會很大聲的說：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
但是，這次贊助節目的事件，於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借商業二台《你睇我唔到》節目主持陳強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刊物《大學線》的訪問一用。他說，他朝有一日他關注弱勢社群的節目做不下去：「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而是商業決定。」
有所為 有所不為
商業電台，名字也夠白：商業和電台。電台的營運方針，就是要把大氣電波就變成錢。我有份參與的晚間節目，都是因為聽眾喜歡，顧客垂青，才可以繼續下去。節目一年到晚只談格魯吉亞、鳩山由紀夫、奧巴馬、齊白石或傅抱石，我們也會擔心「趕客」。有時候，請一個港女談港男，加多個會說「發女」的港男談港女，談日本ＡＶ女優引發中國網民翻牆熱……皆因聽眾喜歡。一個節目沒有聽眾或客人支持，會自然被淘汰。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七個字吧？
這就是香港，香港是商業社會。所有的話語權，都在有錢人手中。大家眼睜睜的看着只有商人辦報、商人辦媒體，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們選擇看商人提供的白癡電視節目，讀商人提供的娛樂化平面化易消化的新聞，而放棄思考，放棄深入，放棄複雜。結果，形成了林奕華先生說香港人的特質「頭腦簡單，心理複雜」。
這是香港「大論述」出現的問題。某些政黨的主席就只會看細眉細眼的小事，洋洋得意的等，等節目主持沉不住氣，在大氣電波中大聲夾惡的說：「係咪見錢開眼？係咪見錢開眼？」我覺得很有趣。商業機構，見錢就應該開眼。至少，他們見到錢，也得把眼睜得大大的，看真那些是什麼錢。那政黨主席質疑商業機構的從業員見錢開眼，跟質疑阿媽是女人一樣。他們論點是這樣的：有錢的政黨，有多點資源使用媒體，對沒有錢的政黨「不公平」。狀况就像幼稚園的學生，一個有一支新鉛筆，沒有新鉛筆的人說：「你為什麼你有一支鉛筆？這樣不公平！」
5月2日《星期日明報》有作者說：「現在聽說竟然連時評節目都放棄獨立，暗地收錢開講！」至少我從2007年4月，我在商台做時評節目至今，沒有收過任何一個機構一．分．一．毫，要我去幫任何機構開講。廣告的信息跟節目內容口徑不同的例子，在我做節目的時候，比比皆是。我們在面紅耳熱的談本地政治話題，曾經有過充滿鼻鼾的安眠枕頭廣告；談反高鐵的那一陣子，市區重建局就下廣告說他們很盡力的去令香港變得更好；談當代中國局勢現象之時，就有軟性宣傳電影《建國大業》的5分鐘廣告。廣告跟節目內容不一致，才是節目珍貴的價值。
我很敬重的前輩潘小濤先生於《明報》和《蘋果日報》發表同一份文章，指「電台接受政黨廣告和購買節目，是引入魔鬼」。我同意，十分同意。但讀完文章後，我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小濤先生在《信報》林天悟先生筆下，是「勇敢」，「女細老婆嫩」的中年傳媒人，他擁有比我這一代傳媒新秀多的江湖地位。換轉了，如果我是泰山或是余宜發，我被安排要做這個節目，我會說不嗎？問心，幸好，我不在其位。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
我只覺得，如果香港是有錢人買什麼都可以，有政黨打傳媒戰，我希望那些爭取公道的人，都會捋起衫袖狠狠的去打一場。那位政黨的主席用紅衛兵式的口氣、手勢、表情、姿態要求一個商業機構改變一些商業決定，是商業社會中合理的行為嗎？借林夕語，以不公道的方法爭取回來的所謂「公義」，又是不是公義？如果政府決定幫有錢的政黨忙，要修改廣播條例，容許政黨在傳媒賣廣告。沒有錢的政黨扯破嗓門說賣東西的「不合理」，壓根兒就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做法。他們應該處理的，是為什麼有錢的政黨會變得有錢。他們要開拓的，是水源，而不是眼紅別人為什麼有錢。例子證明：有些80後的論政組織有左派資金，有些80後主理的網上電視台有支持他們廣播理念的外國資金。在香港，政黨雖然不可以直接收取獻金，但一定有代理人可以處理法例的束縛。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真實的「香港精神」。如果你覺得這不合理嗎？美國同志電視劇《同志亦凡人》主角Brian面對他的小男友Justin找了一個窮得很新男友，Brian很不高興。Justin認為新男友「有夢想，有理想，有生命」。Brian最後按捺不住，對Justin說：「窮，不是什麼高尚的事。（It's nothing noble to be poor.）」我想很多「中產80後」都會認同這件事。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跟錢鬥。風骨，不可以供樓，也不可以當飯吃。各位看倌，你說電台做得不好，決定公祭什麼人，請什麼人食蛇羹，我倒希望各位忠實聽眾，問一問自己，你如何改變香港人只看錢的核心價值？
《明報》，2010年5月4日
【明報專訊】我嗓門夠大的，雖然也算響，但偶爾會被聽眾嫌聲線太尖。所以，我借林夕語：「如果我的嗓門夠大夠響，也會很大聲的說：我很很很不喜歡民建聯。」
但是，這次贊助節目的事件，於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借商業二台《你睇我唔到》節目主持陳強在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刊物《大學線》的訪問一用。他說，他朝有一日他關注弱勢社群的節目做不下去：「不是因為我做得不好，而是商業決定。」
有所為 有所不為
商業電台，名字也夠白：商業和電台。電台的營運方針，就是要把大氣電波就變成錢。我有份參與的晚間節目，都是因為聽眾喜歡，顧客垂青，才可以繼續下去。節目一年到晚只談格魯吉亞、鳩山由紀夫、奧巴馬、齊白石或傅抱石，我們也會擔心「趕客」。有時候，請一個港女談港男，加多個會說「發女」的港男談港女，談日本ＡＶ女優引發中國網民翻牆熱……皆因聽眾喜歡。一個節目沒有聽眾或客人支持，會自然被淘汰。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七個字吧？
這就是香港，香港是商業社會。所有的話語權，都在有錢人手中。大家眼睜睜的看着只有商人辦報、商人辦媒體，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他們選擇看商人提供的白癡電視節目，讀商人提供的娛樂化平面化易消化的新聞，而放棄思考，放棄深入，放棄複雜。結果，形成了林奕華先生說香港人的特質「頭腦簡單，心理複雜」。
這是香港「大論述」出現的問題。某些政黨的主席就只會看細眉細眼的小事，洋洋得意的等，等節目主持沉不住氣，在大氣電波中大聲夾惡的說：「係咪見錢開眼？係咪見錢開眼？」我覺得很有趣。商業機構，見錢就應該開眼。至少，他們見到錢，也得把眼睜得大大的，看真那些是什麼錢。那政黨主席質疑商業機構的從業員見錢開眼，跟質疑阿媽是女人一樣。他們論點是這樣的：有錢的政黨，有多點資源使用媒體，對沒有錢的政黨「不公平」。狀况就像幼稚園的學生，一個有一支新鉛筆，沒有新鉛筆的人說：「你為什麼你有一支鉛筆？這樣不公平！」
5月2日《星期日明報》有作者說：「現在聽說竟然連時評節目都放棄獨立，暗地收錢開講！」至少我從2007年4月，我在商台做時評節目至今，沒有收過任何一個機構一．分．一．毫，要我去幫任何機構開講。廣告的信息跟節目內容口徑不同的例子，在我做節目的時候，比比皆是。我們在面紅耳熱的談本地政治話題，曾經有過充滿鼻鼾的安眠枕頭廣告；談反高鐵的那一陣子，市區重建局就下廣告說他們很盡力的去令香港變得更好；談當代中國局勢現象之時，就有軟性宣傳電影《建國大業》的5分鐘廣告。廣告跟節目內容不一致，才是節目珍貴的價值。
我很敬重的前輩潘小濤先生於《明報》和《蘋果日報》發表同一份文章，指「電台接受政黨廣告和購買節目，是引入魔鬼」。我同意，十分同意。但讀完文章後，我不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小濤先生在《信報》林天悟先生筆下，是「勇敢」，「女細老婆嫩」的中年傳媒人，他擁有比我這一代傳媒新秀多的江湖地位。換轉了，如果我是泰山或是余宜發，我被安排要做這個節目，我會說不嗎？問心，幸好，我不在其位。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
我只覺得，如果香港是有錢人買什麼都可以，有政黨打傳媒戰，我希望那些爭取公道的人，都會捋起衫袖狠狠的去打一場。那位政黨的主席用紅衛兵式的口氣、手勢、表情、姿態要求一個商業機構改變一些商業決定，是商業社會中合理的行為嗎？借林夕語，以不公道的方法爭取回來的所謂「公義」，又是不是公義？如果政府決定幫有錢的政黨忙，要修改廣播條例，容許政黨在傳媒賣廣告。沒有錢的政黨扯破嗓門說賣東西的「不合理」，壓根兒就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做法。他們應該處理的，是為什麼有錢的政黨會變得有錢。他們要開拓的，是水源，而不是眼紅別人為什麼有錢。例子證明：有些80後的論政組織有左派資金，有些80後主理的網上電視台有支持他們廣播理念的外國資金。在香港，政黨雖然不可以直接收取獻金，但一定有代理人可以處理法例的束縛。
賺錢就是唯一硬道理，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真實的「香港精神」。如果你覺得這不合理嗎？美國同志電視劇《同志亦凡人》主角Brian面對他的小男友Justin找了一個窮得很新男友，Brian很不高興。Justin認為新男友「有夢想，有理想，有生命」。Brian最後按捺不住，對Justin說：「窮，不是什麼高尚的事。（It's nothing noble to be poor.）」我想很多「中產80後」都會認同這件事。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跟錢鬥。風骨，不可以供樓，也不可以當飯吃。各位看倌，你說電台做得不好，決定公祭什麼人，請什麼人食蛇羹，我倒希望各位忠實聽眾，問一問自己，你如何改變香港人只看錢的核心價值？
2010年5月2日 星期日
從教師自殺事件到「生活素質」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
——從教師自殺事件到「生活素質」
《明報》，2010年5月2日
【明報專訊】黃志強由物理科老師轉型教通識，
是個實踐型的理想主義者﹕「我知道理想是什麼。」
或者說，他知道政府推行通識教育背後的理想，是要擴闊學生視野。
曾有將要考公開試的學生，蹺了其他課，為了聽他講課；
近年黃志強又應課程發展處的邀請，擔任借調教師，執行通識教育教師培訓計劃。
回顧25年教學生涯，有這成果，理應是值得鼓舞的。
提起這些事，可以微笑一下吧。
只見他面不改容，冷靜地說﹕「然而，學生成績，是會搖醒你的。」
可見他所追求的層次，不限於教育的藝術效果。
1993年，黃志強擔任香港華仁書院物理教師﹕「理科要的是絕對答案，教學模式當然也是相對單向的。」
1994年，政府開始推廣高補通識教育，邀請學校自願開科。
1996年，副校長向他提起這事，他認同。「在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這次轉型是個重大挑戰。這科目確是對學生好的，可提早接觸社會層面的事。」課程要求學校六選二﹕「人際關係」、「香港研究」、「今日中國」、「現代世界」、「環境教育」、「科學、科技與環境」。
「這與我以往所教的科目、所採用的教學法，剛好相反。它（課程）要求學生多發表意見。」這倒不難理解﹕我們不會期待一名教物理的教師，在實驗室裏要求學生觀察一壺快要煮沸的水然後提出有關水溫的意見。
冰島火山與美國牛排
畢竟，物理是自然科學，通識教育是社會科學。當年選教這個科目的學校少，政府投放資源方面自然少，互聯網又未普及，他也樂意鑽研課程，探索合適的教學法。他學過「輔導」，試過用生命教育來教通識的「人際關係」科，發現不行，「生命教育是協助學生認知自我，想想如何改變自己。通識科要求的是考生分析能力，用第三者角度判斷事情……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教訓你的。它會告訴我﹕老師，你錯了。始終成績會影響學生入大學的機會。那麼，我必須面對自己的良知……」他一度打算返回物理教師的崗位，曾想過放棄﹕「……那是害了學生的，我總不能……」幸而最終走對了路。於他而言，資源匱乏不是問題，反而教學方面的考慮更難﹕「學生思維的確明顯提高，可是成績卻不算穩定。我知道我將要調整教學方法。」
面對新學制的教師，問題將更複雜。
我充滿好奇﹕到底這是怎麼樣的教學方式？他是怎樣上課的？他根據新學制通識課程的單元名目，提到冰島火山爆發與美國牛排的關係（全球化）、北韓與伊朗核試（能源科技與環境）如何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部分國家願意將國寶放在上海世博展覽（現代中國）……議題既緊貼時事，又具創意，確是相當厲害的逆向思維。
我想到早前有教師自殺的事件。事件令人特別沉重，議員促請政府關注教師工作量問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則新聞看來比較敏感？如果做教材的話……」他考慮了一會，看來想到了什麼﹕「最重要是（那則時事）有沒有緊扣通識的概念，並有探討的價值。例如『生活技能』，便可緊扣『人際關係』，探討當事人面對什麼壓力，自我形象如何，遇到生活困難時，能如何解決。如果是『生活素質』，我們可以分析﹕這名老師的生活，是香港老師的典型生活嗎？到底現職教師的生活素質如何？他們所過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素質可分為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交的……這可緊扣『今日香港』。在香港這繁忙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到底犧牲了什麼生活素質？不過，這材料是否合適，讓我們可全面地探討香港生活素質？這就要由施教者自行判斷了。」
教師自殺與「公共衛生」
我還以為他會拒絕回答的，不料他竟可在轉瞬間便為時事教材歸類，並且再為它扣緊課程中的「公共衛生」。我忍不住反問﹕「公共衛生？」「據報道，死者曾接受精神治療，我們可以探討香港醫療制度。香港對這類（專業人士）的照顧是怎樣的呢？」我仍在摸索他的思路。「當然，這要看看（傳媒）資料是否足夠。如果真要根據有限的材料來分析，至少我們可將這宗時事列入那些單元。這未必可全面分析，至少你給我這道議題，施教者要立即『登』一聲﹕這議題可怎樣配合哪個單元。」可惜，時至截稿為止，我們暫時只能根據當事人丈夫單方面的說法為基礎，全部真相未明；要成為切實的教材，看來仍需一段時間。
教師有由學院及機構協助教育局編寫的教材示例、課程發展處安排的教師培訓等，支援非常充足。可是，為什麼仍有教師認為政府在資源分配方面可做更多？「通識是新高中的必修科之一，其實應可如中文科一樣，有獨立名義的津貼資助，不過因為現在奉行的『一筆過撥款』政策，通識沒有獨立名義，影響資源的多寡。而且，各校有自己的特殊環境，校內管理層怎樣分配，都有各自的決定。」為什麼通識教師希望獲得更多資源？「這牽涉通識科比較獨特的、探討議題的方向。例如用足球來探討『全球化』——這議題有趣，它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各科教師在授課前，都會為這議題蒐集資料；教育局示例不是沒有用處，坊間的通識教科書水平亦相當高，不過，要令學生提起興趣，都須經教師篩選和增補新材料。」如何篩選和增補材料以施教，恰是教師的專業之一。
發揮專業技能是需要時間的。通識科內容預計270課時，看似充足，卻可能仍未包括陸運會、主題講座、書展參觀之類佔據課時的活動。「中學的生態就是這樣。結果，我們可能只有230課時。備課時間呢？不是每間學校都能安排備課節。」我們可以推想﹕轉型施教通識的教師，既要兼顧本科新舊學制，又要理解和掌握通識課程，構思議題、篩選教材……「以我校為例﹕定一道測驗議題，也要花4個教節。」沒安排備課節的教師，則要運用其他時間備課。
漣漪效應
他回憶當時為這科目所花的精神和時間，覺得辛苦，覺得自己仍未掌握。「教高中的教師，通常都是高中舊制的經驗教師。我們較少調動新教師教高中通識，因為新學制需要累積成果，而合約制教師流動較大，因此大部分經驗教師，在高中既要照顧本科，為末代會考生的公開試作準備；又要應付本科新學制中的新課程，為新制考生文憑試作準備。令教師感到最痛苦的是，兼顧新舊制之餘，更要教通識。尚未把班主任、課外活動領隊等工作計算在內。」通識教師在（今日香港）生活素質欠缺什麼？犧牲什麼？我們可以從課室談起﹕教師安排學生分組討論議題——議題擬定需要備課時間——備課前需要篩選材料（包括時事、教育局示例或教科書資料）——材料篩選需要時間。可惜，學校未必為通識科安排備課時間；如果沒有備課時間，那麼幾個通識教師怎樣備課？他們幾時才會聚在一起？小息？午膳？放學？如果需要在這些「公餘」時間跟進學生紀律問題，這幾位教師幾時才可開會？晚飯？星期日？如果星期日是家長日或舊生日……我們可以想像﹕成為家庭支柱的教師，壓力有多大。
「現在，評改通識有點像評改作文。」每個學生也可根據已有知識發表個人意見，是很理想的。不過，新學制變相增加了每級學生人數，如果不增加教師人手的話，教師又怎樣評改學生的「作文功課」？教師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公民生活。「今日香港」，容易抑鬱的人，真的不適宜擔任教職。如果你是個男子，願意與一名容易抑鬱的女子結為夫婦，大概不會忍心讓她如此工作十多年。這不是通識議題，而是夫婦之道。至於黃志強剛才提到全球化「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新學制何嘗又不是。香港前程似錦，還是前程似咁，還看教師「生活素質」何時才有提升的一天。
答﹕黃志強
任教香港華仁書院。回歸前，轉型為通識教師。刻苦奮鬥，三省吾身，鑽研通識教學逾十年，終於打通全身經脈，每天wisenews破萬卷。雖已告別自然科學，卻仍保持與大自然之間的聯繫﹕行山。
問﹕袁兆昌
千禧年高考生，曾挑戰高級補充程度會考（AS）的通識科，贏得視野，輸了成績。畢業後將勤補拙，寫滿一書通識事﹕《大近視》（點出版，2009）。現職﹕教科書編輯，兼任﹕寫作班導師。
文 袁兆昌
——從教師自殺事件到「生活素質」
《明報》，2010年5月2日
【明報專訊】黃志強由物理科老師轉型教通識，
是個實踐型的理想主義者﹕「我知道理想是什麼。」
或者說，他知道政府推行通識教育背後的理想，是要擴闊學生視野。
曾有將要考公開試的學生，蹺了其他課，為了聽他講課；
近年黃志強又應課程發展處的邀請，擔任借調教師，執行通識教育教師培訓計劃。
回顧25年教學生涯，有這成果，理應是值得鼓舞的。
提起這些事，可以微笑一下吧。
只見他面不改容，冷靜地說﹕「然而，學生成績，是會搖醒你的。」
可見他所追求的層次，不限於教育的藝術效果。
1993年，黃志強擔任香港華仁書院物理教師﹕「理科要的是絕對答案，教學模式當然也是相對單向的。」
1994年，政府開始推廣高補通識教育，邀請學校自願開科。
1996年，副校長向他提起這事，他認同。「在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這次轉型是個重大挑戰。這科目確是對學生好的，可提早接觸社會層面的事。」課程要求學校六選二﹕「人際關係」、「香港研究」、「今日中國」、「現代世界」、「環境教育」、「科學、科技與環境」。
「這與我以往所教的科目、所採用的教學法，剛好相反。它（課程）要求學生多發表意見。」這倒不難理解﹕我們不會期待一名教物理的教師，在實驗室裏要求學生觀察一壺快要煮沸的水然後提出有關水溫的意見。
冰島火山與美國牛排
畢竟，物理是自然科學，通識教育是社會科學。當年選教這個科目的學校少，政府投放資源方面自然少，互聯網又未普及，他也樂意鑽研課程，探索合適的教學法。他學過「輔導」，試過用生命教育來教通識的「人際關係」科，發現不行，「生命教育是協助學生認知自我，想想如何改變自己。通識科要求的是考生分析能力，用第三者角度判斷事情……學生的考試成績是會教訓你的。它會告訴我﹕老師，你錯了。始終成績會影響學生入大學的機會。那麼，我必須面對自己的良知……」他一度打算返回物理教師的崗位，曾想過放棄﹕「……那是害了學生的，我總不能……」幸而最終走對了路。於他而言，資源匱乏不是問題，反而教學方面的考慮更難﹕「學生思維的確明顯提高，可是成績卻不算穩定。我知道我將要調整教學方法。」
面對新學制的教師，問題將更複雜。
我充滿好奇﹕到底這是怎麼樣的教學方式？他是怎樣上課的？他根據新學制通識課程的單元名目，提到冰島火山爆發與美國牛排的關係（全球化）、北韓與伊朗核試（能源科技與環境）如何影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為什麼部分國家願意將國寶放在上海世博展覽（現代中國）……議題既緊貼時事，又具創意，確是相當厲害的逆向思維。
我想到早前有教師自殺的事件。事件令人特別沉重，議員促請政府關注教師工作量問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則新聞看來比較敏感？如果做教材的話……」他考慮了一會，看來想到了什麼﹕「最重要是（那則時事）有沒有緊扣通識的概念，並有探討的價值。例如『生活技能』，便可緊扣『人際關係』，探討當事人面對什麼壓力，自我形象如何，遇到生活困難時，能如何解決。如果是『生活素質』，我們可以分析﹕這名老師的生活，是香港老師的典型生活嗎？到底現職教師的生活素質如何？他們所過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素質可分為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交的……這可緊扣『今日香港』。在香港這繁忙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到底犧牲了什麼生活素質？不過，這材料是否合適，讓我們可全面地探討香港生活素質？這就要由施教者自行判斷了。」
教師自殺與「公共衛生」
我還以為他會拒絕回答的，不料他竟可在轉瞬間便為時事教材歸類，並且再為它扣緊課程中的「公共衛生」。我忍不住反問﹕「公共衛生？」「據報道，死者曾接受精神治療，我們可以探討香港醫療制度。香港對這類（專業人士）的照顧是怎樣的呢？」我仍在摸索他的思路。「當然，這要看看（傳媒）資料是否足夠。如果真要根據有限的材料來分析，至少我們可將這宗時事列入那些單元。這未必可全面分析，至少你給我這道議題，施教者要立即『登』一聲﹕這議題可怎樣配合哪個單元。」可惜，時至截稿為止，我們暫時只能根據當事人丈夫單方面的說法為基礎，全部真相未明；要成為切實的教材，看來仍需一段時間。
教師有由學院及機構協助教育局編寫的教材示例、課程發展處安排的教師培訓等，支援非常充足。可是，為什麼仍有教師認為政府在資源分配方面可做更多？「通識是新高中的必修科之一，其實應可如中文科一樣，有獨立名義的津貼資助，不過因為現在奉行的『一筆過撥款』政策，通識沒有獨立名義，影響資源的多寡。而且，各校有自己的特殊環境，校內管理層怎樣分配，都有各自的決定。」為什麼通識教師希望獲得更多資源？「這牽涉通識科比較獨特的、探討議題的方向。例如用足球來探討『全球化』——這議題有趣，它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各科教師在授課前，都會為這議題蒐集資料；教育局示例不是沒有用處，坊間的通識教科書水平亦相當高，不過，要令學生提起興趣，都須經教師篩選和增補新材料。」如何篩選和增補材料以施教，恰是教師的專業之一。
發揮專業技能是需要時間的。通識科內容預計270課時，看似充足，卻可能仍未包括陸運會、主題講座、書展參觀之類佔據課時的活動。「中學的生態就是這樣。結果，我們可能只有230課時。備課時間呢？不是每間學校都能安排備課節。」我們可以推想﹕轉型施教通識的教師，既要兼顧本科新舊學制，又要理解和掌握通識課程，構思議題、篩選教材……「以我校為例﹕定一道測驗議題，也要花4個教節。」沒安排備課節的教師，則要運用其他時間備課。
漣漪效應
他回憶當時為這科目所花的精神和時間，覺得辛苦，覺得自己仍未掌握。「教高中的教師，通常都是高中舊制的經驗教師。我們較少調動新教師教高中通識，因為新學制需要累積成果，而合約制教師流動較大，因此大部分經驗教師，在高中既要照顧本科，為末代會考生的公開試作準備；又要應付本科新學制中的新課程，為新制考生文憑試作準備。令教師感到最痛苦的是，兼顧新舊制之餘，更要教通識。尚未把班主任、課外活動領隊等工作計算在內。」通識教師在（今日香港）生活素質欠缺什麼？犧牲什麼？我們可以從課室談起﹕教師安排學生分組討論議題——議題擬定需要備課時間——備課前需要篩選材料（包括時事、教育局示例或教科書資料）——材料篩選需要時間。可惜，學校未必為通識科安排備課時間；如果沒有備課時間，那麼幾個通識教師怎樣備課？他們幾時才會聚在一起？小息？午膳？放學？如果需要在這些「公餘」時間跟進學生紀律問題，這幾位教師幾時才可開會？晚飯？星期日？如果星期日是家長日或舊生日……我們可以想像﹕成為家庭支柱的教師，壓力有多大。
「現在，評改通識有點像評改作文。」每個學生也可根據已有知識發表個人意見，是很理想的。不過，新學制變相增加了每級學生人數，如果不增加教師人手的話，教師又怎樣評改學生的「作文功課」？教師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公民生活。「今日香港」，容易抑鬱的人，真的不適宜擔任教職。如果你是個男子，願意與一名容易抑鬱的女子結為夫婦，大概不會忍心讓她如此工作十多年。這不是通識議題，而是夫婦之道。至於黃志強剛才提到全球化「有時是祝福，有時是詛咒。」新學制何嘗又不是。香港前程似錦，還是前程似咁，還看教師「生活素質」何時才有提升的一天。
答﹕黃志強
任教香港華仁書院。回歸前，轉型為通識教師。刻苦奮鬥，三省吾身，鑽研通識教學逾十年，終於打通全身經脈，每天wisenews破萬卷。雖已告別自然科學，卻仍保持與大自然之間的聯繫﹕行山。
問﹕袁兆昌
千禧年高考生，曾挑戰高級補充程度會考（AS）的通識科，贏得視野，輸了成績。畢業後將勤補拙，寫滿一書通識事﹕《大近視》（點出版，2009）。現職﹕教科書編輯，兼任﹕寫作班導師。
文 袁兆昌
勞動者獨白：最低工資是最後希望
世紀．五一．勞動節﹕勞動者獨白：最低工資是最後希望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最低工資政策辯論沸沸揚揚，33元尊嚴之戰。我們還會願意聆聽看似重複的勞動者哀歌嗎？對於社會階級的道德與權利想像又是如何？樂施會的黃碩紅跟一位清潔工婦女進行訪談——既是互動對話，也是清潔工人自身才嘗見的一切而呈示的獨白。
只為一家安好
亞芳（化名）是一名清潔工人，如一般香港人一樣，辛勞工作，都是想為家人帶來安好的生活，她的家有一對年幼兒女及丈夫，單靠從事清潔工作的丈夫每月掙得幾千的收入，根本不夠餬口，為了一家的生活，亞芳經朋友介紹下，也找上一份掃街的工作。
如一般上一代婦女一樣，亞芳有的是勤奮及不怕捱的性格，無的卻是被社會認可的學歷，當時又碰上經濟不景，找工作很艱難，所以找到掃街這份工，亞芳已經十分滿足。 亞芳的崗位是「替位」，即是若其他工作崗位不夠人或有人請假，她就作為後補，所以亞芳每天的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也不同，什麼倒垃圾、洗垃圾桶、掃街、洗街……每天工作內容地點也是之前一天才知道，總之開工時間是清早六點半，所以亞芳每天天未光時就要出門，前往指定的地點工作，有時安排不了居住地點附近的地區，她就要再早一點出發。
她憶述最辛苦是要適應惡劣天氣變化。寒風凜凜時，亞芳會凍得雙手也僵硬，連掃把也拿不穩，炎熱高溫天氣時，她有幾次差點焗暈，她的辛勞換來只有五千大元，化作時薪即只有$21，她沒有怨言，她知道再辛苦也要捱下去！年多後，經同事輾轉介紹下，找到了一份她認為「比掃街不錯」的工作，那是在屋當清潔：「雖然人工一樣是五千，但起碼不用日曬雨淋……」這就是亞芳認為「較佳」的理由，亞芳每天平均要清洗七層樓，也要負責屋外圍洗地和倒垃圾的工作，雖說不用日曬雨淋，但不停從事體力工作，怎說也拉不上「舒適」二字，亞芳說每天下班時身上的衣服都會被汗水浸透，所以她每天也必須帶備多一套衣服替換，工作順利的話，她便可在下午五時收工，趕得及往附近的街市買一些簡單的，盡可能不超出$30的預算。如何在這有限數額內變化出既經濟又（盡量）有營養的菜式，亞芳是高手，她會一次過將蛋和肉用鹵水來延長食物的壽命，她又會將平價魚風乾後儲存在冰箱，待要食的時候再蒸熟等，這是因貧窮而被逼出來的智慧，無論如何費思量，亞芳想的都是為家人好好的準備飯餐，與家人圍在一起食晚飯是她最珍惜的時間，也是她辛勤工作的理由。
每天十五小時的辛勞年月
「話就話$5,000，扣除強積金後，只有$4,750，要應付租金、水電、老父醫藥、子女學習等生活開支，一份工怎夠呢？」亞芳在夜晚再找來一份在住宅大廈俗稱「倒樓」的工作，即是倒垃圾及清洗樓層，她做的那幢大廈沒有升降機，亞芳洗樓便要提一大桶水及清潔工具，一級一級攀上最高的樓層，由頂層開始倒垃圾及清潔的工作，坦白說，日間屋清潔工作已將亞芳的體力消耗得所剩無幾，晚上這份工對她來說是有點勉強，但生活逼人叫亞芳不得不咬緊牙關捱下去，擦洗樓層一級又一級的階梯，地板一塊又一塊的階磚，清理一袋又一袋的垃圾，每個動作每晚也會重複幾百次，而她之前換過的衣服又再次被汗水浸透，順利時可在晚上十時半完工，若碰上大時節，甚至要做至午夜，亞芳的汗水只可為一家換來每月僅多千餘元的收入，幹清潔這種粗活的，垃圾的氣味是會滲進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拖倦透的軀殼回家，亞芳無論有多倦，也要洗一下自已的身體才睡，她說一躺下便即時可呼呼入睡，因她知道要把握這不夠五句鐘的睡眠時間盡快令自己恢復體力過來，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一副不到八十磅的身軀還可承受多少？
幾年後，亞芳日間又轉往商廈幹清潔，晚上就在當公廁的清潔工，亞芳說，轉往商廈雖說人工跟之前的差不多，但起碼大廈內有升降機、有冷機，對亞芳來說已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因那商廈除一般辦公室外，還有食肆，所以亞芳除了清理一般辦公室垃圾外，還要清理幾百斤重的食肆廚餘，這份工作收工時間是四時半，但接的廁所工就要由下午五時半開始，直至晚上十一時半，初初開始做時月薪只有$3,100，雖然最近加了$200，時薪仍只有$21，亞芳形容自己與時間競賽，每天也爭取最多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掙最多的錢，但她的生命也在快速地消磨，長期操勞不但令原來超過一百磅的她消減至不到八十磅，更令她手腳關節嚴重勞損，但她沒太理會自己身體的痛症，痛到真的忍受不了時，頂多只會自行敷跌打藥膏片或塗抹藥油，所以在亞芳家中會找到上十種不同種類的藥酒，她不會花錢去看醫生，寧可多留一點給家人。
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 最低工資作為最後希望
香港過去十年的整體財富是不斷增加，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999年162,485元上升至2009年的$229,329（已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升幅達41.1%。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香港同時是全球已發展經濟體系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堅尼系數達43.4，根據統計處數據，在2009年最富有的一成家庭，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25倍，包括亞芳在內，在職貧窮人數已超過36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11.2%，即是每九個就業人士當中，便有多於一個是在職貧窮人士，有工做，但仍貧窮。
經濟繁榮對亞芳來說沒甚意義，過去近十個年頭，經濟好景逆境，她的工資也沒大改變，始終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常常掛在她口角的一句：「辛勞工作，無非想為一家帶來較安好的生活」，最低工資是亞芳最後的希望，她期望最低工資可達$30以上，她會與其他工友在五月一日勞動節今天參與遊行，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也是很認為應該做的事。
黃碩紅--樂施會 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最低工資政策辯論沸沸揚揚，33元尊嚴之戰。我們還會願意聆聽看似重複的勞動者哀歌嗎？對於社會階級的道德與權利想像又是如何？樂施會的黃碩紅跟一位清潔工婦女進行訪談——既是互動對話，也是清潔工人自身才嘗見的一切而呈示的獨白。
只為一家安好
亞芳（化名）是一名清潔工人，如一般香港人一樣，辛勞工作，都是想為家人帶來安好的生活，她的家有一對年幼兒女及丈夫，單靠從事清潔工作的丈夫每月掙得幾千的收入，根本不夠餬口，為了一家的生活，亞芳經朋友介紹下，也找上一份掃街的工作。
如一般上一代婦女一樣，亞芳有的是勤奮及不怕捱的性格，無的卻是被社會認可的學歷，當時又碰上經濟不景，找工作很艱難，所以找到掃街這份工，亞芳已經十分滿足。 亞芳的崗位是「替位」，即是若其他工作崗位不夠人或有人請假，她就作為後補，所以亞芳每天的工作地點、工作內容也不同，什麼倒垃圾、洗垃圾桶、掃街、洗街……每天工作內容地點也是之前一天才知道，總之開工時間是清早六點半，所以亞芳每天天未光時就要出門，前往指定的地點工作，有時安排不了居住地點附近的地區，她就要再早一點出發。
她憶述最辛苦是要適應惡劣天氣變化。寒風凜凜時，亞芳會凍得雙手也僵硬，連掃把也拿不穩，炎熱高溫天氣時，她有幾次差點焗暈，她的辛勞換來只有五千大元，化作時薪即只有$21，她沒有怨言，她知道再辛苦也要捱下去！年多後，經同事輾轉介紹下，找到了一份她認為「比掃街不錯」的工作，那是在屋當清潔：「雖然人工一樣是五千，但起碼不用日曬雨淋……」這就是亞芳認為「較佳」的理由，亞芳每天平均要清洗七層樓，也要負責屋外圍洗地和倒垃圾的工作，雖說不用日曬雨淋，但不停從事體力工作，怎說也拉不上「舒適」二字，亞芳說每天下班時身上的衣服都會被汗水浸透，所以她每天也必須帶備多一套衣服替換，工作順利的話，她便可在下午五時收工，趕得及往附近的街市買一些簡單的，盡可能不超出$30的預算。如何在這有限數額內變化出既經濟又（盡量）有營養的菜式，亞芳是高手，她會一次過將蛋和肉用鹵水來延長食物的壽命，她又會將平價魚風乾後儲存在冰箱，待要食的時候再蒸熟等，這是因貧窮而被逼出來的智慧，無論如何費思量，亞芳想的都是為家人好好的準備飯餐，與家人圍在一起食晚飯是她最珍惜的時間，也是她辛勤工作的理由。
每天十五小時的辛勞年月
「話就話$5,000，扣除強積金後，只有$4,750，要應付租金、水電、老父醫藥、子女學習等生活開支，一份工怎夠呢？」亞芳在夜晚再找來一份在住宅大廈俗稱「倒樓」的工作，即是倒垃圾及清洗樓層，她做的那幢大廈沒有升降機，亞芳洗樓便要提一大桶水及清潔工具，一級一級攀上最高的樓層，由頂層開始倒垃圾及清潔的工作，坦白說，日間屋清潔工作已將亞芳的體力消耗得所剩無幾，晚上這份工對她來說是有點勉強，但生活逼人叫亞芳不得不咬緊牙關捱下去，擦洗樓層一級又一級的階梯，地板一塊又一塊的階磚，清理一袋又一袋的垃圾，每個動作每晚也會重複幾百次，而她之前換過的衣服又再次被汗水浸透，順利時可在晚上十時半完工，若碰上大時節，甚至要做至午夜，亞芳的汗水只可為一家換來每月僅多千餘元的收入，幹清潔這種粗活的，垃圾的氣味是會滲進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拖倦透的軀殼回家，亞芳無論有多倦，也要洗一下自已的身體才睡，她說一躺下便即時可呼呼入睡，因她知道要把握這不夠五句鐘的睡眠時間盡快令自己恢復體力過來，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一副不到八十磅的身軀還可承受多少？
幾年後，亞芳日間又轉往商廈幹清潔，晚上就在當公廁的清潔工，亞芳說，轉往商廈雖說人工跟之前的差不多，但起碼大廈內有升降機、有冷機，對亞芳來說已是很理想的工作環境，因那商廈除一般辦公室外，還有食肆，所以亞芳除了清理一般辦公室垃圾外，還要清理幾百斤重的食肆廚餘，這份工作收工時間是四時半，但接的廁所工就要由下午五時半開始，直至晚上十一時半，初初開始做時月薪只有$3,100，雖然最近加了$200，時薪仍只有$21，亞芳形容自己與時間競賽，每天也爭取最多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掙最多的錢，但她的生命也在快速地消磨，長期操勞不但令原來超過一百磅的她消減至不到八十磅，更令她手腳關節嚴重勞損，但她沒太理會自己身體的痛症，痛到真的忍受不了時，頂多只會自行敷跌打藥膏片或塗抹藥油，所以在亞芳家中會找到上十種不同種類的藥酒，她不會花錢去看醫生，寧可多留一點給家人。
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 最低工資作為最後希望
香港過去十年的整體財富是不斷增加，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999年162,485元上升至2009年的$229,329（已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升幅達41.1%。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報告，香港同時是全球已發展經濟體系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地區，堅尼系數達43.4，根據統計處數據，在2009年最富有的一成家庭，收入是最貧窮一成家庭的25倍，包括亞芳在內，在職貧窮人數已超過36萬人，佔總就業人口的11.2%，即是每九個就業人士當中，便有多於一個是在職貧窮人士，有工做，但仍貧窮。
經濟繁榮對亞芳來說沒甚意義，過去近十個年頭，經濟好景逆境，她的工資也沒大改變，始終衝不出時薪$21的命運，常常掛在她口角的一句：「辛勞工作，無非想為一家帶來較安好的生活」，最低工資是亞芳最後的希望，她期望最低工資可達$30以上，她會與其他工友在五月一日勞動節今天參與遊行，這是她唯一可以做的事，也是很認為應該做的事。
黃碩紅--樂施會 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撤退空氣專家狂轟﹕ 政務官掌環保署不專業
撤退空氣專家狂轟﹕ 政務官掌環保署不專業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星期六 05:10
【明報專訊】因抵受不住香港空氣污染嚴重、選擇退休離港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系講座教授賀達理（Anthony Hedley），今早起航返回他闊別22年的英國 蘇格蘭 老家。臨行前，賀達理批評港府作風較回歸前封閉，主事環保和健康政策的話事人都是政務官，缺乏專業科學認知，導致政策推行一拖再拖。
賀達理接受本報專訪，以他過去20多年接觸環保署 經驗為例，批評近年主事高官都不是環保專才。「我不是針對任何人，只是不滿現行管治制度。我不明白，為何應由獨立學術人才負責的範疇，政府卻交由政務官控制。」
他質疑政府排除學者的晉升機會：「環保署主事的都是政務官，但他們不熟悉環境科學。90年代的環保署長聶德（Stuart Reed）和他的副手博修賢（John Boxall），他們不僅熟悉科學，而且懂得危機處理。」
政府作風較港英時代封閉
「不單是我，很多人都覺得，對比港英時代，今日的特區政府 作風較封閉。」賀達理舉例，80年代末，葵青區議會 主動向他尋求改善該區空氣污染，尤其關注學童健康。他於是從葵青區二氧化硫 排放量入手研究，計劃獲政府撥款100萬元，「如今，政府資助我們的學術研究，上限只為50萬」。
空氣污染指數 脫離世衛標準
他當年完成研究後，政府隨即配合限制出入該區的貨櫃車司機使用低硫柴油，結果錄得空氣二氧化硫含量於短時間內大減八成，區內小學生呼吸疾病明顯改善。
他又不滿政府的空氣污染指數量度準則，「完全脫離世衛標準，低估了嚴重性，誤導公眾」。政府早前就更新指數諮詢公眾，但賀達理炮轟，諮詢文件的建議並非百分之百跟足世衛，「在政府眼中，設立指標目的是『容易達標』，並非推動減排」。
他在2008年推出「達理指數」，計算空氣污染對港人的健康及金錢損失影響，「指數會繼續存在，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消失，稍後會加入能見度等更多資訊」。
環保署回應時表示，環境局及環保署的政務及專業職系員工緊密合作，並無人才流失。
明報記者 盧曼思
(明報)2010年5月1日 星期六 05:10
【明報專訊】因抵受不住香港空氣污染嚴重、選擇退休離港的港大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系講座教授賀達理（Anthony Hedley），今早起航返回他闊別22年的英國 蘇格蘭 老家。臨行前，賀達理批評港府作風較回歸前封閉，主事環保和健康政策的話事人都是政務官，缺乏專業科學認知，導致政策推行一拖再拖。
賀達理接受本報專訪，以他過去20多年接觸環保署 經驗為例，批評近年主事高官都不是環保專才。「我不是針對任何人，只是不滿現行管治制度。我不明白，為何應由獨立學術人才負責的範疇，政府卻交由政務官控制。」
他質疑政府排除學者的晉升機會：「環保署主事的都是政務官，但他們不熟悉環境科學。90年代的環保署長聶德（Stuart Reed）和他的副手博修賢（John Boxall），他們不僅熟悉科學，而且懂得危機處理。」
政府作風較港英時代封閉
「不單是我，很多人都覺得，對比港英時代，今日的特區政府 作風較封閉。」賀達理舉例，80年代末，葵青區議會 主動向他尋求改善該區空氣污染，尤其關注學童健康。他於是從葵青區二氧化硫 排放量入手研究，計劃獲政府撥款100萬元，「如今，政府資助我們的學術研究，上限只為50萬」。
空氣污染指數 脫離世衛標準
他當年完成研究後，政府隨即配合限制出入該區的貨櫃車司機使用低硫柴油，結果錄得空氣二氧化硫含量於短時間內大減八成，區內小學生呼吸疾病明顯改善。
他又不滿政府的空氣污染指數量度準則，「完全脫離世衛標準，低估了嚴重性，誤導公眾」。政府早前就更新指數諮詢公眾，但賀達理炮轟，諮詢文件的建議並非百分之百跟足世衛，「在政府眼中，設立指標目的是『容易達標』，並非推動減排」。
他在2008年推出「達理指數」，計算空氣污染對港人的健康及金錢損失影響，「指數會繼續存在，不會因為我的離去而消失，稍後會加入能見度等更多資訊」。
環保署回應時表示，環境局及環保署的政務及專業職系員工緊密合作，並無人才流失。
明報記者 盧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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