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立會大懶蟲 功能組包辦 會議出席率最低 民政委員會霍震霆零出席

立會大懶蟲 功能組包辦 會議出席率最低 民政委員會霍震霆零出席


《明報》 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05:10


【明報專訊】功能組別存廢向來是政改問題的核心,支持保留人士常常強調,功能組別議員可提供業界專業知識,不應將之妖魔化。不過,今屆立法會 會期屆滿前夕,本報翻查議員出席率,發現功能組別依然有不少「大懶蟲」,最過分的是部分功能組別議員,在相關事務委員會出席率都不及格,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震霆 ,竟然在與他最切身的民政事務委員會,一次會議都沒有出席過。

本報綜合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由去年10月14日至今的議員出席率資料,18個事務委員會中,功能組別議員在其中12個委員會的出席率都是包尾大幡。立法會大會的出席率則不俗,有29名議員的出席率達100%,大部分為直選議員,僅得兩名議員的大會出席率不足90%,他們分別是霍震霆和金融界李國寶 ,出席率分別為69%及86%。當中霍震霆更「包辦」立法會大會、內務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3個最重要會議的出席率最低議員,因此被冠以「大懶蟲」稱號(見表)。

功能組別議員每次談及界別存廢時,都聲稱自己貢獻良多,可為立法會提供專業意見。但本報發現,至少有4名功能議員在所屬的事務委員會上出席率都不過半,屬不及格水平。

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代表霍震霆,在相關民政事務委員會出席率竟然是0%,即缺席了全部11次會議。換言之去年底東亞運舉行期間,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得沸沸揚揚之時,本身亦是港協暨奧委會主席的霍震霆根本「不在其位」;委員會討論全港球迷密切注視的足運問題時,身兼足總 會長的霍震霆亦都「無影」。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亦有類似情况,如多年來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出任立法會商界議員的黃宜弘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的出席率僅為33%;身為地產商「代言人」的地產及建造界石禮謙,在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出席率亦只有45%;「賓架」代表、金融界李國寶在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出席率只有40%。

石禮謙:會議多撞期

霍震霆李國寶不在港

石禮謙解釋,由於房屋事務委員會經常與其他會議撞期,令他無法出席,又指自己在立法會參加多個委員會,不怕被指偷懶,「我拎個心出來做事,不怕被人說閒話。」而霍震霆和李國寶身在國外,未能回應,黃宜弘則在截稿前未能聯絡得上。

「長期壟斷議席 有恃無恐」

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指出,上述出席率低的功能組別議員,是「出名」在立法會表現差,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長期壟斷議席,選舉「不用打硬仗」,因此有恃無恐,「他們最終會因表現惡劣而埋葬自己,不可以再怨天怨地」。蔡子強又認為,近兩年公民覺醒,開始出現狙擊功能組別運動,這些低出席率的議員將為運動提供好素材。

2010年6月29日 星期二

高 院 判 「 申 綜 援 居 港 期 」 違 法

高 院 判 「 申 綜 援 居 港 期 」 違 法



  (星島日報報道)社會福利署要求香港巿民在申請綜援前一年,不得離港超過五十六日的限制,高等法院昨裁定此規定不合法並歧視回流人,難以界定身在外地的港人對港沒有貢獻,亦違反港人自由出入境的基本權利;另社會福利署即時暫停執行「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並會研究判詞和有關理據。

  一名在內地工作的六十六歲港人游文輝被裁後,回港申請綜援遭社署以他申請前一年離港逾五十六天,拒絕其申請,游文輝早前申請司法覆核,昨獲勝訴,法官張舉能下令社署要撤銷不批准他領取綜援的決定。審訊期間一直靠朋友接濟的游文輝對對獲勝感到高興,認為還他一個公道,相信獲批綜援後,生活將大幅改善。協助他的律師指,判決並無追溯令,只適用於日後的申請。

  社署發言人指,因應判決,社署由即日起接獲綜援申請時,包括新個案及重新申請個案,會暫停執行「連續居港一年」規定,仍在處理中的個案,社署會主動通知有關申請人,並按相同安排處理。

  社署透露,○七年六月一日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四千八百三十九宗申請不符合不得離港逾五十六天的規定,最終獲酌情權批綜援,另有一百二十宗申請因不符合規定而不獲批。

  社署又指除綜援外,傷殘津貼亦同樣有申請前一年離港限制的規定,生果金則沒有申請前離港規定,但申領後每年離港不可多於二百四十天。

  法官張舉能在判詞中指出,○七至○八年綜援支出達一百八十億元,未符合居港一年的領援申請者,僅佔整體申請極少數,不會對有限的資源構成沉重壓力,政府在聆訊中未能合理解釋五十六天的規定,對回流港人與非回流港人有不同待遇是否有真實需要,亦不能界定離港較長人士是否對本港貢獻較少。

  法官舉例如港人每逢周未和假期返內地和家人團聚或在內地就醫,不應界定為「長時間離港」,若他們因此被評為不符合申領資格,更屬「無辜」。此外,港人為避免申請綜援受到延誤,只可限制離港的日數在五十六天內,法官認為亦明顯會妨礙港人出入境權利。


  是次申請人游文輝多年間從事服裝業,於○六年間到內地廣東工作,兩年後被裁,之後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八年和去年兩次申請綜援,但都以不符居港一年的規定被拒。他在入稟狀更聲稱銀行戶口僅餘下十九元。在此政策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估計約三萬名從內地和澳門失業回流人士受影響。案件編號:憲法及行政訴訟六九——二○○九。


《星島日報》,2010-06-22

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燭光晚會現場調查的一些啟示



《明報》,2010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去年20萬香港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證了港人未能忘懷六四,一旦遇到特別的紀念年份,很多在其他年份並不時常參加晚會的市民都會出席。高潮過後,多數人預期今年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數會回復常態,但結果卻出人意表,參加人數與去年相若。

晚會人數固然可能跟六四前一個星期所發生的有關新民主女神像的爭議相關,但同時也反映出六四平反運動後繼有人,一浪推一浪。根據我們在現場針對15歲或以上參加者的抽樣調查所得,27%的被訪者是在20歲或以下的年輕人,另外有27%介乎21和29歲之間。前一組別的參與者在六四事件發生時仍未出生,而後一群參與者在八九年的時候亦最多不過8歲而已。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晚會參與人士根本沒有親身經歷事件,或在當年對事件未必有很充足的了解。從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六四紀念活動大概可以正式宣告已經成功地做到「薪火相傳」了。

薪火相傳的成功要素

下一代能夠成功接棒,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第一,上一代香港人久久未能忘懷六四,本身就是年輕一代成功接棒的條件之一,如果連親歷六四的香港人都一早不再關注六四問題的話,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讓下一代接棒。而香港人長期以來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則首先是因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集體烙印,加上由於香港要回歸中國,六四事件透過如支聯會會否在回歸後被取締,以至近年香港傳媒有否在六四問題上進行自我審查等問題和爭議,早已成為一個「本土議題」。在這社會脈絡中,社運組織(尤其是支聯會)、政府,和傳媒的互動,鞏固了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記憶(對於六四集體記憶如何在香港生成及延續的更詳盡的分析,可見我們在今年4月號的台灣學術期刊《新聞學研究》中所發表的文章)。

第二,支聯會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以「薪火相傳」作為晚會和其他紀念活動的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遠見的策略。就晚會所見,不只是一般參加者,若計算在維園四周負責派發物品或維持秩序的支聯會工作人員和義工的話,年輕人的比例應該更高。社運組織自己有沒有意識及實際行動去吸納新血,是社運能否「傳宗接代」的關鍵。

第三,六四晚會的實際內容的確有其觸動人心的地方。以作者的個人感覺和經歷而言,隨着時間的過濾,今時今日的晚會比1990年代初的晚會少了點憤怒和激情,多了點沉穩和成熟的感覺。正如馬傑偉等早前的文章所分析,六四晚會已經沉澱出一套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歌曲有如聖詩、青年人接棒儀式有如洗禮、民運人士的發言就是見證、華叔猶如精神領袖,這些晚會的儀式和成分,對建構、傳達,和強化參與者的價值觀念和身分認同非常有效。

六四教化的渠道

我們相信以上的解釋尚不充分。我們想進一步知道在較具體的層次上,青年人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的呢?我們在今年六四晚會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了現場調查。我們希望藉此報告一些跟以上問題相關的調查結果。

對當年仍未出生的六四晚會參與者來說,他們是從什麼渠道首次得知六四事件的呢?現場調查問及這批參與者六種不同的渠道對他們「初次認識六四事件有幾重要」。結果發現(見表一),對青年人初次認識最重要的是學校和互聯網,認為兩者重要的百分比分別為73%和75%。互聯網是今天的年輕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主要渠道,它能令新一代認識過去,並不出奇。事實上,只有1%的年輕參與者認為互聯網不重要。不過,如果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他們亦不會主動到網上搜尋資訊,從這角度看,學校和老師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認為老師和互聯網重要的比例均高於認為大眾傳媒重要的比例。同時,雖然每年六四晚會後,傳媒報道往往都會選擇一兩個帶着子女去參加晚會的父母來接受訪問,但若論整體比例,家庭比學校所起的六四承傳作用其實較少。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每位孩子都只有一對父母,如果父母本身不是對六四有所堅持的話,他們亦很可能不會跟孩子提及甚至討論事件。相反,一位年輕人從小到大會遇上很多老師,而其中有一些較為關心國是的老師在學生面前討論事件,並不出奇。

不過,我們不應因表一的百分比貶低家庭的重要性,雖然通過家庭而認識六四事件的青年人的比例較低,但青年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始終較長,如果一位青年人是在家人引領下認識六四的話,他對六四的認識可能會更深刻。事實上,在該些認為家人對自己初識六四事件重要的年輕人中,有93%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關心中國,同時92%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珍惜自由。而在認為學校和老師重要的年輕人中,同意這兩種說法的百分比的確稍低,兩個百分比均為86%。

認識六四的進階

在初次認識六四事件之後,什麼渠道的資訊對深化燭光晚會參與者對事件的認識起最大的作用呢?由於曾親歷六四事件的市民也可以在後來的時間對事件加深了解,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渠道對不同年齡的市民的重要性。表二總結了一些相關的調查發現。簡單地說,年齡在30歲或以上的市民,傾向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和支聯會發放的資訊對他們深入了解六四事件較為重要。而對年輕的一代來說,包括89年未出世的一批及89時已經出生但尚年幼的一批,較為重要的則是電子傳媒和互聯網。不過,如果我們比較15至20歲的參與者和21至29歲的參與者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跟家人討論外,21至29歲的參與者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其他5種渠道的重要性都有較高的評價。我們認為這反映的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可能自覺對當年的事件的了解仍未算很深入,所以在表面上來看,他們對大部分渠道的重要性的評價都會較低。

從這點可以引伸出的是,年輕人仍然主要是以一種跟隨者的身分多於以一種帶領者的身分去參加晚會。我們的調查問及被訪者是否跟別人一起參加晚會,若是,我們再問他們是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是別人先提出,還是大家不分先後有共同的想法。在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55%指是大家不分先後,而只有19%指是別人首先提出的。在21至29歲的參與者中,指不分先後的有47%,而指是別人先提出的有23%。在15至20歲的參與者中,兩個相應的百分比為37%及31%。這些百分比顯示,青年一代未必可以即時在自己的社會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們較少有跟別人不分先後想到要參加晚會的感覺。同時,因應友人的號召而參加晚會的青年人比例亦較高。

集體記憶在逆境中有效傳承

誠然,以上的數據只是為年輕人如何接觸和了解六四事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資料。總括而言,我們發現,傳統在青少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會制度,如學校和家庭,對六四記憶的薪火相傳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回歸之後,教科書如何處理六四事件不時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在大部分教科書出版機構避談六四的情况下,學校卻仍然是很多六四晚會新參與者初次認識事件的渠道。教科書其實也是一種大眾傳媒。我們可見,大眾傳媒避談六四,阻止不了相關資訊和觀點在民間的傳播,民間甚至會因為相關資訊受到打壓而談得更多。但在近年,政府在中小學界大力推行國民/國情教育,這對學校作為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渠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互聯網的作用是另一個調查發現的重點。互聯網對年輕人參與及認識政治的重要性,已經愈來愈受到社會確認及關注。不過,表二顯示21至29歲的晚會參與者比更年輕的晚會參與者更認同互聯網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這亦間接指出了互聯網上的傳播與溝通行為是不能脫離使用者本身的社會網絡和背景來理解的。20來歲的青年人比十來歲的青年人對六四應有較多的認識,他們亦應有更多同樣認識六四事件的朋友,所以互聯網對加深他們認識六四事件的作用可以更大。

廣義地說,我們認為,六四記憶之所以可以薪火相傳,除了因為文章開首部分提到的社會因素和支聯會的策略外,也是因為過去20年來香港社會上依然存有一個穩建而有力的,由學校、家庭、大眾傳媒,以及互聯網這等新媒體所組成的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基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至於這個傳播基建的組成部分是如何的「分工合作」?它們各自擔當的是什麼角色?這些問題則超越了本文和現場調查所能處理的範圍,有待未來繼續觀察和探討。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鍾庭耀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李立峰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2010年6月28日 星期一

編輯由誰自主?

編輯由誰自主?

林天悟 《信報》,2010年6月28日

過去十天以來,特區政壇風雲色變,議會內各自歸邊,印證了「政治一天都嫌多」的至理名言。這一課除了該寫進香港的政壇歷史,亦為本地傳媒添上新一頁。

政改方案表決前夕,行家留意到全港社論口徑統一,對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方案全面唱好,同行「慨嘆」(絕不是喜悅)這大概是繼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屈指可數的罕見景象。對於這種難得一見的「和諧」場面,有記者在網上貼出當年《文匯報》「痛心疾首!」的天窗社論,以表達沉重的心情。

報章社論一面倒

那股沉重的氣氛不是源自反對或贊成政改方案,而是這個議題直到表決一刻,社會上仍存在極大爭議,立法會內亦有不同聲音。但作為輿論喉舌之一的報章社論,觀點卻是如此一面倒。行家們恐懼的是失去多元化的表達渠道,令最寶貴的言論自由淪落。

因為政改,近日行內的撕裂情況也和議會內差不多激烈。民間智慧都說,有兩種話題最易令人反目,一是追捧明星偶像,你的?模和他的港姐,因價值觀和品味不同就會吵至臉紅耳熱;另一種當然是政治話題,不同政見者碰面,說多幾句就會擦出真火花。

上周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期間,會場內外聚集了數十名記者,大家不免要為政改表態,支持者仿如官員及民主黨員上身,發表「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要講數才能起錨」的論調;反對者則痛斥民主黨「轉軚叩頭跪低,出賣選民」,結果愈吵愈激,甚至不歡而散。

據知,不少政治組記者都傾向支持民主黨方案,因為覺得以理想主義抗爭下去,只會永遠陷入僵局,倒不如破釜沈舟博一鋪,先走一步再算。政治記者與許多議員熟稔,有較多時間了解他們的想法,加上那個圈子必須靠關係「收風」採訪,行家之間對政治取態反而較開放,很少因政見不同而鬧翻,較容易接受妥協方案。反觀其他組別的記者則反應更激烈,而且大部分都反對政改方案,有人更特意下班後到立法會支持反政改行動。

幸好,分歧意見因為世界盃和民主大報「轉軚」事件而得到緩衝,大家終於找到共同話題。是的,上周行內焦點依然落在民主大報身上,大家對當中謎團作極多揣測,但均莫衷一是。最弔詭的是,同一集團的周刊竟公然報道民主大報「轉軚」,更刊出幾篇不同口徑的社論作對比,又向報社的總編輯追問反應,結果是「拒絕回應」。

周刊大報做法添疑竇

行內眾所周知,該周刊一向以狠辣觀點見稱,原有總編輯數月前因病退下,肥老闆遂請來前總編輯「沙膽虹」出山坐鎮,並即時採用「強政勵治」的手法重手整頓,更大開殺戒解僱了一些記者,一時間令編輯部風聲鶴唳。

該周刊與民主大報屬獨立運作,雙方關係與其說是「兄弟」,倒不如形容作「對手」更貼切。由於行內流傳民主大報是受到最高層指示而改變方向,理論上周刊亦應受到同樣「照顧」,但那篇報道卻造成「左手打右手」的效果,令事件更添疑竇。行家都說,如果碰到肥老闆,一定要當面問個明白。

無論起錨、拋錨還是轉軚,船上人必然最受影響。傳媒機構常說「編輯自主」,到底是誰在自主呢?當面對傳媒機構取向改變,或與自己的價值觀不同時,記者可以怎樣呢?這段日子裏,再次聽前輩說及「亞視六君子」事件,或許可以作為時空交錯的借鑑。

八九年六四事件永遠是上一代傳媒人的傷口,因為慘劇尚未平反,傷處至今仍在淌血。亞視新聞部當年和全港傳媒一樣,對六四是鐵板一樣般硬淨,不少記者採訪時均身穿黑衣或在臂上縛上黑紗以示悼念。但事隔五年,即一九九四年,亞視購入西班牙電視台拍攝的《八九天安門事件》六四紀錄片,卻遭管理層禁播,新聞部六名資深員工憤而辭職。

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亞視管理層最終讓步准許播出有關片段,但六人堅持離開,該四男兩女前輩,自此被新聞界尊稱為「六君子」。對於辭職的理由,六君子曾對傳媒說過:「若香港傳媒沒有編輯自主,就沒法捍衛新聞自由,恐怕對社會不好。」事隔多年,《明報》於○五年訪問了「六君子」之一、已經退休的潘福炎,行文間懷緬舊時壯志,潘福炎沒有後悔離開亞視的決定,卻以老記者的敏銳眼光察覺到社會價值觀早已轉變。他談及以當時社會對六四事件的反應,新聞工作者面對大是大非時,辭職是很自然的事,「那時社會氣氛、經濟情況不同,我肯定會找到工作。如果換了今日,辭職三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會後悔!」他表示,離開亞視後,即有六份工作爭着聘用他,更有老闆表示欣賞其勇氣。但換了時勢,潘福炎亦明白熱血的衝動雖然激壯,但並不是最好的做法,當年如果嘗試向管理層作進一步爭取,更可能締造雙贏局面;而換了今天,若有記者因為六四觀點不同而辭職,「恐怕沒有老闆敢聘用你」。

要向祖國「起錨」

說白了吧?明白了嗎?當年亞視管理層之所以退讓,是要顧及電視台的公信力和公眾形象,當外界壓力夠大才能迫出這一步。原來編輯自主權最終是在老闆手中,而不是員工的骨氣裏。六四的時勢迫出了六君子,但今天縱使再有六君子的高尚情操,集體職辭亦不會有那種氣勢,結果應驗的不是「捍衛了新聞自由」,而是「三年也找不到工作」,成本大高,風險太大,還是悶聲發小財吧﹗經此一役,遂明白到這不能說誰不夠勇氣或者誰的錯,當社會不再欣賞理想主義的抗爭,當高官林瑞麟在政改「贏到開巷」(鄭家富語),仍不忘以仇恨態度挑釁反政改的議員和公眾人士時,當曾蔭權、高官和親政府人士忘我地高呼「勝利」時,正好顯示出政府正帶頭失格,各大小老闆自然要緊隨,傳媒隨之而行就是生存之道。

畢竟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在十三億中國人民心目中,「搵食權」永遠排在第一位。啊,經過這十天,香港傳媒終於要向祖國「起錨」了!

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軒尼詩道空氣最差 污染物濃度高標準六成

軒尼詩道空氣最差 污染物濃度高標準六成



《明報》,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05:10


電影《月滿軒尼詩》為軒尼詩道增添浪漫色彩,但科大最新研究發現,現實的軒尼詩道成為全港空氣質素最差的街道,汽車污染物二氧化氮最高濃度較法定標準高出六成。科大人員駕駛流動空氣監測車輛,行遍全港18區繁忙街道,發現一些環保署 未有設立空氣監測站的地區,區內道路污染程度同樣嚴重,例如告士打道、英皇道及馬頭圍道等。

組織「健康空氣行動」促請政府在勾勒低排放區的界線時,應考慮保障市民健康,減低對路邊學校及醫院的滋擾。該組織以科大研究結果推算,繁忙街道沿線共有逾百間學校及醫院,估計受路邊空氣污染影響的學童及病人約有10萬人。

英皇道馬頭圍道亦嚴重

這是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單一研究,利用裝有空氣監測裝置的車輛行走繁忙街道,蒐集空氣質素數據,然後在地圖上劃出空氣污染的軌迹。研究於去年9月開始,科大人員駕駛「大氣監測走航平台」,每星期行走一個地區,包括其中4日在不同時段行走擬訂路段。以灣仔為例,每日沿告士打道、怡和街、軒尼斯道及分域街如循環線反覆行駛,然後在第5日由科大出發,走遍本港各區,以便調整各區在不同季節蒐集數據出現的差異,令18區數據可以用作比較。

監測車輛行走了1.5萬公里後,得出二氧化氮濃度最高的道路分別是軒尼詩道、德輔道中及彌敦道等(見地圖)。由於車輛持續行走,得出每段路的平均數據,不能直接與官方空氣質素指標的1小時平均數比較,但可作為參考。例如軒尼詩道最高錄得每立方米479微克,較空氣質素指數1小時平均數的300微克高出六成。

車流高大廈成峽谷 污染物難擴散

二氧化氮主要來自汽車廢氣,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分析,軒尼詩道每日逾4萬架次車輛行走,不單車流高,巴士站亦多,經常交通擠塞,汽車不斷排放廢氣,加上道路兩旁高樓形成峽谷效應,污染物不易擴散,因此濃度特別高。

那麼道路中哪一段最嚴重?陳澤強說,幾乎整條軒尼詩道的空氣質素都非常差,要到維園 才稍為回落,因為維園地方空曠,污染物可以擴散。監測車輛亦有量度氮氧化物濃度,軒尼詩道亦是全港最高的街道,每立方米1316微克。氮氧化物包括各種氧化氮,都是來自汽車的廢氣。

空氣質素欠佳的道路,大部分集中在市區,研究人員發現,葵涌 貨櫃碼頭南路,除了二氧化氮高企,鄰近的荔景山路亦曾錄得二氧化硫 飈升最高約6倍,估計與貨櫃碼頭船隻使用含硫量較高的柴油有關。

環保署表示,路邊監測站設於道路旁邊,能夠反映大多數行人在市區繁忙街道旁所吸入的空氣,是國際採用的做法,與科大的流動空氣監測車各有所長。

2010年6月22日 星期二

教協:三成通識教師壓力瀕「爆燈」

教協:三成通識教師壓力瀕「爆燈」


《明報》,2010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中學推行新高中接近一年,新增的通識主修科成為教師及學生面對的首要難題。教協在今年初訪問逾600名通識科教師,並以1至10分評價教學壓力,發現有32%人的壓力評級達9分和10分,壓力瀕「爆燈」。近九成受訪教師每周額外備課8.5小時,等於每周多工作一天,犧牲私人生活。

每周額外備課8.5小時

教協估計全港約有2000名通識科教師,協會在今年1至5月間,以問卷訪問672名中學通識教師,讓他們自我評價任教通識科構成的壓力,結果平均壓力評分達7.7分。

此外,教師在調查中反映通識教學面對「九大關」,首三位是照顧學生學習差異、預備新教材及教授學生批判能力。26%受訪教師指學校以大班教通識,未有分小組討論;86%人指備課時間長達每周8.5小時,即每周多做一天,犧牲家庭及個人生活,要求政府增加人手。

教育局回應指出,學校可利用新高中課程支援津貼,為通識科作小班教學,05年至今,當局已為8823名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支援,下學年會集中培訓第二梯隊教師,包括備課、處理課程內容及教學法等。

2010年6月21日 星期一

社論有沒有個人意志?

社論有沒有個人意志?

林天悟


《信報》,2010年6月11日


民主大報上周二刊出一篇社論,開宗明義指民主黨及普選聯提出的修訂政改方案可取,認為把新增的五個區議會議席開放予三百多萬選民,可「稍稍減輕政制的特權成分」,較特區政府原來的方案進步,亦有助「政制向前走」,值得支持。該篇社論的論點如今已是左中泛民各團體的「共識」,既然特首曾蔭權已把新方案提交中央,外界預期特區政府今天會公布採納建議,然後周三在立法會內以大比數通過。

民主黨及普選聯的方案其實早已有之,但與民主大報爭取「真普選」的一貫立場有原則性差異,過去非但從來沒得到支持,在處理日常報道時更偶爾存在嘲諷意味,故該篇「變調」的社論激起千重浪,在泛民支持者、議員學者、網民、社運界,以至員工及行家之間引起震動,紛紛認為是「急轉軚」、「靠左走」。往後幾天,該報的社論仍在同一論調上打轉,有網民猜度香港會否增加一份強調「政治中立」或「追求和諧」的報紙?讀者只能拭目以待。

「眉毛」喻社論

本文要旨不在論政,何況上周六《信報》社評對區議會方案已有精闢論述,在此當然寧可藏拙。但事件卻令人反思社論的作用,為什麼報紙要有社論存在呢?台灣著名文化及傳媒人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曾經說過:「社論就像人的眉毛,一個人沒有眉毛怎麼看都覺得怪怪的,但有了眉毛卻又不知道有什麼用。」江春男是華文傳媒界的傳奇人物,在台灣戒嚴時期出版《八十年代》雜誌,其後再創辦《新新聞》等多本刊物及擔任總編輯,早已是寫社論的「熟手技工」,並曾替台灣《蘋果日報》撰寫「蘋論」和短評,更在台灣《壹週刊》撰寫「壹觀點」。台灣前統編陳水扁兩度當選後的就職演說稿,亦是出自其手筆;但他與政界中人混得太熟了,部份文章的觀點難免被質疑偏頗或另有用意。

江春男以「眉毛論」比喻社論,其實相當有趣貼切,但眉毛絕非無用,在生理上來說,眉毛可阻擋雨和汗流進眼睛,濃密稀疏亦能反映健康狀況;而掌相理論上,眉會影響人的命格運勢,「愁眉」造出「苦臉」,衰相則帶來噩運。眉毛又像大門上的牌匾,生得好壞影響外觀與氣質,而近年男女都盛行修眉,「美眉」已是一盤大生意,循此看來,社論與眉毛還真有許多共通處。

社論是整間報館的辦報理念,讀者一看而知其立場和價值觀,在沒有出版自由的國家,報紙社論等於政府的傳聲筒,充滿八股氣息,一般來說不為民眾重視,但在重要時刻卻能起到關鍵作用。在華文社會來說,歷史上最重要的社論肯定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該篇《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顯示中國共產黨將學運定性為「動亂」,間接引發後來的六四慘劇。

關乎報館尊嚴

同年的五月十九日,中共宣布北京實施戒嚴,代表當局正為血腥鎮壓作好準備;翌日,香港報界史上最悲壯的社論刊出了,親中的《文滙報》在頭版社論位置開天窗,僅以「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表達心聲,並觸動全港市民心靈,不久即有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生,成為本港報壇最震撼事件之一。當年的《文滙報》總編輯金堯如和社長李子誦,至今仍被報界同仁視為職業典範,這個故事仍會傳頌下去。金堯如先生現已作古,而報界去年成立了「金堯如新聞基金」,以表揚對新聞自由有貢獻的報道,上月首次頒獎,得獎者分別是《明報》的《電盈種票疑雲系列報道》和香港有線電視製作的《癌症村》。

社論關乎報館的尊嚴,茲事體大,當然不能馬虎了事。一般來說,社論主要由總編輯或聘用專人撰寫,但無論是否具名,那千餘字的地盤不是普通專欄,並不容許「個人意志」存在。報館多會先舉行「社評會議」,由高層和主筆商議社論的主調,遇有分歧時可能進行激烈爭論,但當題目敲定後,執筆者就要按照定好的主線去寫文,然後經由多重審閱才能出街,所以某程度上算是「集體負責制」。有撰寫社論的前輩坦言整個過程壓力很大:「寧可報道出錯都不容社論有錯,因為那是災難性的後果,所以每一個字都要盯得很緊。」親中報紙要緊跟中央立場,社論觀點反而有迹可尋;其他報紙始終是商業產物,最終亦要看老闆的臉色。過往不少報社都堅持編輯自主,對於老闆的一些「特別要求」會作出抵抗,由於懼怕事件張揚有損機構的公信力,老闆大都不敢明目張膽干預社論或報道內容。

但近年報紙的賺錢能力下降,加上許多腰板挺直的報人退休或轉行,資金勢力逐漸坐大,編採人員在生活壓力下,不少人只能低頭認命,令到社論滲入更多的老闆意志。有行家更稱只能抱着「做好呢份工」的心態去上班,「一是寫,一是走,風骨不能當飯吃」(此論調適用於所有新聞從業員)。

同行認為事件反映報界最後一道防線失守,預示了多元言論空間正自我閹割。然而光環只是外界給予的,放眼世界,同樣情況在任何地區國家都正在進行中,當傳媒之間失去了「忠誠的反對派」,得益的會是誰?受苦的會是誰?在日漸加劇的貧富懸殊現象中,似乎已提供了答案。

中央認可的「普選」

上周三特首曾蔭權和立法會議員余若薇進行辯論期間,所有傳媒機構仿如暫停辦公,行家都圍在一起觀看這場「人類史上最懸殊的政治辯論」(馬嶽用語)。當特首提及制訂政改方案的難處時,叫對手必須顧及政治現實,卻不慎「漏了口風」,暗示取消功能組別的方案不會被建制派議員接受,即無法在立法會內通過。

有政治觸覺的行家分折,政府一旦採納了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令每位市民有兩票在手,這種「一人兩票」的方式,恐怕就是為喬曉陽或中央認可那種「普及、平等,符合香港特殊政治體制,又能兼及各階層利益」的普選形式。反觀現有功能組別的選民情況,個別議席僅得三數百名選民,而區議會方案新增議席,選民基數則以百萬計。如此情況,難免令人想到奧威爾名著《動物農莊》的名言,那是對「平等」的解讀:「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看來,提出方案的民主黨成員,很有機會成為建構政治動物農莊的「歷史功臣」。

2010年6月17日 星期四

港夜景成國際光污染代表 登權威天文雜誌封面

港夜景成國際光污染代表 登權威天文雜誌封面


《明報》,2010年6月17日


【明報專訊】繼空氣污染問題後,香港的嚴重光污染現象亦傳遍國際,維港兩岸璀璨的燈火,成為美國 權威天文雜誌SKY & TELESCOPE 的5月號封面,直指香港是光污染反面教材。據悉,政府早已完成規管過度戶外照明的研究,但至今未提出建議,地球之友 促政府盡快正視,並建議分區管制戶外照明裝置、限制戶外照明不能向天照射和直射入屋等。

香港天文學會會長楊光宇表示,SKY & TELESCOPE是天文愛好者必讀的雜誌,每月出版,全球銷量數以十萬計。據他所知,該雜誌首次使用香港夜景作封面,反映香港光污染的嚴重程度已達「國際級」。

該雜誌5月號封面照片從山頂取景,維港兩岸璀璨景色一覽無遺,標題是「Bring Back the NIGHT」(將夜晚帶回來),內裏以大篇幅報道全球數十年間光污染趨勢,以及各國近年規管光污染的方式,例如規管戶外照明裝置,以及改善街燈設計,令光線集中向下照射。

雜誌編輯:夜景美麗 非針對香港

該雜誌總編輯Robert Naeye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選取香港夜景作為光污染的反面教材,出於藝術總監及市場部門的主意,認為是一幅很美麗的夜景照片。他認為,每個已發展的大城市都有嚴重光污染問題,他們並非針對香港,又認為選用這張相片會吸引讀者關注光污染問題。

地球之友促立法規管

地球之友環境事務主任鄭思翎表示,他們參考外國法規和學術研究,再根據本港實際情况,擬定光污染的立法建議,監管對象以戶外燈光為主,再根據土地用途分區管制,由規管最嚴的天文觀測區,到最寬鬆的商業區,各有不同熄燈時間、光度及燈光角度限制(見表)。

她認為,本港光污染投訴數字有上升趨勢,但環保署 只是「無牙老虎」,地球之友接獲多宗光污染投訴,轉介環保署跟進,經該署多番勸喻仍無改善,反映立法的重要(見另稿)。

環署:短期完成光污染研究

環保署發言人表示,正就過度使用戶外燈光裝置可能引起能源浪費的課題進行研究,顧問正整理蒐集所得的資料及研究結果,整個研究料於短期內完成。環境局會因應研究的結果考慮下一步計劃,並提出處理戶外燈光相關事宜的建議。

發言人續稱,該署於2009年接獲有關燈光投訴的總數為213宗,較08年的82宗急增1.6倍。機電署的數字亦顯示,全港耗電量由1997年至07年上升了27%,其中照明部分佔整體耗電量的16%,過去10年亦增加了13%,反映這個城市愈來愈光。

明報記者 馬耀森

2010年6月12日 星期六

宣傳

宣傳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高呼叫賣,今稱硬銷,是最直接的宣傳法。早已結業的平霸電業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廣告,最為經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合家歡節目《歡樂今宵》播出,藝員鄧英敏讀過平霸標語「唔係最平,唔敢稱霸」之後,提高聲調高呼:「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聲嘶力竭,近乎氣絕。 平霸廣告將高呼術用到極致,後無來者。

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宣傳

宣傳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高呼叫賣,今稱硬銷,是最直接的宣傳法。早已結業的平霸電業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廣告,最為經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合家歡節目《歡樂今宵》播出,藝員鄧英敏讀過平霸標語「唔係最平,唔敢稱霸」之後,提高聲調高呼:「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聲嘶力竭,近乎氣絕。 平霸廣告將高呼術用到極致,後無來者。

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星島》,2010年6月10日


(星島日報 報道)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昨日再度就政改方案向中央施壓,指中央若堅持不讓步,香港可能隨時有騷動。他引述浸大戴高禮在今天發表的民調表示,不滿政改的人數極多,「如果唔想收拾騷動,(政府)係咪要咁硬呢?」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指政改方案已回應了泛民在○五年時的訴求,只是泛民不斷提高叫價。記者:曾善璘 梁斯詠

  何俊仁昨日透露,民主黨在前晚召開了政制小組會議,有個別成員認為民主黨走溝通路線成效不彰。何俊仁承認今次與中央溝通的確沒有成果,但民主黨主流意見仍堅持要繼續與中央保持對話。

  引民調 指香港「極危險」

  何俊仁又指,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將在今天發表政改民調,結果顯示只有四成人支持政改,市民對政改非常不滿,當中又以男士特別憤怒,現在「香港極危險」,隨時有騷動可能,「我口地斯文嘅就喺立法會 內提不信任動議;激動嘅,就衝擊立法會」。他強調現在修改政改方案的主導權在特首曾蔭權 手上,民主黨只會等待政府出招再回應。

  除了提出「社會騷動論」要求政府就政改讓步,何俊仁昨日亦在立法會探討,特首是否需因政改再度被否決而引咎辭職或解散立法會來還擊政府。何俊仁提出質詢指,現屆政府已是第二次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若政改方案再被否決,這顯示政府「上不能說服中央,畀有具體進步嘅終極普選 方案給市民;下不能取信於市民」,要求特首像有風度的政治家,如日本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般引咎辭職,承擔政治責任。

  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時指,方案無論通過與否,市民都會認同特首及政府對推動民主向前所作出努力。

  泛民被指不斷提價

  林瑞麟其後回應關於政改的動議辦論時再向民主派 反擊,指政府與泛民談判時,並非對政改方案鐵價不二,而是泛民的叫價不斷提高。

  他表示泛民在○五年討論政改時,要求中央提供普選時間表、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及讓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其後中央及政府已在○七年人大常委 決定及今次政改方案一一回應泛民要求,但泛民並不滿足,「我感覺和觀察到,泛民有不同的叫價,現在大家要求更多更大。」

  林瑞麟再次呼籲,二○一二年是香港政制通往民主化的中轉站,政府把《基本法 》及○七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之框架下的空間全部用盡,呼籲泛民不爭朝夕,通過方案,如政改方案再被否決,對中央與香港間的互信及建立共識並無幫助,「香港今後的民主路將更難行。」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明報專訊】政府自4月發表政改方案以來,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上月尾政府更推出「起錨」行動,密集式硬銷政改方案。政府在回覆議員質詢時,承認在短短兩個月花掉900萬元宣傳費。這筆費用遠遠超過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宣傳,就連2003年SARS 席捲全港導致300人死亡,政府也只花費320萬元,提醒市民預防疫症。

所費遠超「三三四 」SARS宣傳

現時法例規定政府支出凡超過1000萬元,便要經過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審批,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質疑,政改宣傳費剛好訂在900萬元,令人懷疑是否有心繞過財委會,做法不光彩。財委會主席劉慧卿 則表示,因無證據,難斷定政府是否刻意避開立法會,但她指出,政府近年多個項目都「巧合地」訂在900萬元,做法惹人懷疑。

電視電台宣傳花330萬

公民黨 陳淑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要求政府交代近期大規模政改宣傳及推廣活動的開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 回應指出,政府預留900萬元作政改宣傳,當中單是電視、電台的宣傳短片和聲帶就花了330萬元,報章和網頁廣告用了250萬元,公共交通工具廣告則花150萬元(見表)。

佔大氣電波宣傳 拒反政改廣告

由於政府是在4月中才公布政改方案,預期本月23日表決,換言之在這兩個月,每月平均花去450萬元。

本報比較政府近年各項重要政策的宣傳費,03年政府撥給政府新聞處 、旨在提高市民預防疫症意識的宣傳費,也只花掉320萬元;國民教育則平均月花100萬元;影響全港學生的三三四新學制,每月宣傳費也只是55萬元。

除了花費龐大,陳淑莊亦質疑政府透過大氣電波宣傳政改,屬政治廣告,同時又不允許政黨賣「反政改廣告」,做法不恰當。她又質疑,政府幾乎用了大部分的免費公共資訊時段(即API),會影響其他重要政策宣傳,例如日趨嚴重的腸病毒疫情等。

林瑞麟:宣傳政策 非政治廣告

民主黨 李華明 亦指出:「API時段是無價的,全用在宣傳政改,精神病康復、吸毒這些重要的民生議題都被擠走了。」

林瑞麟反駁說,政改屬政府政策,宣傳性質與政治廣告截然不同,做法如同推廣防SARS、反吸煙、禁毒般,使用電子媒體發牌時承諾提供的廣播時段。

法院淪為鎮壓工具 社會能穩國家可安?

法院淪為鎮壓工具 社會能穩國家可安?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明報專訊】四川 維權人士譚作人因為追查地震豆腐渣工程被捕,法院卻以他發表的六四 事件文章判罪,以內地的政治環境,譚作人上訴推翻一審判決的機會,本就不大。不過,就二審審理判決所見,四川法院連起碼的司法程序也未嚴格遵守,有違公開審訊及公開宣判原則,情况不但使判決進一步遭到質疑,更挫損了法院的形象,使法院坐實了淪為政治鎮壓工具的污名。

譚作人案上訴審理

有違公開審訊宣判原則

譚作人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文章,在2007年5月發表,指他以「獻血為名」紀念六四事件,則在08年6月,這段時間無事發生。譚作人積極追查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於2009年3月接受傳媒訪問,披露他所取得的豆腐渣工程資料之後,公安於3月28日拘留他。據譚作人的律師透露,起訴書曾提及豆腐渣工程,並指控譚作人藉此「詆毁政府的形象」。因此,有理由相信,譚作人被投獄,與豆腐渣工程有關;當局以六四事件治他以罪,旨在轉移視線,避免挑起地震死難學生家長的情緒。

譚作人一審時,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入獄5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昨日駁回他的上訴,維持原判。譚作人案政治性質濃厚,其上訴判決很難想像不受政治影響,所以,各方對推翻一審原判的機會,本就不樂觀,故二審判決結果不使人意外。不過,根據二審判決和譚作人代表律師浦志強所披露,二審程序一些不尋常之處,性質與法院未遵守公開審訊和公開宣判原則有關。

首先,審訊雖云公開,但是可以到庭聽審者都由當局安排,記者和其他人等無緣入內,譚作人的妻子雖然獲准旁聽,但是被安排坐在最後一排,舉手與丈夫打招呼,則被法警按下,至於譚作人的兩名女兒,則不能到法庭內看一下父親。至於到場了解情况的美國 和德國 外交人員,當然也不准進入法庭旁聽了。所以,這是一場嚴格控制之下的「公開審訊」。

另外,雖云公開審訊,整個過程並無公開審訊實質。二審判決書表示,「本院(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經過閱卷,訊問被告人、聽取辯護人的意見,認為本案事實清楚,決定不開庭評議並作出決定,現已審理終結」。另外,據浦志強透露,他曾在法庭內舉手要求發言,但是法官看了他一眼,並無理會。也就是說,所謂二審,其實都在法庭以外進行,到真正開庭時,被告和辯護律師並無發言機會,法庭內只有聽到法官的一面之詞,聽不到譚作人自辯和律師辯護。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後,組成了合議庭(由3位法官組成),但是昨日開庭,這3位法官並無露面,法院委託一審法官宣判。浦志強對這個安排,不以為然。他認為「既然兩級法院都在成都,譚作人也羈押在成都,本案不存在異地因素,何以高院會委託一審宣判。由於本人沒有見過組成二審合議庭的3位法官,我很好奇他們到底是何方神聖」。浦志強的質疑,揭露了一個情况,就是判決書所說「合議庭……聽取辯護人的意見」,究何所指。浦志強就是譚作人的辯護人,他說沒有見過合議庭的法官,然則合議庭聽取了什麼辯護人的意見?

公義最後堡壘淪陷

盛世榮景隱憂重重

我們認為,無論當局如何判處譚作人,都要符合司法程序,二審判決,應該由二審合議庭宣判,但是合議庭法官並未露面,卻由一審法官主持大局,這個做法是否恰當?事涉公開宣判原則,值得斟酌。

以內地由中國共產黨 總攬一切的情况,要求法院不受黨的影響,完全司法獨立,不切實際,內地法庭成為國家專政機器的一部分,大家都心裏有數。但是,就算把法庭塑造成鎮壓工具,都要講一點規矩和禮數,譚作人案,當局脫序而行,罔顧觀瞻,不但削弱了裁決的權威和公信力,對於法院的形象也構成很大傷害。

近期,內地仇官情結普遍,法官更成為衆矢之的,較早前湖南有人持衝鋒槍衝入法院,槍殺3名法官;前日,廣西梧州6名法官處理一宗貨款糾紛時,被潑硫酸,6人同被灼傷。這些事件中的法官遭遇不幸,理應獲得同情,但是從內地網民反應所見,大多數竟然同情殺死和傷害法官的人,在湖南槍殺3名法官的兇手,更被民衆視為英雄。在正常社會,法院被視為公義的最後堡壘,法官則被視為公義的最後守門人,但是在中國大陸,民衆對法院和法官角色的認知,顯然並非如此。

內地法官形象沉降,肯定與經常傳出的法官貪污腐敗有關,這是中國現行體制的產物,我們要指出的是:當法院和法官愈來愈不隱瞞其鎮壓工具的角色和功能,而且罔顧程序,以我行我素的方式體現,民衆看在眼裏,會怎麼理解?這樣的社會可以穩定?這樣的國家可以長治久安?這是盛世榮景之下使人焦慮和擔憂之處。

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關懷控制」型的家長

「關懷控制」型的家長


《明報》,2010年6月9日





心理學家Diana Baumrind曾對西方家長管教的方式做過一些研究,並指出可從「冷漠-關懷」和「放縱-控制」兩維度作分析,構成4個組合。

「冷漠放縱」型家長對子女無要求、無期望,本身亦可能無時間管教孩子,有時間亦不會放在家庭子女身上。他們不是自私就是感到絕望而撒手不理。結果是子女無法學懂自我控制,動輒發生情緒行為。

「關懷放縱」型家長非常被動,對子女有求必應,處處呵護,結果是子女去不掉襁褓期自我中心的習慣,處處要人遷就,視規矩如無物,不知道要承擔行為的後果,結果也是不懂自我控制,和難與人相處。

「冷漠控制」型家長專制,他們替子女的行為定下鐵一般的規則,要求順從,反抗只帶來懲罰,既不歡迎發問,問也不願意回答。結果是子女到達青少年時期,不是過分反叛就是過分被動,難成大器。

「關懷控制」型家長帶多少權威性。雖然權力仍在父母手上,但他們願意聆聽、討論、歡迎子女發問、跟他們講道理。在這情景下長大的子女,較能融入社會、友善、快樂、合作、負責任。亦有研究指出這些孩子道德思考力較強,甚至有較高的學業成就。

隨著社會的進步,今天香港的家長不乏「關懷控制」型。然而,這些家長必須緊記,要適可而止。過度的關懷控制,會變成一種監視和「心理操控」,即無論大小事務,全由家長安排,令孩子活在「圈套」裡,因而缺乏發自內心的追求,喪失青春的自由。

[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盧子健


《明報》,2010年6月9日



自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政府和建制派把民主派標籤為「反對派」,以為用這個稱號就能貶損民主派的形象。


反對派長期取得六成選票


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其實政府和建制派(以下籠統統稱為當權者)應該細心想想﹕如果反對派長期在選舉中取得60%左右的選票,這個政府又哪有民意授權?這個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六四」事件過去21年。當權者要求香港市民忘記「六四」,但每年維園追悼晚會的燭光依然燦爛。今年,政府加強打壓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但「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創下歷史新高。


長期以來,民意調查亦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在這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當權者又是站在大多數市民的對立面。


民主政制和「六四」事件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觸及人心的基本價值觀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當權者長期與大多數市民對立,怎可能不形成政治僵局?


在政治問題方面政府沒有認受性,那在社會問題方面又如何呢?


貧富懸殊在回歸後不斷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除此之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發展指數調查顯示,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發展指數增長一直減速,近年更停滯不前。


把上述情况聯繫到政府社會政策近年所出現的問題就毫不出奇﹕在大專教育方面,資助學位學額十多年來無寸進,與「知識型社會」、「創新科技」等口號背道而馳;在醫療融資改革停滯不前的同時,公共醫療系統愈來愈不足以應付社會需求;在以「一筆過撥款」作為對社會福利承擔封頂的同時,無法應付新興的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青少年吸毒等;在人口急促老化的同時,老人的院舍和社區服務追不上形勢……


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令市民積聚大量怨氣。在民主社會,人民可以撤換政府,可以消消氣。亦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人民比較着重政府的能力、着重政府的政策與自己利益的關係,認受性很少是一個問題。


認受性不足 政策頻失誤


釀成「民望大折扣」雞尾酒


在香港,由於政府認受性不足,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市民對立面,如果再有社會政策的失誤,這就有如一杯「民望大折扣」雞尾酒。政府的政策失誤就被歸因於沒有民主,而因為沒有民主,市民會先驗性相信政府只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如果政府夠膽挑戰既得利益者,充其量不過是屈服於人民力量,甚至仍然做得不夠。在這個弔詭邏輯下,政府根本沒有贏的機會。


政府民望低,如果市民選擇忍氣吞聲,社會還是可以穩定的。


在港英管治香港的150多年間,最初一個世紀中國處於動亂之中,香港是一個難民和移民社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世紀50和60年代分別發生過大型的騷動和暴動,但都是以台灣或者內地為根源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力量所發動。直至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冒起,推動社會爭權益運動,才有真真正正的紮根於香港本土的社會運動。


最初,港英對這個新興社會運動也是採取高壓手段,包括輿論追擊、封殺集會遊行、拘捕運動人士、監視跟蹤目標團體等等。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或者出於為了消弭社會矛盾,或者是為撤退出香港作部署,港英政府開始吸納異見人士並局部開放政制。


今天民主派的不少前台人物,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當時的年紀便是跟現在的「80後」相若。他們當時年輕熱情,不計較個人得失,為社會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當年港英作出懷柔、妥協、吸納的回應亦是明智的。否則以港英只餘下20年左右的政治壽命,難以在社會充滿矛盾的情况下維持民望、安然撤退。


社會穩定使當年香港人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個人事業。縱有香港前途談判的不明朗和回歸過渡期後期中英爭拗的衝擊,在回歸前香港經歷了20多年的黃金發展時期。


昔日當年社會運動的中堅今日已成民主派的老將。由於年齡和崗位的轉變,他們不會再像當年一往無前。但他們至今也不會願意對當權者忍氣吞聲。


與此同時,新一代社會運動正在逐漸成形。回歸以來,長期不公的政治制度和失誤的社會政策,為新一批社會運動的年輕闖將提供了培育的土壤。他們的出現對當權者的衝擊,就有如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的出現一樣。當權者的即時反應是這些人是激進的極少數,是愛好搞破壞的一群,當權者的本能回應策略是高壓。


但一個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在道德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在社會政策上有諸多失誤的政府,倘若對社會運動採取高壓政策,會有什麼後果呢?社會穩定還能夠維持嗎?


當權者也不要以為「激進」的只是少數、只是局限於30歲以下的青年人。其實香港也有無數的憤怒成年、中年以至老年人。他們不會去圍中聯辦、禮賓府或者立法會,但他們就是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他們就是在上星期五前往維園支持司徒華、支聯會、民主派和中大學生的善良普通市民。當這些市民也無法忍受這個政府時,管治危機就在面前。


政府民望低已經是一個問題,後來多了一個「弱勢政府」的問題,好像小小一件事政府也要九牛二虎才能做好。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究竟香港還能否有效管治?香港會否變成Ungovernable?也許上述是我的杞人之憂,但如果憂慮變成事實,我們悔之晚矣。


過去兩個星期,特區政府官員空群而出「宣傳」政改,搞什麼「起錨」運動。但想深一層,政制問題只是關乎政制那麼簡單嗎?香港的管治危機猶如房間中的大象。當權者視而不見,徒費精力去搞什麼「起錨」。此情此景,我唯有說一句﹕夫復何言!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星島日報》,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06:30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管治班子,為促進政制發展「起錨」,兵分三路落區宣傳,兩路受到反對政改方案者「圍攻」,熱鬧非常。一些平時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市民,也都產生了好奇。

  政府定於今天向立法會 提交下屆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案,支持和反對方案的宣傳戰近日白熱化。雖然溫和民主派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有「破冰」之會,但是雙方立場距離仍大,不同的政治團體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要妥協出共識,使政制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難度極高,連曾蔭權昨日也公開不表樂觀。不過,他也表明,只要有一線希望,政府絕對不會放棄。

  政府很大程度把這線希望寄託在「民意牌」。愈多市民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議員否決起來就要付出愈大的民望和選票代價。

  粗暴狙擊 易變擾民

  立法會五區「變相公投」補選冷清落幕後,政府即展開龐大的政改宣傳攻勢。曾蔭權向大力反對方案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下電視辯論戰書,文字和電子媒介廣告層出不窮。管治團隊落區派傳單 襟章,與市民面對面交流,是宣傳戰中與社會沉默大多數互動性較強的環節。

  問責班子還計畫日內「洗樓」,恍如打一場選戰,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已經顯示自己在推動政改方面盡了全力,不少未經選舉洗禮的問責官員,亦可以接受一次走入群眾的「在職訓練」。

  管治團隊落區宣傳,招來部分激進民主派人士現場狙擊。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受到反對人士和採訪記者重重包圍,與市民直接交流的機會大打折扣。期間產生的一些混亂場面,部分市民可能覺得「擾民」,同時有違公民社會互相尊重人人有平等發言機會,表達意見自由的原則。

  文明表達 以理服人

  假如要從干擾混亂中找出一些好處的話,這些吵鬧場面,比官員順利而「沉悶」地派傳單,大增宣傳活動的曝光率,勾起平時對政治冷感的市民的好奇心,希望了解今次政改爭議是甚麼一回事,為政制辯論網羅更廣泛多元的聽眾。

  不認同政府官員落區宣傳,反對政改方案人士,可以用文明一點的方法回應,譬如同場另起爐灶,陳述自己的主張,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各說各有理,正好讓市民自己選擇,這是對市民自由的真正尊重。粗暴的狙擊行動,干擾效果很大,但以理服人的效果很弱,以聲浪和謾罵滋擾,令在場市民無法聽到官員的說話,反而令自己失分。

  民主不應該是一個靠鬥大聲壓倒對方的制度。成功推行民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容許異議者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理據,供人民參考,作出抉擇。這個容許別人發聲的原則,執政者應該遵從,在野者同樣應該尊重,才算公平,也避免了言論獨裁。大家在追求民主政制時,如果能夠在民主實踐方面,以身作則,保持風度,是為促進本港社會民主進步作出貢獻。

2010年6月4日 星期五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信報》,6 月4日


從八九年開始,每年六四我們都會以社評作悼念,從最初的譴責、要求平反,到近年轉而探討中國應該如何走向法治和民主、揚棄專制獨裁;我們能夠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我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年復一年的悼念、聲援和支持,為天安門死難同胞發聲討回公道,對內地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若干衝擊,令北京知道仍然有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年發生的慘劇,也有一批中國人至今還堅持官方要為這宗慘劇平反,要向死難者家屬道歉賠罪。每年六四前後來香港旅遊觀光的內地同胞,對於香港人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許不方便公開參與或支持,但耳聞目睹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對內地應會發揮細水長流的影響。

不過,近年悼念六四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支聯會和悼念團體的「鬥爭對象」從北京轉向了特區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包括在示威集會時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對集會作過多的無謂限制而生的抗爭,以至今年——也許最嚴重的一次,沒收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警方在沒收民主女神像不足二十四小時就發還給支聯會負責人,而且不附任何條件,比起當天扣押民主女神像時的強勢手法以及要求支聯會必須作出各式承諾,警方態度明顯是來了一次大轉彎,箇中原因,相信是警方明知執法無據、拘押失當,才在匆匆之間無條件退讓。香港是法治之地,處理悼念六四活動也非始於今時今日,難道警隊會在完全沒有諮詢律政司的情況下貿然扣押民主女神像,然後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又立刻改變態度?我們懷疑,是否警隊之上有更高層的壓力,要求執法部門要處事從嚴,不得手軟,而在強大的壓力底下,警方惟有勉強執法,卻在群情洶湧飽受質疑之後徹底「投降」;如此作為,既向「更高層」作了交代,「盡了本分」 ,但卻可顯示出這種打壓手法在香港的法治社會根本行不通,於法無據,也不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上純屬我們的「揣測」,但假如與事實不符,那是否反映香港警隊執法水平竟下降至如斯劣拙的地步?相反,如果我們的「揣測」距離事實不遠,那麼這股高層勢力——應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是否有意要向特區政府施壓,把內地的政治標準強加諸香港身上?


同樣令我們不明白的,是中大校方為何在前天竟會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學生會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政治中立,是指大學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但把民主女神像移入中大擺放,與政治立場又有什麼關係?中文大學曾經邀請過不少被中國官方列入黑名單的政治異見分子往大學講學、做研究,這些邀請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但公眾不會因此而質疑中大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偏向。大學是尋真理、求學問、修品格的地方,自由開放的環境、廣納百川的胸襟,才能夠造就一流的學者、高質素的學生,一個民主女神像,竟然把大學高層嚇得方寸大亂,言不由衷,這又豈能向學生展現大學自由自主、獨立思考的學風?

政府施政、警隊執法和大學決策,如果都不所感出發考慮,不按港情港法辦事,必定會招來民情反彈、民意躁動;大陸的改革開放,幸好有香港這個窗口提供示範和協助,令國家現代化避免走多了冤枉路,同樣道理,在八九六四之後,幸好有香港這個緩衝區,令大批內地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能夠取道外移,為歷史為民族繼續見證、繼續發聲,令國家避過了又一次陷入萬馬齊瘖的災難。保護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包容,才是對中國邁向另一階段現代化的最大貢獻,明乎此,對悼念六四活動又何須如此緊張兮兮,防之惟恐不及?

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平機會關注煽動種族仇恨行為

平機會關注煽動種族仇恨行為

《星島日報》,2010年6月3日 星期四 12:52


平等機會委員會對於近日互聯網上有人發表對某些種族群體的一些侮辱性言詞深表關注。

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對事件表達意見時指出,在互聯網上張貼帶有種族貶義的言詞,是種族歧視和中傷的行為。平機會非常關注這些帶有辱罵、威嚇性的言詞可能令某些少數族裔處於不利,並因而破壞香港社會的種族和諧。

根據《種族歧視條例》,任何人如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騷擾或中傷該人,即屬違法。種族中傷是指基於某人的種族而藉公開活動煽動對該人的仇恨、嚴重鄙視或強烈嘲諷。任何涉及威脅損害某人的身體或其財產或處所的種族煽動行為,均可能構成嚴重中傷,屬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罪款100,000元及兩年監禁。

平機會已聯絡有關網誌的網主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告知他們可能的法律責任。他們亦已促請網站公司移除該等侮辱性的內容,及提供個別博客的資料。

2010年6月1日 星期二

補選之後

公民黨及社民連兩黨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動五區補選「變相公投」運動,但五一六補選的投票率僅有百分之十七,創出新低,達不到預期效果。大部分評論形容「五區公投」運動失敗,但公社兩黨指自己並沒有全輸,為甚麼?

http://programme.tvb.com/news/newsmagazine/episode/20100520/#page-1

新聞透視︰最低工資

輾轉討論超過十年的最低工資立法,終於來到最後階段,早前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發表「廿蚊殺傷力不大」言論,將整個討論推到高點。臨時最低工資委員的諮詢期已經結束,由商界提出的時薪二十四元,到工會的三十三元,各自提出不同數據。有人做民意調查、有人引述政府統計處數據、有人參考外國例如英、美經驗,得出不同結論,這一集《新聞透視》將解讀這些數字及經驗,揭開一些事實真象。歸根究柢,最低工資是為誰而設?

記者: 許少芬

http://programme.tvb.com/news/newsmagazine/episode/201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