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0日 星期五

商界爆八達通擁用戶購物詳細清單

商界爆八達通擁用戶購物詳細清單


《明報》,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八達通因被揭發出賣客戶個人資料如姓名、電話被炮轟,但本報發現,它能出賣更尷尬的私隱資料。有商界人士爆料,指八達通曾在部分零售商同意下,取得用戶購物詳細清單作市場分析,故市民曾用八達通買藥物甚至避孕套的私隱,都有可能落入八達通手中。

學者﹕避壟斷應學星洲

八達通對質疑昨未有回應。城大電子工程系副教授鄭利明擔憂,由單一公司發行數百萬張個人八達通卡,不單是壟斷,亦是私隱危機,他呼籲盡快對違私隱者引入刑事檢控,以及仿效新加坡引入多張付款智能卡,以免全港市民衣食住行私隱,全集中在一間公司。

八達通日日賞泄用戶資料引起軒然大波,一名曾與八達通有商務合作的商界人士向本報爆料,稱八達通可提供數據,絕不限於日日賞購物積分紀錄及用戶姓名電話,而是數以百萬持個人八達通市民的生活習慣及消費模式。

分析用戶消費模式

該人士表示,有八達通職員披露,可在徵得合作商戶同意下,把客戶在連鎖零售店的購物清單與八達通個人資料背景結合,以找出哪類客戶習慣購買哪些快銷商品,這類深度分析遠較一般客戶消費調查更準確。該八達通職員亦說,由於港鐵管理的屋苑多要求住戶使用個人八達通出入,加上公共交通也用八達通,故八達通公司可以掌握到港鐵屋苑居民起居作息時間和出入模式。

敏感交易宜用現金

鄭利明指出,若八達通真的能向商戶及屋苑取得購物清單及用戶出入紀錄,便是嚴重私隱問題,因若八達通擁有的卡主個人資料與商戶購物資料一旦結合,意味八達通可掌握市民購物私隱及上下班時間。他舉例說,市民在藥房購買什麼貨品(如藥物、避孕套)的資料若外泄,私隱問題尤其嚴重,他建議市民改用現金作敏感交易。

八達通可紀錄的私隱數量驚人,除了乘搭港鐵、巴士難逃八達通監察外,全港逾3000間商戶(食肆、超市及便利店)、180間學校、600個停車場的八達通系統,幾乎24小時監察用者起居行止。記者還發現,由於每部八達通讀卡機都有獨立編號,故若市民以八達通支付醫院或診所費用,八達通即可憑讀卡機位置,得悉用戶曾在哪裏看病的私隱。

港鐵﹕住戶資料不交八達通

對於早前有業主不滿部分港鐵屋苑的門禁系統,疑強制居民要用個人八達通卡出入,質疑是否涉私隱外泄。港鐵昨回應時堅稱,旗下23個使用八達通卡出入的屋苑,均容許住客使用非個人八達通卡,港鐵亦否認住戶出入資料會被傳送到八達通公司。

明報記者 陳志偉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潘小濤﹕為何國內撐粵語愈演愈烈?


《明報》,2010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廣州市政協委員紀可光月初向政府提案,要求廣州電視台的主要頻道,改用普通話廣播,一石激起千重浪,觸發大規模捍衛粵語運動。數以千計年輕人(有說逾2萬人),湧到地鐵江南西站出口集會,力挺廣州話;而廣東的幹部、傳媒及文化界名人,甚至廣州電視台高層,也或明或暗的力撐廣州話。廣州人為何反應如此激烈?這場廣州的保衛粵語運動,實與香港近年連串保育事件,密不可分。

語言文字具有社會控制功能

語言文字,從來都不是溝通工具那麼簡單,對政權而言,它具有重要的社會控制功能,是政治制度的主要組成。清朝思想家龔自珍曾有言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欲滅其國,先其史。」民間稍作改動,變成「欲滅其國,必先其史;欲誅其族,必先去其文化」。無論「史」,還是「文化」,都是一個族群集體回憶的主要載具,是其身分認同的泉源。因此,語言文字有深刻的政治烙印。香港70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地位的「中文運動」,就被詮釋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動。

建立政權後,推出新語言、新文化,同時重新修撰史書經典,目的不外乎再樹正統,炫耀新政權的蓋世功績、宣揚統治理念,並將各族群的集體記憶抹掉,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明朝修撰《永樂大典》、清朝花費大量精力編制《四庫全書》,秦始皇滅六國後,實施「書同文、車同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全面推廣國語,封殺台語等,都有這方面的需要。當然,統一文字語言,對政令通行大有助益,還可大量減省施政成本。

中共建政後,同樣制訂了標準普通話,以及簡體漢字,並在全國推廣。不過,這種「推廣」,是帶有強制性質的行政指令,而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其效率或殺傷力,非常驚人。過去幾十年,全國「推普」,除了講普通話的人口激增,其強烈的排他性也成就了它的「纍纍碩果」。

少數民族語言瀕危

年前,國內40多名語言學家,聯名緊急呼籲保護瀕危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化,因為全國56個民族中,已發現的少數民族語言有120多種,但每一到兩年就消失一種。2007年中,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資訊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曾表示:「目前中國會說滿語的人已經不到100人!」滿族逾千萬人口,只有不足100人會說滿語,能書寫滿文者,全國更不足20人。百年前的滿清皇朝,滿文滿語還是官方文字語言,今天竟淪落至此!這些民族語言的衰落、消失,雖有環境、語言本身生命力等因素,但北京當局的語言政策,也該有一份「功勞」。

80年代是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最寬鬆時期,當時對新疆、西藏的宗教打壓力度最少,對少數民族的母語也比較寬容。而且,當時粵語隨香港電視劇及流行曲而大舉北伐,打下大片江山,當局對此也能容忍,而非今天那樣,連電視主持也禁講港台腔。近年,隨疆獨、藏獨轉趨活躍,北京的推普力度也不斷加強,甚至成為各級官員的政治任務。

廣州人深明,當局以政治力量去強推普通話的結果,意味粵語的生存空間很快會萎縮,最後變成「滿語」的翻版。他們對北京行政命令的威力,比香港人的體會深刻得多,危機感也大很多。而且,如果只是單純在廣州推廣普通話,大可增加一至多個普通話台,讓廣州電視台保留粵語頻道,這豈非兩全其美?但紀可光建議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則令人有無限的想像空間:今日是廣州電視台,他朝會也可以「推普」為名,禁止電子傳媒使用粵語,屆時粵語的消忘也就指日可待了。正是這份擔憂,促成捍衛粵語運動。

當然,廣州市民反應如此激烈,還有更切身的現實因素。廣州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到處都是新大樓、新屋苑,而舊建築早被拆得七七八八,舊社區也被得差不多了,今年初展開的廣州史上最大規模舊城改造,連最後一片集體記憶的淨土「西關一帶」,也不能倖免。大拆大建之後,廣州還是廣州嗎?廣州還剩下什麼呢?類似的拷問,香港的80後年輕人也曾悲鳴吶喊,更走上街頭,保衛天星碼頭、保護菜園村。

留住廣州文化 守護集體回憶

廣州城的消逝已無可挽回,而粵語也就成了留住廣州文化、守護集體回憶的孤燈殘燭、最後堡壘。此時此刻還不挺身而出?這種使命感、危機感,驅使廣州市民在強大專政壓力下,也不惜飛蛾撲火,燃燒自己去照亮南粵的大地,傳遞守衛粵語文化、傳承集體回憶的決心!

2010年7月28日 星期三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明報》,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在7月17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 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70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等。70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 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

2010年7月23日 星期五

大浪西灣容僅冰山一角 發展保育平衡須全面審視

大浪西灣容僅冰山一角 發展保育平衡須全面審視


《明報》,2010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獲漁護署選為香港十大勝景之首的大浪西灣,被挖掘工程搞得滿目瘡痍,最使人氣憤者,是政府官員擺出一副無法可依的束手無策樣子。我們要求政府公開宣示大浪西灣是否值得保育,若認為不值得,現在官員的觀望取態,可以理解;若認為值得保育,則官員應該想辦法保護大浪西灣,使地主蒙古能源主席魯連城知難而退,使這片市民至愛的後花園,不致再遭更多毒手而無法挽回。

若大浪西灣值得保育

政府應即出手勿蹉跎

大浪西灣榮膺十大勝景之首,其自然美景本來為700萬市民共有共享,魯連城先生以約2000萬元買入土地,然後大興土木,不但先破壞優美環境,就算正如村長所描述,魯先生不會在該處建豪宅,只會闢為高爾夫球場、建泳池、設置直升機坪、復修或重建6至7間祖屋作為私人度假屋或居所等。但本來是全港市民的後花園,卻成為富豪的玩樂場,所以,從保育以至公義而言,官員目前仰承鼻息的被動取態,不能接受。

魯連城先生購入的大浪西灣土地,確實並無納入《分區計劃大綱圖》或《發展審批地區圖》等法定圖則,就算有違例發展,因為無法可代,政府也無從制止,只能以《建築物條例》規管,阻止魯先生建屋。設若魯先生並不在該處興建豪宅,繼續現行工程,政府也無可奈何,他暫停工程是放棄開發該處、抑或緩兵之計?看來是後者居多,因為他已邀請環保人士會面,「希望可達至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面對魯先生的企圖心,政府應該怎樣應對?

13年前,港英政府管治香港還剩下不到3個月,鑑於有地產商欲發展大浪灣,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保護大浪灣美景,指示城規會將大浪灣《發展審批地區圖》刊憲,涵蓋約50公頃土地,把大部分土地劃為「保護區」或「具特殊科學價值發展」,只留下約7公頃土地作「鄉村式發展」用途。魯先生買入的,相信就是這7公頃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當日由彭定康拍板到刊憲,需時22日。(有關情,見今日本報A31「觀點版」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的文章)

近日,政府官員論及大浪西灣事態時,只強調因為未納入地區圖,以至無法可依的困境;但是據環保人士說,法例賦予政府緊急發布地區圖的權力,也有先例。2004年時的西貢深涌,亦不受地區圖規管,有傳發展商有意建高爾夫球場和低密度住宅,政府於2006年2月為該區的地區圖刊憲。政府官員對此權力,是否知之?若原本不知,現在知道了,政府會否據之以保護大浪西灣?

有政府官員認為,若現在提出為大浪西灣制訂《發展審批地區圖》,業主或許會與政府鬥快,在土地上造成更多既定事實,以逃避規管,換言之,或會使土地遭到更多破壞,使日後更難執法。官員的擔憂,不能說全無理據,但是政府現在宛如「束手待斃」,若魯先生一意孤行,還是可以「製造現有用途」。我們認為,若政府認為大浪西灣美景值得保護,應該一方面提出地區圖議案,交由城規會緊急討論通過刊憲;另一方面則以行政措施,禁止工程車進出西灣沙灘,避免出現西灣再遭破壞的局面。

另外,漁護署今年6月得知該處有發展,曾派員到場了解樹木被砍伐情,然後轉告地政總署,古蹟辦曾在該處作考古調查,按既定機制,當局應該把情立即通報古蹟辦,但是據知古蹟辦當時並未收到通報。由於涉及保護考古遺址,制止西灣的工程,顯得更為必要。關於此事,我們認為並無空間讓政府及官員繼續觀望、蹉跎,只有採取果斷手段,把大浪西灣全面保護起來的迫切。

全面審視鄉郊私人土地

徹底尋求發展保育平衡

近年,新界許多土地,與大浪西灣命運相似,不少原來風景優美地區,成為傾倒泥頭之地,或是橫七豎八地擺放貨櫃,有些植物則被「杜死」,使得原本蒼翠青的新界,顯得雜亂無章,其中南生圍原來的漁米寶地,現在泥頭處處,其「溶溶爛爛」慘狀,使人慘不忍睹。

現在全港郊野公園內、或「邊皮」鄉郊私人土地,約佔全港土地面積1%至2%,都不受發展審批地區圖規管,政府難以執法。這是政策失誤的結果,政府難辭其咎。有建議以公帑全部收購這些土地,是否恰當,值得商榷;但是政府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該全面審視這些土地,哪些可以發展,哪些不能發展,必須保育,開列清單,把情攤在陽光下,讓大家知所遵行,才是徹底解決問題之道,也才真正體現發展與保育之間取得平衡的精髓,而非被官員就「發展不力,保育不嚴」的卸責開脫借口。

2010年7月21日 星期三

父母溺愛 港童多患公主病 中學生需家人助洗頭

父母溺愛 港童多患公主病 中學生需家人助洗頭



《明報》,2010年7月20日



【明報專訊】時下港人太重視物質生活,導致不少港童患上「公主病」、「王子病」,要人服侍和不能自理,有心理學家更接觸一個學生個案,甚至到升中學時仍不懂得自己洗頭,需要家人幫忙。她認為香港「小公主」愈來愈多,當中多歸咎於現今家長過分愛惜,令小朋友未能學習自理,凡事找人幫忙。

低自理能力EQ抗逆能力

香港健康情緒中心臨床心理學家鄒凱詩表示,她沒有客觀統計,但憑其經驗估計約三成小朋友有「公主病」特徵,包括「三低」特徵,包括自理能力低、情緒商數(EQ)低及抗逆能力低。

鄒凱詩表示,曾有一名升中學生不懂得自己洗頭,每次都要父親幫忙,「若碰上父親離境工作,他寧願這段期間不洗頭」。她認為,家長若希望改善小孩的「公主病」,要先調教自己的思想,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不能凡事幫小朋友,放手讓他們試,「適當時亦要吩咐他們做家務,讓他們從中學習,才能得以成長」。

香港持續培訓中心兒童培訓高級總監梁鍾秀惠則建議家長,嘗試不要聘請工人,讓小孩學懂獨立:「工人不會幫你訓練他們獨立,我寧願調校好時間,與另一半輪流看管小孩。」

梁太有一名4歲兒子,她表示,兒子一次向丈夫說「我好激氣,我嬲到就爆啦」,她坦言覺得小朋友用「爆」字很粗俗,但她沒有為此責罵兒子,「我反而會耐心向他解釋,這樣跟爸爸說話沒禮貌」。她認為,家長不糾正小朋友的言行,往往導致小孩愈來愈無禮。

專家籲勿請工人

她說,即使小朋友做錯事,亦不要責罵,要有耐性地跟他講道理,而家長亦要以身作則,適當處理情緒,作為小朋友的榜樣。她建議家長與小朋友一起上管理情緒課堂,學習管理自己情緒,遇有不開心就要互相分享。

今年12歲的呂安兒將升讀中一,個子小小的不像中學生,其外婆張太形容她為名副其實的「公主」:「她最喜歡在家玩公主遊戲,經常要求工人為她斟茶遞水,又不懂打領帶和綁鞋帶。」張太認為,小朋友應該學懂自己綁鞋帶,但直言「連工人也懶得綁,所以買黏貼鞋」。

2010年7月20日 星期二

最低工資後遺 公屋綜援爭放寬

最低工資後遺 公屋綜援爭放寬


《經濟日報》,2010年7月20日



【經濟日報專訊】實施最低工資影響深遠,有學者分析,若工資水平定於33元,兩夫妻的工作月入已超出公屋2人及3人家庭的申請上限;即使定在30元,也超過二人家庭的申請資格。

據悉,房委會已關注問題。學者預料爭取放寬公屋申請、低收入綜援 ,及書簿費津貼等補助的申請資格,勢成基層團體下一個爭取目標。

最低工資料明年上半年實施,除了下月底提交的最低工資平成焦點外,實施後的影響亦開始帶出討論。

書簿津貼 基層下一目標

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劉國裕表示,假設每人每月工作25天、每天工作8小時,如以最低工資定於33元計算,每月薪金便有6,600元,如兩夫婦收入相若,便合共月入13,200元,超出二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的11,660元,亦稍高於3人家庭入息上限的13,130元。

若最低工資定於30元,二人家庭入息合共約12,000元,亦高於申請公屋入息上限;若定於28元,二人家庭月入約11,200,才不超過入息上限(見表)。劉預料,很多團體會因而要求政府放寬公屋申請資格。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表示,除了公屋申請限額一直被壓縮外,低收入綜援及書簿費津貼等亦多年未有調整,如因工資上調而令基層人士失去領取津貼的資格,並非最低工資的立法目的。他認為政府應及早檢討,放寬申領資格。「即使(申請人)超越申請限額少少,仍然是窮,仍需不同程度的補助津貼。」黃洪說。

公屋聯會 擬晤房屋署 長

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近月一直關注最低工資對申請公屋是否有連鎖反應:「如要爭取勞工有保障,卻令基層失去住屋權益,是天大笑話。」王坤透露,正準備約見房屋署署長,要求公屋申請資格應按最低工資水平作出調整。

房署 發言人回應稱,公屋申請入息限額每年檢討一次,主要以住屋及非住屋開支計算,確保照顧有需要者。

職工盟議員李卓人 表示,不會爭取純粹放寬綜援申領資格去解決基層人士養家問題,會繼續爭取設立低收入生活津貼;至於公屋申請及書簿津貼限制,他認為需一併檢討。「如目前要領取全數的書簿津貼,一家四口月入要在8,300元以下才符合資格,政府多年來都未有檢討,實施最低工資後,我們更有理據去爭取政府放寬公屋及書簿津貼等申請資格,不會因立法而令基層有得不償失的問題!」李卓人說。

社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施麗珊亦稱,即使無最低工資,都有一些基層人士申請不到公屋及書簿津貼,促政府檢討。勞工及福利局 發言人回應稱,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仍未就首個最低工資水平作出建議,當局會在最低工資實施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及影響。

2010年7月17日 星期六

豪宅幻想紀行

文︰張彧暋
《明報》,201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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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不談正事,輕鬆一點,改談個人「旅遊」經歷。

話說最近某新樓盤落成,部分每呎賣上一萬

元,反正免費參觀,筆者就走去看看示範單位。

如果按照香港人平均工資每月1 萬多計算的話,那麼工作40 年,可能只買到400 呎。樓盤裏面究竟是什麼樣子呢?筆者嘗試模仿中學生描寫文作法,撰文一篇,僅供讀者娛樂。

我撇掉一大班地產經紀之後,噢,迎面而來的是悠揚天籟,你會聽到流行歌劇的主題曲,而且還有陣陣清潔浴室消毒液的芳香刺激鼻孔,在眼神倦怠與充滿怨念(大概還沒有最低工資保證)但態度卻相當專業的員工陪同下,進入一個恍如仙境(可幸我還沒死)的模型室,觀賞不比IMAX大電影效果差的3D 舞台演出。據從事建築的朋友說,這個模型花費可能要花上百萬呢!看完模型,登上扶手電梯,未看示範單位,已經覺得「寺門尚遠花光來,漫天錦繡連雲開」。

恍如仙境的示範單位

進入示範單位,假得有一種hyper-real 的頭暈感覺,其病理跟你去玩3D 遊戲時覺得目眩一樣。除了清潔消毒液的味道、同胞與經紀的耳語,還有示範浴室與示範廚房的迷你電視在重複又重複的播放剛才的3D 示範大電影,可謂「四廂花影怒於潮」, 「四山花影下如潮」──眼花耳聾也。我特別留意廚房旁的工人房,感覺如同狗居。朋友說,反正日間沒有人在,其實這種豪宅大部分時間都是給工人享受嘛,工人房只是做樣子的。示範單位給我最大的感覺,是把酒店的那套設計搬到自己居所。每天住在這種房間,會不會以為自己每天旅行呢?住在這種高層海景大樓,與雲兒做朋友,簡直就是夢想飛行呢。

最神奇的是,除了那些消失了的牆壁與走廊貼上「這個範圍不是交樓standard」紅色警告的走廊之外,是有關公司好似會預見這些未來的豪宅住戶不用看書,除了幾本不知道哪裏執來的二手英文書,沒有書房。這令我對比到自己年前到東京建築物博物園參觀日本大正時代的「文化住宅」時候,總得設有書房的佈局,似乎香港「富豪」的所謂「文化」感覺,只局限幾個玻璃櫃show off一下各種名牌手袋鞋子衣物(show 給外傭與寵物看?)。

好好好,看官不要咒罵,這篇描寫文,只是我這些飽受家中書本無處容身的爛鬼書生的惡毒咒怨。因此我看完示範單位,諷刺過後就受到報應,覺得頭痛。事後略懂佛法的朋友說,那麼多不義之財所鑄成的空間,吸收眾生之怨念,不頭痛才怪。喜歡看火影忍者Naruto、研究房屋政策的朋友則認為,這些不就是結界封印之術?

地產商只是販賣夢想

最近大家喜歡談論地產霸權的問題,尤其針對政府高地價政策與地產商種種行徑。我同意這種說法,但我又必須指出,如果只是一兩個犯人,不會搞壞一個社會,客觀制度原因之外,必須指出,這些地產商所販賣的,只是一種夢想、意念、誘惑。如果一個家庭一起努力買這個單位,他們希望得到的,是用空間來證明他們的婚姻、家庭、個人成功,不只是一個虛構的夢幻泡影,而是用資本購買一個永遠存續的真實。人們的集體理念與制度,需要空間來具體化。因此,我們要研究的,不單是政府的高地價政策與地產商的經營,我們要問的,是這些示範單位背後所販賣的,是一種對社會關係的怎麼樣的理解?我們因為什麼樣子的家庭理念,才會令我們甘之如飴,會受到這些示範單位的誘惑?是我們對階級、教育、公義與何謂成功有什麼理解,令我們社會容忍這些高地價政策與超乎常識的樓價?換句話說,在政策與資本流動的背後,這些示範單位所帶出的,是我們對落地生根的重視,也就是家與家庭的理念背後,親密關係及感覺的變容。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這些住宅背後,如何反映出我們如何組織顯現我們的社會關係,尤其是親密關係。欠缺這層空間的社會學想像,香港故事將不能完整。

2010年7月16日 星期五

回歸十三年

回歸前,中央承諾香港「五十年不變」;回歸十三年的今天,什麼「變」了,什麼還「不變」?

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經歷了回歸之後,由金融風暴、沙士、五十萬人遊行到近期的反高鐵,香港人會如何重看這些承諾?




http://programme.rthk.org.hk/rthk/tv/programme.php?name=hkcc&d=2010-07-04&p=858&e=&m=episode

2010年7月14日 星期三

基層勞工什麼也沒有 只剩下最低工資

黃碩紅﹕基層勞工什麼也沒有 只剩下最低工資



《明報》,2010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立法最低工資已進行最後關鍵階段,數位議員提出的修訂都提及考慮水平時須包括「家庭基本生活需要」因素在內,政府一直也以非國際慣例及偏離原訂目標(即防止工資無止境下滑)為理由,迴避此訴求。

國際經驗:較低最低工資水平,必有周全收入補助政策補底

誠然,若看各國有關最低工資的法例內容,無疑不多包括工人家庭需要的章節,而水平亦較低,但不能忽視的是,英、美等國在基礎的最低工資之上,同時有一籃子保障在職貧窮家庭的措施,當中不少是由稅務機構執行。例如在2008年底,英國 最低工資雖只佔平均工資的38%,但有600萬個家庭,當中包括990萬名兒童,透過不同形式的稅務補助(包括工作或兒童稅務補助、全民育兒津貼等)得到保障;同時亦針對零散工(每周工作時數在16小時以下)需要,提供「入息支援計劃」,在最低工資制度下額外為這批邊緣勞工提供現金援助;另外,為鼓勵單親家長從事受薪工作,在工作獲得的薪金之上,額外給予為期一年的每星期40鎊津貼,並提供優質而廉價的託管服務。

同樣,美國 的聯邦最低工資僅佔平均工資的25%,但直至2009年底,有660萬人,當中包括330萬兒童,亦透過不同形式的稅務補助令其家庭收入脫離貧窮線。總括而言,保障在職貧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是各國施政的最終目標,若最低工資水平較低,就必有其他較高水平的就業收入補貼,反之亦然。反觀香港,除了綜援 及限於4區的跨區交通津貼以外,並不如其他國家有整全政策照顧在職貧窮家庭。在2009年,竟有147,000個在職家庭每月收入低於綜援水平,但諷刺的是,只有一成有領取綜援,其餘近九成也礙於綜援的負面標籤效應或繁瑣審核申請要求沒有提出申請,相信特首那個以「綜援為後著」去補底的如意算盤,實難以打響。

時薪27元等於綜援水平 意義不大

對於30多萬在職貧窮家庭來說,除非政府已有一套周全的收入補助政策,否則最低工資就是他們最後的希望。根據2009年的統計數據,香港住戶的平均人數是2.9人,每戶平均有1.5個勞動力,即是一般就業人士出外工作賺錢,需供養連同自己合共二人,若以上述考慮去計算顧及養家需要的綜援水平,根據社署 數字,2009年3人綜援家庭平均金額為8409元(這水平已低於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為定義的貧窮線),那若最低工資訂在27元(8409元1.526日8小時)的水平就已等同於綜援水平,這不但不能推動更多正領取援助的市民投入勞動市場,對於現時苦拼的基層工友也無大意義。

社會已有共識 只欠決策者的決心

根據本會早前委託港大做的一項民意調查,近七成人期望最低工資應以「工作可養家」為目標,超過八成人更認為釐定水平應考慮「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因素,超過六成人認為水平應訂在30元以上,誠然,社會已有明確共識,只要決策者下定決心,立法最低工資即可使30多萬工人及其家庭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不單可扭轉以往「重經濟輕民生」的形象,更令整體社會也可持續地發展。

作者是樂施會 香港項目倡議幹事

2010年7月12日 星期一

左右政改的兩場飯局

左右政改的兩場飯局 林天悟




《信報》,2010年7月12日


政治就是請客吃飯!歷史是從無數偶然堆砌出來,人生則是由吃喝拉撒組成。

中央電視台製作的讀書節目《子午書簡》,於今年三月播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幾場飯局》系列,開宗明義說出:「中國歷代興衰都與飯局有關,看似普通的一頓飯吃得劍拔弩張、刀光劍影、勾心鬥角。每一個飯局,其實都是人與人之間的較量。」歷史的轉捩點,就在舉杯起箸間拐了個彎。正如《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所言,中國人就是擺脫不了口腔化,大小事情都愛擺上飯桌解決,邊吃邊談的確加倍順利。

歷史長河悠悠然來到今天,以上節目的宣傳句子竟巧合地適用於今天特區政府的政治形勢,如能抖出所有資料,大概可以開拍一套「香港政治史上最著名的幾場飯局」紀錄片,劇情肯定較什麼明星飯局更吸引。而在政改方案中兩場至為重要的飯局,竟然都是由傳媒人牽引,內情可謂峰迴路轉,當然惹來行內人議論紛紛。

都已是公開的事實了,只要在網上搜索一下,誰都能看到詳情,所以隱晦代號也就免了。從媒體報道資料可知,首場飯局設於去年九月,請客者是壹傳媒老闆黎智英,他在豪宅家中設宴款待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自由黨前主席李鵬飛以及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晚飯的主題是「五區總辭」。

製造或報道新聞

事隔兩個多月,司徒華去年十一月底突然在電台節目中「踢爆」飯局詳情,並指其餘四人在席間不斷游說他支持「五區總辭」,但遭到當場拒絕,司徒華更質疑李柱銘「政治智慧不足」。事件成為頭條新聞,司徒華更破天荒登上左派報紙的頭版,有行家當時戲稱這簡直是「破冰壯舉」。

「智英飯局」被踢爆後,不少報道均形容司徒華以外的四人為「幕為黑手」,處處都是陰謀論,又質疑傳媒老闆設宴「挾持」泛民議員辭職,有違傳媒中立原則,指摘壹傳媒是「製造新聞,而不是報道新聞」。

事隔大半年,由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政改方案終於通過了,該黨被質疑轉軚及誠信有問題之際,決定公開與中央談判過程,卻因而帶出另一場由傳媒人牽引的飯局。

根據《明報》總編輯張建波在商台節目《左右大局》的電話訪問表示,他與執行總編輯馮成章在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做東設下十場飯局,目的是「以傳媒人身份了解各方對政改的看法」,其中十二月二十二日,兩人相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民主黨的何俊仁及張文光,一同到中環鏞記吃午飯。

張建波堅稱「這些飯局不作報道,沒有見報,僅僅用作了解情況」、「對我們來說,那是做記者的平常事」;何俊人亦對節目主持人表示,赴會時不設任何期望,甚至把梁愛詩形容為「已退休人士,沒有任何身份」,不覺得飯局有什麼特別目的。

影響政治形勢深遠

張建波在電台強調,「news and view 要嚴格區分,做得到就是專業新聞工作者」,即社論可以有觀點,處理新聞時則要客觀,容得下不同意見,而《明報》社論的立場一向支持政改,故安排飯局多作了解,是沒有問題。他堅拒透露其餘飯局的客人名單,又否認曾游說客人支持政改方案,表示席間只是討論和交換意見。

兩場飯局,一場可說是促成了「五區總辭」,更有說法是間接使中央接受了民主黨的方案,結果令泛民間的矛盾加劇,甚至促成了今天「疑似撕裂」的局面,個別黨派與政府及「溫和泛民」難再「和平理性」共事,對香港政治形勢影響深遠。另一場則為民主黨搭通與中央首次溝通之道,可說是促成通過政改方案的「功臣」。

總結來說,香港的政治生態就在這兩場飯局中產生了微妙變化,論重要性,後者取得的突破點較大,理論上應被看得更重。

無論設宴的主人家原意為何,兩家傳媒要員終究成為新聞製造者。事件曝光後,「智英飯局」連日來佔了極多報道篇幅,還有大量評論員文章,用詞極具批評狠辣,還翻來過往鼓動市民上街的種種「劣迹」;而「波張飯局」則未有在媒體中掀起太大波濤,事隔一天便已滅聲。就以《明報》為例,去年的飯局做了頭條新聞,而日前的飯局則排在第八版的大半篇幅,顯示未有受到「同等重視」。

對於出現報道篇幅上的輕重差異,有行家分析後歸究為「合理預期」的不同。即傳媒機構是有其定位和立場,例如當左派的報章支持國家政策,那當然不是新聞;假若大事報道六四燭光集會,就會全城哄動。而公信報的立場一般趨向溫和,許多報道予人「各打五十大板」之感,高層人員與左中右的大人物都「有計傾」,故飯局客人名單相信缺乏爆炸性,新聞價值也減低。同行更說,如果這次做東的是民主報老闆,產生的效果將激烈一百倍。

行內人怎樣看那兩場飯局呢?記得去年司徒華在電台發聲後,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民主大報仿似被「踢爆」什麼似的,往後幾天處理新聞時,有點縛手縛腳的感覺。反觀有些其他傳媒的行家卻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人更指出該機構老闆一向與民主派友好,晚宴的名單根本是同一陣營的人,最多是「路線相同,觀點相異」,屬於無事都可相聚吃飯的友好。

至於日前曝光的飯局,一般資深行家並不覺得太驚訝,認為報館高層與社會上的重要人物吃飯聚會,某程度上是「工作範圍」之一。只是,基於瓜田李下的嫌疑,過去傳媒人較少設下議題後做東請客,皆因報館工作十分繁忙,高層人員一般是無寶不落,加上會見的客人背景是如此敏感,故此猜想頻繁的飯局背後,相信是隱藏了特定議程(agenda)。

請客吃飯失去中立﹖

資歷較淺的記者反應較激烈,還以學院派的理論去看事件進程,認為傳媒人請客吃飯就是失去中立,若存心做媒人更是偏離傳媒該有的角色,「絕對是新聞製造者」。年輕行家表示,過去亦曾與高層人員出席各種飯局,「吃是次要,發問才是主菜,與工作無關根本不會去,席間內容總有些成為新聞,最多以『知情人士』、『政府消息人士』去發布。」他們嘲諷道:「第一次聽到有人請食十餐飯,付鈔找數後都不用寫稿!

沒有人願意看見「新聞就是請客食飯」,傳媒的操守和角色是否飯局間改變了?這種改變是好是壞呢?值得同行深思。 傳媒工作者

2010年7月11日 星期日

寫遺書 瞓棺材 見證撒骨灰

寫遺書 瞓棺材 見證撒骨灰


彭美芳 《明報》,2010-07-06




「死亡」一直被中國人視為忌諱而拒絕多談,但卻是新高中通識科的「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單元中,須學習理解的課程內容。有社工和學校舉辦殯儀導賞,讓高中生展開一天的「死亡之旅」,包括親身躺於密封棺材及見證撒骨灰儀式,助學生了解生命意義。


明報記者彭美芳




聖雅各福群會聯同方舟生命教育館,昨日與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通識科合辦「吾生悟死」生命探索之旅,讓30 多名中四學生親身體會「死亡」。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高級經理李玉芝坦言,這類活動不受歡迎,找學校推廣生死教育不容易。今次與友好學校合作後會再檢討,望強化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明白要珍惜生命。




學生對死亡改觀


學生的一整天「死亡之旅」,首先早上到文武廟參觀長生祿位,在長生店了解中西棺木特色和新款西式高級靈車等。中午往柴灣歌連臣角墳場參加一名獨居老翁的撒骨灰儀式。下午往馬灣「寫遺書」及「試瞓棺材」,中四生程子津昨經歷7 小時的死亡旅程,表示心中對死亡有莫名的恐懼, 自從祖母逝世後,每逢走過長生店、遇見靈車等會驚慌。去年11 月祖父因病離世,籌備喪禮令她逐漸了解死亡。程子津說: 「以前我覺得死了,靈魂永遠被困在靈位中。但今次活動讓我了解撒骨灰於海上或花園,可隨風飄散。爺爺在病痛中離世,我想在通識科獨立專題研習中,以人離世前及死亡為題,中六寫成專題報告。」


副校「瞓棺材」爭家長信任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副校長劉崇詩表示,為了爭取家長信任, 她身先士卒「試瞓棺材」,為讓家長了解,更先後發出兩封家長信解釋活動目的。


她又指出,本來可安排學生嘗試為先人撒骨灰,但最終因家長忌諱而作罷。


今年9 月將是新高中實施第二年,該批學生在9 月升讀中五後,便須在畢業前完成專題探究一份1500 至3000 字的報告。劉崇詩表示, 今次「吾生悟死」活動按通識科中個人成長(欣賞生命)及人際關係(珍惜生命中最重的人)課程內容而設,該校同時為學生舉行其他禁毒和歷史建築等可作為專題探究的題材,以供學生自由選擇。

2010年7月1日 星期四

莊耀洸﹕就普選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

莊耀洸﹕就普選公然與聯合國唱反調



《明報》,2010年7月1日


【明報專訊】目前政改爭論關鍵之一是普選終點有無保證,早前劉兆佳表示,香港政制只能按照《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及人大常委的決定來設計,不能引用國際人權公約,這是公然與聯合國 唱反調,亦意味著所謂終極普選,亦不會合乎國際人權標準。

2006年3月30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的審議結論建議:「香港特區應採取一切措施,使立法會 經普及平等的選舉產生,並確保對《基本法》作出的所有解釋(包括涉及選舉及公共事務的解釋)符合公約(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過往,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重申,公約第25(丑)條有關普選規定因保留條款而不適用於香港。然而,聯合國自1995年對香港的審議結論,已申明有關保留條款無效,因立法局在1985年已引入選舉。此後,聯合國在1999年及2006年重申此立場,並指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符公約第25、2(1)及26條。

亞洲價值污染普選定義

劉兆佳又指選舉權不同於提名權,他認為《基本法》亦蘊含了提名權無必要符合平等要求。換言之,《基本法》容許於提名機制存在歧視性安排。

據《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選舉必須公平,任何措施有礙人民自由意志表達之效,即違反宣言。此外,選舉法律與程序必須防止偏袒支持政府的候選人(聯合國1994《人權與選舉》第63及107段)。最重要的是,公約第25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2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或經由自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參與政事」當然包括提名權,故提名亦需體現平等原則。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喬曉陽早前以「個人意見」表示,普選定義可因「國情」而有所不同。每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發展需要均有所不同,假如普選因而可以有不同定義,所謂國際標準便名存實亡。

喬曉陽說普選定義可因地而異,實有違普世人權的原則,似是亞洲價值的幽靈作祟。其實普選定義只有一個,落實普選的辦法儘管不同,但都不得有違公約。

據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公約第25條的解釋:「儘管公約不強迫實行任何特定選舉制度,但締約國的任何選舉制度必須與第25條保護的權利相符,並必須保證和落實選舉人自由表達的意願,必須執行一人一票的原則,在每一國家選舉制度的框架內,投票人所投下的票值應一律平等,劃分選區和分配選票的辦法不應歪曲投票人的分配或歧視任何群體,不應無理排除或限制公民自由選擇其代表的權利。」(「第25號一般性意見」(1996)第21段)由此可見,對提名權的任何歧視性安排和功能組別選舉均屬無理限制,都有違公約第25條。

作者是香港人權監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