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燭光晚會現場調查的一些啟示
《明報》，2010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去年20萬香港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證了港人未能忘懷六四，一旦遇到特別的紀念年份，很多在其他年份並不時常參加晚會的市民都會出席。高潮過後，多數人預期今年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數會回復常態，但結果卻出人意表，參加人數與去年相若。
晚會人數固然可能跟六四前一個星期所發生的有關新民主女神像的爭議相關，但同時也反映出六四平反運動後繼有人，一浪推一浪。根據我們在現場針對15歲或以上參加者的抽樣調查所得，27%的被訪者是在20歲或以下的年輕人，另外有27%介乎21和29歲之間。前一組別的參與者在六四事件發生時仍未出生，而後一群參與者在八九年的時候亦最多不過8歲而已。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晚會參與人士根本沒有親身經歷事件，或在當年對事件未必有很充足的了解。從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六四紀念活動大概可以正式宣告已經成功地做到「薪火相傳」了。
薪火相傳的成功要素
下一代能夠成功接棒，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第一，上一代香港人久久未能忘懷六四，本身就是年輕一代成功接棒的條件之一，如果連親歷六四的香港人都一早不再關注六四問題的話，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讓下一代接棒。而香港人長期以來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則首先是因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集體烙印，加上由於香港要回歸中國，六四事件透過如支聯會會否在回歸後被取締，以至近年香港傳媒有否在六四問題上進行自我審查等問題和爭議，早已成為一個「本土議題」。在這社會脈絡中，社運組織（尤其是支聯會）、政府，和傳媒的互動，鞏固了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記憶（對於六四集體記憶如何在香港生成及延續的更詳盡的分析，可見我們在今年4月號的台灣學術期刊《新聞學研究》中所發表的文章）。
第二，支聯會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以「薪火相傳」作為晚會和其他紀念活動的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遠見的策略。就晚會所見，不只是一般參加者，若計算在維園四周負責派發物品或維持秩序的支聯會工作人員和義工的話，年輕人的比例應該更高。社運組織自己有沒有意識及實際行動去吸納新血，是社運能否「傳宗接代」的關鍵。
第三，六四晚會的實際內容的確有其觸動人心的地方。以作者的個人感覺和經歷而言，隨着時間的過濾，今時今日的晚會比1990年代初的晚會少了點憤怒和激情，多了點沉穩和成熟的感覺。正如馬傑偉等早前的文章所分析，六四晚會已經沉澱出一套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歌曲有如聖詩、青年人接棒儀式有如洗禮、民運人士的發言就是見證、華叔猶如精神領袖，這些晚會的儀式和成分，對建構、傳達，和強化參與者的價值觀念和身分認同非常有效。
六四教化的渠道
我們相信以上的解釋尚不充分。我們想進一步知道在較具體的層次上，青年人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的呢？我們在今年六四晚會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了現場調查。我們希望藉此報告一些跟以上問題相關的調查結果。
對當年仍未出生的六四晚會參與者來說，他們是從什麼渠道首次得知六四事件的呢？現場調查問及這批參與者六種不同的渠道對他們「初次認識六四事件有幾重要」。結果發現（見表一），對青年人初次認識最重要的是學校和互聯網，認為兩者重要的百分比分別為73%和75%。互聯網是今天的年輕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主要渠道，它能令新一代認識過去，並不出奇。事實上，只有1%的年輕參與者認為互聯網不重要。不過，如果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他們亦不會主動到網上搜尋資訊，從這角度看，學校和老師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認為老師和互聯網重要的比例均高於認為大眾傳媒重要的比例。同時，雖然每年六四晚會後，傳媒報道往往都會選擇一兩個帶着子女去參加晚會的父母來接受訪問，但若論整體比例，家庭比學校所起的六四承傳作用其實較少。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每位孩子都只有一對父母，如果父母本身不是對六四有所堅持的話，他們亦很可能不會跟孩子提及甚至討論事件。相反，一位年輕人從小到大會遇上很多老師，而其中有一些較為關心國是的老師在學生面前討論事件，並不出奇。
不過，我們不應因表一的百分比貶低家庭的重要性，雖然通過家庭而認識六四事件的青年人的比例較低，但青年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始終較長，如果一位青年人是在家人引領下認識六四的話，他對六四的認識可能會更深刻。事實上，在該些認為家人對自己初識六四事件重要的年輕人中，有93%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關心中國，同時92%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珍惜自由。而在認為學校和老師重要的年輕人中，同意這兩種說法的百分比的確稍低，兩個百分比均為86%。
認識六四的進階
在初次認識六四事件之後，什麼渠道的資訊對深化燭光晚會參與者對事件的認識起最大的作用呢？由於曾親歷六四事件的市民也可以在後來的時間對事件加深了解，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渠道對不同年齡的市民的重要性。表二總結了一些相關的調查發現。簡單地說，年齡在30歲或以上的市民，傾向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和支聯會發放的資訊對他們深入了解六四事件較為重要。而對年輕的一代來說，包括89年未出世的一批及89時已經出生但尚年幼的一批，較為重要的則是電子傳媒和互聯網。不過，如果我們比較15至20歲的參與者和21至29歲的參與者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跟家人討論外，21至29歲的參與者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其他5種渠道的重要性都有較高的評價。我們認為這反映的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可能自覺對當年的事件的了解仍未算很深入，所以在表面上來看，他們對大部分渠道的重要性的評價都會較低。
從這點可以引伸出的是，年輕人仍然主要是以一種跟隨者的身分多於以一種帶領者的身分去參加晚會。我們的調查問及被訪者是否跟別人一起參加晚會，若是，我們再問他們是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是別人先提出，還是大家不分先後有共同的想法。在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55%指是大家不分先後，而只有19%指是別人首先提出的。在21至29歲的參與者中，指不分先後的有47%，而指是別人先提出的有23%。在15至20歲的參與者中，兩個相應的百分比為37%及31%。這些百分比顯示，青年一代未必可以即時在自己的社會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們較少有跟別人不分先後想到要參加晚會的感覺。同時，因應友人的號召而參加晚會的青年人比例亦較高。
集體記憶在逆境中有效傳承
誠然，以上的數據只是為年輕人如何接觸和了解六四事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資料。總括而言，我們發現，傳統在青少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會制度，如學校和家庭，對六四記憶的薪火相傳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回歸之後，教科書如何處理六四事件不時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在大部分教科書出版機構避談六四的情况下，學校卻仍然是很多六四晚會新參與者初次認識事件的渠道。教科書其實也是一種大眾傳媒。我們可見，大眾傳媒避談六四，阻止不了相關資訊和觀點在民間的傳播，民間甚至會因為相關資訊受到打壓而談得更多。但在近年，政府在中小學界大力推行國民／國情教育，這對學校作為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渠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互聯網的作用是另一個調查發現的重點。互聯網對年輕人參與及認識政治的重要性，已經愈來愈受到社會確認及關注。不過，表二顯示21至29歲的晚會參與者比更年輕的晚會參與者更認同互聯網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這亦間接指出了互聯網上的傳播與溝通行為是不能脫離使用者本身的社會網絡和背景來理解的。20來歲的青年人比十來歲的青年人對六四應有較多的認識，他們亦應有更多同樣認識六四事件的朋友，所以互聯網對加深他們認識六四事件的作用可以更大。
廣義地說，我們認為，六四記憶之所以可以薪火相傳，除了因為文章開首部分提到的社會因素和支聯會的策略外，也是因為過去20年來香港社會上依然存有一個穩建而有力的，由學校、家庭、大眾傳媒，以及互聯網這等新媒體所組成的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基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至於這個傳播基建的組成部分是如何的「分工合作」？它們各自擔當的是什麼角色？這些問題則超越了本文和現場調查所能處理的範圍，有待未來繼續觀察和探討。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鍾庭耀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李立峰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2010年6月29日 星期二
2010年6月12日 星期六
宣傳
宣傳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高呼叫賣，今稱硬銷，是最直接的宣傳法。早已結業的平霸電業公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廣告，最為經典。在無綫電視翡翠台合家歡節目《歡樂今宵》播出，藝員鄧英敏讀過平霸標語「唔係最平，唔敢稱霸」之後，提高聲調高呼：「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聲嘶力竭，近乎氣絕。 平霸廣告將高呼術用到極致，後無來者。
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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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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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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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宣傳
宣傳 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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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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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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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信報》，2010年6月11日
「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章程》）不論商業還是政治，宣傳方法不出三種：高呼、比喻與鋪敍，三者交疊互用，變化多端。
彩色電視，平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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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在《少林足球》與大師兄在酒吧高唱：「少林功夫醒，好好嘢；少林功夫勁，係好勁……無得頂！」過後也被電影裏的觀眾「爆樽」。現今的觀眾不如往日的厚道，當眾高呼，要臉皮厚，更要膽量大。曾蔭權敢率眾高呼無聊的口號「起錨！」，卻不敢高呼：「政改方案好，政改方案妙，政改方案呱呱叫！」否則不止被人喝倒彩，唾罵驅逐亦有之。
比喻易為，高手難得妙用比喻，難若登天。但由於比喻用的是概念的跨跳（conceptual leap），容易蒙混過關，故此廣告充斥比喻。比喻句式，是對仗句（sentences of coordination），工整易記。七十年代恒生銀行的經典廣告歌曲，就借用涓滴成河、聚沙成塔的成語，比喻「儲蓄可以致富」：「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滙成大地四方。」目下的政制改革，最為人知、也是惡評如潮的電視廣告，用的正是比喻，而且是不貼切不相關的比喻。
廣告《信任讓夢想成真》的片段中，女學生與女同學逛街，瞥見櫥窗內的晚禮服，同學便說：「畢業party可以着呢條裙，就好囉。」她手繪設計了紫紅色的無吊帶露胸晚裝，以裁縫為業的母親見了，甚是讚賞，取了布料依圖製作。母親工作繁忙，深夜未歸。布料擱置，女兒打定輸數，說：「媽咪咁忙，一定趕唔切整我條裙啦！」到了畢業舞會前夕，女兒一覺醒來，發現簇新的衣裙高掛牆上，喜出望外，笑逐顏開。一把磁性男聲，讀出總結標語：「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女兒設計的是一襲無吊帶露胸的短裙，母親卻縫製出一套深紫色吊帶裙。顯示政府雖然不避西化，但也有保護女兒免遭過分西化的侵害，加了吊帶保險。此外，也將嫵媚的紫紅改為端莊的深紫。整個裁縫比喻，無疑顯示市民要求的民主和政府可以給予的民主，各不對辦，但卻有家長保護兒童之心，暗合港府引領民主循序漸進、慢步向前之意。故事犯的大忌，當然是現代政府不是父母官，市民也不是子民，市民不需政府監護，反而政府需要市民監督施政和約束權力。港府如此宣傳，是侮辱民智。而侮辱民智，正是當今宣傳之大忌。
至於廣告標語，更是不倫不類。首先，曾蔭權政府不得人心，信任無從說起，正是港府及中共失信於港人，累次推搪政制民主化，偷換普選概念，執意保留功能組別，令很多港人寧可惡搞搗蛋而不再與政府磋商談判，浪費時間。政府此刻以信任游說市民，可謂不知羞恥。至於句中的「讓」字，出自北方土話，在書面上有令致及禮讓兩個意思，語義含糊，不如代之以「令」或「使」字。用粵語口語讀出，應作「信任就會夢想成真」或「有信任，夢想就成真」。此句標語，想是官府內的「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所作，司空見慣，得啖笑而已。
原地踏步與行差踏錯
在另一輯《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廣告內，描述中年女子學跳舞，領舞教練不停在還原基本步，不住地喊「一、二、三；一、二、三；一個轉身，還原基本步」，悶壞了女子，面露嬌嗔。之後，一把女聲念出：「原地踏步，點會有進步呀？，請支持二○一二政制方案！」然後，教練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挪移轉身，玉步翩翩，女子笑逐顏開。
跳舞廣告的比喻，較裁縫阿媽的廣告為佳。然而角色不清，學舞者自是市民，但領舞者卻不知是政府還是阻撓民主步伐的中共還是民主派。既是港府製作，應是民主派無疑，但民主派要的是真民主，是加速推進民主，絕不是阻撓民主進程啊。至於廣告中的舞步，也是有「一二三」進展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乃是突飛猛進，並非循序漸進。政府也有「鬼拍後尾枕」、酒後吐真言的時候。此外，廣告的標語也不令人信服：原地踏步，勝過行差踏錯也。
除了用詩性的比喻之外，宣傳也可用散文式的鋪述。但政府亂找代言人，對白也是荒腔走板。最近第二輯找小發明家陳易希說：「任何發明和設計，在開始的時候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我們不起步，又怎會有機會成功呢？」老天，現代的憲政民主，正是假設首長不能十全十美，必須制衡權力，修補過錯。民主實踐了二百多年，已有既定楷模，不須重新發明，而且要民主有效，必須整套貫徹，不能只是作勢起步也。
陳雲
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何俊仁警告香港或有騷動
《星島》，2010年6月10日
(星島日報 報道)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昨日再度就政改方案向中央施壓，指中央若堅持不讓步，香港可能隨時有騷動。他引述浸大戴高禮在今天發表的民調表示，不滿政改的人數極多，「如果唔想收拾騷動，（政府）係咪要咁硬呢？」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指政改方案已回應了泛民在○五年時的訴求，只是泛民不斷提高叫價。記者：曾善璘 梁斯詠
何俊仁昨日透露，民主黨在前晚召開了政制小組會議，有個別成員認為民主黨走溝通路線成效不彰。何俊仁承認今次與中央溝通的確沒有成果，但民主黨主流意見仍堅持要繼續與中央保持對話。
引民調 指香港「極危險」
何俊仁又指，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將在今天發表政改民調，結果顯示只有四成人支持政改，市民對政改非常不滿，當中又以男士特別憤怒，現在「香港極危險」，隨時有騷動可能，「我口地斯文嘅就喺立法會 內提不信任動議；激動嘅，就衝擊立法會」。他強調現在修改政改方案的主導權在特首曾蔭權 手上，民主黨只會等待政府出招再回應。
除了提出「社會騷動論」要求政府就政改讓步，何俊仁昨日亦在立法會探討，特首是否需因政改再度被否決而引咎辭職或解散立法會來還擊政府。何俊仁提出質詢指，現屆政府已是第二次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若政改方案再被否決，這顯示政府「上不能說服中央，畀有具體進步嘅終極普選 方案給市民；下不能取信於市民」，要求特首像有風度的政治家，如日本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般引咎辭職，承擔政治責任。
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時指，方案無論通過與否，市民都會認同特首及政府對推動民主向前所作出努力。
泛民被指不斷提價
林瑞麟其後回應關於政改的動議辦論時再向民主派 反擊，指政府與泛民談判時，並非對政改方案鐵價不二，而是泛民的叫價不斷提高。
他表示泛民在○五年討論政改時，要求中央提供普選時間表、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及讓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其後中央及政府已在○七年人大常委 決定及今次政改方案一一回應泛民要求，但泛民並不滿足，「我感覺和觀察到，泛民有不同的叫價，現在大家要求更多更大。」
林瑞麟再次呼籲，二○一二年是香港政制通往民主化的中轉站，政府把《基本法 》及○七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之框架下的空間全部用盡，呼籲泛民不爭朝夕，通過方案，如政改方案再被否決，對中央與香港間的互信及建立共識並無幫助，「香港今後的民主路將更難行。」
《星島》，2010年6月10日
(星島日報 報道)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昨日再度就政改方案向中央施壓，指中央若堅持不讓步，香港可能隨時有騷動。他引述浸大戴高禮在今天發表的民調表示，不滿政改的人數極多，「如果唔想收拾騷動，（政府）係咪要咁硬呢？」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 指政改方案已回應了泛民在○五年時的訴求，只是泛民不斷提高叫價。記者：曾善璘 梁斯詠
何俊仁昨日透露，民主黨在前晚召開了政制小組會議，有個別成員認為民主黨走溝通路線成效不彰。何俊仁承認今次與中央溝通的確沒有成果，但民主黨主流意見仍堅持要繼續與中央保持對話。
引民調 指香港「極危險」
何俊仁又指，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戴高禮將在今天發表政改民調，結果顯示只有四成人支持政改，市民對政改非常不滿，當中又以男士特別憤怒，現在「香港極危險」，隨時有騷動可能，「我口地斯文嘅就喺立法會 內提不信任動議；激動嘅，就衝擊立法會」。他強調現在修改政改方案的主導權在特首曾蔭權 手上，民主黨只會等待政府出招再回應。
除了提出「社會騷動論」要求政府就政改讓步，何俊仁昨日亦在立法會探討，特首是否需因政改再度被否決而引咎辭職或解散立法會來還擊政府。何俊仁提出質詢指，現屆政府已是第二次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若政改方案再被否決，這顯示政府「上不能說服中央，畀有具體進步嘅終極普選 方案給市民；下不能取信於市民」，要求特首像有風度的政治家，如日本 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般引咎辭職，承擔政治責任。
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回應時指，方案無論通過與否，市民都會認同特首及政府對推動民主向前所作出努力。
泛民被指不斷提價
林瑞麟其後回應關於政改的動議辦論時再向民主派 反擊，指政府與泛民談判時，並非對政改方案鐵價不二，而是泛民的叫價不斷提高。
他表示泛民在○五年討論政改時，要求中央提供普選時間表、取消區議會 委任制，及讓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出，其後中央及政府已在○七年人大常委 決定及今次政改方案一一回應泛民要求，但泛民並不滿足，「我感覺和觀察到，泛民有不同的叫價，現在大家要求更多更大。」
林瑞麟再次呼籲，二○一二年是香港政制通往民主化的中轉站，政府把《基本法 》及○七年人大常委的決定之框架下的空間全部用盡，呼籲泛民不爭朝夕，通過方案，如政改方案再被否決，對中央與香港間的互信及建立共識並無幫助，「香港今後的民主路將更難行。」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政府「起錨」 兩月花900萬 學者質疑繞過財會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明報專訊】政府自4月發表政改方案以來，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上月尾政府更推出「起錨」行動，密集式硬銷政改方案。政府在回覆議員質詢時，承認在短短兩個月花掉900萬元宣傳費。這筆費用遠遠超過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宣傳，就連2003年SARS 席捲全港導致300人死亡，政府也只花費320萬元，提醒市民預防疫症。
所費遠超「三三四 」SARS宣傳
現時法例規定政府支出凡超過1000萬元，便要經過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審批，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質疑，政改宣傳費剛好訂在900萬元，令人懷疑是否有心繞過財委會，做法不光彩。財委會主席劉慧卿 則表示，因無證據，難斷定政府是否刻意避開立法會，但她指出，政府近年多個項目都「巧合地」訂在900萬元，做法惹人懷疑。
電視電台宣傳花330萬
公民黨 陳淑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要求政府交代近期大規模政改宣傳及推廣活動的開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 回應指出，政府預留900萬元作政改宣傳，當中單是電視、電台的宣傳短片和聲帶就花了330萬元，報章和網頁廣告用了250萬元，公共交通工具廣告則花150萬元（見表）。
佔大氣電波宣傳 拒反政改廣告
由於政府是在4月中才公布政改方案，預期本月23日表決，換言之在這兩個月，每月平均花去450萬元。
本報比較政府近年各項重要政策的宣傳費，03年政府撥給政府新聞處 、旨在提高市民預防疫症意識的宣傳費，也只花掉320萬元；國民教育則平均月花100萬元；影響全港學生的三三四新學制，每月宣傳費也只是55萬元。
除了花費龐大，陳淑莊亦質疑政府透過大氣電波宣傳政改，屬政治廣告，同時又不允許政黨賣「反政改廣告」，做法不恰當。她又質疑，政府幾乎用了大部分的免費公共資訊時段（即API），會影響其他重要政策宣傳，例如日趨嚴重的腸病毒疫情等。
林瑞麟：宣傳政策 非政治廣告
民主黨 李華明 亦指出：「API時段是無價的，全用在宣傳政改，精神病康復、吸毒這些重要的民生議題都被擠走了。」
林瑞麟反駁說，政改屬政府政策，宣傳性質與政治廣告截然不同，做法如同推廣防SARS、反吸煙、禁毒般，使用電子媒體發牌時承諾提供的廣播時段。
《明報》︳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明報專訊】政府自4月發表政改方案以來，宣傳攻勢一浪接一浪，上月尾政府更推出「起錨」行動，密集式硬銷政改方案。政府在回覆議員質詢時，承認在短短兩個月花掉900萬元宣傳費。這筆費用遠遠超過政府其他重大政策的宣傳，就連2003年SARS 席捲全港導致300人死亡，政府也只花費320萬元，提醒市民預防疫症。
所費遠超「三三四 」SARS宣傳
現時法例規定政府支出凡超過1000萬元，便要經過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審批，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質疑，政改宣傳費剛好訂在900萬元，令人懷疑是否有心繞過財委會，做法不光彩。財委會主席劉慧卿 則表示，因無證據，難斷定政府是否刻意避開立法會，但她指出，政府近年多個項目都「巧合地」訂在900萬元，做法惹人懷疑。
電視電台宣傳花330萬
公民黨 陳淑莊昨日在立法會大會，要求政府交代近期大規模政改宣傳及推廣活動的開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 回應指出，政府預留900萬元作政改宣傳，當中單是電視、電台的宣傳短片和聲帶就花了330萬元，報章和網頁廣告用了250萬元，公共交通工具廣告則花150萬元（見表）。
佔大氣電波宣傳 拒反政改廣告
由於政府是在4月中才公布政改方案，預期本月23日表決，換言之在這兩個月，每月平均花去450萬元。
本報比較政府近年各項重要政策的宣傳費，03年政府撥給政府新聞處 、旨在提高市民預防疫症意識的宣傳費，也只花掉320萬元；國民教育則平均月花100萬元；影響全港學生的三三四新學制，每月宣傳費也只是55萬元。
除了花費龐大，陳淑莊亦質疑政府透過大氣電波宣傳政改，屬政治廣告，同時又不允許政黨賣「反政改廣告」，做法不恰當。她又質疑，政府幾乎用了大部分的免費公共資訊時段（即API），會影響其他重要政策宣傳，例如日趨嚴重的腸病毒疫情等。
林瑞麟：宣傳政策 非政治廣告
民主黨 李華明 亦指出：「API時段是無價的，全用在宣傳政改，精神病康復、吸毒這些重要的民生議題都被擠走了。」
林瑞麟反駁說，政改屬政府政策，宣傳性質與政治廣告截然不同，做法如同推廣防SARS、反吸煙、禁毒般，使用電子媒體發牌時承諾提供的廣播時段。
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喬曉陽摑泛民的四個耳光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蘋果日報》，2010年06月09日
這幾個月來，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破天荒進出中聯辦，把身段放得低無可低；但與中央建制的所謂溝通，可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無論如何自我安慰，他們也不得不承認：寸步難移，毫無成果。
特區政府一面落區宣傳，假惺惺的爭取民意，一面又霸王硬上弓，向立法會提交二○一二政改決議案，更是原封不動，一點修改都沒有。不但如此，全國人大常委副主任喬曉陽第一時間在北京講話，對泛民的四大訴求，不是回應，而是回絕，四個耳光，響亮清脆，摑在溫和泛民的臉上。
溫和泛民提出二○一二立法會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六個議席，由區議員提名交全民一人一票選出。喬曉陽回絕：「不少團體和人士認為這是變相直選，質疑這一做法有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保持了大家熟悉的區議會功能界別選舉模式，我看這樣做是恰當的。」
距真普選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要為「真普選」明確定義，按照國際公約，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三者都要普及而平等，缺一不可。喬曉陽說：「通常所說的『普選』，是指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完全迴避提名權和參選權的問題，更對泛民的訴求直接回絕：「未來兩個普選辦法既要體現選舉的普及和平等，也要充份考慮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關卡重重，預知結果，這種富有中國特色的「偽普選」，與「真普選」何止相差十萬八千里。
溫和泛民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門檻不能高於今天的限制，喬曉陽斬釘截鐵的回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性。普選時提名的民主程序如何設計，需要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深入研究。」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將會成為一個滴水不漏的嚴格篩選程序，中央不喜歡的反對派要成為特首候選人？連門都摸不着。不同政治立場的候選人同台角逐，將成絕響。
不給一粒糖就打發掉
溫和泛民提出要取消功能組別，喬曉陽三兩下就回絕了：「至於功能界別，自從香港引入選舉制度以來，就一直存在，要客觀評價。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未來立法會普選時的具體制度安排還有許多不同意見，這完全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去凝聚共識，不應該成為通過二○一二年政改方案的障礙。」
溫和泛民身水身汗的溝通努力，可說是四大皆空。杯葛五區公投，得以覲見中央代表，誰不知是耍猴子似的被戲弄了一番，連一粒糖也不給就打發掉。這種溝通把戲，換來泛民分裂，支持者灰心喪氣，民主運動元氣大傷。溝通夢已被殘酷的政治現實粉碎，夢醒時分，泛民何去何從，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香港會發展至Ungovernable嗎？ ／盧子健
《明報》，2010年6月9日
自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政府和建制派把民主派標籤為「反對派」，以為用這個稱號就能貶損民主派的形象。
反對派長期取得六成選票
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其實政府和建制派（以下籠統統稱為當權者）應該細心想想﹕如果反對派長期在選舉中取得60%左右的選票，這個政府又哪有民意授權？這個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六四」事件過去21年。當權者要求香港市民忘記「六四」，但每年維園追悼晚會的燭光依然燦爛。今年，政府加強打壓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但「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創下歷史新高。
長期以來，民意調查亦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在這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當權者又是站在大多數市民的對立面。
民主政制和「六四」事件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觸及人心的基本價值觀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當權者長期與大多數市民對立，怎可能不形成政治僵局？
在政治問題方面政府沒有認受性，那在社會問題方面又如何呢？
貧富懸殊在回歸後不斷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除此之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發展指數調查顯示，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發展指數增長一直減速，近年更停滯不前。
把上述情况聯繫到政府社會政策近年所出現的問題就毫不出奇﹕在大專教育方面，資助學位學額十多年來無寸進，與「知識型社會」、「創新科技」等口號背道而馳；在醫療融資改革停滯不前的同時，公共醫療系統愈來愈不足以應付社會需求；在以「一筆過撥款」作為對社會福利承擔封頂的同時，無法應付新興的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青少年吸毒等；在人口急促老化的同時，老人的院舍和社區服務追不上形勢……
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令市民積聚大量怨氣。在民主社會，人民可以撤換政府，可以消消氣。亦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人民比較着重政府的能力、着重政府的政策與自己利益的關係，認受性很少是一個問題。
認受性不足 政策頻失誤
釀成「民望大折扣」雞尾酒
在香港，由於政府認受性不足，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市民對立面，如果再有社會政策的失誤，這就有如一杯「民望大折扣」雞尾酒。政府的政策失誤就被歸因於沒有民主，而因為沒有民主，市民會先驗性相信政府只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如果政府夠膽挑戰既得利益者，充其量不過是屈服於人民力量，甚至仍然做得不夠。在這個弔詭邏輯下，政府根本沒有贏的機會。
政府民望低，如果市民選擇忍氣吞聲，社會還是可以穩定的。
在港英管治香港的150多年間，最初一個世紀中國處於動亂之中，香港是一個難民和移民社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世紀50和60年代分別發生過大型的騷動和暴動，但都是以台灣或者內地為根源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力量所發動。直至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冒起，推動社會爭權益運動，才有真真正正的紮根於香港本土的社會運動。
最初，港英對這個新興社會運動也是採取高壓手段，包括輿論追擊、封殺集會遊行、拘捕運動人士、監視跟蹤目標團體等等。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或者出於為了消弭社會矛盾，或者是為撤退出香港作部署，港英政府開始吸納異見人士並局部開放政制。
今天民主派的不少前台人物，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當時的年紀便是跟現在的「80後」相若。他們當時年輕熱情，不計較個人得失，為社會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當年港英作出懷柔、妥協、吸納的回應亦是明智的。否則以港英只餘下20年左右的政治壽命，難以在社會充滿矛盾的情况下維持民望、安然撤退。
社會穩定使當年香港人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個人事業。縱有香港前途談判的不明朗和回歸過渡期後期中英爭拗的衝擊，在回歸前香港經歷了20多年的黃金發展時期。
昔日當年社會運動的中堅今日已成民主派的老將。由於年齡和崗位的轉變，他們不會再像當年一往無前。但他們至今也不會願意對當權者忍氣吞聲。
與此同時，新一代社會運動正在逐漸成形。回歸以來，長期不公的政治制度和失誤的社會政策，為新一批社會運動的年輕闖將提供了培育的土壤。他們的出現對當權者的衝擊，就有如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的出現一樣。當權者的即時反應是這些人是激進的極少數，是愛好搞破壞的一群，當權者的本能回應策略是高壓。
但一個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在道德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在社會政策上有諸多失誤的政府，倘若對社會運動採取高壓政策，會有什麼後果呢？社會穩定還能夠維持嗎？
當權者也不要以為「激進」的只是少數、只是局限於30歲以下的青年人。其實香港也有無數的憤怒成年、中年以至老年人。他們不會去圍中聯辦、禮賓府或者立法會，但他們就是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他們就是在上星期五前往維園支持司徒華、支聯會、民主派和中大學生的善良普通市民。當這些市民也無法忍受這個政府時，管治危機就在面前。
政府民望低已經是一個問題，後來多了一個「弱勢政府」的問題，好像小小一件事政府也要九牛二虎才能做好。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究竟香港還能否有效管治？香港會否變成Ungovernable？也許上述是我的杞人之憂，但如果憂慮變成事實，我們悔之晚矣。
過去兩個星期，特區政府官員空群而出「宣傳」政改，搞什麼「起錨」運動。但想深一層，政制問題只是關乎政制那麼簡單嗎？香港的管治危機猶如房間中的大象。當權者視而不見，徒費精力去搞什麼「起錨」。此情此景，我唯有說一句﹕夫復何言！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明報》，2010年6月9日
自曾蔭權出任特首以來，政府和建制派把民主派標籤為「反對派」，以為用這個稱號就能貶損民主派的形象。
反對派長期取得六成選票
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其實政府和建制派（以下籠統統稱為當權者）應該細心想想﹕如果反對派長期在選舉中取得60%左右的選票，這個政府又哪有民意授權？這個政府又怎能有效管治？
「六四」事件過去21年。當權者要求香港市民忘記「六四」，但每年維園追悼晚會的燭光依然燦爛。今年，政府加強打壓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但「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創下歷史新高。
長期以來，民意調查亦顯示，大多數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在這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當權者又是站在大多數市民的對立面。
民主政制和「六四」事件是大是大非問題，是觸及人心的基本價值觀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當權者長期與大多數市民對立，怎可能不形成政治僵局？
在政治問題方面政府沒有認受性，那在社會問題方面又如何呢？
貧富懸殊在回歸後不斷惡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除此之外，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發展指數調查顯示，回歸後香港的社會發展指數增長一直減速，近年更停滯不前。
把上述情况聯繫到政府社會政策近年所出現的問題就毫不出奇﹕在大專教育方面，資助學位學額十多年來無寸進，與「知識型社會」、「創新科技」等口號背道而馳；在醫療融資改革停滯不前的同時，公共醫療系統愈來愈不足以應付社會需求；在以「一筆過撥款」作為對社會福利承擔封頂的同時，無法應付新興的社會問題如家庭暴力、青少年吸毒等；在人口急促老化的同時，老人的院舍和社區服務追不上形勢……
社會政策與社會發展的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令市民積聚大量怨氣。在民主社會，人民可以撤換政府，可以消消氣。亦因為有這樣一個機制，人民比較着重政府的能力、着重政府的政策與自己利益的關係，認受性很少是一個問題。
認受性不足 政策頻失誤
釀成「民望大折扣」雞尾酒
在香港，由於政府認受性不足，又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在市民對立面，如果再有社會政策的失誤，這就有如一杯「民望大折扣」雞尾酒。政府的政策失誤就被歸因於沒有民主，而因為沒有民主，市民會先驗性相信政府只向既得利益者傾斜。如果政府夠膽挑戰既得利益者，充其量不過是屈服於人民力量，甚至仍然做得不夠。在這個弔詭邏輯下，政府根本沒有贏的機會。
政府民望低，如果市民選擇忍氣吞聲，社會還是可以穩定的。
在港英管治香港的150多年間，最初一個世紀中國處於動亂之中，香港是一個難民和移民社會，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上世紀50和60年代分別發生過大型的騷動和暴動，但都是以台灣或者內地為根源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力量所發動。直至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冒起，推動社會爭權益運動，才有真真正正的紮根於香港本土的社會運動。
最初，港英對這個新興社會運動也是採取高壓手段，包括輿論追擊、封殺集會遊行、拘捕運動人士、監視跟蹤目標團體等等。但進入上世紀80年代，或者出於為了消弭社會矛盾，或者是為撤退出香港作部署，港英政府開始吸納異見人士並局部開放政制。
今天民主派的不少前台人物，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他們當時的年紀便是跟現在的「80後」相若。他們當時年輕熱情，不計較個人得失，為社會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另一方面，當年港英作出懷柔、妥協、吸納的回應亦是明智的。否則以港英只餘下20年左右的政治壽命，難以在社會充滿矛盾的情况下維持民望、安然撤退。
社會穩定使當年香港人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個人事業。縱有香港前途談判的不明朗和回歸過渡期後期中英爭拗的衝擊，在回歸前香港經歷了20多年的黃金發展時期。
昔日當年社會運動的中堅今日已成民主派的老將。由於年齡和崗位的轉變，他們不會再像當年一往無前。但他們至今也不會願意對當權者忍氣吞聲。
與此同時，新一代社會運動正在逐漸成形。回歸以來，長期不公的政治制度和失誤的社會政策，為新一批社會運動的年輕闖將提供了培育的土壤。他們的出現對當權者的衝擊，就有如上世紀70年代學生運動和壓力團體的出現一樣。當權者的即時反應是這些人是激進的極少數，是愛好搞破壞的一群，當權者的本能回應策略是高壓。
但一個缺乏民意授權的政府、在道德上沒有認受性的政府、在社會政策上有諸多失誤的政府，倘若對社會運動採取高壓政策，會有什麼後果呢？社會穩定還能夠維持嗎？
當權者也不要以為「激進」的只是少數、只是局限於30歲以下的青年人。其實香港也有無數的憤怒成年、中年以至老年人。他們不會去圍中聯辦、禮賓府或者立法會，但他們就是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他們就是在上星期五前往維園支持司徒華、支聯會、民主派和中大學生的善良普通市民。當這些市民也無法忍受這個政府時，管治危機就在面前。
政府民望低已經是一個問題，後來多了一個「弱勢政府」的問題，好像小小一件事政府也要九牛二虎才能做好。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究竟香港還能否有效管治？香港會否變成Ungovernable？也許上述是我的杞人之憂，但如果憂慮變成事實，我們悔之晚矣。
過去兩個星期，特區政府官員空群而出「宣傳」政改，搞什麼「起錨」運動。但想深一層，政制問題只是關乎政制那麼簡單嗎？香港的管治危機猶如房間中的大象。當權者視而不見，徒費精力去搞什麼「起錨」。此情此景，我唯有說一句﹕夫復何言！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請尊重市民聆聽正反意見的權利
《星島日報》，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06:30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管治班子，為促進政制發展「起錨」，兵分三路落區宣傳，兩路受到反對政改方案者「圍攻」，熱鬧非常。一些平時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市民，也都產生了好奇。
政府定於今天向立法會 提交下屆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案，支持和反對方案的宣傳戰近日白熱化。雖然溫和民主派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有「破冰」之會，但是雙方立場距離仍大，不同的政治團體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要妥協出共識，使政制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難度極高，連曾蔭權昨日也公開不表樂觀。不過，他也表明，只要有一線希望，政府絕對不會放棄。
政府很大程度把這線希望寄託在「民意牌」。愈多市民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議員否決起來就要付出愈大的民望和選票代價。
粗暴狙擊 易變擾民
立法會五區「變相公投」補選冷清落幕後，政府即展開龐大的政改宣傳攻勢。曾蔭權向大力反對方案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下電視辯論戰書，文字和電子媒介廣告層出不窮。管治團隊落區派傳單 襟章，與市民面對面交流，是宣傳戰中與社會沉默大多數互動性較強的環節。
問責班子還計畫日內「洗樓」，恍如打一場選戰，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已經顯示自己在推動政改方面盡了全力，不少未經選舉洗禮的問責官員，亦可以接受一次走入群眾的「在職訓練」。
管治團隊落區宣傳，招來部分激進民主派人士現場狙擊。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受到反對人士和採訪記者重重包圍，與市民直接交流的機會大打折扣。期間產生的一些混亂場面，部分市民可能覺得「擾民」，同時有違公民社會互相尊重人人有平等發言機會，表達意見自由的原則。
文明表達 以理服人
假如要從干擾混亂中找出一些好處的話，這些吵鬧場面，比官員順利而「沉悶」地派傳單，大增宣傳活動的曝光率，勾起平時對政治冷感的市民的好奇心，希望了解今次政改爭議是甚麼一回事，為政制辯論網羅更廣泛多元的聽眾。
不認同政府官員落區宣傳，反對政改方案人士，可以用文明一點的方法回應，譬如同場另起爐灶，陳述自己的主張，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各說各有理，正好讓市民自己選擇，這是對市民自由的真正尊重。粗暴的狙擊行動，干擾效果很大，但以理服人的效果很弱，以聲浪和謾罵滋擾，令在場市民無法聽到官員的說話，反而令自己失分。
民主不應該是一個靠鬥大聲壓倒對方的制度。成功推行民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容許異議者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理據，供人民參考，作出抉擇。這個容許別人發聲的原則，執政者應該遵從，在野者同樣應該尊重，才算公平，也避免了言論獨裁。大家在追求民主政制時，如果能夠在民主實踐方面，以身作則，保持風度，是為促進本港社會民主進步作出貢獻。
《星島日報》，2010年6月7日 星期一 06:30
行政長官曾蔭權率領管治班子，為促進政制發展「起錨」，兵分三路落區宣傳，兩路受到反對政改方案者「圍攻」，熱鬧非常。一些平時對政治興趣不大的市民，也都產生了好奇。
政府定於今天向立法會 提交下屆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議案，支持和反對方案的宣傳戰近日白熱化。雖然溫和民主派與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有「破冰」之會，但是雙方立場距離仍大，不同的政治團體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要妥協出共識，使政制方案得到立法會三分二票數通過，難度極高，連曾蔭權昨日也公開不表樂觀。不過，他也表明，只要有一線希望，政府絕對不會放棄。
政府很大程度把這線希望寄託在「民意牌」。愈多市民支持通過政改方案，議員否決起來就要付出愈大的民望和選票代價。
粗暴狙擊 易變擾民
立法會五區「變相公投」補選冷清落幕後，政府即展開龐大的政改宣傳攻勢。曾蔭權向大力反對方案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下電視辯論戰書，文字和電子媒介廣告層出不窮。管治團隊落區派傳單 襟章，與市民面對面交流，是宣傳戰中與社會沉默大多數互動性較強的環節。
問責班子還計畫日內「洗樓」，恍如打一場選戰，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已經顯示自己在推動政改方面盡了全力，不少未經選舉洗禮的問責官員，亦可以接受一次走入群眾的「在職訓練」。
管治團隊落區宣傳，招來部分激進民主派人士現場狙擊。曾蔭權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受到反對人士和採訪記者重重包圍，與市民直接交流的機會大打折扣。期間產生的一些混亂場面，部分市民可能覺得「擾民」，同時有違公民社會互相尊重人人有平等發言機會，表達意見自由的原則。
文明表達 以理服人
假如要從干擾混亂中找出一些好處的話，這些吵鬧場面，比官員順利而「沉悶」地派傳單，大增宣傳活動的曝光率，勾起平時對政治冷感的市民的好奇心，希望了解今次政改爭議是甚麼一回事，為政制辯論網羅更廣泛多元的聽眾。
不認同政府官員落區宣傳，反對政改方案人士，可以用文明一點的方法回應，譬如同場另起爐灶，陳述自己的主張，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各說各有理，正好讓市民自己選擇，這是對市民自由的真正尊重。粗暴的狙擊行動，干擾效果很大，但以理服人的效果很弱，以聲浪和謾罵滋擾，令在場市民無法聽到官員的說話，反而令自己失分。
民主不應該是一個靠鬥大聲壓倒對方的制度。成功推行民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容許異議者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理據，供人民參考，作出抉擇。這個容許別人發聲的原則，執政者應該遵從，在野者同樣應該尊重，才算公平，也避免了言論獨裁。大家在追求民主政制時，如果能夠在民主實踐方面，以身作則，保持風度，是為促進本港社會民主進步作出貢獻。
2010年6月4日 星期五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悼六四 哀香港變質
《信報》，6 月4日
從八九年開始，每年六四我們都會以社評作悼念，從最初的譴責、要求平反，到近年轉而探討中國應該如何走向法治和民主、揚棄專制獨裁；我們能夠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我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年復一年的悼念、聲援和支持，為天安門死難同胞發聲討回公道，對內地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若干衝擊，令北京知道仍然有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年發生的慘劇，也有一批中國人至今還堅持官方要為這宗慘劇平反，要向死難者家屬道歉賠罪。每年六四前後來香港旅遊觀光的內地同胞，對於香港人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許不方便公開參與或支持，但耳聞目睹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對內地應會發揮細水長流的影響。
不過，近年悼念六四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支聯會和悼念團體的「鬥爭對象」從北京轉向了特區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包括在示威集會時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對集會作過多的無謂限制而生的抗爭，以至今年——也許最嚴重的一次，沒收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警方在沒收民主女神像不足二十四小時就發還給支聯會負責人，而且不附任何條件，比起當天扣押民主女神像時的強勢手法以及要求支聯會必須作出各式承諾，警方態度明顯是來了一次大轉彎，箇中原因，相信是警方明知執法無據、拘押失當，才在匆匆之間無條件退讓。香港是法治之地，處理悼念六四活動也非始於今時今日，難道警隊會在完全沒有諮詢律政司的情況下貿然扣押民主女神像，然後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又立刻改變態度？我們懷疑，是否警隊之上有更高層的壓力，要求執法部門要處事從嚴，不得手軟，而在強大的壓力底下，警方惟有勉強執法，卻在群情洶湧飽受質疑之後徹底「投降」；如此作為，既向「更高層」作了交代，「盡了本分」 ，但卻可顯示出這種打壓手法在香港的法治社會根本行不通，於法無據，也不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上純屬我們的「揣測」，但假如與事實不符，那是否反映香港警隊執法水平竟下降至如斯劣拙的地步？相反，如果我們的「揣測」距離事實不遠，那麼這股高層勢力——應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是否有意要向特區政府施壓，把內地的政治標準強加諸香港身上？
同樣令我們不明白的，是中大校方為何在前天竟會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學生會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政治中立，是指大學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但把民主女神像移入中大擺放，與政治立場又有什麼關係？中文大學曾經邀請過不少被中國官方列入黑名單的政治異見分子往大學講學、做研究，這些邀請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但公眾不會因此而質疑中大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偏向。大學是尋真理、求學問、修品格的地方，自由開放的環境、廣納百川的胸襟，才能夠造就一流的學者、高質素的學生，一個民主女神像，竟然把大學高層嚇得方寸大亂，言不由衷，這又豈能向學生展現大學自由自主、獨立思考的學風？
政府施政、警隊執法和大學決策，如果都不所感出發考慮，不按港情港法辦事，必定會招來民情反彈、民意躁動；大陸的改革開放，幸好有香港這個窗口提供示範和協助，令國家現代化避免走多了冤枉路，同樣道理，在八九六四之後，幸好有香港這個緩衝區，令大批內地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能夠取道外移，為歷史為民族繼續見證、繼續發聲，令國家避過了又一次陷入萬馬齊瘖的災難。保護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包容，才是對中國邁向另一階段現代化的最大貢獻，明乎此，對悼念六四活動又何須如此緊張兮兮，防之惟恐不及？
《信報》，6 月4日
從八九年開始，每年六四我們都會以社評作悼念，從最初的譴責、要求平反，到近年轉而探討中國應該如何走向法治和民主、揚棄專制獨裁；我們能夠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我們和許多香港人一樣，年復一年的悼念、聲援和支持，為天安門死難同胞發聲討回公道，對內地或多或少都會產生若干衝擊，令北京知道仍然有一個中國人的地方從來沒有忘記過當年發生的慘劇，也有一批中國人至今還堅持官方要為這宗慘劇平反，要向死難者家屬道歉賠罪。每年六四前後來香港旅遊觀光的內地同胞，對於香港人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許不方便公開參與或支持，但耳聞目睹產生的潛移默化之功，對內地應會發揮細水長流的影響。
不過，近年悼念六四活動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支聯會和悼念團體的「鬥爭對象」從北京轉向了特區政府，尤其是執法部門，包括在示威集會時發生肢體衝突、警方對集會作過多的無謂限制而生的抗爭，以至今年——也許最嚴重的一次，沒收擺放在時代廣場的民主女神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警方在沒收民主女神像不足二十四小時就發還給支聯會負責人，而且不附任何條件，比起當天扣押民主女神像時的強勢手法以及要求支聯會必須作出各式承諾，警方態度明顯是來了一次大轉彎，箇中原因，相信是警方明知執法無據、拘押失當，才在匆匆之間無條件退讓。香港是法治之地，處理悼念六四活動也非始於今時今日，難道警隊會在完全沒有諮詢律政司的情況下貿然扣押民主女神像，然後在不足二十四小時之內又立刻改變態度？我們懷疑，是否警隊之上有更高層的壓力，要求執法部門要處事從嚴，不得手軟，而在強大的壓力底下，警方惟有勉強執法，卻在群情洶湧飽受質疑之後徹底「投降」；如此作為，既向「更高層」作了交代，「盡了本分」 ，但卻可顯示出這種打壓手法在香港的法治社會根本行不通，於法無據，也不能得到市民支持。以上純屬我們的「揣測」，但假如與事實不符，那是否反映香港警隊執法水平竟下降至如斯劣拙的地步？相反，如果我們的「揣測」距離事實不遠，那麼這股高層勢力——應是來自北京的命令，是否有意要向特區政府施壓，把內地的政治標準強加諸香港身上？
同樣令我們不明白的，是中大校方為何在前天竟會以「堅守政治中立」為理由，拒絕學生會申請擺放民主女神像。政治中立，是指大學不會參與政治活動，不會有任何公開的政治立場，但把民主女神像移入中大擺放，與政治立場又有什麼關係？中文大學曾經邀請過不少被中國官方列入黑名單的政治異見分子往大學講學、做研究，這些邀請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但公眾不會因此而質疑中大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偏向。大學是尋真理、求學問、修品格的地方，自由開放的環境、廣納百川的胸襟，才能夠造就一流的學者、高質素的學生，一個民主女神像，竟然把大學高層嚇得方寸大亂，言不由衷，這又豈能向學生展現大學自由自主、獨立思考的學風？
政府施政、警隊執法和大學決策，如果都不所感出發考慮，不按港情港法辦事，必定會招來民情反彈、民意躁動；大陸的改革開放，幸好有香港這個窗口提供示範和協助，令國家現代化避免走多了冤枉路，同樣道理，在八九六四之後，幸好有香港這個緩衝區，令大批內地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能夠取道外移，為歷史為民族繼續見證、繼續發聲，令國家避過了又一次陷入萬馬齊瘖的災難。保護香港的自由和多元包容，才是對中國邁向另一階段現代化的最大貢獻，明乎此，對悼念六四活動又何須如此緊張兮兮，防之惟恐不及？
2010年6月1日 星期二
2010年5月31日 星期一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葉健民﹕議會改良方案合理合法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日前公開指普選聯的6個區議會議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質疑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簡單來說，李主任的意思，是懷疑由這種改良辦法產生的議席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為功能組別議席。假如不是的話，便違反了「決定」要求在2012年立法會中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各佔一半的原則。
終極普選聯盟的有關建議，具體是區議會功能組別由10名區議員提名，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者。各候選人獲提名後，便交由區議會界別全港300多萬名選民投票產生。市民一旦登記為此功能組別的選民，便必須放棄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而選舉辦法則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進行。
誠然，這種改動大大擴闊了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令全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投票，但上述安排與分區直選仍存有明顯差別。第一，提名權由區議員所壟斷；第二，參選人本身必須為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人士（這種安排也是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所容許的）。故此，與參與權、提名權及投票權均是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相比，這種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普選成分明顯不足。
界定功能組別4原則
追溯港英的官方文獻，在1988年發表的《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中，曾對功能組別作過以下清晰的定義。政府界定功能組別，主要考慮4個原則：
1. 功能組別應該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
2. 任何新的功能組別都應清楚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3. 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教為根據；
4. 任何組織或團體不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清楚看到這4個原則，均沒有提到組別代表的產生辦法。換言之，代表的選舉辦法與選民基礎並非決定功能組別性質的關鍵因素。
選舉辦法選民基礎非關鍵
事實上，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是按各團體本身的特性各師各法，當中有個人票、有公司票、有團體票，也有公司加個人票，不一而足，也因此沒有一個充分理據可支持假如擴大選民基礎、容許界別內選民直接選出代表便是違背了功能組別原意的講法。
政治現實上，界定功能組別資格的最重要原則只有一條，就是如何決定誰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這裏最關鍵的是，政府不可動搖「操盤」角色，可以按自身的判斷去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賦予不同的社會力量功能團體的身分，以分配政治權力並收平衡之效。
1980年代中期，港英要發展代議政制擴大民主，但又要保住工商界既得利益，功能組別自然全面向工商專業界傾斜。但政治需要往往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政治形勢有變化便會提出新的要求。前途談判中鄉事勢力成為各方爭取對象，鄉議局也因而成功地於1991年取得功能團體資格，有權推選議員進入立法局。細看鄉議局的性質與產生辦法，正好有力地回應了「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由屬於特定的專業、行業組織的選民」的觀點。
鄉議局並不是工商團體，也非專業組織。鄉議局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界區的諮詢及協商團體，並代表新界居民的意見。鄉議局的組成，也是由相當數目的新界居民選舉所產生：700多條鄉村居民投票選出的村代表產生27個鄉事委員會，再由此產生鄉議局。鄉議局這個以地域利益為基礎入局的例子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並非只限於工商專業界。事實上，基本法早已將區議會定性為功能組別，這也再次印證功能組別制度概念的靈活彈性，而中央政府在設計特區政制時也並無抱泥於有些人所謂的功能組別創制原意。
再想深一層，雖然不少人只眼於人大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但整個決議關鍵重點實際上是在普選時間表，當中清楚說明特區政制最快可於2020年實施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我們也應引入改革逐步向這個終點邁進。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去年提出政改方案時，清楚說明目前的功能組別安排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換句話說，要符合人大07決議精神要以循序漸進精神邁向全面普選，我們既然不能在2012年馬上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們便只能採取有別於現行功能組別組成辦法的思路去作制度創新，以求加快全面普選的進程。
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
普選聯一直尋求在基本法及人大決議的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以求循序漸進達至全面普選。功能組別如何退場，是政改關鍵所在。現時政府方案，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幅太小，民主含量也太低，根本不能符合民眾對民主進程的合理期望。普選聯一直堅持這個合情合理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非因為形勢改變而「得寸進尺」或「臨時加碼」。政改已到關鍵臨界點，坊間早已形成共識，民心求變。溝通對話自然重要，但交出普選路線圖與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是突破當前困局的真正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終極普選聯盟成員
《明報》，2010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日前公開指普選聯的6個區議會議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市民一人一票產生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也質疑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常委2007年的決定」。簡單來說，李主任的意思，是懷疑由這種改良辦法產生的議席是否還可以稱得上為功能組別議席。假如不是的話，便違反了「決定」要求在2012年立法會中直選與功能組別議席比例各佔一半的原則。
終極普選聯盟的有關建議，具體是區議會功能組別由10名區議員提名，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者。各候選人獲提名後，便交由區議會界別全港300多萬名選民投票產生。市民一旦登記為此功能組別的選民，便必須放棄其他功能組別的選民資格，而選舉辦法則以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進行。
誠然，這種改動大大擴闊了區議會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令全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投票，但上述安排與分區直選仍存有明顯差別。第一，提名權由區議員所壟斷；第二，參選人本身必須為區議員或與區議會有相當聯繫人士（這種安排也是現行功能組別選舉所容許的）。故此，與參與權、提名權及投票權均是普及而平等的分區直選相比，這種區議會功能組別的普選成分明顯不足。
界定功能組別4原則
追溯港英的官方文獻，在1988年發表的《白皮書：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中，曾對功能組別作過以下清晰的定義。政府界定功能組別，主要考慮4個原則：
1. 功能組別應該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
2. 任何新的功能組別都應清楚界定，以避免在決定何人有資格被包括在內，和怎樣規定選民資格時出現困難；
3. 功能組別不應以思想、教條或宗教為根據；
4. 任何組織或團體不應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內有代表。
清楚看到這4個原則，均沒有提到組別代表的產生辦法。換言之，代表的選舉辦法與選民基礎並非決定功能組別性質的關鍵因素。
選舉辦法選民基礎非關鍵
事實上，現行的功能組別選舉是按各團體本身的特性各師各法，當中有個人票、有公司票、有團體票，也有公司加個人票，不一而足，也因此沒有一個充分理據可支持假如擴大選民基礎、容許界別內選民直接選出代表便是違背了功能組別原意的講法。
政治現實上，界定功能組別資格的最重要原則只有一條，就是如何決定誰是「有分量和在社會上有重要性的組別」。這裏最關鍵的是，政府不可動搖「操盤」角色，可以按自身的判斷去理解當時的政治需要，透過賦予不同的社會力量功能團體的身分，以分配政治權力並收平衡之效。
1980年代中期，港英要發展代議政制擴大民主，但又要保住工商界既得利益，功能組別自然全面向工商專業界傾斜。但政治需要往往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政治形勢有變化便會提出新的要求。前途談判中鄉事勢力成為各方爭取對象，鄉議局也因而成功地於1991年取得功能團體資格，有權推選議員進入立法局。細看鄉議局的性質與產生辦法，正好有力地回應了「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由屬於特定的專業、行業組織的選民」的觀點。
鄉議局並不是工商團體，也非專業組織。鄉議局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界區的諮詢及協商團體，並代表新界居民的意見。鄉議局的組成，也是由相當數目的新界居民選舉所產生：700多條鄉村居民投票選出的村代表產生27個鄉事委員會，再由此產生鄉議局。鄉議局這個以地域利益為基礎入局的例子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制度並非只限於工商專業界。事實上，基本法早已將區議會定性為功能組別，這也再次印證功能組別制度概念的靈活彈性，而中央政府在設計特區政制時也並無抱泥於有些人所謂的功能組別創制原意。
再想深一層，雖然不少人只眼於人大2007年的決定中提出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與直選議席的比例，但整個決議關鍵重點實際上是在普選時間表，當中清楚說明特區政制最快可於2020年實施立法會全體議員由普選產生，我們也應引入改革逐步向這個終點邁進。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去年提出政改方案時，清楚說明目前的功能組別安排並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換句話說，要符合人大07決議精神要以循序漸進精神邁向全面普選，我們既然不能在2012年馬上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們便只能採取有別於現行功能組別組成辦法的思路去作制度創新，以求加快全面普選的進程。
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
普選聯一直尋求在基本法及人大決議的框架下，尋求最大民主，以求循序漸進達至全面普選。功能組別如何退場，是政改關鍵所在。現時政府方案，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幅太小，民主含量也太低，根本不能符合民眾對民主進程的合理期望。普選聯一直堅持這個合情合理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非因為形勢改變而「得寸進尺」或「臨時加碼」。政改已到關鍵臨界點，坊間早已形成共識，民心求變。溝通對話自然重要，但交出普選路線圖與更民主的政制方案，才是突破當前困局的真正出路。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
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終極普選聯盟成員
2010年5月30日 星期日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丁宏量﹕區議會功能組別＝盲人瞎馬
《明報》，2010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廣泛民意基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明報》，2010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自05政改方案以來，政府一直強調區議會功能組別是市民以間選方式選出立法會議員，有廣泛民意基礎，因此政改方案是民主向前一大步。部分建制派的支持者亦以如美國總統選舉人制度等例子來證明間選的可行性。但若果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確是間選的話，那由全港選民「間選」出來的現任區議會界別議員葉國謙所擁有的民意基礎豈不是比特首還要強？全港又有誰會真正覺得葉國謙正在代表自己？
間選制度須達到兩個條件
所謂間選是指選民在選舉中並非直接選出最終當選者，而是選出代理人，再透過後者代表選民去選出最終當選者。一個成功，具代表性的間選制度必須達到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 選民必須清楚明瞭自己一票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縱使最終投票的是各州的選舉人，但選舉人不按選民意願投票會受到嚴密監察，此外，在部分地區的制度中，選民所投是選舉人而非總統候選人，但絕大部分候選選舉人均由政黨提名，並早已公開一旦當選時將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因此，每位美國選民均明白當自己投票予民主黨選舉人時其實是等於投給奧巴馬，而支持共和黨的選舉人則等同支持麥凱恩。
第二， 代理人必須如實轉達選民的意願。美國的選舉人所投的每一票均需在國會面前公開唱票。公眾和傳媒便能從中監察選舉人有否按各州的選舉結果投票，並可由此對違反民意的選舉人作出問責，從而確保選舉人能如實反映選民意向。
那政府方案中的區議會功能組別又能否做到以上兩點？
大家在2007年區會選舉時是否知道各候選人將在08年區會界別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全港無人能答「知道」。按照本港現時的選舉時間表，每屆區議會選舉均會在立法會選舉前約10個月舉行。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其中一個特色是有大量無政黨背景的人參選。由於有眾多獨立候選人，選民難以單靠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去推敲他們在來年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因此，除非各有意參選區議會功能組別的人均在正式選舉前近一年時便向外透露參選意向，而各候選區議員亦向選民公開一年後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投票取向，否則選民將難以知道自己在區會選舉中的一票，實際上是在支持哪些區會界別候選人。但由於選舉條例對表明參選意向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在開支、宣傳和媒體曝光等各方面均有嚴格限制，因此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人願意在一年間接受選舉條例對他的各種掣肘。結果是選民難以透過區會選舉的一票，去清晰表達他們在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中的意向，而區議員亦遑論能夠代表民意去選出立法會議員。
難肯定區議員一票能反映選民意願
那大家又是否知道你的區議員在上屆立會選舉中究竟是支持葉國謙還是另一候選人林偉強？相信這條問題亦是無人能答（那409位投了票的區議員除外）。自2000年以來區議會功能組別選舉均採用暗票制。暗票制的原意是為了保障選舉的公平性，避免選民被威嚇或買票等行為影響投票意向而設，但在間選中使用暗票制，卻令公眾無法知道究竟各區議員有否如實按照選民的意願在立會選舉中投票。結果很可能是自稱「獨立民主派」的區會候選人，拿了民主派的票卻支持建制派的區會界別候選人，他的選民卻無從得知，而他亦毋須就此向選民交代和問責。而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大眾和傳媒難以監察，加上區會內眾多無政黨指示投票取向的獨立議員，最後很可能出現大量以底交易去換取區會界別選票的情出現。因此，我們難以肯定區議員在區會界別選舉中的一票能夠反映選民的真實意願。
誠然，一個設計良好的間選制度的確能某程度上準確反映民意的取向，但現時政府的方案要求選民和候選區議員都不知道誰會參加區會界別選舉，而選民亦不能知曉區議員最終投票取向的情下，要選民透過選舉區議員時「順便選埋」立法會議員，就像要盲人騎瞎馬一樣。這樣的選舉根本稱不上是間選，由此選出的立法會議員遑論有任何民意基礎，而政改方案亦難以稱得上是「向前走」。
（本文部分內容取自政治與行政學系辯論隊的比賽材料，特此致謝）
筆者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現為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2010年5月28日 星期五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孔誥烽﹕公投成功了 公投失敗了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 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况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 ）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脗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 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 。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 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 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明報》，2010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5•16後，大家就17%投票率和50萬選民各說各話。5區公投滿途波折，本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矛盾的新生事物。要給它下一個簡單結論，談何容易？或者我們可從三個層面更立體地理解這次公投的結果。
公投先例
我從一開始便認為這次公投運動的最重要意義，並非在於投票結果，而是確立通過5區辭職讓全民就特定議題進行公決的機制。在去年底我在〈由變相公投量化出來的民意力量〉寫道：
「萬一公投投票人數太少或不過半怎辦，乃民主派 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但也請反對公投的朋友，不要再將輸了公投的負面衝擊不斷誇大來嚇人。若公投失敗，最壞情况莫過於政府保守方案獲通過，政制原地踏步……最重要的是，變相公投先例一開，等於是讓市民手中多了一道板斧。大家在第一次使用時就算有所閃失，以後也能在更多的實踐中學習，慢慢上手，最後成為能運用自如的有力武器。」
5•16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從殖民地時代到回歸後，當權者都肆意用各種制度（包括「有廣泛代表性」的800人選舉團與被功能組別挾持的立法會 ）扭曲民意、炮製民意、謊稱自己代表民意。有了這次公投先例，香港市民便為以後可能遇上的緊急關頭和重大議題，保留了通過公投表達真民意的權利。
公投先例令建制派如芒在背。5•16之後，有建制派議員提出要立法阻止變相公投再次出現。雖然此等立法說易行難，未來何時和會否再有需要發動公投，也是未知之數。但確保辭職公投的通道繼續暢通無阻，乃是新民主運動今後的挑戰之一。
民意不堅定
在創制公投先例這一層面上，公投從成局那一天起，便已經成功了。但投票率不理想，無論怎樣說也是失敗。但這是何種意義的失敗？
反公投者說投票率低表現市民反對公投，以後再也不用搞了。但立法局在1991年首次直選時，在沒人杯葛打壓、各派全力動員下，投票率也只得三成多，那麼市民是否反對直選？之後的直選都是白搞了？公投派則將投票率低歸咎於政府打壓。但若反政改方案的民意十分強烈，這因素應該不會有扭轉大局的威力，反而可能會有催票的反效果。
我們能否承認，投票率低，很可能是因為市民對廢除功能組別和否決政改方案，的確沒有強烈意見？這一解釋，與最近進行多個民調顯示反對方案的民意不佔多數（甚至是贊成比反對多）之結果脗合。
我同意方案中基於區議員互選的新功能組別與傳統功能組別之間，是有分別的。建制派也強調方案是要「改良」功能組別。公投派集中火力攻擊傳統功能組別，未免有點捉錯用神。
但這並不表示區議會 方案真的是一種進步。選區小的區議員的政治影響力大增，定會誘使某些資源龐大的政團在社區大灑金錢籠絡人心，令小選區選舉中的「恩庇侍從現象」（patronage-clientelism）變本加厲，諷刺地加劇建制派在反對民主化時常常表示很擔心的買票行為。這些論述，並未有在公投動員中充分展開。這是值得檢討的。
2008年民主派得票90萬，這次投票授權否決方案的選民有50萬。聯盟沒法說服絕大多數民主派表態反對方案，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公投結果，當然紓緩了政府的壓力。公社兩黨在50萬授權下，也可以輕鬆地投票反對方案。現在壓力最大的，反而是以民主派主流闔家歡政黨為定位的民主黨 。公投顯示了民主派選民並無主流意見。若民主黨在表決時支持方案，便是與50萬堅決反對的選民過不去；投票反對，則無疑是回頭與公投派爭奪激進選民，疏離了對方案心郁郁的選民。
民主派內力量對比
民主黨有兩難，公投派也有兩難。
有人將公社兩黨這次獲得的46萬票與兩黨在2008的36萬票比較，表示增長只有10萬不算多。但問題是公民黨 在2008年的路線和形象比民主黨還要保守和親建制。公民黨在參加公投後，就像梁家傑 太太在公投宣傳片中的對白一樣，已經「性情大變」。因此要看激進選民的增長，應該拿2008年唯一堅拒與建制妥協的社民連的15萬票與這次公社兩黨與大專2012的50萬比較。將積極關心或參與這次公投運動，但仍未能投票的90後也考慮在內，這次公投聯盟代表的，絕對是一股正在迅速崛起的力量。
特首要與這股青壯力量的代表辯論，是有勇氣和明智的。本來在密室中疏乎的傳統民主派領袖，一聽到有人要在陽光下辯論即從密室衝出來，以搶包山人踩人的勁兒高呼「我又要！」則可以讓大家再次看清新舊民主運動的分別。
但問題是，政改方案在反對民意不堅決的掩護下獲得通過的機會，已有所增加。那麼公投派在議案表決時，除了投反對票之外，要不要大舉動員群眾反對？不動員的話，可能會令群眾熱情冷卻，讓運動失去動能。但動員的話，卻可能會令不少從反高鐵、公投一路走來不斷革命的群眾與組織者出現戰鬥疲勞。若動員效果不佳或方案獲通過，可能會造成很大的挫敗感。解決這個兩難，將關係到激進派能否整固和發展新增的群眾力量，備戰2011/2012。
公投成功了、公投失敗了。民主派內的力量對比，因公投改變了。一個公投的幽靈，仍在香港上空俳徊。
作者是美國 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社會學系 助理教授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特首辦指全港參與政改辨論是指市民可看電視
商台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13:04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很高興五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接受邀請，與他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人員會與余若薇商量細節。被問到為何不開放給現場觀眾參與，曾蔭權說，七百萬人都可以參與。特首辦後來澄清，曾蔭權意思是市民可以看電視來參與。
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說，曾蔭權昨日親自致電給他，解釋為何只邀請余若薇辯論，但何俊仁不滿意答覆。他又說，民主黨已去信特首辦，要求出席辯論，期望下星期收到回覆，他認為，辯論安排不會分化泛民主派 。另外，余若薇說，曾蔭權向她發出邀請，可能有很多目的，相信對方已作好部署及有策略，而對她自己來說，有機會在政改問題上與曾蔭權辯論，目的已達到，她希望真理越辯越明。
商台 2010年5月21日 星期五 13:04
行政長官曾蔭權說，很高興五區公投運動總發言人余若薇接受邀請，與他就政改方案，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人員會與余若薇商量細節。被問到為何不開放給現場觀眾參與，曾蔭權說，七百萬人都可以參與。特首辦後來澄清，曾蔭權意思是市民可以看電視來參與。
民主黨 主席何俊仁 說，曾蔭權昨日親自致電給他，解釋為何只邀請余若薇辯論，但何俊仁不滿意答覆。他又說，民主黨已去信特首辦，要求出席辯論，期望下星期收到回覆，他認為，辯論安排不會分化泛民主派 。另外，余若薇說，曾蔭權向她發出邀請，可能有很多目的，相信對方已作好部署及有策略，而對她自己來說，有機會在政改問題上與曾蔭權辯論，目的已達到，她希望真理越辯越明。
2010年5月19日 星期三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政府推宣傳片谷支持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政府全速開展爭取民意支持政改的工作，昨日更推出廣告攻勢。有學者質疑政府如今要爭取的，是泛民選民的支持，而這些選民要求的是泛民與中央談判有成果，否則政府無論做多少公關宣傳工作，最多只能增加幾個百分點支持，不能左右大局。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宣傳短片旨在要求港人信任中央，但現時核心問題，不是雙方是否有信任，而是會面務必要有成果。「泛民支持者不會理會這些電視、高官派街招等公關攻勢，這些最多只能爭取多幾個百分點的支持，無助政府爭取到六、七成民意」。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如果3司12局當真紆尊降貴落街派傳單，是史無前例，證明政府是高度重視政改，這可能對爭取普遍民意有幫助。但他提醒，「派傳單」定必惹來一班激進年輕人如「紅衫軍」（即社民連成員）包圍，甚至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可能會令政府尷尬。
網民：裙子寓路線圖 「貨不對辦」
另外，網民昨日熱烈討論政府宣傳片，有人批評是浪費公帑，有人揶揄以為政府宣傳「和諧家庭」；有「心水清」網民更指出，宣傳片中女兒設計了晚裝的款式（寓意泛民設計了普選路線圖），但最終母親剪裁好的裙子，並不一樣，證明即使母女間有信任，但最終仍是「貨不對辦」。
《明報》，2010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政府全速開展爭取民意支持政改的工作，昨日更推出廣告攻勢。有學者質疑政府如今要爭取的，是泛民選民的支持，而這些選民要求的是泛民與中央談判有成果，否則政府無論做多少公關宣傳工作，最多只能增加幾個百分點支持，不能左右大局。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為，宣傳短片旨在要求港人信任中央，但現時核心問題，不是雙方是否有信任，而是會面務必要有成果。「泛民支持者不會理會這些電視、高官派街招等公關攻勢，這些最多只能爭取多幾個百分點的支持，無助政府爭取到六、七成民意」。
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如果3司12局當真紆尊降貴落街派傳單，是史無前例，證明政府是高度重視政改，這可能對爭取普遍民意有幫助。但他提醒，「派傳單」定必惹來一班激進年輕人如「紅衫軍」（即社民連成員）包圍，甚至要求與政府官員對話，可能會令政府尷尬。
網民：裙子寓路線圖 「貨不對辦」
另外，網民昨日熱烈討論政府宣傳片，有人批評是浪費公帑，有人揶揄以為政府宣傳「和諧家庭」；有「心水清」網民更指出，宣傳片中女兒設計了晚裝的款式（寓意泛民設計了普選路線圖），但最終母親剪裁好的裙子，並不一樣，證明即使母女間有信任，但最終仍是「貨不對辦」。
2010年5月11日 星期二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吳志森﹕你甘心就這樣放棄手中的選票嗎？
【明報專訊】公民教育，的確可以提升學生對時事的關心。兩個初中生聊天，談起最近的熱門話題：「星期日5月16日，你爸爸媽媽會唔會投票？」「會，佢哋每次都投，仲帶埋我去，佢哋話，係最好嘅公民教育喎。你呢？」「佢哋唔會去。爸爸話，曾特首講過，投票浪費公帑，所以佢哋話唔去……」說到這裏，上課鐘聲響起，同學急步回班房去。
誰說官員再沒有影響力？誰說曾蔭權的說話沒人聽？當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透過傳媒放大，就變成入心入肺的真理，叫人深信不疑。
曾幾何時，當社民連諸君提出5區議員辭職舉行變相公投的時候，建制派包括政府官員，表面大肆抨擊，無不嗤之以鼻，但喜悅之情，卻溢於言表，建制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現形隱形左派，個個都摩拳擦掌，自由黨更擬定了參選名單，希望進佔一個半個議席，以壯聲勢。甚至主管政制的特區官員，明示暗示，游說動員自己友參選。建制派最大的盤算，就是盡贏4席，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如果能夠盡入囊中，就可一勞永逸，從此安枕無憂。
保皇黨所以如此積極進取，當然不敢自己拿主意。政圈流傳，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就是這種「投入選戰搶奪議席」的思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
豈料，形勢峰迴路轉，打大仗的方針一夜間叫停，緊貼中央政策的保皇黨，突然煞車急轉，集體杯葛選舉，特區官員也奉命全面冷處理，死命令是：要使5區公投，零星寥落，奄奄一息。也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但方向不同而已。
選民甘心被牽着鼻子走嗎？
特區政府雖然不敢公然違法，取消補選，也按照法律，撥款進行，但大動作和小動作，卻沒有一刻停止過。街板不拆，呼籲不做，選舉通知書也遲遲未能收到，特首更態度曖昧，帶頭拒絕投票，在投票不投票的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向公務員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試想想，如果當初「搶奪議席」的方針仍然有效，浪費公帑違法違憲，甚至上綱上線到搞港獨的指摘，還會出現嗎？「積極參選，踴躍投票」的密集宣傳，可能就會鋪天蓋地，響遍大街小巷。
獨立思考的香港選民，甘心被這種一時一樣的政治謀略，似是而非的鸚鵡學舌牽着鼻子走嗎？如果5‧16的投票率，真的低到一個不堪的水平，給阿爺的政治信息是什麼？「港人對什麼時候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根本毫不着緊。」如果5‧16投票寥落冷清，要求溝通的溫和普選聯，還會有談判的基礎和後盾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1000公里的香港有真正的選舉，13億中國人民，只有香港的700萬人才有機會憑藉手中的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力量仍然微弱，但，你甘心就這樣放棄嗎？
【明報專訊】公民教育，的確可以提升學生對時事的關心。兩個初中生聊天，談起最近的熱門話題：「星期日5月16日，你爸爸媽媽會唔會投票？」「會，佢哋每次都投，仲帶埋我去，佢哋話，係最好嘅公民教育喎。你呢？」「佢哋唔會去。爸爸話，曾特首講過，投票浪費公帑，所以佢哋話唔去……」說到這裏，上課鐘聲響起，同學急步回班房去。
誰說官員再沒有影響力？誰說曾蔭權的說話沒人聽？當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透過傳媒放大，就變成入心入肺的真理，叫人深信不疑。
曾幾何時，當社民連諸君提出5區議員辭職舉行變相公投的時候，建制派包括政府官員，表面大肆抨擊，無不嗤之以鼻，但喜悅之情，卻溢於言表，建制陣營，包括民建聯工聯會現形隱形左派，個個都摩拳擦掌，自由黨更擬定了參選名單，希望進佔一個半個議席，以壯聲勢。甚至主管政制的特區官員，明示暗示，游說動員自己友參選。建制派最大的盤算，就是盡贏4席，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如果能夠盡入囊中，就可一勞永逸，從此安枕無憂。
保皇黨所以如此積極進取，當然不敢自己拿主意。政圈流傳，當時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就是這種「投入選戰搶奪議席」的思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
豈料，形勢峰迴路轉，打大仗的方針一夜間叫停，緊貼中央政策的保皇黨，突然煞車急轉，集體杯葛選舉，特區官員也奉命全面冷處理，死命令是：要使5區公投，零星寥落，奄奄一息。也是阿爺吹雞，全部緊跟，但方向不同而已。
選民甘心被牽着鼻子走嗎？
特區政府雖然不敢公然違法，取消補選，也按照法律，撥款進行，但大動作和小動作，卻沒有一刻停止過。街板不拆，呼籲不做，選舉通知書也遲遲未能收到，特首更態度曖昧，帶頭拒絕投票，在投票不投票的問題上，前所未有地向公務員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試想想，如果當初「搶奪議席」的方針仍然有效，浪費公帑違法違憲，甚至上綱上線到搞港獨的指摘，還會出現嗎？「積極參選，踴躍投票」的密集宣傳，可能就會鋪天蓋地，響遍大街小巷。
獨立思考的香港選民，甘心被這種一時一樣的政治謀略，似是而非的鸚鵡學舌牽着鼻子走嗎？如果5‧16的投票率，真的低到一個不堪的水平，給阿爺的政治信息是什麼？「港人對什麼時候有真正的民主普選，根本毫不着緊。」如果5‧16投票寥落冷清，要求溝通的溫和普選聯，還會有談判的基礎和後盾嗎？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1000公里的香港有真正的選舉，13億中國人民，只有香港的700萬人才有機會憑藉手中的選票，決定自己的命運，雖然力量仍然微弱，但，你甘心就這樣放棄嗎？
2010年4月14日 星期三
成名、陳錦卓﹕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成名、陳錦卓﹕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明報》，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明報》，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成名、陳錦卓﹕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成名、陳錦卓﹕功能界別損害公益
《明報》，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明報》，2010年4月14日
【明報專訊】本地研究功能界別的學者，或多或少已就該界別達成一致立場：它不但帶來不平等的公民權利，也令既得利益人士，為促進私利損害公益。關於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最小的15個功能界別的選民僅佔6889位個人及團體選民，卻足以否决代表337萬地區選民的直選議員所支持的議案或修訂案！至於損害公益，本文提出3個功能組別損害公益的例證。
地產商售賣發水樓
港人為求擁有私人物業單位，往往因此需做牛做馬，甚至耗盡畢生積蓄。發展局在2009年10月公布了發水樓名單，抽查了61個2001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間落成的樓宇項目，計算它們的停車場、機房、環保露台等所有獲豁免計算設施的發水面積與比例，發現部分地產項目發水程度達112%。
發展商提供的樓盤價單多只提供建築面積及以建築面積計算的呎價，以一個新樓盤為例，建築面積包括：會所、休憩花園、兒童遊樂場、物業管理處、緊急救援車輛通道、訪客泊車位、電梯大堂、及樓梯等公用部分。有些發展商更將鼓勵環保的豁免面積如環保露台、公用空中花園等計入建築面積。一個千多呎的單位在扣除公用地方的面積後，只有500至700多呎實用面積。
為監管有關情况，地區直選議員早在1999年已在立法會討論樓盤面積的計算方法。在2006年，地區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規定發展商在售樓說明書中，須提供位置圖則，並禁止包括內幕交易、虛假交易，以及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等市場失當行為，但議案遭到功能組別議員的否決。同樣，另一個於2008年提出的議案，即「籲請政府立法規定發展商於售樓說明書上載列樓宇實用面積」，也遭功能組別議員否決。如果上述法案已獲通過，一些正在進行、有關懷疑具欺詐性的物業交易調查，可能根本就不用展開。
漠視「反屏風樓」訴求
近日沙塵暴襲港，空氣污染指數「爆燈」達到500水平，更暴露出空氣質素標準落後於國際的問題。事實上，本港空氣污染嚴重的元兇除了珠三角工業的污染物外，屏風樓的建築亦同時妨礙空氣流通，令到污染物不能消散。市民還記得SARS的教訓，樓宇過分擠迫及空氣不流通原來會造成巨大禍害。但掌控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商，漠視公眾對空氣質素的關注，透過商界和地產界的功能組別議員，拒絕在興建屏風樓上作出少許承擔。
規劃署於2006年中展開《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標準可行性》研究報告指出，中環及油尖旺區建築物龐大密集，妨礙空氣流通。負責研究的中大建築系吳恩融教授表示，「尖沙嘴未來還有重建後的摩天大樓，區內通風將更惡劣」；而下一批「將死」的地區包括上環、荃灣、銅鑼灣及觀塘。科大環境研究所所長陳澤強教授亦稱，道路兩旁是否存在屏風樓是造成污染的重要源頭。
從學界的研究可見，屏風樓令到空氣污染物囤積，加劇空氣污染問題。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一直忽視社會主流「反屏風樓」的訴求，只着眼於地產項目能否「賺到盡」。在2007年，一個僅促請政府「考慮」以立法形式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空氣流通和採光等，以確保香港的規劃更完善的議案，被功能組別否決。
拖延營養標籤管制修訂
最後，根據消委會的調查，某些標榜健康的食品只是「名過其實」，食用後是否有正面功效並沒有科學的根據；而食品標籤上亦毋須列明即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總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鈉、糖及能量的成分，規管較一般歐盟國家落後。故此，政府於2008年向立法會提出修定規例，監管所有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籤必須標示成分，以及任何涉及聲稱的營養素的含量，當中銷量少於3萬件而聲稱低糖或低鹽的產品則在條例的管轄範圍內。
就政府的修訂，消委會認為，若食物標籤上附有任何營養聲稱，均不應得到營養標籤規例任何豁免，否則會大大削弱對消費者的保障。香港營養學會與營養師協會更強調部分健康聲稱食品名不副實，低糖產品可能高脂，若豁免標示成分，可造成誤導，影響市民健康。由醫護界、營養師、病人組織、全港的家長教師所組成的香港關注營養標籤聯席會議向60名立法會議員發出公開信，要求議員為捍衛市民健康，支持「聲稱健康的食品不論銷量都不應獲豁免」、「反式脂肪標籤要劃一」。
但面對功能組別零售業界和商界對食品營養標籤條例的反對聲音，立場一直「企硬」的食衛局突然作出讓步，向商界低頭，轉軚提出修訂案。政府突然轉軚提出修訂案，容許每年進口少於3萬件聲稱「低糖」或「低脂」等營養聲稱食品，豁免受營養標籤法規管，不含反式脂肪定義亦放寬，而忽視市民的健康，以商為本和金錢掛帥，赤裸地屈服於商界的壓力。
到立法會表決時，只有5位非泛民派具良心的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政府偏頗商界的修訂案。由此可見，功能組別議員以專業知識的掩飾下，利用政治特權，維護其界別的利益，而漠視大眾市民的健康。
以上三個例證僅是許許多多功能組別破壞大眾利益的冰山一角（其他例證見：www.afcnow.hk或www.nofc.hk，登入後按「為何要廢除」）。不同例證清楚闡明，若不廢除功能界別，沒有真正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少數特權階級會繼續操控議會，阻撓利及市民健康，生活質素，和公平交易的政策通過，久而久之會徹底破壞香港長遠的安定繁榮。
作者成名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陳錦卓是香港科技大學三年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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