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高鐵看廢除功能組別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 張楚勇
反高鐵一役，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最終在立法會內贏了。但在立法會外，他們贏了嗎？
在香港這個商業和物質掛帥的城市，經濟和基建發展至上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差不多已成為了第二本性（secondnature），因此，說多數香港人傾向贊成興建廣深港高鐵，大概是符合事實的。但當80 後年輕人的反高鐵、保菜園村的聲音，和公共專業聯盟的另類高鐵方案結合起來，要求立法會停止對政府的提案撥款之後，民情便來了一次大逆轉。我們不但看到包圍立法會反高鐵的人群一次比一次多，民意對政府興建高鐵的看法，也由原本約八成人支持，變成支持和反對或有保留者不相伯仲。政府在建制派議員佔多數優勢的議會也得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贏得撥款。民間的千百個80 後青年，加上數十戶菜園村居民和一個公共專業聯盟，卻已使政府和建制派失去了不少民心。
興建廣深港高鐵，是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最重大的基建政策，但這政策卻觸發了97 之後，除了23 條和政改爭議之外，最大規模的社會抗爭運動。這運動更發展為抗爭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圍立法會，挑戰立法會內左右大局卻缺乏代表性的功能組別議員。抗爭者質疑政府興建高鐵的龐大669 億元的撥款，最終是讓這些功能組別議員代表的工商地產專業界得益，認為這無異於體制結構上的官商勾結。
進一步暴露港政制深層次矛盾
反高鐵的抗爭者包圍立法會此例一開，日後政府提交任何重大和有爭議的議案給立法會審議時，反對者不難再次以圍堵立法會的抗爭方式，挑戰沒有民眾授權的行政機關和代表既得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員，進一步暴露香港政制的深層次矛盾。畢竟，如果社會上的重大政策爭議不能公平地用投票箱解決，訴諸體制外的群眾抗爭運動便會隨之而來。假如有人認為，經濟和民生的爭議在今天的香港可以和政制問題劃分開來，那真是自欺欺人。
80 後的青年說，他們的抗爭是價值問題而非缺乏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大家只要看看上周末為了堵截鄭汝樺局長離開立法會而躺卧在昃臣道、遮打道和德輔道中的青年，便會發現他們並非在「發窮惡」。他們是滿腔熱情、關心社會的良知青年。我想當中不少是大學生。
像我這些在院校內做老師的，多年來天天鼓勵學生要有社會關懷，要有獨立思考。看到今天80 後的青年後浪蓋前浪，說句心裏話，真是感動都來不及。有些批評說他們激進，但如果我們到現場看看，他們和警方一樣，整體來說是非常和平克制。當然，把局長和議員困在立法會內6個小時容或有不是之處，向個別人士投擲水樽等行為也是不可接受的，但面對這樣一個向功能組別傾斜，和不同意見者又缺乏對話的當局，他們的沮喪和憤怒，不是很可以明白的嗎？
我們這個社會從小便教他們要尊重人權自由，但我們的政制到今天還是不生不熟的半民非主。香港以廉潔社會而自豪，但制度上卻常常讓人覺得存在着結構上的官商勾結。政府天天說重民情、重諮詢，但我們的決策過程往往缺少公眾參與，更遑論得到人民的授權。我們的行政機關說要以服務市民為本，但今天港府的高官問責制卻問題多多。昨天反高鐵的人士不接受「發展凌駕一切」的價值，卻發現他們支持的保育╱社區價值，因為制度上的不公平不開放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聆聽，今天，他們便會直接衝擊向既得利益傾斜的政治制度。簡言之，我們社會所擁抱的自由、開放、多元的核心價值，正不斷衝擊缺乏普及和平等選舉產生的政治制度。如果政改再次停滯不前，香港的管治危機只會愈陷愈深。
唯一出路各方開展對話
5 區總辭變相公投現在迫在眉睫，矛頭之一便是要廢除違反政治公平原則的功能組別。反高鐵所凝聚的抗爭力量，很自然便會聚集到這場後續的運動之上。特區政府和北京對此重申了《基本法》並沒有公投的制度，國務院更指變相公投的做法是挑戰《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權威。這場政治角力會否又一次使香港錯失向民主邁出一大步的機會，是不能不讓關心香港的人擔憂的。
客觀而言，我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從中央政府到80 後青年的所有香港持份者都面對同一困局，那就是政治上不平等的功能組別和缺乏民眾認受的特首，是難以在香港服眾的。但要改變這種狀况，落實普選，又必須得到北京、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及廣大市民的共識。換句話說，要避免各持己見，一拍兩散，唯一的出路就是各方開展對話，盡最大努力求同存異。
民主黨選擇不參與總辭，正好為對話提供了一個契機，中央和特區政府就是今天未能答應廢除功能組別，起碼也得願意和民主派共同探索可以接受的過渡方案，並且在原則上支持最終落實普及平等的選舉權和參選權。我自然知道，這番話說易行難，但如果我們的集體政治智慧和意志，最終證明是克服不了這困局的話，那麼日後歷史給我們的評價，特別是對當權者的評價，將會是無情的。
《明報》，2010年1月20日
2010年3月10日 星期三
反對派攻擊功能組別不成理
反對派攻擊功能組別不成理
《文匯報》，2009-12-30] 古 雲
反對派要行「五區總辭」，大肆攻擊功能組別選舉「不平等」。他們要求議會的議員產生方法都要公平，每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也要平等。現在功能團體組別議席代表選民人數，和分區直選議席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對等，為民主起見，為平等起見，應立即取締功能團體組別的議席。這是一種掩眼法，扭曲了對於平等的理解，扭曲了憲制的設計。香港的公民意識、憲政觀念、公民教育仍未成熟，反對派這些說法，以偏概全，是對於不熟悉憲制和民主制度發展過程的普羅市民的誤導和欺騙。
美英兩院制並未符合普選的要求
反對派言必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認為這兩個國家是民主的典範，值得推崇和借鏡，佩服得五體投地。偏偏這兩個國家，也不能實行所有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都相等，而且非常懸殊。以民主議會之母的英國為例，分上下議院運作，上議院的議員組成，一部分是世襲貴族議員，不必選舉產生，一部分是英女王委任(亦即是執政黨的黨魁委任)，也不經過選舉產生。上議院一個議席的代表選民人數，和下議院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以美國的參議院為例，美國的參議院共有一百名議員，每個州可以選出兩個議員，但美國每一個州的人口密度完全不一樣，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三千三百多萬人口，人口最少的新罕布爾州只得一百二十萬人口。加州參議員代表一千六百多萬人，新州參議員代表六十萬人，相差27倍，每張選票的價值極為懸殊，這是否不平等？根據美國和英國的兩院選舉和產生制度，這兩個國家均已說得上沒有實現「政治和人權公約」有關普選的要求。
按反對派的邏輯，他們應跑到美國和英國進行示威抗議，要求改變美國和英國的選舉投票制度，或策動所有的美英議員總辭，以發動美英群眾參加新民主運動。不過，美國和英國的選民一定會嘲笑李柱銘、黃毓民之流是「民主盲毛」，不懂得民主政治、民主政體。
民主只不過是手段，其目標是使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幸福。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由政客策動的選舉辯論議題所決定，挑動選民的情緒，選民由於一時的衝動，可能會贊成某些很極端偏激或短期有利的主張，而這些主張，似乎有道理，但一旦實行，就會觸動全局的利益，打破利益的平衡，衝擊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原格局和秩序，使到全體人民長遠利益受到損失。舉一個例子：如議會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政黨說，「本黨代表中下層人士謀利益，選民如果選我上台，我一定取消所有薪俸稅收，我還會給每一個家庭都派一間花園洋房」，另一個政黨不贊成這樣做。結果嘩眾取寵的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而上台。這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很快崩潰，最後是失業率高升，許多人民沒有飯吃，國家急劇衰落。
應理直氣壯支持功能組別選舉
美英兩院制的整體設計，就是要防止短期行為的主張佔上風，所以要以兩院作為平衡的機制，有一些人代表了均衡參與的牽制力量，保證議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夠避免民選議員一時的民粹主義衝動，拒絕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利益，保障社會發展和政策的連貫性。民主的實踐，充滿了互相制衡的程序和安排，保障議員不能濫權，不憑情緒盲目做事，而是理智地廣博地吸取最廣泛意見施政。
基本法制定的時候，本可以參考西方的兩院制，但是，由於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實行兩院制，議員的人數太多，薪津費用高昂，又不利於高效率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作反應，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最後採取了最結合港情，既不浪費行政成本、又能有效運作的「功能組別制度和一會兩局的表決」體制。這個政制的優點，是為香港度身訂造，也尊重了香港均衡參與的歷史和成功經驗，確保各階層利益格局不受衝擊。所以，真誠熱愛香港的人，應該站出來理直氣壯地支持功能組別選舉，提出加強功能組別代表性和選民人數的辦法，推進香港民主。
《文匯報》，2009-12-30] 古 雲
反對派要行「五區總辭」，大肆攻擊功能組別選舉「不平等」。他們要求議會的議員產生方法都要公平，每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也要平等。現在功能團體組別議席代表選民人數，和分區直選議席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對等，為民主起見，為平等起見，應立即取締功能團體組別的議席。這是一種掩眼法，扭曲了對於平等的理解，扭曲了憲制的設計。香港的公民意識、憲政觀念、公民教育仍未成熟，反對派這些說法，以偏概全，是對於不熟悉憲制和民主制度發展過程的普羅市民的誤導和欺騙。
美英兩院制並未符合普選的要求
反對派言必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認為這兩個國家是民主的典範，值得推崇和借鏡，佩服得五體投地。偏偏這兩個國家，也不能實行所有議席代表的選民人數都相等，而且非常懸殊。以民主議會之母的英國為例，分上下議院運作，上議院的議員組成，一部分是世襲貴族議員，不必選舉產生，一部分是英女王委任(亦即是執政黨的黨魁委任)，也不經過選舉產生。上議院一個議席的代表選民人數，和下議院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完全不成比例。以美國的參議院為例，美國的參議院共有一百名議員，每個州可以選出兩個議員，但美國每一個州的人口密度完全不一樣，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亞州有三千三百多萬人口，人口最少的新罕布爾州只得一百二十萬人口。加州參議員代表一千六百多萬人，新州參議員代表六十萬人，相差27倍，每張選票的價值極為懸殊，這是否不平等？根據美國和英國的兩院選舉和產生制度，這兩個國家均已說得上沒有實現「政治和人權公約」有關普選的要求。
按反對派的邏輯，他們應跑到美國和英國進行示威抗議，要求改變美國和英國的選舉投票制度，或策動所有的美英議員總辭，以發動美英群眾參加新民主運動。不過，美國和英國的選民一定會嘲笑李柱銘、黃毓民之流是「民主盲毛」，不懂得民主政治、民主政體。
民主只不過是手段，其目標是使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幸福。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由政客策動的選舉辯論議題所決定，挑動選民的情緒，選民由於一時的衝動，可能會贊成某些很極端偏激或短期有利的主張，而這些主張，似乎有道理，但一旦實行，就會觸動全局的利益，打破利益的平衡，衝擊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原格局和秩序，使到全體人民長遠利益受到損失。舉一個例子：如議會選舉的時候，有一個政黨說，「本黨代表中下層人士謀利益，選民如果選我上台，我一定取消所有薪俸稅收，我還會給每一個家庭都派一間花園洋房」，另一個政黨不贊成這樣做。結果嘩眾取寵的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而上台。這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很快崩潰，最後是失業率高升，許多人民沒有飯吃，國家急劇衰落。
應理直氣壯支持功能組別選舉
美英兩院制的整體設計，就是要防止短期行為的主張佔上風，所以要以兩院作為平衡的機制，有一些人代表了均衡參與的牽制力量，保證議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能夠避免民選議員一時的民粹主義衝動，拒絕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利益，保障社會發展和政策的連貫性。民主的實踐，充滿了互相制衡的程序和安排，保障議員不能濫權，不憑情緒盲目做事，而是理智地廣博地吸取最廣泛意見施政。
基本法制定的時候，本可以參考西方的兩院制，但是，由於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實行兩院制，議員的人數太多，薪津費用高昂，又不利於高效率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作反應，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最後採取了最結合港情，既不浪費行政成本、又能有效運作的「功能組別制度和一會兩局的表決」體制。這個政制的優點，是為香港度身訂造，也尊重了香港均衡參與的歷史和成功經驗，確保各階層利益格局不受衝擊。所以，真誠熱愛香港的人，應該站出來理直氣壯地支持功能組別選舉，提出加強功能組別代表性和選民人數的辦法，推進香港民主。
2010年3月9日 星期二
人生有幾多個廿年？功能組別缺陷二十年不變
人生有幾多個廿年？功能組別缺陷二十年不變
莫乃光，http://charlesmok.blogspot.com/
上週六筆者在一個電台節目聽到一位年輕人質疑即使實行普選，是否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筆者不能不慨嘆，自八十年代政府引入功能組別選舉至今，我們不停為這個議題拗來拗去，而且爭論的時間實在長得非比尋常，絕對原地踏步。
為了證實這些論據廿年不變，筆者與友人翻查了多年前的私人珍藏。一九九一年八月，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報導：「設於倫敦的選舉改革協會(Election Reform Society)今年初到訪香港後，形容該處的『功能組別』選舉制度『原則上有缺陷而實踐時不公平』，而根據該會的經驗，『(功能組別選舉制度)雖非未曾聽聞但也非常罕有。南斯拉夫的斯洛維尼亞共和國是使用這種制度的一例，但此國顯然不是選舉改革的典範。』」
功能組別四宗罪
當時任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講座教授的史葛教授(Professor Ian Scott)於同年在民主促進會演說時指出：「功能組別不但不適合現今的香港，更會破壞《基本法》僅餘的可信性和應受性。」其先見之明如今讀來尤為震撼。史葛教授指出，從政治理論而言，引入功能代表往往是一個不穩的政權用以解決政治不穩的方法(也許某程度上反映八十年代初的香港，面臨過渡期所帶來的政治不明朗的社會狀態)，如俄國的沙皇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威瑪共和國時期，以及意大利墨索里尼時期等，而這些政權的共通點，是最後會因欠缺人民授權而被推翻。
香港還沒有政權被「推翻」，但功能組別制度延續下去只會加劇政治不穩，有人出來說「起義」，正是這個功能組別制度，和與它屬連體嬰的選舉委員會制度扭曲了普羅市民的意見所引起的施政失誤、失效和失衡，繼而引致的民憤所致。
史葛當時舉出功能組別不可行的四個原因：首先，功能組別顛覆了民主制度中民選代表的地位。他指出，直選民意代表可以按他們所判斷的公眾利益(public good)投票，但每當功能代表所屬的業界利益與公眾整體利益有衝突時，他們永遠身處道德的兩難。正因如此，功能組別不可行的第二個理由，正是這個制度扭曲了選民的取向。看看今天的立法會，功能組別的議員走在一起，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功能組別的代表，更傾向互相支持，期望投挑報李，將扭曲民意的效果推向極致。
第三，功能組別制度人為地界分了功能組別與非功能組別的市民，引起不公平的爭議。第四，史葛認為，要公平地執行這個制度，基本上沒有可能。以今天三十個功能組別為例，選出代表的方法不但各有不同，而且甚為隨意，怎看也不可能是一個公平的制度，也沒有人能提出真正普及和平等的改良版本。
史葛教授形容功能代表是史前恐龍，他不相信這在香港復活的史前恐龍能解決香港當時的憲制問題；相反，他認為香港的憲制問題因而會加劇。二十年將近過去，他的預測仍舊準確無比。看！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人以「有需要保留功能組別促進經濟發展」這「理由」為功能組別辯護。
功能組別是商界要有話事權
早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在香港大學任教政治科學的Miron Mushkat與Elfed Roberts便曾在《遠東經濟評論》指出，「儘管有人不同意，但普選不一定會令經濟停滯不前，而開放的政府不一定以不善管理經濟而告終。開放而問責的政府，其實更能在面臨棘手的經濟事件時，迅速回應。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一些專制的政府，也可令經濟成功，但這似是例外多於屬典型，而導致它們成功的因素往往是獨一無異。即使如此，在這些政權中，人民要求更廣泛參與的壓力仍舊是越來越大。因此，由少數富有的人寡頭壟斷的政制，無法製造香港在邁向一九九七年所需的穩定，以及促使其繼續繁榮。解決的辦法，只有在一個指定的框架保證下，讓市民更廣泛地參與社會。」
一九八七年同一篇文章引述富商嘉道理爵士的想法。雖然當年他也支持功能組別配合全民參與選舉的制度，但他也承認，即使假設有錢人一手創造及維持社會財富，也很難支持讓他們一手操控政府。二十三年後的今天，出奇的不是有人仍然認為「應保留功能組別，好讓社會能『均衡參與』」，因為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這些人提出的理由。
如《明報》引述政協常委鄭家純在北京與港傳媒茶敘時說：「舉例說，假設我們商界對社會有60%貢獻，但只有6%人口，如果全部一人一票，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有機制，讓商界擁有話事權……所以功能組別要保留，問題是怎樣成立一個機制……一人一票並非萬應靈丹！」(註一)原來，有人已經把經濟貢獻準確地量化，更「講到明」商界要有「話事權」。
「至於特首選舉，鄭家純引用美國以選舉人票、而非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的例子，認為香港特首普選，都要小心設立門檻，透過提名委員會把關，『如果選了個黃大仙阿嬸出來，或者名歌星、演員出來，是否都要讓他們做特首？』」《明報》原汁原味報導，不作評論，恰到好處。有些人總愛以美國總統選舉的選舉人制度說成反對「一人一票」的理由，算了，不如我們也用這選舉人制度十八區普選特首，這小弟倒也接受。歌星、演員選特首就不可，出來對付泛民補選立法會議員就可以？如果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為什麼歌星和演員不可以做特首？不要忘記，美國列根總統，出身只是個三線半紅不黑的演員，但列根在任的八年，卻是美國史上重要的光輝歲月。顯而易見，在這些人眼中，奧威爾《動物農莊》的那句，「所有動物均是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是絕對的真理。
究竟有何證據顯示保留功能組別有利經濟發展，或有證據支持功能組別有利少數既得利益者？答案顯而易見。當各位見證過自九七年後特區政府管理不善和政治變化，到了今天，我們還能對功能組別有些什麼幻想呢？人生有幾多個廿年？
2010年3月8日 星期一
民調vs.財爺 受訪有樓階層多贊成增土地供應
民調vs.財爺 受訪有樓階層多贊成增土地供應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市急升，但政府拒絕恢復定期賣地，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公布後多次指出，現時有八九十萬家庭已經置業，政府要照顧他們的利益，明顯是以業主的利益作為擋箭牌，但到底這八九十萬個家庭在想些什麼，政府卻未有交出數據。就此本報委託港大做民調，結果發現，居於自置私人住宅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這一數字說明，即使是有樓階層的「既得利益者」，也認同樓價不能無止境的急升。政府到底有沒有認真了解過有樓階層的心聲？如果政府未有認真調查就執意收緊土地供應推高樓市，根本就是逆民意而行，置整體社會利益於不顧。
樓價飛升只是紙上富貴
後遺症卻令市民受害
本報今日報道，根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的調查，居於自置私人住宅單位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私人住宅土地供應；認為應減少供應的只有8%，應不變的是19%。政府每當被問及為何不增加土地供應時，總是說要顧及政策對八九十萬已經置業的家庭的影響，言下之意，即是政府認為要求增加賣地的只是那些未能置業的人，他們渴望政府出手干預，令樓價下跌以便「上車」。政府的潛台詞是，希望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者，都是自私自利之輩，只求「上車」，不顧已經置業的人的利益。這個民調的結果卻清楚顯示，政府的說法根本脫離群眾。
政府也許會認為，香港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有樓在手的，就是現時高地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樓價愈高就愈高興，自會支持政府的立場。但民調結果告訴我們，香港人原來也是理性的，不會盲目追求樓價上升。
港人這個理性的想法，其實很容易理解。在香港，即使是有樓階級，大都只是置業自住，樓價飛升，也不可能出售物業套現然後露宿街頭。因此，樓價急升只是紙上富貴，業主真正可用的財富並沒有增加。但樓價急升卻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例如租金上升將導致百物騰貴，生活質素自會受影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外，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是居於面積較細的中小型單位，居於千呎以上豪宅的只是少數，因此不少有樓階級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細屋搬大屋」，改善居住環境，若樓價不斷飛升，即使自住的物業升值，但要樓換樓則機會愈來愈渺茫。不少業主同時也為人父母，與子女同住，他們眼見樓價飛升，自會擔心日後子女置業會更加困難。目前不少父母也會為子女的將來作大筆儲蓄，甚至為子女承擔置業的首期，因此，樓價急升，為人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即使是為人子女的年輕人，同樣要為將來而擔憂，因為結婚成家立室同樣需要置業，樓價飛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結婚大計。
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包括擁有物業的人，都不希望樓價大跌，他們追求的只是樓市穩定發展，天價豪宅等新聞，社會絕大部分人都無法得益。樓市的瘋狂歲月，香港人早已經歷了，九七前的10年，香港人以為是黃金10年，股樓齊升，炒風熾熱，富貴黃金夢隨處可見，但泡沫爆破，一覺夢醒，負資產所帶來的煎熬，港人早已領教。因此，不論已經上車的有樓一族，還是無力上車的無殼蝸牛，都學會了理性對待樓市，不會幻想樓市無止境上升是有利無害，如今執迷不悔、迷信高樓價政策的，就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
實行高地價高樓價政策？
樓價沒有節制地飛升，對社會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壞事多於好事，唯獨少數人樂見其成，例如囤積居奇的樓市炒賣者。樓市愈瘋狂，他們的得益愈大，政府的高地價高樓價政策形同強迫港人為地產商及炒家打工，奉獻畢生積蓄。
今後，政府不應再以香港有八九十萬家庭有自置物業作擋箭牌。如果政府有對這八九十萬家庭做過更詳細的調查，請盡快向外公布其調查結果；如果政府根本沒有做過調查，就憑空想像把有八九十萬家庭為自己的政策護航，難免會被人質疑：政府的土地政策，只是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其實是為囤積土地和樓宇者服務。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市急升，但政府拒絕恢復定期賣地，財政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公布後多次指出，現時有八九十萬家庭已經置業，政府要照顧他們的利益，明顯是以業主的利益作為擋箭牌，但到底這八九十萬個家庭在想些什麼，政府卻未有交出數據。就此本報委託港大做民調，結果發現，居於自置私人住宅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這一數字說明，即使是有樓階層的「既得利益者」，也認同樓價不能無止境的急升。政府到底有沒有認真了解過有樓階層的心聲？如果政府未有認真調查就執意收緊土地供應推高樓市，根本就是逆民意而行，置整體社會利益於不顧。
樓價飛升只是紙上富貴
後遺症卻令市民受害
本報今日報道，根據本報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的調查，居於自置私人住宅單位的受訪者，有65%認為政府應增加私人住宅土地供應；認為應減少供應的只有8%，應不變的是19%。政府每當被問及為何不增加土地供應時，總是說要顧及政策對八九十萬已經置業的家庭的影響，言下之意，即是政府認為要求增加賣地的只是那些未能置業的人，他們渴望政府出手干預，令樓價下跌以便「上車」。政府的潛台詞是，希望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者，都是自私自利之輩，只求「上車」，不顧已經置業的人的利益。這個民調的結果卻清楚顯示，政府的說法根本脫離群眾。
政府也許會認為，香港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有樓在手的，就是現時高地價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樓價愈高就愈高興，自會支持政府的立場。但民調結果告訴我們，香港人原來也是理性的，不會盲目追求樓價上升。
港人這個理性的想法，其實很容易理解。在香港，即使是有樓階級，大都只是置業自住，樓價飛升，也不可能出售物業套現然後露宿街頭。因此，樓價急升只是紙上富貴，業主真正可用的財富並沒有增加。但樓價急升卻會帶來各種社會問題，例如租金上升將導致百物騰貴，生活質素自會受影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外，香港絕大部分人都是居於面積較細的中小型單位，居於千呎以上豪宅的只是少數，因此不少有樓階級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細屋搬大屋」，改善居住環境，若樓價不斷飛升，即使自住的物業升值，但要樓換樓則機會愈來愈渺茫。不少業主同時也為人父母，與子女同住，他們眼見樓價飛升，自會擔心日後子女置業會更加困難。目前不少父母也會為子女的將來作大筆儲蓄，甚至為子女承擔置業的首期，因此，樓價急升，為人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即使是為人子女的年輕人，同樣要為將來而擔憂，因為結婚成家立室同樣需要置業，樓價飛升，不少人也被迫推遲結婚大計。
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包括擁有物業的人，都不希望樓價大跌，他們追求的只是樓市穩定發展，天價豪宅等新聞，社會絕大部分人都無法得益。樓市的瘋狂歲月，香港人早已經歷了，九七前的10年，香港人以為是黃金10年，股樓齊升，炒風熾熱，富貴黃金夢隨處可見，但泡沫爆破，一覺夢醒，負資產所帶來的煎熬，港人早已領教。因此，不論已經上車的有樓一族，還是無力上車的無殼蝸牛，都學會了理性對待樓市，不會幻想樓市無止境上升是有利無害，如今執迷不悔、迷信高樓價政策的，就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
實行高地價高樓價政策？
樓價沒有節制地飛升，對社會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壞事多於好事，唯獨少數人樂見其成，例如囤積居奇的樓市炒賣者。樓市愈瘋狂，他們的得益愈大，政府的高地價高樓價政策形同強迫港人為地產商及炒家打工，奉獻畢生積蓄。
今後，政府不應再以香港有八九十萬家庭有自置物業作擋箭牌。如果政府有對這八九十萬家庭做過更詳細的調查，請盡快向外公布其調查結果；如果政府根本沒有做過調查，就憑空想像把有八九十萬家庭為自己的政策護航，難免會被人質疑：政府的土地政策，只是假借保護業主利益之名，其實是為囤積土地和樓宇者服務。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 「吃了屎」的傳媒
林天悟 《信報》，2010年3月8日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Ｏ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是的，本周的題目很是粗俗，大概會引起部分人士不安，當中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高層人員，以及那些「不具名」的政府官員。
不安的感覺除了來自對米田共的厭惡，還有因為「身有屎」的心理狀況，即俗稱「心虛」也。用廣東話談「屎」，聽來的確有點粗鄙，若轉用英文去說，大概會文雅和正統得多，上述所說的，當中一種叫做「spin」（屎片），另一種是「source」（梳屎）。官員暗裏放source，把個別傳媒餵得又飽又聽話，這種行為就叫做spin。
淪官方喉舌
近日獨立股評人David Webb在其網站發表題為The fictitious spokesman（虛構發言人）的文章，嚴厲炮轟政府以匿名的「消息人士」向傳媒發放消息，實質是逃避問責。傳媒為搶獨家新聞，以及與官方保持良好關係以獲得更多「梳屎」，在報道時把「官方發言人」的消息放在最當眼處，發言者的身份卻絕對保密，變相淪為官方喉舌。David Webb特別引述在谷歌的搜尋結果，發現男性發言人多逾九成七，而女性發言人則只有百分之○點○三，他幽默地「引述」一名官方女發言人表示：「將就有關情況向平機會投訴。」
雖然有點遺憾，但亦只好承認洋人擲出的石頭還是特別硬。David Webb的文章即時成為記者間的熱話，年輕記者尤其興奮，像找到前所未有的認同感，其實行家們都心知肚明，這是傳媒被「河蟹化」的悲哀。坦白說，文章的觀點其實不算新鮮，但David Webb並非傳媒中人，這次罕有地由居港的外籍人士對傳媒生態提出質疑，當中涉及新聞行業的腰骨是否挺直，值得拿來深入討論。有行家更提出：「應該找記協、新聞學者及立法會議員回應，當新聞去做。」但從慧科搜尋（WiseSearch）提供的資料來看，只有《太陽報》和《南華早報》各有一篇專欄輕輕提及，卻沒有任何報紙當作新聞去處理，不知是否傳媒覺得那些內容都已不值一提了。
官方人士甘願「隱性埋名」放料，除了方便卸膊和轉口風，當然另有內情。David Webb大概不知道，這種匿名的「官方消息」來源，概略地可分為五種。第一種是靠拉攏關係取得，這很講求記者的個人修為及人際脈絡，平日需要苦心經營與「線人」建立互信關係，才能讓官員放心開口。許多獨家新聞就是靠這種關係套取得來，行內一般亦認同這種做法。
第二種則是告密式，即把一些與官方論調相反的消息或資料供給傳媒，當中動機較複雜，未必是為了正義，還可能涉及爭權或政治問題。這類報料者會在隱密情況下才發聲，有時甚至借用其他身份與傳媒接觸。對於記者來說，最重要是新聞線索是否真確，加上其職業操守亦需保護消息來源，故很歡迎這種爆料者。但是，面對送上門的消息時，記者亦應保持清醒，以免被他人主導和過分利用。細心的傳媒人會擺脫對方既定的框架，甚至會追查報料者有否不良用意，一旦形勢改變，「保密協議」亦可能會失效，有時爆料者最終反而會成為新聞主角。
啞子吃黃連
第三種是無心失言。有時官員透露了不該說的消息，由於話已不能收回，只好轉打人情牌，要求記者匿名報道。由於現時網上及收費電視紛紛推出即時新聞，有時甚至進行直播，故未必每間傳媒機構都肯合作，官員發言時便趨向更加謹慎，令記者獲得「sound-bite」的機會相對減少。
第四種則是投懷送抱。高官可透過新聞官向記者放風、安排「小圍」飯局，或者親自致電傳媒要員傾談，事前說明所有內容不能具名報道，即時把傳媒當作傳聲筒，將官話傳達出來。由於會上所講的話未必是官方最後論調，曾有官員事後「公開」否認自己私下說過的話，傳媒變相啞子吃黃連。
最後一種是「自己人記招」。政府公布大型政策時，除了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外，事後亦可能安排高官與傳媒高層人員聚會，美其名是貼身解釋政府策略和集思廣益，實質上是引導傳媒的報道方向，但會上內容卻不能具名報道。據說列席傳媒一般都是官方友好，官民相聚時表現和洽，但參加過這種「吹風會」的行家表示，會上的官員未必有實質猛料可爆（多數都沒有），但總是親切地「提醒」傳媒，不能引述其名稱、職位或部門，最後該位官員就變成性別不明的「政府發言人」。
以「被spin」為榮
最後兩種做法當然對官方有利，那亦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職責。有行家指出，有關情況存在已久，但現在則愈來愈普遍，甚至連局長級人員都可以成為無名無姓的發言人。有資深行家則說，回歸前傳媒機構對這類做法極反感，曾拒絕派記者參與，並公開向官方做法大加抨擊，迫令政府需公平發放消息，傳媒威信亦源於此。但近年傳媒機構各自歸邊，遇到「官方欺凌」時亦鮮有站在同一陣線，反而以「被spin」為榮，認為能與高官直接對話就是身份象徵，而一盤散沙的後果就是無力與官方討價還價，結果步步退守。
曾有行家說過：「最成功的記者是迫令官方有話講都不敢不預你，而且絕不會『提示』你怎樣處理消息。」以這個標準去量度的話，失敗的記者似乎愈來愈多。傳媒有時被人說是扒糞行業，恐怕是貼切用語。
＊ ＊ ＊
上周提及近年不少資深行家轉往官方任職，昔日採訪技巧變作傍身秘技，令新任記者難以招架，前《大公報》總編輯、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六即做了真人示範。曾局長出席青年高峰會後，對於有青年踩場抗議，又向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擲鞋，記者問他對該批青少的行為有何看法時，曾局長的回答是：「我在新聞界時，你（記者）都未出世，怎會迫到我講？？」
若以網絡潮語來解讀，曾局長的意思是：「是咁的（高登討論區用語），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你問乜都冇用，吹咩？」現場的記者只能「Ｏ嘴」地目送這位高官離開。由此看來，誰能相信政府真心想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傳媒工作者
王慧麟﹕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王慧麟﹕回到人的尊嚴 思考房屋權利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飈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况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咗」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
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 Ors v Grootboom & Ors [2000] ZACC 19; 2001 (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明報》，2010年3月8日
【明報專訊】樓價又再高企了。預算案後，政府的干預機器忽然出動了。金管局上周就銀行按揭利率問題高調出手，房協「碰巧」重推夾屋，房委會突然推出賣剩的居屋，土地忽然可以非定期拍賣，誰說香港政府沒有能力插手樓市？
問題來了：為什麼過去一年，樓價升了二至三成？為什麼連元朗新樓也要每平方呎6000元？有所謂中產的家庭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說，兩年前，手頭上的金錢可以買得到北角半山二手樓，現在儲存下來的首期只能住西半山的舊樓，又遭到網民口誅筆伐。樓價飈升，薪水不升反降，難怪有人懷念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了。
住房，是一種權利，人人應該有合適住房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說：「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有關「住」的部分，是指適當住屋權（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根據聯合國的說法，適當住屋權的意思，不是政府隨便找一處地方，鋪上地台，找個帳篷讓市民住在裏面就算了，而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在可以負擔及有能力之下，有一處安全、和平及有尊嚴的住房，不論其經濟地位、族群、年齡及階級等其他因素。
聯合國的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s）指出，合適住屋的相關權利，一般是照顧貧窮人口，連「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的家庭。但也指出，在一些發達國家，連失業人士和露宿者等也沒有合適的住房，而且，部分發達國家更沒有把真確的數據交給聯合國，實際情况可能更嚴重。
香港又如何？根據《基本法》，《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實施。對於合適住屋的權利，原來香港政府是有一套論述的，但政府不是為合適住屋之權利作出定義，而是倒轉來說，什麼不是合適的住屋。政府在1999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就提到，所謂不合適住屋（inadequate housing，政府巧妙地把它譯作居住環境欠佳）的意思，是指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寮屋區、平房區、無獨立設備單位，天台搭建物以及私人樓宇共住單位的人士。
政府「不合適住屋」定義太窄
然而，政府把「不合適住屋」的定義，定得如此狹窄，難怪有收購舊樓的集團，可以頻頻地在電視大賣廣告，甚至在舊樓外牆上掛上巨型布條，聲稱高價收購舊樓，讓業主得益，好像做了善事一樣。因為即使那些私人舊樓滲水、石屎脫落、日久失修，只要不是共住，政府就可以辯稱是合適住屋，已經顧及了人權了，不單在政策上就可以置身事外，而且更可以惡死地立法，逼業主維修樓宇，甚至主動修例，降低地產商收購舊樓門檻，令它們日後更肆無忌憚地逼小業主交出業權了。
因此，在一個發達城市，尊重合適住屋的權利，既需要照顧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無處容身的基層市民，也要照顧其他階層的住屋需要，不能一味以市場調節來推搪。現在批評政府沒有做好房屋政策的論述有多種，一或經濟理由（如推倒樓市論、印花稅收入論、M型社會論），一或政治理由（如官商勾結論、地產商惡晒論）等，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思考房屋問題時，從來沒有從人的尊嚴角度出發，令市民擁有合適住屋的權利，得不到有力的彰顯。
南非的案例
剛榮休的南非憲法法院法官Albie Sachs最近出了一本書，談到他在南非憲法法院的判案經驗。在國際人權法學裏，南非憲法可謂是全球數一數二，因為裏面涵蓋的不僅是公民及政治等個人權利，而且更包括傳統法律塔利班（特別是傳統普通法專家）認為不可在法院訴訟的經濟及社會等集體權利，以至最時髦的環境權利等。Sachs面對了好多奇難雜症，其中一宗是合適房屋權利的案子。
在Grootboom Case之中，一班長期等候公屋，無家可歸，以至連住在臨時帳篷都給政府趕走的家庭，以人民有合適住戶的權利為理由，向法院提出訴訟。他們的要求很卑微：有一處固定的容身之所，以便輪候公屋而已。
合適住屋權利，是南非憲法內有關經濟及社會權利部分。Sachs說，案件其實指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院該如何解釋憲法內的社會及經濟權利？過往有不少法律專家提到，不應把經濟及社會權利放入憲法內，而且更不應讓市民把這些權利訴諸法院，因為這樣就會把法院變成行政機關，搶走了行政機關分配資源的職能，變成司法獨大。
Sachs提到，南非憲法的深層意義，在於讓南非人回復尊嚴。其內涵既要反映人民辛苦爭取回來的自由及民主權利，同時也要反映社會需要創造物質條件，讓人們有尊嚴地生活。他也說，個人權利和社會經濟權利之間，沒有衝突。他說，南非憲法要求法官，在處理人權案子時，不是只求以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問題，又不能只是從集體權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以人類尊嚴的角度來看問題：「尊重人類尊嚴，是把人民渴求自主的權利，與承認我們是生活在社區的需要，聯合在一起。」（見頁173）
Sachs說的不只是一些悶死人的憲法權利條文，而是提醒行政部門，施政時需要以人的尊嚴的角度來彰顯人民的權利。
香港買樓像去層壓式推銷公司
香港市民為求一個合適住房，可謂尊嚴盡失。
買新樓麼？除了價單不齊，更要捱通宵之外，買家更要困在售樓處為發展商造勢！他們苦等10多小時，特別會被拖到午夜12時，據說這樣可使買家變得心力交瘁，意志力受到衝擊，容易接受游說，貴一點的樓層也肯硬食——買家像去了層壓式推銷公司一樣。
買舊樓麼？隨時樓宇要檢查，就會「跌咗」數萬元的維修費，更怕「圍標」的維修公司工程爛尾。
租樓麼？一年後業主就隨時加租三成；買居屋或夾屋麼？除了貨尾，還是貨尾。
返鄉下，例如住新界耕田？一個高鐵項目，就把別人家園剷平，假如沒有大規模示威，哪有複製菜園村之可能？
我十分同意Sachs，我也是dignitarian，相信人的尊嚴。
■延伸閱讀﹕
1. Sachs, Albie (2009), The Strange Alchemy of Life and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 Ors v Grootboom & Ors [2000] ZACC 19; 2001 (1) SA 46; 2000(11) BCLR 1169.
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香港地位難保
教育投入嚴重不足香港地位難保
雷鼎鳴 March 8, 2010 信報
財爺在「預算案」中宣布，今年上半年會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這個推算習作，應該是為所謂的「六項優勢產業」度身訂做，但人才不足問題，豈會只局限於六項產業，它早已成為香港社會深層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要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人盡皆知，成敗關鍵是香港有沒有足夠人才。有關人力資源最詳盡的資料，是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二○○六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年香港的成年人口（十五歲或以上）共有五百九十二萬，其中未受過教育或只是完成學前教育的，共九十二萬九千人，完成小學的一百零一萬八千人，完成初中的只一百零二萬三千人，即完成中三或以下水平的共二百九十七萬人，佔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教育水平如此低的人口，如何可成就知識型經濟？有說情況也不至於差勁如斯，不少低教育水準的人口，是年紀較大的退休人士，早已脫離勞動力。但我們就算只看二十至六十歲的適齡工作人口，初中以下水平的仍有四成左右，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人力資本水平低企，已是不爭的事實。
改善人力資本
改善教育水平可替香港帶來什麼好處？實證經濟學家回答這問題前，多會先估算一下香港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入息函數」為二○○六年去世的現代勞動經濟學之父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據說是經濟學中被估算過最多次數的函數，原因相信是它既有用又簡潔易明。「入息函數」目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決定某人的勞動收入有多少，而根據世界各國多種統計數據無數次的估算，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與我的學生曾多次用香港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估算過歷年來香港的「入息函數」，以二○○六年為例，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學生將來的收入平均可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左右（收入增長多少，受教育程度影響，例如小學畢業後多念一年中學，只能為收入帶來百分之五的增長）。由此可見，通過教育去改善人力資本，是提高人民收入的極有效方法。
教育的好處又豈只是提高收入而已？有人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上移流動性不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中，有什麼比投資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教育更好？教育既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投資，亦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福利政策。教育也是創造就業的方法。一個地方倘若人才眾多，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便會增大。資金流入，可有更多人就業。加州矽谷科技人才濟濟，資金也大量湧入，便是例證。
李斯的智慧與視野
炎黃子孫對教育的重要性大都十分熟悉。內地提出「科教興國」，台灣高官中出身教授的不計其數。但人才政策落實得最徹底的恐怕是新加坡。近年新加坡在內地吸納了大批精英，它向香港各大學挖角，也絕不手軟。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聽過一位議員引用了秦相李斯《諫逐客書》的英文演說，印象十分深刻。話說秦國收留並重用過不少來自六國的奇人異士，但卻引起了貴族的妒忌，要把他們全數趕走。李斯也在被趕之列，但他據理力爭，指出秦國成就帝業，很多方面都是得助於客卿，若是把他們趕走，等於資助敵國，損害自己。香港的議員，誰人有李斯或該位議員的智慧與視野？
教育對經濟的重要性雖有堅實的證據支持，但毋庸諱言，不少人對這個看法頗有質疑。香港不少富豪教育水準不見得很高，但卻能白手興家，創造巨大的財富。其實世界上這些異例所在多有，他們可能聰明過人、勤奮工作、敢於冒險，又或有幸運之神眷顧，但相對於總人口而言，他們卻是絕對的少數。對絕大部分人而言，教育仍是提高收入的最穩妥途徑。
另一種質疑是這樣，香港的人均ＧＤＰ，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但港人教育程度的中位數，卻比歐洲低了兩三年，這是否意味着教育並不重要？這個說法不對。以法國為例，法國人每周最高工時三十六小時，港人遠為勤勞，每周工時中位數卻是四十五小時，比法國的高出四分一。法國受各種福利政策困擾，失業率等閒高達百分之十。雖則如此，法國的人均ＧＤＰ比起香港卻仍是不遑多讓，沒有較香港為高的科技與教育水平，怎能有此生產力？
香港的人力資本要增加多少才能追上歐美的生產力？我曾經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粗略估算過香港經濟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發現香港的生產結構與發達經濟體頗有不同。在歐美等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生產源自資本的貢獻，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則支撑着百分之七十的產值。香港是世界上人均資產最高的地方，資本對產值的貢獻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人力資本百分之四十，純勞動時間（不包括人力資本）百分之十二。港人若不是過去努力工作努力儲蓄，便不會有現在這麼高的資產，也不會有這麼高的人均ＧＤＰ。根據以上的結果，我曾經推算過，香港若只有美國的人均資本，那麼人力資本便要比現在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才能達到美國的人均ＧＤＰ。在人力資本方面，香港若要追上先進經濟體的水平，要走的路還很遠。
教育開支遜三小龍
香港正在追上別人，還是愈墮愈後？在過去幾年，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中，最正確的是擴大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容許香港的大專院校把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額增至學生總數的兩成。但以數量而言，對於增加人才的儲備，這仍只是杯水車薪。從二○○三年七月到去年三月底，總共只有二萬八千餘位內地專才到港，很多還不是長居香港，與同期通過家庭團聚來港平均教育水準遠低的三十萬人相比，顯然微不足道。至於來港念大學本科的外地學生，人數更少，尚遠未能解決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
吸納人才以外，培養人才又如何？香港去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五百八十八億元，佔ＧＤＰ百分之三點六。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個叫World Factbook的網站，有很多各國的背景資料，雖不全部準確，倒也可用。這個網站排列了世界一百八十二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佔ＧＤＰ的比例，香港的百分之三點六，排名低至一百二十八，位處下游，及不上另三條小龍，比印尼還稍低，與美國的百分之五點三、丹麥的百分之八點三等等相比，是遠遠不及了。對人力資本如此低的投入，長此以往，怎生了得？
香港自九七年至去年，十二年內人均名義ＧＤＰ總共只增加不足百分之十一（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幾乎沒變），經濟可謂頗為停滯。我相信這與教育投入不足有不可忽視的關係。教育不是消費，而是對未來的投資。不改善目前狀況，香港不會維持到她在中國城市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雷鼎鳴 March 8, 2010 信報
財爺在「預算案」中宣布，今年上半年會展開新一輪的人力資源推算。這個推算習作，應該是為所謂的「六項優勢產業」度身訂做，但人才不足問題，豈會只局限於六項產業，它早已成為香港社會深層矛盾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要轉型為知識型經濟，人盡皆知，成敗關鍵是香港有沒有足夠人才。有關人力資源最詳盡的資料，是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數據。二○○六年人口普查顯示，當年香港的成年人口（十五歲或以上）共有五百九十二萬，其中未受過教育或只是完成學前教育的，共九十二萬九千人，完成小學的一百零一萬八千人，完成初中的只一百零二萬三千人，即完成中三或以下水平的共二百九十七萬人，佔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教育水平如此低的人口，如何可成就知識型經濟？有說情況也不至於差勁如斯，不少低教育水準的人口，是年紀較大的退休人士，早已脫離勞動力。但我們就算只看二十至六十歲的適齡工作人口，初中以下水平的仍有四成左右，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香港人力資本水平低企，已是不爭的事實。
改善人力資本
改善教育水平可替香港帶來什麼好處？實證經濟學家回答這問題前，多會先估算一下香港的「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入息函數」為二○○六年去世的現代勞動經濟學之父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據說是經濟學中被估算過最多次數的函數，原因相信是它既有用又簡潔易明。「入息函數」目的是要找出什麼因素決定某人的勞動收入有多少，而根據世界各國多種統計數據無數次的估算，教育年數及工作年數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與我的學生曾多次用香港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估算過歷年來香港的「入息函數」，以二○○六年為例，每多受一年大學教育，學生將來的收入平均可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左右（收入增長多少，受教育程度影響，例如小學畢業後多念一年中學，只能為收入帶來百分之五的增長）。由此可見，通過教育去改善人力資本，是提高人民收入的極有效方法。
教育的好處又豈只是提高收入而已？有人認為香港貧富差距巨大，社會上移流動性不足。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中，有什麼比投資在中低收入人士的教育更好？教育既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投資，亦是促進社會流動的福利政策。教育也是創造就業的方法。一個地方倘若人才眾多，對國際資金的吸引力便會增大。資金流入，可有更多人就業。加州矽谷科技人才濟濟，資金也大量湧入，便是例證。
李斯的智慧與視野
炎黃子孫對教育的重要性大都十分熟悉。內地提出「科教興國」，台灣高官中出身教授的不計其數。但人才政策落實得最徹底的恐怕是新加坡。近年新加坡在內地吸納了大批精英，它向香港各大學挖角，也絕不手軟。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聽過一位議員引用了秦相李斯《諫逐客書》的英文演說，印象十分深刻。話說秦國收留並重用過不少來自六國的奇人異士，但卻引起了貴族的妒忌，要把他們全數趕走。李斯也在被趕之列，但他據理力爭，指出秦國成就帝業，很多方面都是得助於客卿，若是把他們趕走，等於資助敵國，損害自己。香港的議員，誰人有李斯或該位議員的智慧與視野？
教育對經濟的重要性雖有堅實的證據支持，但毋庸諱言，不少人對這個看法頗有質疑。香港不少富豪教育水準不見得很高，但卻能白手興家，創造巨大的財富。其實世界上這些異例所在多有，他們可能聰明過人、勤奮工作、敢於冒險，又或有幸運之神眷顧，但相對於總人口而言，他們卻是絕對的少數。對絕大部分人而言，教育仍是提高收入的最穩妥途徑。
另一種質疑是這樣，香港的人均ＧＤＰ，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超過大部分歐洲國家，但港人教育程度的中位數，卻比歐洲低了兩三年，這是否意味着教育並不重要？這個說法不對。以法國為例，法國人每周最高工時三十六小時，港人遠為勤勞，每周工時中位數卻是四十五小時，比法國的高出四分一。法國受各種福利政策困擾，失業率等閒高達百分之十。雖則如此，法國的人均ＧＤＰ比起香港卻仍是不遑多讓，沒有較香港為高的科技與教育水平，怎能有此生產力？
香港的人力資本要增加多少才能追上歐美的生產力？我曾經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粗略估算過香港經濟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發現香港的生產結構與發達經濟體頗有不同。在歐美等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生產源自資本的貢獻，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則支撑着百分之七十的產值。香港是世界上人均資產最高的地方，資本對產值的貢獻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人力資本百分之四十，純勞動時間（不包括人力資本）百分之十二。港人若不是過去努力工作努力儲蓄，便不會有現在這麼高的資產，也不會有這麼高的人均ＧＤＰ。根據以上的結果，我曾經推算過，香港若只有美國的人均資本，那麼人力資本便要比現在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才能達到美國的人均ＧＤＰ。在人力資本方面，香港若要追上先進經濟體的水平，要走的路還很遠。
教育開支遜三小龍
香港正在追上別人，還是愈墮愈後？在過去幾年，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中，最正確的是擴大了「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容許香港的大專院校把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額增至學生總數的兩成。但以數量而言，對於增加人才的儲備，這仍只是杯水車薪。從二○○三年七月到去年三月底，總共只有二萬八千餘位內地專才到港，很多還不是長居香港，與同期通過家庭團聚來港平均教育水準遠低的三十萬人相比，顯然微不足道。至於來港念大學本科的外地學生，人數更少，尚遠未能解決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
吸納人才以外，培養人才又如何？香港去年在教育方面的總公共開支是五百八十八億元，佔ＧＤＰ百分之三點六。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個叫World Factbook的網站，有很多各國的背景資料，雖不全部準確，倒也可用。這個網站排列了世界一百八十二個經濟體教育公共開支佔ＧＤＰ的比例，香港的百分之三點六，排名低至一百二十八，位處下游，及不上另三條小龍，比印尼還稍低，與美國的百分之五點三、丹麥的百分之八點三等等相比，是遠遠不及了。對人力資本如此低的投入，長此以往，怎生了得？
香港自九七年至去年，十二年內人均名義ＧＤＰ總共只增加不足百分之十一（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幾乎沒變），經濟可謂頗為停滯。我相信這與教育投入不足有不可忽視的關係。教育不是消費，而是對未來的投資。不改善目前狀況，香港不會維持到她在中國城市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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