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張炳良﹕實驗還是神話的終結？


《明報》，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在7月17日的一期特稿中，《經濟學人》評論香港通過最低工資法，由此引伸至惋惜香港自由市場日受侵蝕，並慨嘆「偉大經濟實驗」（remarkable economic experiment）的終結。

香港在上世紀80年代受人矚目的發展模式─持續經濟增長、低稅制、好福利，曾被自由市場派學者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為古典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基本法》起草時也刻意要把港式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主義）維持不變。

實情是，70年代末財政司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創立「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時，主要是對其前任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所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作出修正，以彈性看待不干預主義，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故在「不干預主義」前冠以「積極」字眼。

70年代已開展干預性政策

早於70年代，港英政府已在多個領域開展干預性政策，以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如﹕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居屋計劃、興建過海隧道和地鐵、開發新市鎮、規管股票市場、成立工業等。70年代末成立工業多元化委員會、80年代初曾短期接管幾間面臨倒閉的私營銀行。

若說自由市場或不干預主義受到衝擊，則這從夏鼎基時起，從來如此，而非回歸後才突見的新現象。唯一不同者，乃港英時代的干預主要由官僚改良主義帶動，而特區的干預則多受外來政治和經濟因素所驅使。

殖民地官僚回應社會上對福利和公共服務的訴求，視乎公共財政的能力而作出務實的介入，不受主義或意識形態所左右（故不是什麼左或右的路線問題）。晚期的殖民地政府在規管和規劃上日趨積極，立法也較多，彭定康時期更為明顯。由於主要依賴土地收益而非正常稅收去支持基建與社會服務的擴展，甚或作出稅務寬免，因而也種下稅基日窄及坊間所謂「地產霸權」的問題。

不干預模式至90年代議會政治冒起，已走上無以為繼之路，當時的財政司麥高樂（Hamish Macleod）曾撰文說﹕積極不干預主義「已屬過時」（outlived its usefulness），須改行「共識資本主義」。97回歸後，特區政制一方面確立工商專業利益體制化的功能選舉，另一方面進行普羅代議的地區選舉，兩者合起來反加強各界對政府派發與干預的壓力。而且，自由市場本身無法克服其道德風險，因而在民情之勢下，政府最終得接受進行最低工資及公平競爭的立法。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及近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了港式資本主義的局限與脆弱──全球及區域競爭當前，香港若不實行經濟轉型，只會日益空洞化。面對挑戰，香港不單要設法維持其金融、航運及貿易中心的地位，更要有效地與大珠三角融合，使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腹地，這在在要求政府起帶動和協調作用。政府也須增加對教育、培訓和基建的投放，並不斷提升香港的規管質素和相關法規。去年，政府在原來的四大支柱行業外，更提出開拓新的六大產業，可見，儘管並無正式產業政策之形，但是產業政策之實已呼之欲出。問題反是﹕現行的政府體制和政策思維，是否具備條件去行產業政策？

毋須緬懷過去不干預主義神話

演變轉型，反映任何面對政治與經濟衝擊的政府，所必須作出的角色調整與策略回應，乃務實的表現。人們不用以什麼放棄「自由市場」原則視之（按照一些美國智庫的評比，香港仍位列自由市場之首），也毋須慨嘆什麼偉大實驗的終結，或緬懷過去被高度簡化去塑造的不干預主義神話。

香港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延續已與時代脫節的教條迷思，而在於如何解決其結構性矛盾，及回應內外新變數，以在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下，維持其獨特而有活力的社會與經濟模式。這才是她在21世紀中須進行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