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耀華﹕香港人，你好嗎？

趙耀華﹕香港人，你好嗎？




《明報》，2010年4月26日





【明報專訊】「你好嗎？」

「我很好！」

我們每天都互相問好，有時是隨便的，有時是認真的。當我向你問好時，心裏想的不一定是你最近是否升職，而是最近有沒有和女朋友和好如初，或者有沒有打電話給母親。你回答覺得愜意的原因，可能是你剛剛打了一通電話給母親，受到她的嘉許；或者最近上網認識了一個新女朋友，有三生有幸的感覺；又或者早上在地鐵站裏幫忙尋回了一個走失的兒童，從幫助別人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

每個人都希望快樂。美國獨立宣言中就有呼籲「追求快樂」（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不丹王國則以「國民快樂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為最大化目標。非常驚奇，快樂這麼重要，卻是經濟學中絕少提及的東西。經濟學家認為人們追求的是「效用」（utility），而「效用」的高低在乎消費的多少，消費的多少則取決於收入的多少，無怪乎在討論人們的福祉的時候，經濟學家老是集中在收入的高低。1948年，聯合國就正式採用了國民收入來衡量各國幸福的指標。

當人們連溫飽都沒有達到的時候，提高收入對增加他們的快樂很有幫助，但是，對於已達到溫飽的人，其幫助並沒有想像那麼大。香港的人均收入是發達國家的水準，可香港人卻不見得很快樂。這印證了社會科學家在各地有關快樂的調查的一個重要結果：一個地區的人均收入一旦達到一定水準之後，則其居民的平均快樂水準與人均收入便沒有密切的關係。以日本為例，從1958年到1987年，其實質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但是人們的快樂水準卻絲毫沒有增加。

生活標準 水漲船高

這其中原因頗為複雜，這裏只列出主要幾點。

首先，物質財富增加了，新的需要也產生了。從前家裏不需要電腦，現在家裏沒有電腦就很不方便，孩子做作業找不到資料，申請回鄉證和辦理各國簽證也會遇上史無前例的困難。

再者，有些東西是用來顯示你的地位或者是誠意的，當收入增加之後，便需要花更多的錢，才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想像在一個小島上，有固定的房子數目，如果人們願意花5年的收入來買一套住房的話，那麼當他們的薪水提升10倍時，同樣大小的房子的售價也會提升10倍。另一個例子：一個男子要為他岳母慶祝大壽，從前貧窮的時候，送一包靚冬菇便是誠意的表現；現在富有了，他就得請她和家人到外地旅遊，才算有誠意。

第三個原因是人們的嫉妒心。當得知同事獲得加薪，而自己沒有獲得加薪，就會覺得不快樂。嫉妒心一方面促使人們上進，另一方面又為人們帶來不快。

經濟愈發達 市場愈局限

第四是市場的局限。市場無疑可以帶來愈來愈多的產品，為我們帶來更大更多的舒適和方便，但是有些我們認為是美好的東西卻不是市場所能提供的。舉例說，我們不能在市場上買到一種叫「節儉」的東西；恰恰相反，節儉是避免使用市場，不去花錢才能獲得的品德。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人們窮困，不得不從小時候便節儉起來，這種品德於是容易栽培出來。其他美德，以至鍛煉身體、欣賞音樂、閱讀寫作等良好習慣，都需要一段先苦後甜的過程才能培養出來的，但是只要它是不用花錢的，便沒有受到市場的鼓勵，此外，由於生活太舒適了，要培養起來反而要求更大的意志力。消費主義的氾濫固然令精神空虛，也強化了上面提及的嫉妒和互相攀比之心。

經濟學通常假設人們的愛好口味（preferences）是固定的，又假設愛好本身並無好壞之分。因此，消費者愛買什麼就買什麼，而市場不過是要滿足他們的需要而已。可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人們的愛好並非是真的固定不變的，而是受到各式各樣的廣告所塑造的，小孩子和青年人尤其如此。此外，不同的愛好之間也是有高下好壞之分，對音樂欣賞的愛好值得鼓勵，而物欲望則不值得鼓勵，因為你懂得的音樂比別人多並不會令人家發愁，你買了一個豪宅，卻會為朋友帶來壓力，俗語有云：「有錢大十歲，無錢當小輩」。用經濟學的語言，對物欲的追求會產生負面的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正如工業生產過程中會對鄰居造成污染一樣。

對香港的啟示

上述的原因說明了一個社會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其再進一步的提高對居民的快樂程度的提高便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同一個收入水準之下，不同社會的快樂程度倒可以差別很大。以下是有關研究的一些結論和對香港目前情的啟示。

首先，收入不平等的惡化對大多數人帶來不快。當最有錢的人的收入提高了，錢花多了，那些立志要與他們看齊的次等有錢人也因而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標準。要與次等有錢人看齊的第三梯隊又相應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標準，餘此類推。因此大多數人都會覺得生活愈來愈難過。經濟學家Robert H. Frank在其近著Falling Behind中對美國的情便有通俗的分析。這對香港很有啟迪，收入不均一直被看成是經濟增長下必然之惡，既然經濟增長不是那麼重要，收入不均便不是神聖不可侵犯。

再者，低收入人士沒有高收入人士快樂，而對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幫助可以提高他們的快樂程度。因此，只要不對效率造成太大的負面影響，則香港政府的政策應該盡量向低收入者傾斜。傳統經濟學的分析低估了福利社會的好處，高估了其壞處。福利政策「養懶人」的反對意見，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有說服力。根據前面的分析，當某人努力工作提高收入的時候，他的行為對別人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從社會整體利益來說，他其實是過度工作，令他懶惰一點，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第三，滿足基本的需要可以明顯提高人們的快樂程度，而居住是人類最最基本的需要，香港政府對於滿足港人這方面的需要實在責無旁貸。從增加供應土地，到限制非本地居民購買房子，從住宅空置稅，到改變投資移民的要求（同時強調僱傭員工的數量）等等，在這方面政府能做的東西頗多。為什麼新加坡能夠解決這個問題而我們不能，香港人很有理由追問究竟。

第四，擁有政治權利和感到自己可以影響到政府政策使人快樂。香港的民主進程實在太慢了。雖然在這方面香港特區政府能做的未必很多，但是必須認識到政改停滯不前的沉重代價。

「香港人，你好嗎？」

「Never better！」

希望很快便見到這樣的回答。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和金融學院副教授

■延伸讀物

Robert H. Frank (2007) 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