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陳韜文 鍾庭耀 李立峰﹕六四記憶如何薪火相傳？
燭光晚會現場調查的一些啟示


《明報》，2010年6月29日





【明報專訊】去年20萬香港人參加維園燭光晚會，印證了港人未能忘懷六四，一旦遇到特別的紀念年份，很多在其他年份並不時常參加晚會的市民都會出席。高潮過後，多數人預期今年參與悼念活動的人數會回復常態，但結果卻出人意表，參加人數與去年相若。

晚會人數固然可能跟六四前一個星期所發生的有關新民主女神像的爭議相關，但同時也反映出六四平反運動後繼有人，一浪推一浪。根據我們在現場針對15歲或以上參加者的抽樣調查所得，27%的被訪者是在20歲或以下的年輕人，另外有27%介乎21和29歲之間。前一組別的參與者在六四事件發生時仍未出生，而後一群參與者在八九年的時候亦最多不過8歲而已。換句話說，超過一半的晚會參與人士根本沒有親身經歷事件，或在當年對事件未必有很充足的了解。從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六四紀念活動大概可以正式宣告已經成功地做到「薪火相傳」了。

薪火相傳的成功要素

下一代能夠成功接棒，背後當然有很多因素。第一，上一代香港人久久未能忘懷六四，本身就是年輕一代成功接棒的條件之一，如果連親歷六四的香港人都一早不再關注六四問題的話，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去讓下一代接棒。而香港人長期以來沒有忘記六四事件，則首先是因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集體烙印，加上由於香港要回歸中國，六四事件透過如支聯會會否在回歸後被取締，以至近年香港傳媒有否在六四問題上進行自我審查等問題和爭議，早已成為一個「本土議題」。在這社會脈絡中，社運組織（尤其是支聯會）、政府，和傳媒的互動，鞏固了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記憶（對於六四集體記憶如何在香港生成及延續的更詳盡的分析，可見我們在今年4月號的台灣學術期刊《新聞學研究》中所發表的文章）。

第二，支聯會在1990年代已經開始以「薪火相傳」作為晚會和其他紀念活動的重點之一，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遠見的策略。就晚會所見，不只是一般參加者，若計算在維園四周負責派發物品或維持秩序的支聯會工作人員和義工的話，年輕人的比例應該更高。社運組織自己有沒有意識及實際行動去吸納新血，是社運能否「傳宗接代」的關鍵。

第三，六四晚會的實際內容的確有其觸動人心的地方。以作者的個人感覺和經歷而言，隨着時間的過濾，今時今日的晚會比1990年代初的晚會少了點憤怒和激情，多了點沉穩和成熟的感覺。正如馬傑偉等早前的文章所分析，六四晚會已經沉澱出一套帶有宗教色彩的禮儀，歌曲有如聖詩、青年人接棒儀式有如洗禮、民運人士的發言就是見證、華叔猶如精神領袖，這些晚會的儀式和成分，對建構、傳達，和強化參與者的價值觀念和身分認同非常有效。

六四教化的渠道

我們相信以上的解釋尚不充分。我們想進一步知道在較具體的層次上，青年人是怎樣認識六四事件的呢？我們在今年六四晚會中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了現場調查。我們希望藉此報告一些跟以上問題相關的調查結果。

對當年仍未出生的六四晚會參與者來說，他們是從什麼渠道首次得知六四事件的呢？現場調查問及這批參與者六種不同的渠道對他們「初次認識六四事件有幾重要」。結果發現（見表一），對青年人初次認識最重要的是學校和互聯網，認為兩者重要的百分比分別為73%和75%。互聯網是今天的年輕人獲取政治資訊的主要渠道，它能令新一代認識過去，並不出奇。事實上，只有1%的年輕參與者認為互聯網不重要。不過，如果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存在，他們亦不會主動到網上搜尋資訊，從這角度看，學校和老師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

值得留意的是，認為老師和互聯網重要的比例均高於認為大眾傳媒重要的比例。同時，雖然每年六四晚會後，傳媒報道往往都會選擇一兩個帶着子女去參加晚會的父母來接受訪問，但若論整體比例，家庭比學校所起的六四承傳作用其實較少。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每位孩子都只有一對父母，如果父母本身不是對六四有所堅持的話，他們亦很可能不會跟孩子提及甚至討論事件。相反，一位年輕人從小到大會遇上很多老師，而其中有一些較為關心國是的老師在學生面前討論事件，並不出奇。

不過，我們不應因表一的百分比貶低家庭的重要性，雖然通過家庭而認識六四事件的青年人的比例較低，但青年人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始終較長，如果一位青年人是在家人引領下認識六四的話，他對六四的認識可能會更深刻。事實上，在該些認為家人對自己初識六四事件重要的年輕人中，有93%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關心中國，同時92%同意六四事件令自己更珍惜自由。而在認為學校和老師重要的年輕人中，同意這兩種說法的百分比的確稍低，兩個百分比均為86%。

認識六四的進階

在初次認識六四事件之後，什麼渠道的資訊對深化燭光晚會參與者對事件的認識起最大的作用呢？由於曾親歷六四事件的市民也可以在後來的時間對事件加深了解，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不同渠道對不同年齡的市民的重要性。表二總結了一些相關的調查發現。簡單地說，年齡在30歲或以上的市民，傾向認為傳統傳媒的報道和支聯會發放的資訊對他們深入了解六四事件較為重要。而對年輕的一代來說，包括89年未出世的一批及89時已經出生但尚年幼的一批，較為重要的則是電子傳媒和互聯網。不過，如果我們比較15至20歲的參與者和21至29歲的參與者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除了跟家人討論外，21至29歲的參與者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其他5種渠道的重要性都有較高的評價。我們認為這反映的是最年輕的參與者可能自覺對當年的事件的了解仍未算很深入，所以在表面上來看，他們對大部分渠道的重要性的評價都會較低。

從這點可以引伸出的是，年輕人仍然主要是以一種跟隨者的身分多於以一種帶領者的身分去參加晚會。我們的調查問及被訪者是否跟別人一起參加晚會，若是，我們再問他們是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是別人先提出，還是大家不分先後有共同的想法。在30歲或以上的被訪者中，55%指是大家不分先後，而只有19%指是別人首先提出的。在21至29歲的參與者中，指不分先後的有47%，而指是別人先提出的有23%。在15至20歲的參與者中，兩個相應的百分比為37%及31%。這些百分比顯示，青年一代未必可以即時在自己的社會網絡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他們較少有跟別人不分先後想到要參加晚會的感覺。同時，因應友人的號召而參加晚會的青年人比例亦較高。

集體記憶在逆境中有效傳承

誠然，以上的數據只是為年輕人如何接觸和了解六四事件提供了一些初步的資料。總括而言，我們發現，傳統在青少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社會制度，如學校和家庭，對六四記憶的薪火相傳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在回歸之後，教科書如何處理六四事件不時成為新聞媒體的焦點。在大部分教科書出版機構避談六四的情况下，學校卻仍然是很多六四晚會新參與者初次認識事件的渠道。教科書其實也是一種大眾傳媒。我們可見，大眾傳媒避談六四，阻止不了相關資訊和觀點在民間的傳播，民間甚至會因為相關資訊受到打壓而談得更多。但在近年，政府在中小學界大力推行國民／國情教育，這對學校作為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渠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互聯網的作用是另一個調查發現的重點。互聯網對年輕人參與及認識政治的重要性，已經愈來愈受到社會確認及關注。不過，表二顯示21至29歲的晚會參與者比更年輕的晚會參與者更認同互聯網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這亦間接指出了互聯網上的傳播與溝通行為是不能脫離使用者本身的社會網絡和背景來理解的。20來歲的青年人比十來歲的青年人對六四應有較多的認識，他們亦應有更多同樣認識六四事件的朋友，所以互聯網對加深他們認識六四事件的作用可以更大。

廣義地說，我們認為，六四記憶之所以可以薪火相傳，除了因為文章開首部分提到的社會因素和支聯會的策略外，也是因為過去20年來香港社會上依然存有一個穩建而有力的，由學校、家庭、大眾傳媒，以及互聯網這等新媒體所組成的六四資訊和觀點的傳播基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至於這個傳播基建的組成部分是如何的「分工合作」？它們各自擔當的是什麼角色？這些問題則超越了本文和現場調查所能處理的範圍，有待未來繼續觀察和探討。

作者陳韜文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鍾庭耀是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李立峰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