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王卓琪: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信報》， 2010年4月12日

詮釋「認同激烈手法」的民意

上周四發表的中大亞太研究所「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有個別報章以四分一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為依據，指香港瀕臨暴動或動盪的危機。

筆者的學長及前亞太研究所副所長、現為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教授翌日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言論「言過其實」，強調大量調查發現市民絕不認同及容忍暴力行為，絕大多數市民仍視社會安定為最重要的東西。

香港不會暴動

筆者亦同意劉教授的觀點；而「香港社會和諧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市民認同以「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方法去處理個人及社會問題。大家若了解傳媒生態，都知道不少報章都有預設議題；當有機會抨擊政府施政，那會放過？

筆者並不擔心香港多項深層次矛盾嚴重化會激化為暴動。在當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筆者被問及若政府未有實質政策回應，種種的社會矛盾幾時會「爆煲」。

我想像的「爆煲」，是一些激進的「八十後」就着他們認為公義的議題與政府糾纏，而發生一些零星、但較暴力的衝突而已，而不是暴動。前一陣子不是見到有一位憤青在青年論壇向政務司唐英年擲鞋的事件嗎！這小部分憤青已形成自身的發展規律，社會條件又相就。他們一定會追着特區政府的施政問題，直至過了社會可容忍底線，才會罷手。

不過，香港底子厚，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的暴動，原因有以下三項。

首先，根據隨機抽樣樣本推論，有一百五十萬人認同激烈手法是反映民怨的深度與廣度，是一個不可掉以輕心的警號。但是認同激烈手法，並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踐。人們的想法與他們的實踐往往有一段距離。而且成年人有種種負擔，最容易但最衝動自然是青年人。

其二，香港民意主流仍然認同「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儘管近年對激烈手法的容忍度提高了；但筆者相信這個社會的基本取向會在關鍵時刻反映出來。社民連以及一些「八十後」的過激行為客觀上是試探社會的容忍底線。當社會容忍底線過了，主流民意一定有所反應。社民連還好辦，它的行為有較大的可預知性，但一些激烈的「八十後」是較難預測的。就算連「反高鐵」圍堵立法會當晚的主辦單位亦難以控制當時有點失控的場面，便可見一斑！不過，香港的警隊質素毋庸置疑；二○○五年底處理「韓農」的示威便清楚顯示出來。至目前為止，香港社會對年青人還是包容的，這也是香港社會可貴之處。但香港人對社會穩定還是有底線的。

其三，雖然社會主流贊同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如果客觀社會深層次矛盾持續擴大又如何？這便要考驗香港自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建立的福利制度了。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遊行秩序井然，當年低下階層市民參與較少，反映民怨集中在中產階層對社會參與及民主的訴求。若低下階層不滿而大規模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情況極可能完全不同。筆者去年撰文評論施政報告，題目為「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註】，結論是香港政府對所有市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有承諾，所以窮人不會造反。一般而言，香港沒有一個市民因經濟能力差而不能夠獲得居住、生活開支、醫療及公平教育機會的保障。當然，香港窮人獲得的福利是「社會最低標準」，但觀乎香港的稅制設計，我們又可以作何要求？

民怨深、管治難

當然，這並不表示政府不可以做得好些。「香港社會和諧調查」所反映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嚴重化及政府表現的全面下跌，反 映市民期望政府要更有承擔，能夠更公正為小市民主持公道，並在可以的範圍內扶他們一把。

目前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不是暴動，亦不是小部分「八十後」的過激行為，而是社會深層次矛盾影響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及能力；若政府不及時採取適當措施對應民怨所在，特區政府如何有效管治才是一個問題。

香港是華人社會，我們不能脫離傳統文化，只講民主自由、個人權利及經濟發展，而不講社會和諧；這亦是香港不和諧的原因之一。但在現代社會談社會和諧不能不講社會矛盾；它不會因為中國人相信「大家各讓一步、求同存異」的和諧觀而不存在的。

因此，現代社會的和諧一定要建立在制度公義的基礎之上，才講求同存異，才不會令弱者受強權欺凌，社會才會和諧。
放在管治角度，特區政府若不設法減低市民對社會不公，尤其是貧富差距及大財團與小市民 矛盾二項深層次問題的不滿，民怨一定揮之不去，而它的管治亦會受拖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
〈香港夢碎，窮人會造反嗎？評施政報告的扶貧政策〉《信報》
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http://web.swk.cuhk.edu.hk/~ck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