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數字看吸毒嚴重程度

藉數字看吸毒嚴重程度

《明報》，2009年10月15日

文﹕鄧鍵一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資料蒐集﹕李玉茹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當我們嘗試從道德恐慌的角度探討校園吸毒問題時，並非旨在爭論到底吸毒是否會對青少年造成傷害，或者到底有多少學生吸毒才算「過多」之類的問題。反而，我們應該認真檢視，整件事情當中，媒體如何闡述整件事情、哪個面向被放大了、社會人士又怎樣擔當道德領袖等等，都是值得觀察之處。

首先，在道德恐慌的情緒下，媒介如何透過數字演繹學生吸毒的嚴重程度，是其中一個值得解讀的角度。不難發覺，媒介描繪校園吸毒何其嚴重的時候，都傾向以學校作為統計單位。效果所及，即使個別中學只有三數個學生涉毒，也會把整間中學計算在內，從而得出「南區半數學校有學生吸毒 港島兩成校『中招』 離島僅三成『無毒』」（《明報》，2009.03.09）、「不乏中英名校 同學充『拆家』 23%中學曾有學生吸毒」（《星島日報》，2009.02.14）等結論。

到底有多少學生吸毒，以及整體趨勢怎樣？是需要首先弄清的基本事實。2004年，禁毒處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研究並發表的《二零零四年學生服用藥物情調查》（下稱浸大報告），以及2008年由禁毒處發表的《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下稱小組報告），是近期較全面的統計。前者對學生吸毒和濫毒的狀況和心態作全面調查，樣本人口約9萬多人，雖然已經是5年前的數據，卻十分有參考價值。至於後者的數據，主要是禁毒處檔案室獲呈報的數字。作為官方數據，它理應較準確，但不要忘記，它另一方面可能只反映出政府打擊吸毒和濫藥的力度。即使吸毒的青少年人數不變，該數字也可能因為政府加強打擊而上升。

2000及01年是學生吸毒高峰

當政府和相關團體代表提到吸毒人數上升時，總以過去5年的數字比較。有趣的是，「浸大報告」和「小組報告」都不約而同指出，2000年和2001年才是青少年吸毒的高峰期。保安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要求政府增加撥款時，指21歲以下吸毒個案較4年前（2005年2278宗）急升了57%。按小組報告的數據推算，即大概3500宗吧。然而，這跟2000年的4020宗和2001年的3902宗，仍有一段距離。在這裏，我們不禁要問，為何當時輿論對這個議題然不聞不問？很大程度上，這情符合了道德恐慌的其中一個特質﹕「道德恐慌涉及的群體和事件可能其實存在已久，只是忽然成為媒介焦點」。


從質化的層面觀察，在道德恐慌的情緒下，媒介報道的措辭，總會叫人感到既有的秩序和價值正面臨崩潰的邊緣。例如，呂志偉在文章〈現代性、社會控制與香港青少年問題1945-1979〉指出，1960年代當「阿飛」正在社會引起恐慌的時候，報章總充斥「盼警方監視可疑飛群 防為非作歹」、「群飛登門傷人/因小事情竟糾眾施毒手/街坊同憤恨盼當局肅清」、「阿飛暴行隨處發生」、「為下一代可悲 劫案受審多飛仔」等等的新聞標題，令大眾覺得「阿飛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肅清「阿飛」是當務之急。這種報道的口，有意無意地令人忽略了造成「阿飛問題」的整體環境，如青少年人口急速上升、社區設施嚴重缺乏等。

視吸毒學生與學校對立

類似的報道方式也見於近年關於校園吸毒的報道及評論。例如「毒品攻陷校園 政府要領導全民 打贏禁毒戰」（《明報》，2009.06.09）、「毒禍蔓延 兩成中學失守 不乏名校 北區重災」（《明報》，2009.06.15）、「不想媽媽再哭泣 索K女生自白書懺悔」（《星島日報》，2009.06.20）之類的標題和措辭，都有意無意地把吸毒的學生和有學生吸毒的中學，視為事件的對立面。所謂「打贏禁毒戰」，無非意味要吸毒的學生或有學生吸毒的中學，盡快恢復既有秩序，也就是回到本來的無毒「狀態」。

然而，回顧Cohen的討論和參考「阿飛」的經驗，毒品入侵校園的恐慌背後，會不會忽略了一些更重要、更根本的因素？否則，這一波恐慌過去了，只會是下一波恐慌，可能是未婚懷孕，又或者是青少年酗酒。